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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从1980年Cheng第一次描述了青海汉语言特有的形态句法现象后，词素“哈”就引起了研究者试图说明地域方言的关注。然而，像Cheng一样，早些许多研究者的论述不能精确地详述青海省次方言语种资料的来源。这种不严谨导致了词素在方言语法体系所承担作用的争论。之后，特别是出自Zhang 和 Zhu （1987年）， Zhang （1994年），Zhu 和 Ding （2003年） 以及 Ren （2004年）的研究，致力于对青海省会方言西宁话的研究来弥补上述的不足。然而研究没有说到在城市腹地，紧密相关的一些方言的语法中“哈”所扮演的角色。具体说无论前后期的研究中，都没有尝试去确定这个词素的来源或解释在方言里这种特点如何发展。
在这篇论文里我将提供更加全面的阐述，有关“哈”在青海湟水话中的作用，湟水话覆盖的地区有西宁、湟源、湟中、大通、平安和贵德县{1}。文章将揭示在方言里有关“哈”的不同点，也是进一步的细化。在一部分地区（西宁市、贵德、平安、大通和湟中的部分地区），“哈”后置标识动词之前的名词短语的反作格。另外（湟源和湟中的部分地区），“哈”标识反作格也充当一般话题的标识，在西宁话中，主题标识的功能由不同的词素“呵”[x ]承当。
以反作格标识定义的“哈”我们可以开始查找方言中它的起源。后置词反作格标识没有在别的中国方言中发现。因此，就像方言中其他后置词标识，我认为它通过语言的接触进入了方言语法中。但是，不像其他标识，湟水流域的反作格将被揭示它进入方言是与藏缅语，更像是与安多藏语接触的结果。
这些发现是有意义的，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早为人们所知的这个地区的中文方言有后置名词标识，但至今没有解释它的起源。其二，虽然青海地区和邻省甘肃的地区被当作一个语言学区域（德威尔，斯莱特等人），仍然没有解释这一地区文化和语言学特征的发展。实际上，命名它为一个语言区域的界定消弱了问题。像坎贝尔（2006年）主张，作为历史语言学家，我们的任务是要解释“发生过什么”。这篇文章就要解释发生过什么才创造了汉语方言这独一无二的特点。
一、湟水话
运用词汇学和语音学证据的结合，Zhang在1984年提出在青海省周边地区至少有三个汉语次方言，首先是“循化片”，包括循化、同仁以及贵德县的部分地区。这种方言被当地人看伯“河州话”；河州是临夏以前的叫法，1929年青海省建立以前，它跨越甘肃境内，被甘肃行政管理达四百年之久。第二是“乐都片”，由乐都、民和县组成。沿湟水流域分布着这些不同的汉语团体。
第三种次方言，Zhang提到是“西宁片”，但是我重新命名为“湟水话”，它包括西宁市、湟源、湟中、大通、平安、互助和贵德的部分地区。除了贵德以外，它们都是沿着湟水排水体系，这个体系组成了湟水河上游。方言分界线，如河上的一个瀑布——大峡，把乐都片和沿湟水具有主要地理特征一致的汉语地区分开。
这篇论文将描述“哈”在湟水流域汉语中的用法。乐都类和河州类有相似的特点，或许是一个特点。我没有充分地调查“哈”在那些地区的情况，所以不会涉及到。但是我推测已发现的湟水流域汉语的相关事实对其他次方言地区适用。
二、“哈”的描述
资料中许多的变体使湟水话中的“哈”复杂化。变体产生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这个体系不必要由句法决定的，但是有语义学或实用意义观点的支撑。也就是说，在表达上产生角色混乱时，“哈”这个后置名词标识的使用就与辨别语义角色有关。当那些语义学角色在背景中很清晰时，就不会产生标识。第二，所有的方言都在标准汉语的影响下经历快速的变化（迪迪2006年）。说者有很强的筛选压力去使用变体的方言从而与常见汉语结构更加接近。结果，每一种模式里都产生了“哈”，有一种变体没有标识“哈”，它更像是标准汉语并且能传达基本的语义学内容。因为这些不同，下面的描述一定有所选择，我们去除标准汉语的层面，尝试解读方言内部“哈”的语义学上的作用。
（一）反作格标识
拉波拉（2004年）这样定义反作格：目标格、受益格、所有格或者双及物动词短语中其他非施事的标志往往作为单及物动词短语的受事的标志。
拉波拉在定义中使用了“非施事”这个术语，因为那些标识系统从语义学角度考虑，很大程度上没有依照句法体系。也就是说，当名词短语正在扮演某个语义学的角色时需要这个标识出现来消除歧义的产生。顺便举例，这也是拉波拉引用的Matisoff有关拉祜族的例子：
（1） a.ηà thà ta do
1sg OBJ neg.imp hit
‘Don’t hit me.’（不要打我）
b. li chi ηà thà p
book that 1sg OBJ give
‘Give me that book.’（给我那本书）
（1）a里后置词[thà]跟着一个受动的语义学角色的名词。（1）b同样的词素标识接受者，然而受事者没有被标识。后置词[thà]就是反作格标识。拉波拉（2004年54）还指出反作格标识和主动行为性或者参数的显著性有关，但是无关精确的语法关系和语义学的作用。纵观藏缅语名词有关的词语形态学，拉波拉描述这一现象产生很大程度上跨过了藏缅语系（被调查的170种语言里的92种中发现）。
（二）“哈”在湟水话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哈”在湟水话能标识单及物从句中的受事者。Cheng （1980），第一次出版了青海话的描述，包括以下例子（2），“哈”出现在受事之后。
（2）我开水哈喝了
1st boiled-water [xa] drink prt
‘I drank the boiled water.’
