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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能支持灾后重建，又能协助正在进行中的经济结构转型，还有利于消除结构失衡和降低通胀压力
有人说2008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流年不利，首先是雪灾，接着是“藏独”，然后就是地震。汶川大地震在两分钟之内令至少几百万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造成无数人间悲剧。出乎意料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强、团结和忘我的精神，转瞬间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起码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也逐步领悟到，再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今年也许是个多事之秋，但过了许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否发现2008年恰恰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起点呢？
汶川大地震以来的发展，实实在在地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各级政府竭力封锁消息。后来一个区里的干部坐着吉普车日夜兼程赶到中南海，才将实情报告给了最高领导人。这次地震发生仅仅2个多小时，总理已经在赶往灾区的途中。我们曾经批评决策当局过去几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缺乏决断，但过去一周多以来的经历再次证明，一旦危机紧迫，中国政府依然非常果断和有效。地震以来的全民关注、捐款和救援也直接否定了过去社会上“物质至上”的倾向。
快速、有效的救助不但减少了人员伤亡的数量，也有利于控制灾难对经济的冲击。考察地震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产损失和经济活动减少，二是投资重建。这次受到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主要是四川、重庆和甘肃的部分地区，但这些地区基本都不属于重要经济中心。我们估计，因地震减少的经济活动大约为750亿元，相当于2007年全国GDP的近0.3%。如果这些影响大部分集中发生在五六月，那么今年二季度GDP增长可能将减速1个百分点左右。
而损失中包括厂房、民居和基础设施等财产的价值，就要大得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四川、重庆和甘肃等地14000多家工业企业的直接损失大致为670亿元；全国的财产损失可能高达7500亿元，相当于2007年GDP的3%，损失惨重。但以后一旦开始重建，新增的投资则能够推动GDP增长加速。如果我们将上述经济活动减少和重建投资增加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地震对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就可能不是非常显著。
但其实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并非地震造成损失的数量，而是帮助灾区重建的途径。过去一周来，国内外无数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纷纷慷慨解囊，捐助了上百亿甚至更多的资金和物资。毫无疑问，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将会用于帮助受灾百姓和企业进行重建，但这些还将远远不够。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政府必须在灾区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可能需要修正一些先前的政策方针，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实施数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呼吁政府执行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在流动性过剩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适当紧缩，以防范通货膨胀发生和蔓延。目前通货膨胀的水平连续创11年新高，中央银行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紧缩的方向。
但同时，财政政策可以适当放松。过去五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20%—30%的增长速度，国内外公共负债水平也非常低。因此政府完全有经济实力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目前现实经济也迫切需要扩张型财政政策的支持。
第一，救援受灾民众和帮助灾后重建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今年中国连续遭受一系列灾难，如雪灾和地震的冲击，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非常严重。可惜的是，中国既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缺乏发达的财产保险市场，因此政府已经成为灾民维持生产、生活的唯一可靠后盾。假设地震灾害的损失分散到今后3年重建，那么政府每年需要增加开支2500亿元，大约为2007年GDP的1%，或当年财政支出的4%左右。这样的开支既能够承受也有必要，况且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辅助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最近国内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工资、大宗商品价格、环境成本等稳步上升，原来一些充满活力的企业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在珠江三角洲，有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关门或迁移。这样的现象其实反映的是很正常的经济规律，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完全有能力帮助降低经济转型的成本。比如协助研发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或者通过再培训，辅助工人再就业。这样的政策最终也有利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第三，中国需要提高投资的质量，但不应减少投资的数量。现在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断言经济已经过热，其实这是个误解。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只有一个标准，即增长速度是否超过了资源和要素能够支持的水平。中国去年经常性账户盈余占到GDP的10%以上，意味着国内仍然有庞大的资源剩余，国内需求显然不足。如果像有些专家所建议的减少投资，可能会令经常账户盈余上升到GDP的15%甚至20%。
当然消费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果能成功刺激消费增长自然好，但投资增长的潜力依然十分庞大。如基础设施、能源、大宗商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如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这些领域的投资，既可以缓解这些领域的瓶颈约束，还能增加国内需求，消除经济失衡。而外部账户盈余减少，还可以进一步抑制流动性增长，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
