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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代著名文人、戏曲家张大复与时大彬为同时代人，且张氏曾经拥有过、使用过把时大彬紫砂壶。本文试图以张大复文献为基础，探究该大彬壶的来源、大小、款式以及张大复对此壶的评价等内容，以期有助于时大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张大复 时大彬 紫砂壶
于2006年便被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其技艺涉及诸多艺术门类，因此近年来呈现较高的研究热度。其中，关于该技艺历史传承的名家及其名作，也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一批“大彬壶”的陆续出土，以及许多纸上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时大彬研究成为紫砂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借助出土大彬壶以及明清两代的文獻记载，不断推进早期紫砂艺术发展史的研究与探讨。但是，由于时大彬盛名早著，其生前已有仿作之赝品，且后代的笔记文献中难免参杂一些传说的成分。因此，若欲去伪存真，探究大彬壶的历史真相，最好是寻找与时大彬同时代的，且真正拥有过、使用过大彬壶的人所留下的历史记录，这样的文献，可信度最高，也最为接近历史的真相。
非常幸运，笔者发现明代著名文人、戏曲家张大复真正拥有过、使用过时大彬壶。因此，以张大复文献为基础，分析其大彬壶之由来、大小、款式以及其对于大彬壶的评价等内容，或有助于时大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张大复其人
张大复，字元长，号寒山子，又号病居士，世家苏州之昆山；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崇祯三年（1630年）卒于乡，享年77岁。大复为明末吴门著名文人、戏曲家、声律学家，所著有《梅花草堂笔谈》《闻雁斋笔谈》《梅花草堂集》等，另有戏曲传奇近三十种遗世，影响很大。在其所有著作中，《梅花草堂笔谈》一书最得世人称誉，此书不仅文字优美，且内容丰富，保存了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见闻记述。
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曾这样评价张大复：“元长贫而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买书而好读异书，老不能徇世而好经世，盖古者狷侠之流。读其书可以知其人也。”由此可见，张大复是一个诗文满腹、关心时事、交际广泛的豪迈文人形象。
最先注意到张大复文献的是南京博物院著名古陶瓷专家宋伯胤先生，在其《明人臧否时大彬》一文中，宋老列举了三条张大复谈论时大彬壶的材料，认为这是研究时大彬的“人间第一香”，是极为有用的“当代雅言”。
笔者认为，张大复的材料在时大彬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大复与大彬乃同时代人，更为重要的是，张大复确确实实拥有过、使用过大彬壶，那么，他对于时氏及大彬壶的记述和评价，应当是最为权威的第一手材料，相比于后世人的追忆或同代人的道听途说之言，更为接近历史的真相。
二、张大复之大彬壶
关于张大复所有之大彬壶来源，其在《梅花草堂笔谈》中有明确记载：
王祖玉贻一时大彬壶，平平耳，而四维上下虚空，色色可人意……（卷三·“洞山茶”条）
此段材料很清楚的交代了张大复确曾拥有大彬壶，而且该壶是由一个名叫王祖玉的朋友赠送的。王祖玉是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之孙，历史无传，据宋伯胤先生考证：王祖玉与陈继儒（与董其昌齐名的书画家）、苏宣（与文彭、何震鼎足而三的著名印人）等人友善，可见此人喜爱文化艺术且交游甚广，社会地位较高。
虽然王祖玉生平无法详考，然其生前为张大复挚友，则可确证。王氏去世之后，张大复亲作《亡友王祖玉告文》为祭：