“哈”在开水之后 事实上之后的每次的出版物都列举了相同的例子，就像Ren （2004）指出，西宁话中动词之前的受事名词短语有一个出现“哈”的倾向，但是在祈使句中，是必定的。2004年我收集的资料中包含了许多如以上方式“哈”标识受动的例子。有趣的是，我的资料中还包括受事的双重标识：受事之后的“哈”和受事之前“把”如下面的例子：
（3）把书哈放着桌桌上
[pa] book [xa] place COMP table on
‘Put the book on the table！’（把书放到桌子上）
（4）家把门哈关上了
3rd [pa] door [xa] close up prt
‘He closed the door.’{3}（他关上了门）
名词参数的双重标识是青海话的普遍特征，与离格、比较格和伴随格的标识一同产生（Dwyer1992年， Dede 1999b 和 2007）。因此，在其中发现受事被双重标识的例子不足为奇。
被“哈”标识的名词短语随词序变化，因为句子开头的名词短语+“哈”比在句中的名词短语+“哈”更加强调。这个对比在下例中很清楚{2}：
（5）a.肉哈狗娃吃上了
meat [xa] dog eat pft
‘The meat was eaten by the dog.’{4}（肉被狗吃了）
b.狗肉哈吃了
dog meat [xa] eat pft
‘The dog ate the meat.’（狗吃了肉）
c.狗把肉哈吃
dog [pa] meat [xa] eat pft
‘The dog ate the meat.’（狗吃了肉）
这三个句子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强调的重点不同。（5）a里，重点是肉，而（5）b和（5）c转到了狗上，提供例句的人认为（5）b和（5）c是一样的。
例（2）-（5）表明“哈”标识动词前的受事名词短语。然而，有很多例子“哈”标识置于动词前的名词短语严格地说不是受事宾语。Zhang （1994：51）总结说，以北京方言中使用“把”来作比较：连同一个名词和动词组成“名词短语+哈+动词短语”的结构类似于北京方言的结构“把+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之后，Zhang（1994）举例和对等的北京方言：
西宁方言： 北京方言：
（6）a.他哈叫着来
b. 把他叫来
3rd [xa] call COMP come [pa] 3rd call come
‘Call him here.’‘Call him here.’
（7）a.我你哈想十八
b. 我把你想十八
1st you [xa] think prf 18 year 1st [pa] you think prf 18 year
‘I’ve thought of you for 18 years.’ ‘I’ve thought of you for eighteen years.’
第三人称在（6）可以解释为受事宾语，（7）中的动词对第二人称没有影响，所以不是受事宾语。同样，Zhu和Ding （2003：252）提供的以下例子，其中动词的单数名词参数不是受事宾语，但被“哈”标识。
（8）我你哈等一掛
1st 2nd [xa] wait a bit
‘I’ll wait for you for a bit.’
有的例子中，“哈”标识置于动词前的名词短语意味着某种来源、出处{5}。
（9）我家哈借了几本儿书
1st 3rd [xa] borrow pft several MW book
‘I borrowed several books from him.’
（10）东西家拿走了你他哈要去
thing 3rd take go pft； 2nd 3rd [xa] want go
‘He took the things； go get them from him.’
在另外一些例子中，“哈”标识置于动词前的名词短语，意味着某个目标。
（11）你他哈说给，我就去
2nd 3rd [xa] tell 1st then go
‘Tell him， then I’ll go.’
（12）你家哈打听一掛
2nd 3rd [xa] inquire a bit
‘Ask him.’
我们考虑它如何作用于包含二次及物动词的句子时，“哈”不是简单地标识受事宾语被进一步证实。下面的例子中动词短语包含两个名词参数。这些例句里“哈”标识不是受事者的参数。
（13）家大家哈办事儿着？
3rd everybody [xa] do business prt prt
‘He takes care of things for everybody.’
（14）我你哈给一双筷子
1st 2nd [xa] give one MW chopstick
I’ll give you a pair of chopsticks.’
（15）你家哈嫑问家的媳妇儿
2nd 3rd [xa] don’t ask 3rd prt wife ‘Don’t ask him about his wife.’
Ren （2004：341）用二次及物动词注释，以下四种可能的存在，四句话的意思都是：小王给我还书了6。
（16）a.S+IO+DO+V：小王我啊书还了
PN 1st [xa] book return pft
b.IO+S+DO+V：我啊小王书还了
1st [xa] PN book return pft
c.DO+S+IO+V：书小王我啊还了
book PN 1st [xa] return pft
d.S+DO+IO+V：小王书我啊还了
PN book 1st [xa] return pft
在所有的例子中，“哈”标识的名词短语是接受者，不是受事宾语。如Ren （2004：351）记录的，这个词素在这些例子中“强调与事”。
这个描述使得我们明白“哈”标识一个很大的语法关系的范围。如果这是正确的，一个有关它的作用仅仅基于分析语法关系的解释可能是有疑问的。再一次回到拉波拉反作格的概念，我们看到“哈”能标识单一及物动词的单个名词参数，还有二次及物动词的非受事参数。上面（2）-（5）例除外，被“哈”标识的名词是有活力的。这个标识因此可能被理解去识别有活力的名词短语，而不是动词的施事。
三、来源于语言接触的“哈”
就后置反作格标识的方式而言，湟水话“哈”的使用与汉语其他各种方言比较是反常规的，从历史到现状，它是通过语言的接触出现在方言里。我们顺理成章地认为方言的许多其他特点是通过语言联系而产生的。那么问题是哪一种语言与之联系，并且那种联系状态的本质是什么。
（一）土族语（Monguor）
青海的非汉语语言来自两种语言，阿尔泰语和藏缅语。Dede （1999年b）提出西宁方言的离格后置词产生是受土族语言的影响，青海东北部说一种阿尔泰语，主要地区有互助、乐都和民和县。互助和乐都说的土族语不能被民和说土族语的人理解。所以，学者们现在提到的互助变体是Mongghul，而民和变体是Mangghuer。甘肃省的天祝县也说Mongghul。考虑到此文中形态句法现象的讨论，以及这两种变体相似的形式，因此在我涉及到它们的时候，使用传统的名字土族语Monguor。
