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大多数香港人一样，非常勤奋：担任多档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两所大学任教，平均年出书三本，全年演讲150场……这一切都使得他成为内地人最熟悉的香港人之一。他是梁文道，华语媒体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代表，身兼数职的他成为务实型财富人物。
　　胡润财富榜这样点评他：从教授到作家，从主持人到专家，梁文道的身价飙升了三倍，财富积累也翻了三番，虽然他身兼数职，但因为把每一种职业都做到了极致，所以薪水和后期财富效应要远远高于同行。
　　
　　干活：跳一跳，能摘到
　　
　　最忙的时候，梁文道同时在凤凰卫视做四档节目：《铿锵三人行》、《开卷八分钟》、《走向2010》和《时事直通车》；最高记录时，观众会在凤凰卫视一天看到他八次。他常常跟台长刘长乐开玩笑：“你们这么折磨我，还不如直接把一个台交给我，叫凤凰卫视文道台，我一个人来做算了。”其实，凤凰卫视只是梁文道的兼职，除此之外，他还有若干兼职：13个国家和地区报刊的专栏撰稿人，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以及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而他的第一职业则是香港商业一台总监。
　　梁文道生于香港，很小就随父母去了台湾。小时候，他常常和别的小朋友去苹果园摘苹果。修剪过的苹果树不太高，但对于他们来说，要想摘到树上又大又红的苹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多数小朋友会抡起竹竿击落树枝上的果实，砸落在地的苹果往往被摔得破烂，汁水外溅。梁文道却很聪明，他先在园子里找一棵并不高的果树，然后奋力往上跳，同时伸直手臂，争取跳跃到最高处时采摘到苹果。虽然他并不是每次跳跃都能摘到苹果，但只要是摘到手的苹果绝对是完好无损的。
　　童年的趣事，让梁文道在成长与赚钱的过程中深受启发。梁文道最早在香港大学做讲师，一周只上几节课，大多数时间不用坐班，相当悠闲，唯一的缺点就是钱不多。那时候，家人都在台湾农村，大部分薪水得用来补贴家用。因此，梁文道在香港过得并不舒坦，住学校提供的教工宿舍，吃学生食堂。
　　梁文道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但他想想自己除了读过很多书，会教书外，似乎没有别的赚钱门道。闲适的生活有点儿像摘没有高度的苹果，太简单了，不费什么工夫。于是，梁文道开始做有难度的事，起初是写书。第一本书拖拖沓沓写了大半年，写好后他非常不满意，拿到出版社也没有人愿意要。梁文道觉得写书就像摘高大果树上的苹果，自己还不够高，还没有能力摘下来，而在香港大学的工作，又像高个摘矮树上的苹果，太轻而易举。他认为，真正能发掘的赚钱之道，应该是那种跳一跳就能摘到的果实。
　　于是，梁文道退而求其次，开始给报刊投稿。刚开始有点难，因为没有名气，不会找选题，千字文发到编辑那里，总是改了又改，很多时候都要按照编辑布置的选题重新再写。渐渐地，他的稿子越写越好，约稿的媒体也越来越多，稿费随之水涨船高。
　　
　　增值：只吃第二只螃蟹
　　
　　梁文道的才华逐渐显露，华语媒体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当时，刚刚成立的凤凰卫视和香港商业一台几乎同时向他发出邀请，为他开辟文化类节目做主持，薪水相当可观。
　　梁文道很是心动，一旦从平面媒体的作家跨越到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将是人生更大的提升和更多财富的收获。看似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梁文道却思虑了很久，最后，他婉拒了电视台。这个决定颇让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意外，当时，就连央视的几位知名主持人都跳槽到了凤凰卫视，他没有料到没有任何主持经验的梁文道会拒绝这块诱人的大蛋糕。
　　这是因为梁文道有自己的顾虑：一方面，他为自己的造型自卑，自己既不够帅又不够高，还有些微微秃顶，声线也没有磁性，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像他这类人成功主持节目的经验可以借鉴。可以说，如果当时梁文道闯进凤凰卫视，无论最终是否成功，一定是“吃第一只螃蟹的人”。
　　两年后，梁文道还是迈进了凤凰卫视。他在《开卷八分钟》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10年，爱迪生发明了有声电影，电影很快风靡全国。一个叫梁少波的年轻人，敏锐地意识到电影蕴涵着巨大商机。梁少波积极参与电影制作，很快掌握了拍摄技巧与常规流程，接下来他想寻找一个投资方，成立中国首家电影制片公司。梁少波首先找到好友邵仁枚，但时值香港富商的邵仁枚婉拒了他。后来，梁少波又找到另一望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开张后，大家才觉得投资电影不易，首先是器材十分昂贵，摄影机、印片机、接片机、发电机等都得从法国进口，高薪从德国聘请会使用机器的摄影师、灯光师……举步维艰之际，公司面向社会发行债券，三百多位投资人倾囊相助才解了燃眉之急。中国首部故事片《胭脂》在香港公映后，场场爆满，然而，票房收入远远抵不上影片投资。最终，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宣布破产，数百位投资人血本无归。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直到1930年，邵仁枚才涉足电影业，他与六弟邵逸夫成立了邵氏兄弟影视有限公司，一炮打响，成为当年中国电影业当仁不让的龙头老大。