我齿既豁，我釜既尘。人所同去，兄念转亲。人日祖玉，王公之孙。倜傥任侠，妙才寡怜。我从兄游，转得兄神。我昔误书，眊类郢人。公笑勒还，同坐莫侦。兄昔造我，必诫小丁。叱奴匿车，酒则汝巡。谁能纨绮，谙晓苦贫？谁能龆秀，护彼眊昏？我车过娄，步步伤心。仿佛音容，永巷将迎。昔赠我壶，刻日时彬。莹润无暇，袭之重捆。庶几半臂，展也如新。与玉俱碎，腹痛谁陈！
祭文之中，张大复对王祖玉评价颇高，称赞其“倜傥任侠，妙才寡怜”。为人怜贫惜弱，富而不骄，对于患有眼疾行动不便且家中苦贫的作者十分照顾。张大复外出游历，王祖玉邀请与其同坐一车返回，毫不嫌弃，免去了作者路途奔波之苦。所谓“纨绮谙苦贫，龆秀护眊昏”。张氏对于好友王祖玉之死感到非常伤心。
告文末尾，张大复再次提到王祖玉赠送时大彬壶一事，描述该壶“莹润无瑕”。作者对此大为宝惜，平时用很厚的锦帕包裹珍藏。不过可能因为张大复太过喜爱此壶，时时把玩，最终导致该壶不慎损坏。接连损失挚友和宝壶，张氏十分悲痛，称“与玉俱碎，腹痛谁陈”。而“与玉俱碎”即暗示大彬壶与王祖玉一同逝去。
那么，张大复的这把大彬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其宝之爱之的时大彬壶有没有可能为赝品呢？按前述大复之文献记载：此壶“平平耳，而四维上下虚空，色色可人意”，“莹润无瑕”，“刻日时彬”——也就是说，这应当是一把光壶，通体素洁，壶面没有装饰性的花纹或题字；款式也不会很复杂，无提梁；有刻款“时彬”或“时大彬”，非印款；整体给人以简单朴拙、大巧不工的“平平”之感。这样的形象，与明人周高起形容时大彬壶“不务妍媚而朴雅紧栗，妙不可思”的样子若合符节。关于落款，周氏认为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贴间”，也和张大复描述有简单的“时彬”落款相符。再加上赠壶者王祖玉出身名门、家境富裕且雅交甚广，与时大彬又为同时代人，尚算容易获取大彬真品，因此，其以赝鼎赠好友之可能性极低。故而，张大复所拥有的时大彬壶可确认为真品无疑。
张大复还隐晦地记录了时大彬壶的一个重要特性，那就是壶之大小问题。据其《梅花草堂笔谈》记载：
生小怯冷，然不如其畏热。五十后，常取时壶煨手，稍去之，辄拳缩不肯展……（卷十二·“畏寒”条）
张大复自号“病居士”，可见其身体状况一向不佳；曾有《病居士自传》一文，自称一身“毛病”“病悸”“病肿”“病下血”“病肾水竭”等。根据此“畏寒”条记载，张大复从小就很怕冷，50岁以后，就经常要用时大彬壶来暖手，这样才能减轻“拳缩不肯展”的症状。这一点在王祖玉祭文中亦有体现：“庶几半臂，展也如新”——幸好有了祖玉赠送的大彬壶，可以时时煨手，使得张大复的手臂可以伸展自如，像新的一样。 由此可见，张大复所有的大彬壶非常适合用来“煨手”，因此，该壶一定不会是像延安杨如珪墓出土的椭圆提梁壶那样的大壶（高15.3，口径5.1×6.8，足径5.2×6.8厘米），而应当是类似无锡县华师伊夫妇墓出土的柿蒂纹三足圆壶这样略小的壶（通高11.3，口径8.4，腹径lO.7厘米）。据周高起记载：时大彬“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可见，大彬壶有个由大而小的过程。又据陈梦人先生的精彩考证，时大彬“游娄东”的时间当在明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七年（1595—1609年）之间；而张大复的文献说明，其在50岁之前（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即拥有一把业已做小的大彬壺了。据此，可将时大彬游历娄东的时间范围缩小至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595-1604年）。
综上，张大复所有之“大彬壶”，是一把通体光素，刻“时彬”款（也可能是“大彬”或“时大彬”）的紫砂小圆壶。张氏对其十分喜爱珍惜，然此壶后来还是被损，并未能保存下来。
三、洞山茶与大彬壶
茶壶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用来喝茶，饮名茶必须配上名贵的紫砂壶。明人徐溜有诗云：“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可见，要喝上好的虎丘春茶，需以宜兴紫砂器配之，方能饮出卢仝《七碗茶歌》中“两腋习习清风生”的效果。