像它的蒙古语亲戚和其他阿尔泰语言，土族语是严格的宾动词序，后置词表明语法关系。与湟水话在类型上的相似说明了“哈”标识一个可能的出处。然而，湟水话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哈”标识反作格，没有在土族语中发现。更具体地说，土族语通常把与格或是接受者标识区别于宾语或者受事者标识。
Slater （2003：164-165），有关土族语资料的最完整的描述里，指出后置词“ni”是宾语的标识（也是所有格的），但是它仅仅标识在“高度及物从句”中的宾语，如例句（17）：
（17） Ni muni aguer=ni ala ge-jiang
this 1：SG：GEN daughter=ACC kill do-OBJ：PERF
‘It killed my daughter.’（它杀死了我的女儿）
受活动影响的特有存在体的身份是不重要的，或者是通用的、非决定性的，这种情况一般不标识，如例（18）：
（18）Bi mamei di-ni
1：SG wheat eat-SUBJ：FUT
‘I will/want to eat wheat.’（我想吃小麦）
但是，由于高度及物动词，甚至非决定性的或是非个体化的名词短语能带宾语标识，如下例（19）
（19） Bi tuerghang kong ge=ni ala ge-ba
1：SG fat person SG：INDEF=ACC kill do-SUBJ：PERF
‘I have killed a fat person.’（我已经杀死了一个胖子）
Slater （2003：165）提出这“似乎强调了受事宾语的受影响度。”
对照宾语标识，与格和方位格的标识，“du”标识一个宽的语义学作用的范围，包括“施益体的或者雄性体的；与事；空间的位置、时机或在过程中的一个事件；说话或行动的目标；非个人主动性”（Slater 2003：166）。在双宾及物从句中，宾语“ni”和与格或方位格“du”保持分离，如例（20）（Slater 2003：124）：
（20） Kebeghe=nang bi mori=du=nang tiejie-ni wheat：bran=REFLPOSS 1：SG horse=DAT=REFLPOSS feed-SUBJ：FUT
‘I will feed my wheat bran to my horses.’（我要给马喂麦麸）
土族语参数标识体系不同于湟水话的反作格，所以湟水话的反作格产生不大可能归结为由于和土族语有联系这一来源。
（二）藏语
如拉波拉指出，反作格标识在藏缅语大范围的被发现，包括羌语，可能从九世纪这种语言在青海使用；藏语，安多方言属于羌语的一支仍然沿用。由于历史原因，羌语不可能直接影响青海地区今天所说的汉语，所以我们转向安多藏语，作为湟水地区汉语反作格标识可能的来源。
安多藏语是典型的作格语言：不及物动词的施事/主语和及物动词的受事/宾语两者有一样的零标识。不过，有一些动词，受事、宾语被所谓的“与格”标记标识。“与格”在安多语中以“la”或者一个名词的后缀“Ca”为标识，这里“C”=辅音：g， η， b， m， r 或者还有未知 （Wang 1995：15）.下述我的资料的术语，这一标识被标记为“与格”（DAT），并且如下所示，它标识的不止是与事和位置。考虑以下的例子（Wang 1995：16-17）： （21） nor ra rtsva byin
cow DAT grass give
‘Give the grass to the cattle.’（给牲口草料）
（22） nor ra rdo gis ma rgyag
cow DAT stone INST NEG hit
‘Don’t hit the cattle with a stone.’（别用石头打牲口）
（21）中，与格标识与事，然而，（22）它标识受事。同样地，在下例中，与格标识间接的名词短语（Ebihara 2005：9）：
（23）ηα haba la thk ta z
1SG：ABS dog DAT be scared：Vp DIR/INT AUX
‘I was scared of the dog.’（我过去怕狗）
（24）ηα to la ga ta z k
1SG：ABS 2SG DAT love：Vp DIR/INT AUX
‘I fell in love with you.’（我那时与你相爱）
与格被标识名词短语如例（21）-（24）都是有活力的。类似于反作格标识在其他藏缅语中，安多与格标识有活力的不是施事的名词短语。
四、语言联系推测
在Dede（1999a），我主张青海汉语方言现在的语言联系现象极可能产生在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那时明朝已将这一地区纳入帝国。当然，汉族早于明朝已在这一地区居住了很长时间。然而，除去大概100年在十一世纪时，在明朝军队到达前的六个世纪的时间，这个地区在政治上不是由汉族管理，而是由蒙古族和藏族管理。如果这一地区由汉族统治的最后时期有汉语和非汉语的联系，例如，在中唐阶段，那么说那种语言的后裔有可能移民到中国其他地方或是同化到非汉语地区的人们当中。
对比一下，从明朝到现在，这一地区一直被汉民族统治，表明在政治结构上的持续性。另外，自从明朝的那次迁徙，除了在二十世纪，没有大规模其他民族移民群体来到这个地区。这表明民族状况自那时起几乎是稳定的。最后，有一些青海汉族民间的历史指出明朝初期他们移民到这个地区。所有的这些证据表明最早的时期，也就是汉语和非汉语交流者创造各种现在所见到的语言嫁接，是在明朝初期。
尽管现有的文献不能满足准确描述那个早期的文化背景的需要，然而有足够的信息去推测社会情况。明朝在这里建立了军事和农业，包括对湟水地区的驻军。军事统治当然是以男性为主导，所以统治者可能从当地土著的非汉语居民中寻找妻子，涉及藏族、土族族群。那个语境可能是相当不稳定，人们说话包含三种语言。这种情况下，使用多种语言和语言的相互介入将会大范围蔓延。
五、语言学机制
汉语与藏语或是土语交流者不得不适应两种语言的模式，动词参数在动词之前，而且动词参数词缀某种标识。同时，说藏话和土语的人，间或说汉语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寻求各种途径以便他们的第一语言结构能被放在汉语语言结构里。我会提出两种途径，在其中语言的共存引发当时青海话中反作格标识“哈”的融入。
首先，在Chao’s （1968：67）有影响力的标准汉语的研究里，他提出一个停顿小品词在功能上把谓语/论点从主语/话题分开。事实上，这种小品词具有强有力的关联性。（Tao 1996：52所例举的三个有关语调的结尾单元的会话里 IU Ibid）。语调单位在普通话中通常是副标题，一般随着名词短语产生（Iwasaki & Tao1993）。在标准语言中，语调单位的边缘标记经常采用一个零或者跟随一个低中心元音的滑动开头，如[a]或[ia]。
