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赵德胤曾在其自述中这样说：“从小到大，贫穷之于我，就像是一只永远摆脱不掉的野兽，不停地追赶着我往前跑。”[1]在个体的境遇中，贫穷的梦魇超越了民族身份的疏离，成为当下缅甸华人最为棘手的物质牢笼。或许可以剥去“离散”的民族性外衣，将其理解为后现代普遍存在的某种人类文化特性或者说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状态。而电影《再见瓦城》以克制的镜头语言展现了这个族群的相似又不同的离散现状与身份焦虑。这是一种消费社会视角下，对缅甸华人群体的一种凝视，这不仅包含了同是华人族群的民族性审视，更包含着同是底层打工群体的现代性旁观。
　　而在当下的消费社会，生产者的身份已经逐步和消费者的身份分离，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就源于对“消费者”的主体性研究。而消费者的身份确立，是伴随着消费行为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独立进入社会情境的过程中而建构的。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看来，消费主义是分析消费社会的重要范畴，而“消费主义要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配、欲求、获得和使用上。消费，不止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精神需要的行为，它还是一种处于各种目的和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2]在商品符号化的基础上，消费行为意义化。进而，消费成为了文化建构的行为，能够进一步实现个人生活的意义化。因此，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与消费社会从一定程度上连接起了消费与主体性认同之间的关系。学者王宁认为，认同的过程“既包含行动或行为的一面（从而与‘消费的行为’范式发生联系），又包含文化和符号的一面（从而与‘消费的文化’范式发生联系）”。[3]除此之外，消费对于认同的建构，不仅包括个人认同，还包括社会认同。消费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建构，“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亦即建构社会关系等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则是为了保障种种条件的再生产”。[4]就此，主体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于自身消费行为的选择，为之在当代消费社会中扮演的某种角色提供了路径。本文拟从消费社会学的理论入手，分别从消费社会、消费行为以及消费身份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消费”背后的权力话语与文化隐喻，通过影片中三次身份求证连接起消费与认同的关系，最后就消费与认同的社会文化联系，阐释离散华人在异乡打工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 识别证、身份规训与疏离
　　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进入大工厂系统以后，生产者的工匠身份与其工作内容发生了分裂，工人的身份转换进一步促成了工作伦理的质变——从原本的以劳动为荣，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回报和存在感，逐渐转向非激励性的理性倾向。而在英国学者约翰·穆勒看来：“在这种工作伦理的遮掩之下，有一种规训的伦理得到张扬：不用理会荣誉和荣耀，理性和目的——只管努力工作，日复一日，分秒必争，尽管你并不能看到自己这种工作节奏的意义和原因，也无法解释自己这种努力的意义何在。”[5]那么，身处于工厂的工人们更像是一部复杂的机器中一个个没有靈魂的小齿轮，对于自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产生了不确定性。在电影《再见瓦城》中，来泰国曼谷打工的缅甸华人莲青，在经受了多次工作的波折之后，被同乡阿国带到了华工聚集的棉纺工厂。而在这个漫天飘洒着棉絮和水汽的简陋空间里，以莲青为代表的打工者群体，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身体被飞散的棉絮沾满，手上重复着沉闷的动作，去生产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不难发现，“标准化”和“无差异”是身份认同的“陷阱”，是集体麻痹的“常态”，而这种身份的疏离从工厂现行的制度也窥见一二。在莲青所在的这个棉纺工厂里，每个进来的工人都有自己的识别证，阿国是105，而369则是代替“莲青”而存在于工厂的名字。与其说是所谓的“识别证”，不如将其理解为方便工厂管理工人的数字代号，并给予了包括莲青在内所有打工者在工厂里的定位。
　　在影片中，莲青领工资的场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在首次打工的餐厅，他们背对着镜头并排站着，老板说着熟悉的方言，一个一个叫着他们自己的名字并嘱咐他们好好表现，争取拿奖金。而这算不上温馨却十分明亮的场景与之后工厂里那个昏暗的办公室形成鲜明的对比。工厂的大老板坐在办公桌后面，悠闲地摆弄着工人无权使用的手机，而身旁两个工头一个说着泰语报数字，一个沉默地给钱。工人们则围坐在地上，他们的身体深深地陷入了台灯照不到的阴影里，只有仰着被微弱灯光照着的脸庞，等待着那个代表着自己的数字响起。值得注意的是，其间还有一位工人似乎对自己的“识别证”或者是泰语不熟悉，那个同样来自缅甸第五区的工头富哥，便用云南方言重复了一遍数字——205。不难发现，工人们一旦默认并接受了这种理性、扁平又毫无意义的数字定位，实际上是理性的工作伦理规训之下的复制品，他们既不属于他们自己，也算不上工厂里的谁。毫无意外地，在影片的后程，福安因为工厂里的器械而受伤，最终失去了一条腿。而此时，富哥充当起了翻译和调解员，开始叫他们的名字，并重新用云南方言和他们沟通。不过这一次，虽然说着相同的语言，富哥却与他们不是同一个队伍，不会也无法为福安争取更多的补偿。即使有了自己名字的莲青、阿国和阿芝，也仿佛被同样是缅甸人的对方在异国他乡“孤立”起来。福安最终以后半生的“劳动”换取了仅仅4万泰铢的医疗费，无可奈何地拿着补偿被“合理”地遣返。
　　在这个潮湿、封闭的工厂空间里，对个体身份的混乱，对群体身份的疏离，无疑隐喻着他们的未来会如同流水线上的棉线一样，被挑选，被抚平，也预示着流浪在异国的缅甸华人群体被压榨、被规训的命运。
　　二、 工作证、身份安置与焦虑
　　从缅甸偷渡来到泰国的莲青，也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移民”。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6]那么，在经济方面，个体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也涉及到了农民从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等方面向城市“同化”的过程。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化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其作用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但不会触动社会根本制度”。[7]因此，相较于以往社会中政治因素对身份的决定性作用，消费社会之于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人的主体能动性。“人们的消费方式与以前相比面临着更多的选择，消费主体具有了更多的对身份进行主动建构的能力。”[8]在影片中，这样一个融合了生产和消费的工厂空间里，与农民工聚集的城市空间无异。工人们在领到了工资之后，都争先恐后地去工厂角落里的那一间狭小的商店里消费。一袋廉价的方便面，或者一袋水、一包烟、甚至是麻药，都是工人们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上的精神体现。这种看似自由，极具“个人色彩”的消费方式，使得生产者的劳动主体性与消费主体性实现了“时空性”分离的可能。在一天、一个月的机械化地劳动之后，消费也就成为了唯一自由的欲望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