　　在最初婉拒凤凰卫视时，梁文道就在一本名为《华人电影史诗》的书中看到了这个故事，也正是这个故事让他下定决心婉拒做主持人的邀请。梁文道是这么想的：如果邵氏兄弟在1922年就投身电影业，下场必定和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一样。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时机问题。如果自己贸然转向电视主持人，首先能力不足，再则时机也不对。
　　遭到婉拒的刘长乐以为，梁文道对做主持没有兴趣。没想到，两年后，两人在一场酒会上意外相逢时，梁文道居然旧话重提，主动表示愿意做主持，甚至还做好了节目规划。
　　其实，婉拒凤凰卫视后，梁文道并没对这个刚刚成立的电视台视而不见。他总能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手讯息：尚未大学毕业的美女进台当了主持人，在某大学任教的中年教授成了经济评论员，新闻主播来自一线记者……许多不是科班出身的人都成为当家台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生充满传奇，有故事所以有思想，貌不出众但常常一语惊人。他们所具备的这些，梁文道也具备。梁文道觉得时机成熟了。
　　面对一个尚不成熟、不够了解的市场，“吃第一只螃蟹”的人可能会遇到更多挫折，这种情况下，选择“吃第二只螃蟹”，把第一次机会让给别人，等别人把路探明了，自己再进入，往往会事半功倍。这就是梁文道婉拒之后再主动进入电视领域的动机。
　　
　　赚钱：一点累，刚刚好
　　
　　梁文道一直走得很稳，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写作，还做主持，尽管其中的任何一项兼职都超过了当教师的薪水，但梁文道并没有辞去学校的工作。他觉得自己还不够累，还可以赢得更多，于是又兼一职———香港商业一台总监。
　　总监是个挂名，梁文道很坦白：“有个足够大的头衔，才能拿到足够多的薪水。”当时，梁文道在主持界已经算很有钱了，身边朋友都让他去买楼或者炒股，没必要再去为赚钱拼命。梁文道没有做这方面的投资，用他的话讲，除了文字的天赋超于常人外，关于数字方面的东西简直比十岁儿童都要低一等，炒楼或炒股对他来说都是极具难度的事，他做不来。
　　梁文道觉得最没难度的事，就是做专家。梁文道读过很多书，留过学，在香港最知名的大学任教，已经具备了做专家的资格。他在香港的家只有80平方米，卧室和客厅的墙打通连为一体，高大的书架倚墙而立。每次去别的国家，买回来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奢侈品或者当地特产，而是一箱箱书。他认为，买书比买楼买股票投资少，看书也比选楼选股票更有趣，而且风险也小，书读多了后，成为顶级专家的可能性很大，而股票和房子买多了反而容易破产。
　　商业一台是香港收听率最高的电台，梁文道主持了两档节目，一档是新闻类，一档是文化类，与其说自己做主持，不如说主持、专家一锅端。第一次做专家特别有意思：在讲完一堆新闻后，梁文道清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对听众说：“下面，有请本台重金邀请来的顶级评论员做专家点评，他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教授、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同时也是多家知名报刊的固定专栏人，以及凤凰卫视知名节目主持人……有请梁文道先生！”
　　介绍完自己后，梁文道一改主持节目时的随意风格，旁征博引地点评起来。主持、专家合二为一的全新节目模式，很讨当下年轻听众的胃口，随着收听率大幅提高，梁文道又在别的节目中当起了客串专家。过去，商业台每年为邀请专家都得花费数千万元，因为梁文道的取而代之，商业台节约了很大一笔钱，同时又因为高收听率带来的广告效应，梁文道的总监收入也涨了三倍。
　　借着专家效应，梁文道决定在香港开家培训学校。与传统的民间培训学校不同，梁文道的学校既不传授技能，也不发放文凭，更有意思的是，学院采取的是来上课时到教室门口投钱就可以，有钱的学生就多给一些，没钱的就不必给。遗憾的是，这间讲学规格在香港首屈一指的培训学校，没过多久就因为收入不足以维持办学而关门了。失败的投资，让梁文道验证了自己不适合经商，他觉得自己最能掌控的还是做专家。
　　梁文道继商业一台之后，又获得了凤凰卫视专家团的一席地位。在电视台当专家还不满足，梁文道把专家的领域扩大到演讲方面。之前，梁文道在一些场合讲过课，头衔多半是知名主持人，这个头衔多少有些娱乐的成分。后来，梁文道索性改为专家，许多讲座也命名为“梁文道论道”，颇有学者范儿。梁文道不仅成为各大院校的知名专家，甚至在内地许多城市的发展论坛上也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今天，梁文道做那么多职业，运用的也是摘苹果的道理。如果很闲，就多做一份，直到稍稍感到累即可；如果很累，绝对不再做加法。太闲，人会懒，用香港人常说的话是“懒人无钱赚”；太累，人会病，最后都送进医院了。一点累，刚刚好。（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违者视为侵权！）
　　编辑家英宏[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