我认为语调单位标识变得符合语法要求就如汉语和安多藏语交流者在十四世纪晚期到十五世纪早期联系后融合相互的言语。谈到名词形态学在复杂的语言学环境中，特别是在融合安多藏语反作格标记（例如：与格）时，说话的人强调相关的，有活力的名词短语是把它们放在动词前和用一个语音单位标记限制它们。这种融合通过语音学的相似减少了安多藏语“与格”和汉语语音单元标识之间的困难。随着时间推移，或许在一代人中，这个在当时最新形成的湟水流域汉语标识反作格变得符合语法规则。
然而，同时代湟水流域汉语“哈”的使用不完全与安多藏语反作格或者与格标识有关。与安多藏语的与格相比“哈”能更加容易地标识简单的受事宾语，这说明安多与格和新的湟水汉语“哈”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对一的映射。一定程度上，湟水流域的汉语在符合语法规则的进程中，当不同语言交流者顺应对方时这种体系受第二种可能的技巧所影响。
第二种技巧是使用“把”结构，就此Chao （1968：346）把它当作一个前置及物动词，处于其他成分中“作用于提前宾语的位置”。实际上，“把”子结构创造了一个NP1-NP2-VP的模式，这里NP2经常是，当然不是绝对的，主要动词的受事。就像As LaPolla 和Poa更加详细的描述，这个小品词标识使用句子中主要的主题评价界限，已完成进化“消除出现在动词前位置上的非施事、非重点成分”
在湟水流域上游地区早期的汉语移民和安多藏语交流者相互适应对方的语言，他们一定利用了这种动词置后模式创造的偶然重叠的优势。的确，在现代湟水流域，“把”结构的发生比标准汉语中更自由一点。容许下面的表达方式（Wang & Wu 1984：17）：
（25）你把你吃，你我哈嫑管
2nd [pa] 2nd eat 2nd 1st [xa] don’t consider
‘You eat yours， don’t bother with me.’（你吃你的，不用管我）
这表明“把”在创造湟水流域汉语联系的情形被加强分析。“把”在动词之前保留它的一般汉语标识非施事、非强调因素的功能时，它也逐渐发展成一个更普遍的置于动词之前的名词短语标识。这一方面“把”的作用与已符合语法规则的“哈”重叠，并且引起一种情况，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标识置于动词前受事产生，上例（3）和（4），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一旦双标识模式被建立，标识的一个或者另一个可能减少并且这种表达方式能带着同样语义学内容。 总之，当时汉语和安多藏语交流者联系的状况创造了一个湟水流域汉语杂交的反作格标识。通过短期使用和语法化的过程它被完成。利用安多语反作格方式的标识，汉语中音调单位界限标记的语音学和结构的相似性，以及“把”结构普遍受事放前，最新创造的标识体系与它的原本们都有相似点并且对湟水流域汉语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六、湟水流域汉语中的主题标识
至少从Zhang 和 Zhu （1987）开始，普遍认为西宁方言“呵”有一个“受制约的”或是“主题”标识。Haiman （1978）主张“受制约的”或是“主题”标识是同一的，所以我将直接提出这个词素就是一个主题标识。Zhang 和Zhu把它翻译为“荷”，但是Liu（1998），基于语音体系分析和元代书本中曲表的使用，主张它更适合翻译为“呵”。
2004年，在湟源和一个城关镇的人一起工作，湟源在湟水流域汉语方言区域的西部，我发现那里主题标识被发音为“哈”例如（26），来自一个大学生年纪的说西宁话的女性，和例（27）一个说湟源话的年纪与前者相当的女性直接对照：
（26）我去呵比你去的方便
1st go [x ] comp. 2nd go prt. convenient
‘It’s more convenient for me to go than you.’
（27）我去哈比你去的方便
1st go [xa] comp. 2nd go prt. convenient
‘It’s more convenient for me to go than you.’
两句的不同在快速的说话中几乎听不到，但是语速慢时，很容易分辨。我在十二个被访者的重复中发现了这个差别。进入湟中县西部地区同言线分开了“哈”主题标识区域和“呵”主题标识区域。“哈”方言区是湟源和湟中县西部地区，“呵”方言区在湟中南部、大通、平安以及贵德和西宁市。
这种观察给人提出一个关于差别起源的问题，是否遍及湟水流域的反作格标识和“哈”主题标识与有关。有许多可能的存在。首先，“呵”标识是较早的，后来因为语音的相似与之后的“哈”混合。
第二种可能是，“哈”标识出现较早。“哈”作为一个主题标识，在说话时引起动词或者名词短语作为主题。另一方面，这可能事关继承汉语符合语法的语调单位界限标识。之后，它被共同选择和限制去标识反作格如上所描述。一直承担这个新任务，不过也没放弃它标识主题的任务，所以“哈”涉及标识主题和反作格，后来的汉语移民，主要在西宁市定居的，带来更容易辨别的汉语“呵”主题标识到这个地区。西宁方言城市化的风格影响了周边县的语言，所以现在大部分地区使用“呵”为主题标识，而“哈”为反作格标识。
现在关于更可能是哪一个有个不充分的证据。从一般主题标识到更具体的名词标识的变化是跨语言学的说法，但是它需要移民和语言散布的附加层来说明现在“哈”和“呵”的分布。一份更加详细的关于汉语移民到这个地区融合的更仔细的“哈”和“呵”分布区同言线图也许可能提供支持这个理论所需要的证据。
反作格和主题标识之间的准确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查，可以肯定的是，当简单标识名词短语时“哈”就像安多藏语的“与格”一样作用。形式和功能的相似有力地证明“哈”的来源是由于和安多藏语的联系。“哈”被创造的途径是在一个复杂的语言环境相互融合。这个环境包括一个相似于安多“与格”语音形态的汉语语音单元界限标识。这个界线表示适应了标识反作格。同时，安多藏语的主要结构的次序和汉语“把”置于及物动词之前的结构的相似性也被开发。这两种方法的结果创造了相似于双方原本的名词标识，但其组合体却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的分析提出所谓的“青海-甘肃语言区”的特征，通过认真的调查，能产生来源的解释和它们传播的方向，如Cambell （2006）提到，它引出一个问题，“语言联盟”或者“语言区”这种名称的功用，并且主张语言进化的历史可能性的原形是可以获得的。
注释：
{1}湟水流域包括互助县，本人没去过互助，也没有采访过来自互助的人，所以省去互助。
{2}例（4）-（5）在2004年收集于西宁的大学生口中，例（4）来自一女生，例（5）来自一男生。
{3}青海话中有两个单数第三人称代词：[tia]我把它翻译为“家”和[ta]他。这两种形式自由转换。有趣的是，安多藏语也有两个第三人称代词kho and khur ge （Norbu et al. 2000）.