张大复拥有紫砂精品“大彬壶”，又世家茗茶产地苏州，故自称“性嗜茶”，是一位茗道高手。其《梅花草堂笔谈》一书中，多言及明代茶事，如“试茶”条日：“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若非时常品茶论茗且精于茶理者，不可能有如此精到之论。
诸茶之中，张氏最为推崇“洞山茶”。前述《梅花草堂笔谈》卷三“洞山茶”条记载：
……今日盛洞山茶酌，已饮，倩郎问此茶何似？答曰：“似时彬壶。”予冁然洗盏，更酌饮之。
作者以心爱的时大彬壶为器皿，盛洞山茶饮，并认为此茶就像大彬壶一样美妙。饮完之后，张氏还十分开心的亲自洗净茶具，准备再喝一杯，继续“茗战”。作者对茶与壶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
以大彬壶饮洞山茶，如此雅事，张大复似乎十分享受，除了在笔记小品中有所记载之外，还以诗歌吟咏此事：
洞山茶歌戏答王孟夙见寄
吴下烹茗说洞山，几人着眼斗清闲。
山中傲吏曾相识，紫茸片片气如兰。
自入黄梅雨正肥，忙呼博士解春衣。
瓷罂削玉彬壶紫，松火铛鸣蟹爪飞。
桑苎有经穷则变，卢仝知味古已稀。
莫言世外交情淡，喉舌相安寘是非。
诗中，作者称赞洞山茶质佳如兰，精美的茶具有似玉的茶碗和色紫的大彬壶。妙器佳茗，相得益彰。由于明代饮茶习惯与唐代陆羽、卢仝时期有了很大的区别（从复杂的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到元明简捷的以沸水冲泡叶茶），这样的变化直接催生了宜兴紫砂壶的诞生并风靡天下。尽管紫砂茶具论奢华不如金银，论巧丽不如瓷玉，但经过时大彬等高手匠人的精心创作，使砂壶美质内涵，能激发真茶之色香味，外观浑朴，本色如正人君子，用久自发暗哑之光，堪供文房雅玩，因而极受如张大复等爱茶文人青睐。
那张大复笔下与大彬壶同样美妙的“洞山茶”究竟是什么茶呢？笔者认为，“洞山茶”是洞庭东山茶的简称，亦名东山茶，也就是现在著名的“碧螺春”茶，产于苏州太湖东山一带。明四家之一的唐寅曾有诗曰：
自与湖山有宿缘，倾囊刚可买吴船。
纶巾布服怀茶饼，卧煮东山悟道泉。
唐伯虎不仅眷恋苏吴湖山，更嗜茶饮，因此不惜解衣倾囊，买船而往，游览之余，高卧东山，用悟道泉水泡洞山茶饮，雅致非常。
明代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继往开来、迅猛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有学者认为，自明代中叶起，由于散茶瀹饮法的确立和简约茶风的盛行，吸引大批高人闻士介入茶饮活动，嗜好茗饮、品鉴名茶、研讨茶艺成为文人雅士所追求的一种时代风尚。由此可见，明代的饮茶活动在文人之间非常流行，使用时大彬制紫砂壶饮用名贵的茗茶，是一件值得一书再书的美事。
明代著名诗人、藏书家徐火勃，也是一位茗道好手。徐氏（1570-1642）字惟起，又字兴公，福建闽县人；史称其“博闻多识，善草隶书；积书鳌峰书舍至数万卷”。其人雅好嗜茶，自称许次纾（著《茶疏》）、屠本（著《茗笈》）、闻龙（著《茶笺》）等著名茶人“皆与余善”，曾于万历四十年作《武夷茶考》一文，说明其对于茶艺有较高的品鉴能力。徐氏文集之中，有两首吟咏大彬壶与茶饮的诗：
何舅悌自武夷山归，惠小春茶
武夷自昔神仙乡，三十六峰摩穹苍。怜君杖履遍登历，云光霞气沾衣裳。归来贻我小春茗，一跗一萼如旗枪。呼童烹点燃瓦鼎，亲验火候虫啥霜。时壶倾泻翠羽色，宣瓯满注蚕豆香。我方文圉病消渴，得此不减金茎尝。卢仝笼头何必着纱帽，陆羽煎喫徒尔需绡囊。惟有王濛元不怕水厄，请君斟酌十六仙芽汤。
——载《续修四库全书·鳌峰集·卷八》
夏日山斋（五之三）
自烧活火扇风炉，雪浪新翻螂眼珠。
翠竹阴中梧影下，乳花倾泻小时壶。
——载《续修四库全书·鳌峰集·卷二十五》
在徐氏笔下，邀上三五知己，或在宁静自然的野外，或在寂静幽雅的茶寮，扇炉煮水，将翠绿的茶汤从时大彬壶中倾倒而出的场景，真是“生人闲远之思”。很显然，在张大复、徐坳等文人墨客眼中，大彬壶（紫砂器）所担负的，已远远超越了单纯冲泡茶叶的物质层面的享用；审美的愉悦、艺术的人生、精神的寄托甚至天下太平的理想，都生动的体现在大彬壶朴质外观的深处。
四、张大复评价大彬壶
张大复对于大彬壶的评价，集中体现在《梅花草堂笔谈》之“时大彬”条上： 时大彬之物，如名窑宝刀，不可使满天下；使满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积意发愤，一二为而已矣。时大彬为人埴，多袖手观奕，意尝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吏，惟恐匿影不深。吾是以知其必传，虽然偃蹇已甚，壶将去之。黄商隐日：“时氏之埴，出火得八九焉。”今不能二三，盖壶去之矣。故夫名者身后之价，不可以先，不可以尽。吾友郑君约之塑也，云阳死之。夫先与尽犹不可，况其有兼之者哉。悲夫！（卷十二·时大彬）