有人说2008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流年不利，首先是雪灾，接着是“藏独”，然后就是地震。汶川大地震在两分钟之内令至少几百万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造成无数人间悲剧。出乎意料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强、团结和忘我的精神，转瞬间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起码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也逐步领悟到，再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今年也许是个多事之秋，但过了许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否发现2008年恰恰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起点呢？
汶川大地震以来的发展，实实在在地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各级政府竭力封锁消息。后来一个区里的干部坐着吉普车日夜兼程赶到中南海，才将实情报告给了最高领导人。这次地震发生仅仅2个多小时，总理已经在赶往灾区的途中。我们曾经批评决策当局过去几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缺乏决断，但过去一周多以来的经历再次证明，一旦危机紧迫，中国政府依然非常果断和有效。地震以来的全民关注、捐款和救援也直接否定了过去社会上“物质至上”的倾向。
快速、有效的救助不但减少了人员伤亡的数量，也有利于控制灾难对经济的冲击。考察地震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产损失和经济活动减少，二是投资重建。这次受到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主要是四川、重庆和甘肃的部分地区，但这些地区基本都不属于重要经济中心。我们估计，因地震减少的经济活动大约为750亿元，相当于2007年全国GDP的近0.3%。如果这些影响大部分集中发生在五六月，那么今年二季度GDP增长可能将减速1个百分点左右。
而损失中包括厂房、民居和基础设施等财产的价值，就要大得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四川、重庆和甘肃等地14000多家工业企业的直接损失大致为670亿元；全国的财产损失可能高达7500亿元，相当于2007年GDP的3%，损失惨重。但以后一旦开始重建，新增的投资则能够推动GDP增长加速。如果我们将上述经济活动减少和重建投资增加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地震对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就可能不是非常显著。
但其实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并非地震造成损失的数量，而是帮助灾区重建的途径。过去一周来，国内外无数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纷纷慷慨解囊，捐助了上百亿甚至更多的资金和物资。毫无疑问，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将会用于帮助受灾百姓和企业进行重建，但这些还将远远不够。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政府必须在灾区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可能需要修正一些先前的政策方针，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实施数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呼吁政府执行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在流动性过剩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适当紧缩，以防范通货膨胀发生和蔓延。目前通货膨胀的水平连续创11年新高，中央银行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紧缩的方向。
但同时，财政政策可以适当放松。过去五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20%—30%的增长速度，国内外公共负债水平也非常低。因此政府完全有经济实力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目前现实经济也迫切需要扩张型财政政策的支持。
第一，救援受灾民众和帮助灾后重建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今年中国连续遭受一系列灾难，如雪灾和地震的冲击，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非常严重。可惜的是，中国既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缺乏发达的财产保险市场，因此政府已经成为灾民维持生产、生活的唯一可靠后盾。假设地震灾害的损失分散到今后3年重建，那么政府每年需要增加开支2500亿元，大约为2007年GDP的1%，或当年财政支出的4%左右。这样的开支既能够承受也有必要，况且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辅助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最近国内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工资、大宗商品价格、环境成本等稳步上升，原来一些充满活力的企业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在珠江三角洲，有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关门或迁移。这样的现象其实反映的是很正常的经济规律，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完全有能力帮助降低经济转型的成本。比如协助研发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或者通过再培训，辅助工人再就业。这样的政策最终也有利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第三，中国需要提高投资的质量，但不应减少投资的数量。现在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断言经济已经过热，其实这是个误解。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只有一个标准，即增长速度是否超过了资源和要素能够支持的水平。中国去年经常性账户盈余占到GDP的10%以上，意味着国内仍然有庞大的资源剩余，国内需求显然不足。如果像有些专家所建议的减少投资，可能会令经常账户盈余上升到GDP的15%甚至20%。
当然消费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果能成功刺激消费增长自然好，但投资增长的潜力依然十分庞大。如基础设施、能源、大宗商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如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这些领域的投资，既可以缓解这些领域的瓶颈约束，还能增加国内需求，消除经济失衡。而外部账户盈余减少，还可以进一步抑制流动性增长，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