{4}被动翻译意图抓住强调名词短语的不同。它不是暗示一种被动结构。
{5}例句（9）-（15），（25）和（26）来自我2004年实地调研。提供者均为湟水地区大学生年龄的男女。
{6}S=主语，IQ=间接宾语，DO=直接宾语，V=动词，这种翻译有两个地方不同于Ren（2004：341）的原创。首先，我翻译Ren的O1为IO；Ren的O2为 DO； 还有Ren的VP为V。第二，Ren翻译这个词素用了汉语中的“啊”并且说在西宁范围内它发音为“啊”，而西宁范围之外的地区它发音为“哈”。在我的其他出版物中这种观点通过我的实地调研不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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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非常感谢兰迪拉波拉和汤姆拉森，他们对这个论文的初稿提出了富于洞察力和非常有益的建议.同时，也感谢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学系的同仁们，以及2006年贝灵汉关于汉语语言学北美会议中的参与者，他们对本文初稿也做了评论和批评。他们对本文的贡献是巨大的，并且文中任何不足和错误毫无疑问由作者本人负责。
自从1980年Cheng第一次描述了青海汉语言特有的形态句法现象后，词素“哈”就引起了研究者试图说明地域方言的关注。然而，像Cheng一样，早些许多研究者的论述不能精确地详述青海省次方言语种资料的来源。这种不严谨导致了词素在方言语法体系所承担作用的争论。之后，特别是出自Zhang 和 Zhu （1987年）， Zhang （1994年），Zhu 和 Ding （2003年） 以及 Ren （2004年）的研究，致力于对青海省会方言西宁话的研究来弥补上述的不足。然而研究没有说到在城市腹地，紧密相关的一些方言的语法中“哈”所扮演的角色。具体说无论前后期的研究中，都没有尝试去确定这个词素的来源或解释在方言里这种特点如何发展。
在这篇论文里我将提供更加全面的阐述，有关“哈”在青海湟水话中的作用，湟水话覆盖的地区有西宁、湟源、湟中、大通、平安和贵德县{1}。文章将揭示在方言里有关“哈”的不同点，也是进一步的细化。在一部分地区（西宁市、贵德、平安、大通和湟中的部分地区），“哈”后置标识动词之前的名词短语的反作格。另外（湟源和湟中的部分地区），“哈”标识反作格也充当一般话题的标识，在西宁话中，主题标识的功能由不同的词素“呵”[x ]承当。
以反作格标识定义的“哈”我们可以开始查找方言中它的起源。后置词反作格标识没有在别的中国方言中发现。因此，就像方言中其他后置词标识，我认为它通过语言的接触进入了方言语法中。但是，不像其他标识，湟水流域的反作格将被揭示它进入方言是与藏缅语，更像是与安多藏语接触的结果。
这些发现是有意义的，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早为人们所知的这个地区的中文方言有后置名词标识，但至今没有解释它的起源。其二，虽然青海地区和邻省甘肃的地区被当作一个语言学区域（德威尔，斯莱特等人），仍然没有解释这一地区文化和语言学特征的发展。实际上，命名它为一个语言区域的界定消弱了问题。像坎贝尔（2006年）主张，作为历史语言学家，我们的任务是要解释“发生过什么”。这篇文章就要解释发生过什么才创造了汉语方言这独一无二的特点。
一、湟水话
运用词汇学和语音学证据的结合，Zhang在1984年提出在青海省周边地区至少有三个汉语次方言，首先是“循化片”，包括循化、同仁以及贵德县的部分地区。这种方言被当地人看伯“河州话”；河州是临夏以前的叫法，1929年青海省建立以前，它跨越甘肃境内，被甘肃行政管理达四百年之久。第二是“乐都片”，由乐都、民和县组成。沿湟水流域分布着这些不同的汉语团体。
第三种次方言，Zhang提到是“西宁片”，但是我重新命名为“湟水话”，它包括西宁市、湟源、湟中、大通、平安、互助和贵德的部分地区。除了贵德以外，它们都是沿着湟水排水体系，这个体系组成了湟水河上游。方言分界线，如河上的一个瀑布——大峡，把乐都片和沿湟水具有主要地理特征一致的汉语地区分开。
这篇论文将描述“哈”在湟水流域汉语中的用法。乐都类和河州类有相似的特点，或许是一个特点。我没有充分地调查“哈”在那些地区的情况，所以不会涉及到。但是我推测已发现的湟水流域汉语的相关事实对其他次方言地区适用。
二、“哈”的描述
资料中许多的变体使湟水话中的“哈”复杂化。变体产生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这个体系不必要由句法决定的，但是有语义学或实用意义观点的支撑。也就是说，在表达上产生角色混乱时，“哈”这个后置名词标识的使用就与辨别语义角色有关。当那些语义学角色在背景中很清晰时，就不会产生标识。第二，所有的方言都在标准汉语的影响下经历快速的变化（迪迪2006年）。说者有很强的筛选压力去使用变体的方言从而与常见汉语结构更加接近。结果，每一种模式里都产生了“哈”，有一种变体没有标识“哈”，它更像是标准汉语并且能传达基本的语义学内容。因为这些不同，下面的描述一定有所选择，我们去除标准汉语的层面，尝试解读方言内部“哈”的语义学上的作用。
（一）反作格标识
拉波拉（2004年）这样定义反作格：目标格、受益格、所有格或者双及物动词短语中其他非施事的标志往往作为单及物动词短语的受事的标志。
拉波拉在定义中使用了“非施事”这个术语，因为那些标识系统从语义学角度考虑，很大程度上没有依照句法体系。也就是说，当名词短语正在扮演某个语义学的角色时需要这个标识出现来消除歧义的产生。顺便举例，这也是拉波拉引用的Matisoff有关拉祜族的例子：
（1） a.ηà thà ta do
1sg OBJ neg.imp hit
‘Don’t hit me.’（不要打我）
b. li chi ηà thà p
book that 1sg OBJ give
‘Give me that book.’（给我那本书）
（1）a里后置词[thà]跟着一个受动的语义学角色的名词。（1）b同样的词素标识接受者，然而受事者没有被标识。后置词[thà]就是反作格标识。拉波拉（2004年54）还指出反作格标识和主动行为性或者参数的显著性有关，但是无关精确的语法关系和语义学的作用。纵观藏缅语名词有关的词语形态学，拉波拉描述这一现象产生很大程度上跨过了藏缅语系（被调查的170种语言里的92种中发现）。
（二）“哈”在湟水话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哈”在湟水话能标识单及物从句中的受事者。Cheng （1980），第一次出版了青海话的描述，包括以下例子（2），“哈”出现在受事之后。
（2）我开水哈喝了
1st boiled-water [xa] drink prt
‘I drank the boiled water.’