张大复通过亲身实践，亲自使用大彬壶之后，作出了大彬壶如“名窑宝刀”的评价，认为时大彬必能流传千古。关于此点，宋伯胤先生在其《明人臧否时大彬》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兹不赘述。而《梅花草堂笔谈》“钓雪”条曰：“时彬壶不可胜”一语，更是张氏对大彬壶的至高评价。
张大复对大彬壶的喜爱且由衷赞美，并不是个例。在万历时大彬未卒之年，其所制之壶已得享盛名。除张氏外，与大彬同时代文人多有时壶贵重的记录。如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生于隆庆二年（1568），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基本与时大彬为同代人，其在《瓶花斋杂录》中记载：“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
当然，时大彬紫砂壶并不仅仅在文人士大夫间声名日重，作为生活中的一种实用器，大彬壶甚至出现在一些戏曲传奇中。有小说家在描写名妓房内铺陈豪华时道：
香几上摆一座宣铜宝鼎，文具里列几方汉玉图书。时大彬小磁壶，粗砂细做；王羲之兰亭帖，带草连真。白纸壁挂一幅美人图画，红罗帐系一双线佶牙钩。漆盒中放一串金钢子，百零八粒；锦囊内贮一张七弦琴，玉轸金徽。消闲的有两付围棋双陆，遣闷的是一炉口叭龙涎。正是一点红尘飞不到，胜似蓬莱小洞天。多少五陵裘马客，进时容易退时难。
在金木散人笔下，时大彬的“小磁壶”是和“宣铜宝鼎”“汉玉图书”及王羲之的兰亭帖等宝物同样身价的。虽说这只是小说家编造的夸张之言，可是将大彬壶编入小说戏曲之中，正可以说明其“名满天下”的程度。
17世纪中叶，江西文人徐世溥（1608—1658）在给朋友的一通信札中，以无比依恋的怀旧心情回顾起万历年间（1573—1620）文化事业的繁荣辉煌，并且罗列出一批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及其成就。即使在今天，这通信札仍可以被视为对那个时代文化成就的高度概括：
当神宗（即万历年间，1573—1620）时，天下文治响盛。若赵高邑（赵南星，1550—1627）、顾无锡（顾宪成，1550—1612）、邹吉水（邹元标，1551—1624）、海琼州（海瑞，1514—1587）之道德风节，袁嘉兴（袁黄，15：33—1606）之穷理，焦秣林（焦竑，1541—1620）之博物，董华亭（董其昌，1555—1636）之书画，徐上海（徐光启，1562--1620）、利西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1552-1610）之历法，汤临川（汤显祖，1550--1617）之词曲，李奉祠（李时珍，1518—1593）之本草，赵隐君（赵宦光，1559—1625）之字学。下而时氏（时大彬）之陶，顾氏（名不详）之，台，方氏（方于鲁，1541—1608）、程氏（程君房，1541—1610）之墨，陆氏（陆子刚）攻玉，何氏（何震，1535—1604）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蔽天壤。
在这通信札里，徐世溥将社会地位低微的时大彬（工匠）列入萬历朝“文治响盛”的人物之中，使之与顾宪成、海瑞、袁黄、焦竑、董其昌等文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同列，并且相信他们堪与古代的英杰相媲美。在一个恪守“士农工商”等级秩序的社会中，能有如此赞誉，足证时大彬的高超技艺，已经可以助他跨过“工”和“商”的门槛，从而进入“士”的阶层了。
五、结语
与时大彬同时代的张大复，从朋友处获得了一把大彬壶。此壶制作的有章有序，规规矩矩。张氏对此十分喜爱珍惜，经常用它来冲泡名贵的“洞山茶”。通过亲身实践与使用，张大复做出了时壶如“名窑宝刀”的评价，认为时大彬必能流传千古。
由于明代饮茶习俗的变化，时大彬应运而生，他以高超的技艺制作出堪供文房雅玩的紫砂壶，所谓的“大彬壶”美质内涵，外观浑朴，在张大复等文人墨客眼中，审美的愉悦、艺术的人生、精神的寄托甚至天下太平的理想，都生动的体现在大彬壶朴质外观的深处。笔者认为，这应当就是大彬壶被高度评价为“大雅之遗”“千载一时”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赵倩）
