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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水湾子镇,这个叫流金的男人并不出名。他年轻时候的样子我能估摸出来。瘦,可能是他一生的一个最大特点,但他有劲儿,整日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脸色红润,手脚不闲。一旦参加了某种劳动,或是某种活动,就好像一架机器,沉浸其中,乐此不疲,难以自拔。这个样子,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也容易积累财富。比如打工,比如在我们河道里筛沙子,要找搭档,男人女人都会喊着:“流金,流金!”河道里那时生着一尺多高的牛筋草,血色的茎秆针尖样粗细,浮着眉毛一样的绿叶子,蓬松地铺满河床。
这几年,关于流金的消息很少了。
他其实就住在我家隔壁,八年前盖了一座关中风格带天井的房子,样式独特,四周贴着瓷片。
但之后,那扇红色铁门终日关着。门前一棵核桃树,两片菜园子,用槐树枝扎着密密的篱笆,篱笆上攀爬着翠叶蔓枝,垂着二三尺长的蛇豇,新鲜。
“谁点下的种子,咋不见收获呢?”人说。
回答:“流金。他忙,没工夫从省城回来弄这点儿东西。”
“那收拾这园子为啥?种这瓜果为啥?”
“他老了住不到星星上去,他最终要回来的,看着荒了能行?”
流金第一次回来时,穿着一件牛仔上衣,拿着一盒新牌子的香烟见人就发。他领征地款的时候并不像别人一样,一张一张地数满把红票,他说:“错不了。”就顺手装进裤兜里。第二次回来时污水厂征地,他第一个签名同意。他说:“咱不同意能行吗?”围着流金的人说:“听说你在城里买房了,你心黑了。卖了地,你给自己松绑哩。”流金瞅一眼,表情很复杂,是那种自豪和无奈的复杂劲儿。他说:“城里房子太多了,住得起的人少,房价能榨干你的血汗。”人说:“你就显摆,我进城也不在你家吃饭,听说碗小,比烧酒盅子大不了多少。”流金说:“你有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算是看清了,进城,买房,城里人拉屎,乡下人给擦屁股,乡下人进城越多,城市就越像城市了。”人说:“城里人盖房让乡里人住?吃错了药?”流金说:“白住啊?白住你也要住得起!”
流金第三次回来的时候,头上已经开始谢顶,脸上的红润已经退到两个颧骨上,但眼仁子仍然时不时地发光,亮晶晶的。
他邀人在自家院子里喝茶。人说:“你算是熬出头了,羡慕死人了。”
他不接话茬子,他说:“喝茶。”茶是红茶。
流金说:“干不动了。”人说:“攒了多少?”流金伸出两个指头,指着门前核桃树的叶子,叶子在风里飘动,一只喜鹊在树顶上晒太阳。
几个人都猜流金伸出那两根指头的意思,有人说是钱,两万或二十万,二百万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是流金的儿媳生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子一套房,流金得帮儿子买够两套房子。
有人说,城市里没钱不行,流金弄不转的事情,别人也悬乎。人们就像看穿了流金似的,对着那颗当顶发亮的光头,越发看出剩余的那点儿羞答答的头发,好似后脑勺的头皮上盖了一片杂色的抹布。人们在心里说,其实流金也挺可怜的。
村子里的人一直坚持两顿饭的习惯,上午十点一餐,下午四点一餐,就这还出过几位百岁以上的寿星,用事实打过多少养生专家的脸。后来专家妥协了,说:“习惯了就行,习惯其实就是适应。”
流金已经习惯了城市的饮食习惯,一日三餐。刚回来那会儿,他想恢复成两顿饭的习惯,结果耐到十点,常常是饿得出了一身冷汗,低血糖犯了。
不行,早晨吃点儿馍片,喝茶。
流金家的大门对着河堤,河道很宽,架着几座大桥,药厂和污水处理厂将流金家围得越来越小。晨练的人络绎不绝,流金一次也没有去过。
流金在想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
再说,知道流金的事情有什么用呢?人家都在忙自家的事。
我们水湾子村离镇上只有三里路,秋天的时候,药厂出资搞了一场全民联欢活动。在镇中心广场的舞台上,有太极拳表演、扇子舞表演,年轻媳妇们还表演了迷人的水兵舞。
但谁也没有想到,秋末的一个傍晚,舞台上出现一个化了妆的丑角,鼻子上粘一个红色的小球,脸上敷着水粉,画着夸张的眉毛和眼睛,戴着一顶黄色的疙瘩帽,很像扑克牌中的大王。他在台上喜气洋洋地表演了抛球、独轮车和滑板。他表演的过程中,亮晶晶的眼神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表演完,从后台下去,很快就消失了。
这个丑角是谁?看过之后,睡一晚上觉,人们很快就忘了。
过了半年,一个开设微信公众号的年轻人,终于悄悄跟踪了一次这个丑角,他谁也没有告诉自己看到的真相。
只是他不明白,流金怎么就喜歡做一个丑角?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