“哈”在开水之后 事实上之后的每次的出版物都列举了相同的例子，就像Ren （2004）指出，西宁话中动词之前的受事名词短语有一个出现“哈”的倾向，但是在祈使句中，是必定的。2004年我收集的资料中包含了许多如以上方式“哈”标识受动的例子。有趣的是，我的资料中还包括受事的双重标识：受事之后的“哈”和受事之前“把”如下面的例子：
（3）把书哈放着桌桌上
[pa] book [xa] place COMP table on
‘Put the book on the table！’（把书放到桌子上）
（4）家把门哈关上了
3rd [pa] door [xa] close up prt
‘He closed the door.’{3}（他关上了门）
名词参数的双重标识是青海话的普遍特征，与离格、比较格和伴随格的标识一同产生（Dwyer1992年， Dede 1999b 和 2007）。因此，在其中发现受事被双重标识的例子不足为奇。
被“哈”标识的名词短语随词序变化，因为句子开头的名词短语+“哈”比在句中的名词短语+“哈”更加强调。这个对比在下例中很清楚{2}：
（5）a.肉哈狗娃吃上了
meat [xa] dog eat pft
‘The meat was eaten by the dog.’{4}（肉被狗吃了）
b.狗肉哈吃了
dog meat [xa] eat pft
‘The dog ate the meat.’（狗吃了肉）
c.狗把肉哈吃
dog [pa] meat [xa] eat pft
‘The dog ate the meat.’（狗吃了肉）
这三个句子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强调的重点不同。（5）a里，重点是肉，而（5）b和（5）c转到了狗上，提供例句的人认为（5）b和（5）c是一样的。
例（2）-（5）表明“哈”标识动词前的受事名词短语。然而，有很多例子“哈”标识置于动词前的名词短语严格地说不是受事宾语。Zhang （1994：51）总结说，以北京方言中使用“把”来作比较：连同一个名词和动词组成“名词短语+哈+动词短语”的结构类似于北京方言的结构“把+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之后，Zhang（1994）举例和对等的北京方言：
西宁方言： 北京方言：
（6）a.他哈叫着来
b. 把他叫来
3rd [xa] call COMP come [pa] 3rd call come
‘Call him here.’‘Call him here.’
（7）a.我你哈想十八
b. 我把你想十八
1st you [xa] think prf 18 year 1st [pa] you think prf 18 year
‘I’ve thought of you for 18 years.’ ‘I’ve thought of you for eighteen years.’
第三人称在（6）可以解释为受事宾语，（7）中的动词对第二人称没有影响，所以不是受事宾语。同样，Zhu和Ding （2003：252）提供的以下例子，其中动词的单数名词参数不是受事宾语，但被“哈”标识。
（8）我你哈等一掛
1st 2nd [xa] wait a bit
‘I’ll wait for you for a bit.’
有的例子中，“哈”标识置于动词前的名词短语意味着某种来源、出处{5}。
（9）我家哈借了几本儿书
1st 3rd [xa] borrow pft several MW book
‘I borrowed several books from him.’
（10）东西家拿走了你他哈要去
thing 3rd take go pft； 2nd 3rd [xa] want go
‘He took the things； go get them from him.’
在另外一些例子中，“哈”标识置于动词前的名词短语，意味着某个目标。
（11）你他哈说给，我就去
2nd 3rd [xa] tell 1st then go
‘Tell him， then I’ll go.’
（12）你家哈打听一掛
2nd 3rd [xa] inquire a bit
‘Ask him.’
我们考虑它如何作用于包含二次及物动词的句子时，“哈”不是简单地标识受事宾语被进一步证实。下面的例子中动词短语包含两个名词参数。这些例句里“哈”标识不是受事者的参数。
（13）家大家哈办事儿着？
3rd everybody [xa] do business prt prt
‘He takes care of things for everybody.’
（14）我你哈给一双筷子
1st 2nd [xa] give one MW chopstick
I’ll give you a pair of chopsticks.’
（15）你家哈嫑问家的媳妇儿
2nd 3rd [xa] don’t ask 3rd prt wife ‘Don’t ask him about his wife.’
Ren （2004：341）用二次及物动词注释，以下四种可能的存在，四句话的意思都是：小王给我还书了6。
（16）a.S+IO+DO+V：小王我啊书还了
PN 1st [xa] book return pft
b.IO+S+DO+V：我啊小王书还了
1st [xa] PN book return pft
c.DO+S+IO+V：书小王我啊还了
book PN 1st [xa] return pft
d.S+DO+IO+V：小王书我啊还了
PN book 1st [xa] return pft
在所有的例子中，“哈”标识的名词短语是接受者，不是受事宾语。如Ren （2004：351）记录的，这个词素在这些例子中“强调与事”。
这个描述使得我们明白“哈”标识一个很大的语法关系的范围。如果这是正确的，一个有关它的作用仅仅基于分析语法关系的解释可能是有疑问的。再一次回到拉波拉反作格的概念，我们看到“哈”能标识单一及物动词的单个名词参数，还有二次及物动词的非受事参数。上面（2）-（5）例除外，被“哈”标识的名词是有活力的。这个标识因此可能被理解去识别有活力的名词短语，而不是动词的施事。
三、来源于语言接触的“哈”
就后置反作格标识的方式而言，湟水话“哈”的使用与汉语其他各种方言比较是反常规的，从历史到现状，它是通过语言的接触出现在方言里。我们顺理成章地认为方言的许多其他特点是通过语言联系而产生的。那么问题是哪一种语言与之联系，并且那种联系状态的本质是什么。
（一）土族语（Monguor）
青海的非汉语语言来自两种语言，阿尔泰语和藏缅语。Dede （1999年b）提出西宁方言的离格后置词产生是受土族语言的影响，青海东北部说一种阿尔泰语，主要地区有互助、乐都和民和县。互助和乐都说的土族语不能被民和说土族语的人理解。所以，学者们现在提到的互助变体是Mongghul，而民和变体是Mangghuer。甘肃省的天祝县也说Mongghul。考虑到此文中形态句法现象的讨论，以及这两种变体相似的形式，因此在我涉及到它们的时候，使用传统的名字土族语Monguor。
像它的蒙古语亲戚和其他阿尔泰语言，土族语是严格的宾动词序，后置词表明语法关系。与湟水话在类型上的相似说明了“哈”标识一个可能的出处。然而，湟水话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哈”标识反作格，没有在土族语中发现。更具体地说，土族语通常把与格或是接受者标识区别于宾语或者受事者标识。