【关键词】张大复 时大彬 紫砂壶
于2006年便被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其技艺涉及诸多艺术门类，因此近年来呈现较高的研究热度。其中，关于该技艺历史传承的名家及其名作，也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一批“大彬壶”的陆续出土，以及许多纸上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时大彬研究成为紫砂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借助出土大彬壶以及明清两代的文獻记载，不断推进早期紫砂艺术发展史的研究与探讨。但是，由于时大彬盛名早著，其生前已有仿作之赝品，且后代的笔记文献中难免参杂一些传说的成分。因此，若欲去伪存真，探究大彬壶的历史真相，最好是寻找与时大彬同时代的，且真正拥有过、使用过大彬壶的人所留下的历史记录，这样的文献，可信度最高，也最为接近历史的真相。
非常幸运，笔者发现明代著名文人、戏曲家张大复真正拥有过、使用过时大彬壶。因此，以张大复文献为基础，分析其大彬壶之由来、大小、款式以及其对于大彬壶的评价等内容，或有助于时大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张大复其人
张大复，字元长，号寒山子，又号病居士，世家苏州之昆山；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崇祯三年（1630年）卒于乡，享年77岁。大复为明末吴门著名文人、戏曲家、声律学家，所著有《梅花草堂笔谈》《闻雁斋笔谈》《梅花草堂集》等，另有戏曲传奇近三十种遗世，影响很大。在其所有著作中，《梅花草堂笔谈》一书最得世人称誉，此书不仅文字优美，且内容丰富，保存了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见闻记述。
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曾这样评价张大复：“元长贫而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买书而好读异书，老不能徇世而好经世，盖古者狷侠之流。读其书可以知其人也。”由此可见，张大复是一个诗文满腹、关心时事、交际广泛的豪迈文人形象。
最先注意到张大复文献的是南京博物院著名古陶瓷专家宋伯胤先生，在其《明人臧否时大彬》一文中，宋老列举了三条张大复谈论时大彬壶的材料，认为这是研究时大彬的“人间第一香”，是极为有用的“当代雅言”。
笔者认为，张大复的材料在时大彬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大复与大彬乃同时代人，更为重要的是，张大复确确实实拥有过、使用过大彬壶，那么，他对于时氏及大彬壶的记述和评价，应当是最为权威的第一手材料，相比于后世人的追忆或同代人的道听途说之言，更为接近历史的真相。
二、张大复之大彬壶
关于张大复所有之大彬壶来源，其在《梅花草堂笔谈》中有明确记载：
王祖玉贻一时大彬壶，平平耳，而四维上下虚空，色色可人意……（卷三·“洞山茶”条）
此段材料很清楚的交代了张大复确曾拥有大彬壶，而且该壶是由一个名叫王祖玉的朋友赠送的。王祖玉是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之孙，历史无传，据宋伯胤先生考证：王祖玉与陈继儒（与董其昌齐名的书画家）、苏宣（与文彭、何震鼎足而三的著名印人）等人友善，可见此人喜爱文化艺术且交游甚广，社会地位较高。
虽然王祖玉生平无法详考，然其生前为张大复挚友，则可确证。王氏去世之后，张大复亲作《亡友王祖玉告文》为祭：
我齿既豁，我釜既尘。人所同去，兄念转亲。人日祖玉，王公之孙。倜傥任侠，妙才寡怜。我从兄游，转得兄神。我昔误书，眊类郢人。公笑勒还，同坐莫侦。兄昔造我，必诫小丁。叱奴匿车，酒则汝巡。谁能纨绮，谙晓苦贫？谁能龆秀，护彼眊昏？我车过娄，步步伤心。仿佛音容，永巷将迎。昔赠我壶，刻日时彬。莹润无暇，袭之重捆。庶几半臂，展也如新。与玉俱碎，腹痛谁陈！
