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起爷爷，脑海里总浮现出一棵老树的形象。有时是老家门口为我们遮阴避暑的老榆木，有时候是河滩菜地里秋后硕果累累的板栗树，有时候是田野尽头的山林中默默生长的松树。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联想，可能有3个原因吧。
　　一个是因为爷爷的外貌。爷爷很瘦，1米7出头，只有八九十斤，一张长脸，整个人显得骨瘦嶙峋。皮肤因常年下地干活晒得略黑，而且年纪大了以后脸上和手上长了很多老年斑，一块一块颜色偏暗，像老树斑驳的树皮。第二是因为爷爷的性格。爷爷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沉默寡言，和别人说话的主要方式就是别人问一句他答一句。下地干农活的时候，他埋头翻弄泥土，不说话;做饭时，他忙着给锅洞中填柴加火，不说话;看电视时，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机，偶尔咧嘴笑笑，露出有点“跑偏”的门牙，也不说话。三是因为爷爷的付出。他是一生耕耘的人，背朝苍天，脚踩厚土，用生命的汁液结出累累硕果，却无私地奉献给他的儿孙们。傍晚时分，他解下黑色的大围裙，端着用得泛黄的茶杯，站在家门口那棵榆树下，看着池塘对面他辛勤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许久，沉静得像一棵树，任夕阳将一长一短两个“树影”一点点拉长，最后收进黑暗里。
　　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一直到小学四年级转学到县城的小学。农村小学离爷爷奶奶家大概四五里路。那时我们村和我年纪相仿的小孩都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读书，每天相约一起上学放学，从村头闹到村尾，追着赶着到学校，欢快得像小皮球似的。有时遇到下雨，小孩不记得带伞，家里人就会送伞。爷爷来给我送伞，穿一双黑色老式深筒靴，撑一把特大号黑伞，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的小红靴。我换好靴子，然后就挤进爷爷的伞中，一起回家。抬起头，我的天空全是黑色的，而爷爷的天空有一半是黑的，一半是雨帘。趟过低洼的地势，一双大靴子和一双小靴子把积水踩得“吧唧吧唧”响。我们当时也没说什么话，这水声却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并不是所有的关心都需要用语言表达，并不是所有的爱都有声。
　　爷爷奶奶种了一辈子地，各种农活没有不上手的。小时候因为上学、贪玩也没有太关心他们做了什么活。我参与其中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件。剥青豆、花生、玉米应该是我最常做的几件事。爷爷从地里把藤茎拔出来，用扁担挑到家门口，然后一家人一起剥。小孩子的手比较嫩，剥了一些花生或玉米后，手指又红又肿，特别疼，好几天才能消，可我从来没听爷爷喊疼。爷爷的手指因为常年劳作变得很粗，手心手指都布满老茧，特别是指尖的老茧上会有细小的裂纹，里面塞了灰尘，不太好清洗，仔细看，像是空拍黄土高原的沟壑。以前看过罗冠中的《父亲》，首先就被那幅画中父亲端着大碗茶的手吸引了，那不正是爷爷的手么？汗水与泥土把祖父辈的手打磨成令人心酸的“艺术品”。
　　去年夏天，爷爷因为癌症去世了。遗体火化后就埋在他劳作的田野尽头的那座山上，对着老家的房子。以前，爷爷在家里日日看着那座山;现在，爷爷在山上看着家。下葬的那天，我看着别人把爷爷的骨灰撒到棺材里，厚重的棺材盖一点点落下，然后伴着军乐声徐徐入土，一生尘埃落定。一种很心疼的感觉涌上来，不久前还陪伴在身边的亲人，终成一抔骨灰入土，音容笑貌不再。
　　今年正月初九，一家人去给爷爷上新坟。爷爷的坟在山腰，我站在坟前，举目环顾，四野萧条。山下是田野村庄，冬季的田野没有一丝绿色，只剩干枯的野草和稻子被收割后留下的秸秆。赤黄的土地包围着零落的村庄，隐约能看到老家的房子。山上也是光秃秃的树干和枯黄的茅草，一些常青的植物在冬季里呈灰绿色，一座孤零零的坟茔就在茅草中间。我们在坟头插上幡子，烧纸、放炮、叩头、留下几声哀伤，最后把祭祀用的3份糕点带走，只剩下两张彩色幡子和一张象征我们家族的白色幡子插在坟头两块新挖的碗状土块上。
　　蒙蒙细雨打湿了纸钱的灰烬，使它没有翻腾、上升，而是呈黑色，附着在坟头泥泞的土地上。周围还有七月上山时留下的花圈，那时鲜艳的色彩已经褪去，就像陈旧的记忆。妈妈说今天天气不好，下雨上山很不方便。的确是这样，我们的鞋子早被山上的泥糊得面目全非。但是，这天却很适合祭祀——雨水让纸钱的灰烬不再飞腾，让它的灵魂也紧贴着大地。我们在湿漉漉的阴雨天里，带着湿漉漉的心情，来看望故去的亲人。
　　年年领着我们上山扫墓的人，我们终究也给他扫墓了。生命尘归尘，土归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