Slater （2003：164-165），有关土族语资料的最完整的描述里，指出后置词“ni”是宾语的标识（也是所有格的），但是它仅仅标识在“高度及物从句”中的宾语，如例句（17）：
（17） Ni muni aguer=ni ala ge-jiang
this 1：SG：GEN daughter=ACC kill do-OBJ：PERF
‘It killed my daughter.’（它杀死了我的女儿）
受活动影响的特有存在体的身份是不重要的，或者是通用的、非决定性的，这种情况一般不标识，如例（18）：
（18）Bi mamei di-ni
1：SG wheat eat-SUBJ：FUT
‘I will/want to eat wheat.’（我想吃小麦）
但是，由于高度及物动词，甚至非决定性的或是非个体化的名词短语能带宾语标识，如下例（19）
（19） Bi tuerghang kong ge=ni ala ge-ba
1：SG fat person SG：INDEF=ACC kill do-SUBJ：PERF
‘I have killed a fat person.’（我已经杀死了一个胖子）
Slater （2003：165）提出这“似乎强调了受事宾语的受影响度。”
对照宾语标识，与格和方位格的标识，“du”标识一个宽的语义学作用的范围，包括“施益体的或者雄性体的；与事；空间的位置、时机或在过程中的一个事件；说话或行动的目标；非个人主动性”（Slater 2003：166）。在双宾及物从句中，宾语“ni”和与格或方位格“du”保持分离，如例（20）（Slater 2003：124）：
（20） Kebeghe=nang bi mori=du=nang tiejie-ni wheat：bran=REFLPOSS 1：SG horse=DAT=REFLPOSS feed-SUBJ：FUT
‘I will feed my wheat bran to my horses.’（我要给马喂麦麸）
土族语参数标识体系不同于湟水话的反作格，所以湟水话的反作格产生不大可能归结为由于和土族语有联系这一来源。
（二）藏语
如拉波拉指出，反作格标识在藏缅语大范围的被发现，包括羌语，可能从九世纪这种语言在青海使用；藏语，安多方言属于羌语的一支仍然沿用。由于历史原因，羌语不可能直接影响青海地区今天所说的汉语，所以我们转向安多藏语，作为湟水地区汉语反作格标识可能的来源。
安多藏语是典型的作格语言：不及物动词的施事/主语和及物动词的受事/宾语两者有一样的零标识。不过，有一些动词，受事、宾语被所谓的“与格”标记标识。“与格”在安多语中以“la”或者一个名词的后缀“Ca”为标识，这里“C”=辅音：g， η， b， m， r 或者还有未知 （Wang 1995：15）.下述我的资料的术语，这一标识被标记为“与格”（DAT），并且如下所示，它标识的不止是与事和位置。考虑以下的例子（Wang 1995：16-17）： （21） nor ra rtsva byin
cow DAT grass give
‘Give the grass to the cattle.’（给牲口草料）
（22） nor ra rdo gis ma rgyag
cow DAT stone INST NEG hit
‘Don’t hit the cattle with a stone.’（别用石头打牲口）
（21）中，与格标识与事，然而，（22）它标识受事。同样地，在下例中，与格标识间接的名词短语（Ebihara 2005：9）：
（23）ηα haba la thk ta z
1SG：ABS dog DAT be scared：Vp DIR/INT AUX
‘I was scared of the dog.’（我过去怕狗）
（24）ηα to la ga ta z k
1SG：ABS 2SG DAT love：Vp DIR/INT AUX
‘I fell in love with you.’（我那时与你相爱）
与格被标识名词短语如例（21）-（24）都是有活力的。类似于反作格标识在其他藏缅语中，安多与格标识有活力的不是施事的名词短语。
四、语言联系推测
在Dede（1999a），我主张青海汉语方言现在的语言联系现象极可能产生在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那时明朝已将这一地区纳入帝国。当然，汉族早于明朝已在这一地区居住了很长时间。然而，除去大概100年在十一世纪时，在明朝军队到达前的六个世纪的时间，这个地区在政治上不是由汉族管理，而是由蒙古族和藏族管理。如果这一地区由汉族统治的最后时期有汉语和非汉语的联系，例如，在中唐阶段，那么说那种语言的后裔有可能移民到中国其他地方或是同化到非汉语地区的人们当中。
对比一下，从明朝到现在，这一地区一直被汉民族统治，表明在政治结构上的持续性。另外，自从明朝的那次迁徙，除了在二十世纪，没有大规模其他民族移民群体来到这个地区。这表明民族状况自那时起几乎是稳定的。最后，有一些青海汉族民间的历史指出明朝初期他们移民到这个地区。所有的这些证据表明最早的时期，也就是汉语和非汉语交流者创造各种现在所见到的语言嫁接，是在明朝初期。
尽管现有的文献不能满足准确描述那个早期的文化背景的需要，然而有足够的信息去推测社会情况。明朝在这里建立了军事和农业，包括对湟水地区的驻军。军事统治当然是以男性为主导，所以统治者可能从当地土著的非汉语居民中寻找妻子，涉及藏族、土族族群。那个语境可能是相当不稳定，人们说话包含三种语言。这种情况下，使用多种语言和语言的相互介入将会大范围蔓延。
五、语言学机制
汉语与藏语或是土语交流者不得不适应两种语言的模式，动词参数在动词之前，而且动词参数词缀某种标识。同时，说藏话和土语的人，间或说汉语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寻求各种途径以便他们的第一语言结构能被放在汉语语言结构里。我会提出两种途径，在其中语言的共存引发当时青海话中反作格标识“哈”的融入。
首先，在Chao’s （1968：67）有影响力的标准汉语的研究里，他提出一个停顿小品词在功能上把谓语/论点从主语/话题分开。事实上，这种小品词具有强有力的关联性。（Tao 1996：52所例举的三个有关语调的结尾单元的会话里 IU Ibid）。语调单位在普通话中通常是副标题，一般随着名词短语产生（Iwasaki & Tao1993）。在标准语言中，语调单位的边缘标记经常采用一个零或者跟随一个低中心元音的滑动开头，如[a]或[ia]。
我认为语调单位标识变得符合语法要求就如汉语和安多藏语交流者在十四世纪晚期到十五世纪早期联系后融合相互的言语。谈到名词形态学在复杂的语言学环境中，特别是在融合安多藏语反作格标记（例如：与格）时，说话的人强调相关的，有活力的名词短语是把它们放在动词前和用一个语音单位标记限制它们。这种融合通过语音学的相似减少了安多藏语“与格”和汉语语音单元标识之间的困难。随着时间推移，或许在一代人中，这个在当时最新形成的湟水流域汉语标识反作格变得符合语法规则。
然而，同时代湟水流域汉语“哈”的使用不完全与安多藏语反作格或者与格标识有关。与安多藏语的与格相比“哈”能更加容易地标识简单的受事宾语，这说明安多与格和新的湟水汉语“哈”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对一的映射。一定程度上，湟水流域的汉语在符合语法规则的进程中，当不同语言交流者顺应对方时这种体系受第二种可能的技巧所影响。