祭文之中，张大复对王祖玉评价颇高，称赞其“倜傥任侠，妙才寡怜”。为人怜贫惜弱，富而不骄，对于患有眼疾行动不便且家中苦贫的作者十分照顾。张大复外出游历，王祖玉邀请与其同坐一车返回，毫不嫌弃，免去了作者路途奔波之苦。所谓“纨绮谙苦贫，龆秀护眊昏”。张氏对于好友王祖玉之死感到非常伤心。
告文末尾，张大复再次提到王祖玉赠送时大彬壶一事，描述该壶“莹润无瑕”。作者对此大为宝惜，平时用很厚的锦帕包裹珍藏。不过可能因为张大复太过喜爱此壶，时时把玩，最终导致该壶不慎损坏。接连损失挚友和宝壶，张氏十分悲痛，称“与玉俱碎，腹痛谁陈”。而“与玉俱碎”即暗示大彬壶与王祖玉一同逝去。
那么，张大复的这把大彬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其宝之爱之的时大彬壶有没有可能为赝品呢？按前述大复之文献记载：此壶“平平耳，而四维上下虚空，色色可人意”，“莹润无瑕”，“刻日时彬”——也就是说，这应当是一把光壶，通体素洁，壶面没有装饰性的花纹或题字；款式也不会很复杂，无提梁；有刻款“时彬”或“时大彬”，非印款；整体给人以简单朴拙、大巧不工的“平平”之感。这样的形象，与明人周高起形容时大彬壶“不务妍媚而朴雅紧栗，妙不可思”的样子若合符节。关于落款，周氏认为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贴间”，也和张大复描述有简单的“时彬”落款相符。再加上赠壶者王祖玉出身名门、家境富裕且雅交甚广，与时大彬又为同时代人，尚算容易获取大彬真品，因此，其以赝鼎赠好友之可能性极低。故而，张大复所拥有的时大彬壶可确认为真品无疑。
张大复还隐晦地记录了时大彬壶的一个重要特性，那就是壶之大小问题。据其《梅花草堂笔谈》记载：
生小怯冷，然不如其畏热。五十后，常取时壶煨手，稍去之，辄拳缩不肯展……（卷十二·“畏寒”条）
张大复自号“病居士”，可见其身体状况一向不佳；曾有《病居士自传》一文，自称一身“毛病”“病悸”“病肿”“病下血”“病肾水竭”等。根据此“畏寒”条记载，张大复从小就很怕冷，50岁以后，就经常要用时大彬壶来暖手，这样才能减轻“拳缩不肯展”的症状。这一点在王祖玉祭文中亦有体现：“庶几半臂，展也如新”——幸好有了祖玉赠送的大彬壶，可以时时煨手，使得张大复的手臂可以伸展自如，像新的一样。 由此可见，张大复所有的大彬壶非常适合用来“煨手”，因此，该壶一定不会是像延安杨如珪墓出土的椭圆提梁壶那样的大壶（高15.3，口径5.1×6.8，足径5.2×6.8厘米），而应当是类似无锡县华师伊夫妇墓出土的柿蒂纹三足圆壶这样略小的壶（通高11.3，口径8.4，腹径lO.7厘米）。据周高起记载：时大彬“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可见，大彬壶有个由大而小的过程。又据陈梦人先生的精彩考证，时大彬“游娄东”的时间当在明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七年（1595—1609年）之间；而张大复的文献说明，其在50岁之前（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即拥有一把业已做小的大彬壺了。据此，可将时大彬游历娄东的时间范围缩小至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595-1604年）。
综上，张大复所有之“大彬壶”，是一把通体光素，刻“时彬”款（也可能是“大彬”或“时大彬”）的紫砂小圆壶。张氏对其十分喜爱珍惜，然此壶后来还是被损，并未能保存下来。
三、洞山茶与大彬壶
茶壶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用来喝茶，饮名茶必须配上名贵的紫砂壶。明人徐溜有诗云：“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可见，要喝上好的虎丘春茶，需以宜兴紫砂器配之，方能饮出卢仝《七碗茶歌》中“两腋习习清风生”的效果。
张大复拥有紫砂精品“大彬壶”，又世家茗茶产地苏州，故自称“性嗜茶”，是一位茗道高手。其《梅花草堂笔谈》一书中，多言及明代茶事，如“试茶”条日：“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若非时常品茶论茗且精于茶理者，不可能有如此精到之论。
诸茶之中，张氏最为推崇“洞山茶”。前述《梅花草堂笔谈》卷三“洞山茶”条记载：
……今日盛洞山茶酌，已饮，倩郎问此茶何似？答曰：“似时彬壶。”予冁然洗盏，更酌饮之。
作者以心爱的时大彬壶为器皿，盛洞山茶饮，并认为此茶就像大彬壶一样美妙。饮完之后，张氏还十分开心的亲自洗净茶具，准备再喝一杯，继续“茗战”。作者对茶与壶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
以大彬壶饮洞山茶，如此雅事，张大复似乎十分享受，除了在笔记小品中有所记载之外，还以诗歌吟咏此事：
洞山茶歌戏答王孟夙见寄
吴下烹茗说洞山，几人着眼斗清闲。
山中傲吏曾相识，紫茸片片气如兰。
自入黄梅雨正肥，忙呼博士解春衣。
瓷罂削玉彬壶紫，松火铛鸣蟹爪飞。
桑苎有经穷则变，卢仝知味古已稀。
莫言世外交情淡，喉舌相安寘是非。
诗中，作者称赞洞山茶质佳如兰，精美的茶具有似玉的茶碗和色紫的大彬壶。妙器佳茗，相得益彰。由于明代饮茶习惯与唐代陆羽、卢仝时期有了很大的区别（从复杂的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到元明简捷的以沸水冲泡叶茶），这样的变化直接催生了宜兴紫砂壶的诞生并风靡天下。尽管紫砂茶具论奢华不如金银，论巧丽不如瓷玉，但经过时大彬等高手匠人的精心创作，使砂壶美质内涵，能激发真茶之色香味，外观浑朴，本色如正人君子，用久自发暗哑之光，堪供文房雅玩，因而极受如张大复等爱茶文人青睐。
那张大复笔下与大彬壶同样美妙的“洞山茶”究竟是什么茶呢？笔者认为，“洞山茶”是洞庭东山茶的简称，亦名东山茶，也就是现在著名的“碧螺春”茶，产于苏州太湖东山一带。明四家之一的唐寅曾有诗曰：
自与湖山有宿缘，倾囊刚可买吴船。
纶巾布服怀茶饼，卧煮东山悟道泉。
唐伯虎不仅眷恋苏吴湖山，更嗜茶饮，因此不惜解衣倾囊，买船而往，游览之余，高卧东山，用悟道泉水泡洞山茶饮，雅致非常。
明代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继往开来、迅猛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有学者认为，自明代中叶起，由于散茶瀹饮法的确立和简约茶风的盛行，吸引大批高人闻士介入茶饮活动，嗜好茗饮、品鉴名茶、研讨茶艺成为文人雅士所追求的一种时代风尚。由此可见，明代的饮茶活动在文人之间非常流行，使用时大彬制紫砂壶饮用名贵的茗茶，是一件值得一书再书的美事。
明代著名诗人、藏书家徐火勃，也是一位茗道好手。徐氏（1570-1642）字惟起，又字兴公，福建闽县人；史称其“博闻多识，善草隶书；积书鳌峰书舍至数万卷”。其人雅好嗜茶，自称许次纾（著《茶疏》）、屠本（著《茗笈》）、闻龙（著《茶笺》）等著名茶人“皆与余善”，曾于万历四十年作《武夷茶考》一文，说明其对于茶艺有较高的品鉴能力。徐氏文集之中，有两首吟咏大彬壶与茶饮的诗：
何舅悌自武夷山归，惠小春茶
武夷自昔神仙乡，三十六峰摩穹苍。怜君杖履遍登历，云光霞气沾衣裳。归来贻我小春茗，一跗一萼如旗枪。呼童烹点燃瓦鼎，亲验火候虫啥霜。时壶倾泻翠羽色，宣瓯满注蚕豆香。我方文圉病消渴，得此不减金茎尝。卢仝笼头何必着纱帽，陆羽煎喫徒尔需绡囊。惟有王濛元不怕水厄，请君斟酌十六仙芽汤。
——载《续修四库全书·鳌峰集·卷八》
夏日山斋（五之三）
自烧活火扇风炉，雪浪新翻螂眼珠。
翠竹阴中梧影下，乳花倾泻小时壶。
——载《续修四库全书·鳌峰集·卷二十五》
在徐氏笔下，邀上三五知己，或在宁静自然的野外，或在寂静幽雅的茶寮，扇炉煮水，将翠绿的茶汤从时大彬壶中倾倒而出的场景，真是“生人闲远之思”。很显然，在张大复、徐坳等文人墨客眼中，大彬壶（紫砂器）所担负的，已远远超越了单纯冲泡茶叶的物质层面的享用；审美的愉悦、艺术的人生、精神的寄托甚至天下太平的理想，都生动的体现在大彬壶朴质外观的深处。
四、张大复评价大彬壶
张大复对于大彬壶的评价，集中体现在《梅花草堂笔谈》之“时大彬”条上： 时大彬之物，如名窑宝刀，不可使满天下；使满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积意发愤，一二为而已矣。时大彬为人埴，多袖手观奕，意尝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吏，惟恐匿影不深。吾是以知其必传，虽然偃蹇已甚，壶将去之。黄商隐日：“时氏之埴，出火得八九焉。”今不能二三，盖壶去之矣。故夫名者身后之价，不可以先，不可以尽。吾友郑君约之塑也，云阳死之。夫先与尽犹不可，况其有兼之者哉。悲夫！（卷十二·时大彬）