第二种技巧是使用“把”结构，就此Chao （1968：346）把它当作一个前置及物动词，处于其他成分中“作用于提前宾语的位置”。实际上，“把”子结构创造了一个NP1-NP2-VP的模式，这里NP2经常是，当然不是绝对的，主要动词的受事。就像As LaPolla 和Poa更加详细的描述，这个小品词标识使用句子中主要的主题评价界限，已完成进化“消除出现在动词前位置上的非施事、非重点成分”
在湟水流域上游地区早期的汉语移民和安多藏语交流者相互适应对方的语言，他们一定利用了这种动词置后模式创造的偶然重叠的优势。的确，在现代湟水流域，“把”结构的发生比标准汉语中更自由一点。容许下面的表达方式（Wang & Wu 1984：17）：
（25）你把你吃，你我哈嫑管
2nd [pa] 2nd eat 2nd 1st [xa] don’t consider
‘You eat yours， don’t bother with me.’（你吃你的，不用管我）
这表明“把”在创造湟水流域汉语联系的情形被加强分析。“把”在动词之前保留它的一般汉语标识非施事、非强调因素的功能时，它也逐渐发展成一个更普遍的置于动词之前的名词短语标识。这一方面“把”的作用与已符合语法规则的“哈”重叠，并且引起一种情况，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标识置于动词前受事产生，上例（3）和（4），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一旦双标识模式被建立，标识的一个或者另一个可能减少并且这种表达方式能带着同样语义学内容。 总之，当时汉语和安多藏语交流者联系的状况创造了一个湟水流域汉语杂交的反作格标识。通过短期使用和语法化的过程它被完成。利用安多语反作格方式的标识，汉语中音调单位界限标记的语音学和结构的相似性，以及“把”结构普遍受事放前，最新创造的标识体系与它的原本们都有相似点并且对湟水流域汉语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六、湟水流域汉语中的主题标识
至少从Zhang 和 Zhu （1987）开始，普遍认为西宁方言“呵”有一个“受制约的”或是“主题”标识。Haiman （1978）主张“受制约的”或是“主题”标识是同一的，所以我将直接提出这个词素就是一个主题标识。Zhang 和Zhu把它翻译为“荷”，但是Liu（1998），基于语音体系分析和元代书本中曲表的使用，主张它更适合翻译为“呵”。
2004年，在湟源和一个城关镇的人一起工作，湟源在湟水流域汉语方言区域的西部，我发现那里主题标识被发音为“哈”例如（26），来自一个大学生年纪的说西宁话的女性，和例（27）一个说湟源话的年纪与前者相当的女性直接对照：
（26）我去呵比你去的方便
1st go [x ] comp. 2nd go prt. convenient
‘It’s more convenient for me to go than you.’
（27）我去哈比你去的方便
1st go [xa] comp. 2nd go prt. convenient
‘It’s more convenient for me to go than you.’
两句的不同在快速的说话中几乎听不到，但是语速慢时，很容易分辨。我在十二个被访者的重复中发现了这个差别。进入湟中县西部地区同言线分开了“哈”主题标识区域和“呵”主题标识区域。“哈”方言区是湟源和湟中县西部地区，“呵”方言区在湟中南部、大通、平安以及贵德和西宁市。
这种观察给人提出一个关于差别起源的问题，是否遍及湟水流域的反作格标识和“哈”主题标识与有关。有许多可能的存在。首先，“呵”标识是较早的，后来因为语音的相似与之后的“哈”混合。
第二种可能是，“哈”标识出现较早。“哈”作为一个主题标识，在说话时引起动词或者名词短语作为主题。另一方面，这可能事关继承汉语符合语法的语调单位界限标识。之后，它被共同选择和限制去标识反作格如上所描述。一直承担这个新任务，不过也没放弃它标识主题的任务，所以“哈”涉及标识主题和反作格，后来的汉语移民，主要在西宁市定居的，带来更容易辨别的汉语“呵”主题标识到这个地区。西宁方言城市化的风格影响了周边县的语言，所以现在大部分地区使用“呵”为主题标识，而“哈”为反作格标识。
现在关于更可能是哪一个有个不充分的证据。从一般主题标识到更具体的名词标识的变化是跨语言学的说法，但是它需要移民和语言散布的附加层来说明现在“哈”和“呵”的分布。一份更加详细的关于汉语移民到这个地区融合的更仔细的“哈”和“呵”分布区同言线图也许可能提供支持这个理论所需要的证据。
反作格和主题标识之间的准确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查，可以肯定的是，当简单标识名词短语时“哈”就像安多藏语的“与格”一样作用。形式和功能的相似有力地证明“哈”的来源是由于和安多藏语的联系。“哈”被创造的途径是在一个复杂的语言环境相互融合。这个环境包括一个相似于安多“与格”语音形态的汉语语音单元界限标识。这个界线表示适应了标识反作格。同时，安多藏语的主要结构的次序和汉语“把”置于及物动词之前的结构的相似性也被开发。这两种方法的结果创造了相似于双方原本的名词标识，但其组合体却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的分析提出所谓的“青海-甘肃语言区”的特征，通过认真的调查，能产生来源的解释和它们传播的方向，如Cambell （2006）提到，它引出一个问题，“语言联盟”或者“语言区”这种名称的功用，并且主张语言进化的历史可能性的原形是可以获得的。
注释：
{1}湟水流域包括互助县，本人没去过互助，也没有采访过来自互助的人，所以省去互助。
{2}例（4）-（5）在2004年收集于西宁的大学生口中，例（4）来自一女生，例（5）来自一男生。
{3}青海话中有两个单数第三人称代词：[tia]我把它翻译为“家”和[ta]他。这两种形式自由转换。有趣的是，安多藏语也有两个第三人称代词kho and khur ge （Norbu et al. 2000）.
{4}被动翻译意图抓住强调名词短语的不同。它不是暗示一种被动结构。
{5}例句（9）-（15），（25）和（26）来自我2004年实地调研。提供者均为湟水地区大学生年龄的男女。
{6}S=主语，IQ=间接宾语，DO=直接宾语，V=动词，这种翻译有两个地方不同于Ren（2004：341）的原创。首先，我翻译Ren的O1为IO；Ren的O2为 DO； 还有Ren的VP为V。第二，Ren翻译这个词素用了汉语中的“啊”并且说在西宁范围内它发音为“啊”，而西宁范围之外的地区它发音为“哈”。在我的其他出版物中这种观点通过我的实地调研不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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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非常感谢兰迪拉波拉和汤姆拉森，他们对这个论文的初稿提出了富于洞察力和非常有益的建议.同时，也感谢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学系的同仁们，以及2006年贝灵汉关于汉语语言学北美会议中的参与者，他们对本文初稿也做了评论和批评。他们对本文的贡献是巨大的，并且文中任何不足和错误毫无疑问由作者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