张大复通过亲身实践，亲自使用大彬壶之后，作出了大彬壶如“名窑宝刀”的评价，认为时大彬必能流传千古。关于此点，宋伯胤先生在其《明人臧否时大彬》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兹不赘述。而《梅花草堂笔谈》“钓雪”条曰：“时彬壶不可胜”一语，更是张氏对大彬壶的至高评价。
张大复对大彬壶的喜爱且由衷赞美，并不是个例。在万历时大彬未卒之年，其所制之壶已得享盛名。除张氏外，与大彬同时代文人多有时壶贵重的记录。如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生于隆庆二年（1568），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基本与时大彬为同代人，其在《瓶花斋杂录》中记载：“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
当然，时大彬紫砂壶并不仅仅在文人士大夫间声名日重，作为生活中的一种实用器，大彬壶甚至出现在一些戏曲传奇中。有小说家在描写名妓房内铺陈豪华时道：
香几上摆一座宣铜宝鼎，文具里列几方汉玉图书。时大彬小磁壶，粗砂细做；王羲之兰亭帖，带草连真。白纸壁挂一幅美人图画，红罗帐系一双线佶牙钩。漆盒中放一串金钢子，百零八粒；锦囊内贮一张七弦琴，玉轸金徽。消闲的有两付围棋双陆，遣闷的是一炉口叭龙涎。正是一点红尘飞不到，胜似蓬莱小洞天。多少五陵裘马客，进时容易退时难。
在金木散人笔下，时大彬的“小磁壶”是和“宣铜宝鼎”“汉玉图书”及王羲之的兰亭帖等宝物同样身价的。虽说这只是小说家编造的夸张之言，可是将大彬壶编入小说戏曲之中，正可以说明其“名满天下”的程度。
17世纪中叶，江西文人徐世溥（1608—1658）在给朋友的一通信札中，以无比依恋的怀旧心情回顾起万历年间（1573—1620）文化事业的繁荣辉煌，并且罗列出一批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及其成就。即使在今天，这通信札仍可以被视为对那个时代文化成就的高度概括：
当神宗（即万历年间，1573—1620）时，天下文治响盛。若赵高邑（赵南星，1550—1627）、顾无锡（顾宪成，1550—1612）、邹吉水（邹元标，1551—1624）、海琼州（海瑞，1514—1587）之道德风节，袁嘉兴（袁黄，15：33—1606）之穷理，焦秣林（焦竑，1541—1620）之博物，董华亭（董其昌，1555—1636）之书画，徐上海（徐光启，1562--1620）、利西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1552-1610）之历法，汤临川（汤显祖，1550--1617）之词曲，李奉祠（李时珍，1518—1593）之本草，赵隐君（赵宦光，1559—1625）之字学。下而时氏（时大彬）之陶，顾氏（名不详）之，台，方氏（方于鲁，1541—1608）、程氏（程君房，1541—1610）之墨，陆氏（陆子刚）攻玉，何氏（何震，1535—1604）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蔽天壤。
在这通信札里，徐世溥将社会地位低微的时大彬（工匠）列入萬历朝“文治响盛”的人物之中，使之与顾宪成、海瑞、袁黄、焦竑、董其昌等文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同列，并且相信他们堪与古代的英杰相媲美。在一个恪守“士农工商”等级秩序的社会中，能有如此赞誉，足证时大彬的高超技艺，已经可以助他跨过“工”和“商”的门槛，从而进入“士”的阶层了。
五、结语
与时大彬同时代的张大复，从朋友处获得了一把大彬壶。此壶制作的有章有序，规规矩矩。张氏对此十分喜爱珍惜，经常用它来冲泡名贵的“洞山茶”。通过亲身实践与使用，张大复做出了时壶如“名窑宝刀”的评价，认为时大彬必能流传千古。
由于明代饮茶习俗的变化，时大彬应运而生，他以高超的技艺制作出堪供文房雅玩的紫砂壶，所谓的“大彬壶”美质内涵，外观浑朴，在张大复等文人墨客眼中，审美的愉悦、艺术的人生、精神的寄托甚至天下太平的理想，都生动的体现在大彬壶朴质外观的深处。笔者认为，这应当就是大彬壶被高度评价为“大雅之遗”“千载一时”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赵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