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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美国的管理大师托马斯佛里德曼曾经说这个世界变平了，也有人说这个世界变弯了。世界级管理大师、被誉为欧洲的德鲁克——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教授却认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或说是精密了。他说，这不是威胁，而是机会。“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管理方法，这样才可能把世界的精密性考虑在内。”“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增长，现在不仅仅要从效应和规模上的追求，同时也要追求与环境的共生，要完善整个公司的法人治理等多方面，这都很重要。”
“这个世界很难预测”
记者：您认为这个世界变得超复杂了它对中国的经济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挑战?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非常感谢您问的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第一点我用的是“复杂”这个词，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精密，所以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或传统的工具，已经难以再去理解了。第二点是现在这个世界很难预测，我们目前所做的，任何经济上，包括很多其他领域的预测都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样一点，世界是非常精密的，包括气侯和人的大脑，都越来越精密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管理方法，这样才可能把世界的精密性考虑在内。当然，我不仅不把它看成威胁，而且也看成机会。如果把传统的精密性跟人类大脑的精密性相比，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创新，只有我们进行创新的管理，从中获得精密性，才可能跟得上世界的精密性。
记者：用创新跟上世界的精密性，假如从作为一个CEO的角度该如何看待复杂性?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关于复杂性，有时候我们是能控制的，有时候不能。首先，我们把我们能够控制的部分做得最好，这是应对复杂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在企业里面，我们要培养一种能力，意识到复杂性，并且在这个里面随需应变，做到精确与密切，搞好和外部的关系，企业和企业内部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进入精确、密切的发展阶段。第三，从环境的复杂性来谈，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词——多维度的竞争。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增长，我们也看到过一种说法叫野蛮成长。现在来讲，不仅仅是从效应和规模上的追求，同时也在追求与环境的共生，要完善整个公司的法人治理等多方面的追求，这都很重要。
“要放弃过去已经成功的东西”
记者：提到利益相关者，我想问一下马利克教授，在您的演讲中，提到欧洲企业对客户的重视，比股东重视的多，这一点跟美国企业有一个区别，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我觉得这是现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因为现在的逻辑就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一个企业是有客户的，总会有股东的，就是只要有客户就会有股东，如果没有客户就没有股东了，股东不会跟你在一起，会找其他的企业去。如果你要是一个企业家的话，要有主人翁理念的改变。现在作为一个持有人，你有你的员工和公司，如果只是股东的话，你只是一张纸的所有者。所以大家要了解到一点，在美国90％的股票有不同的基金，有投资基金、对冲基金，他们都不对公司感兴趣，他们只是对绩效感兴趣。这是两年之前在美国开始的状况。现在这种状况还没有结束，但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如果可以取得创新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放弃这个词，也就是说你要放弃过去已经成功的东西，杜邦公司的发展曲线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在过去，如果你已经取得了什么成就，未来就不能老是维持，否则会局限你的未来发展。
记者我们探讨管理思想的时候，总是说学习欧美的思想，实际上欧洲和美国他们的管理思想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前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发展上出现很多问题，马利克先生也提出中國企业更应该像欧洲企业学习，您能不能具体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我第一次向中国人做讲座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每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令人称奇的是，当时中国听众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基本来自美国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有很多大公司，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对于大公司的规模和经济规模并不是我们要看的唯一因素。对欧洲来说，当时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当时中国的听众对欧洲知之甚少。我们欧洲人并不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展示给大家，我们把自己称之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比如美国也会说我是加利福尼亚人等等。如果我们把欧洲看做一个整体，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关键不是这个，大不一定强，规模大不表明强大，因为强大是另外一个概念。
为什么欧洲家族企业如此强大?我问中国的年轻人，市场上最好的品牌是什么?是宝马还是保时捷?你们知道他们的品牌来自哪个国家吗?他们说是美国的牌子，他们知道这个品牌和产品，但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国家的牌子以及哪个国家制造出的产品。所以有很多误解。为什么保时捷如此成功，为什么人们想买保时捷?这跟客户本身的体验、知识结构有关系，所以我们把规模、力量强大区别开。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公司在美国，比如杜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的非常好，而且在过去2。O年当中做得非常成功。我也是德国一家药业公司董事会的一员，他们有自己的成功秘诀，他们的秘诀不取决于上市与否，他们没有任何债务，不需要股市资本，因为他们已经雇佣了4万人。他们理解最有价值的资本不是股市资本和银行资本。确实，我们需要这样的资本，但最重要的资本来自客户，这就是比德·德鲁克上世纪50年代所说的，当时他说，企业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客户满意，这目前仍然是我们的黄金法则。
“超越‘可持续’这个词”
记者回到商业模式创新上，从模式到利润再到可持续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什么是好的商业模式，是不是赚钱的就是好的，赚钱的周期以及公司的预期怎样，每个企业的看法都不同。前面谈到多维竞争，商品市场竞争大家都会了，靠品牌、研发，但我们往往失败在股权层面或者治理层面，甚至容易失败在对环境预测的失误。可持续对人才提高了要求，这是我们企业家很痛苦的事情。请问马利克教授，您个人对于中国可持续的发展有什么积极的见解7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了解，内在的逻辑就是大家都希望挣大钱，在水平线上要有远见的。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明天、后天、未来一年要做什么，才能赚大钱呢?第一点，肯定是要通过创新。对于刚创业的企业很难，有时候亏损的状态要持续到6年的时候，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是赤字。
第二点，我们知道这个逻辑，如果要盈利的话，首先要很好的考虑到顾客的价值，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任何市场份额，是不可能盈利的，为什么要有市场份额呢?是为了获得生产力，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大家都知道，但是要做起来很难。所以我的建议是：超越“可持续”这个词。你企业的组织结构层面，以及对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方面，可行性在哪里?可持续这个词是继续我们已经拥有的一些东西。不一定是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其实应该有一些变化。
第三点要照顾好环境，这可能是最后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也谈到很多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今天的企业跟环境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健康繁荣的社会，这是企业运行好的前提。企业的健康性、可行性体现在很多方面，这些社会责任方面也要做得非常好。
记者：您对PE在中国的前景怎样看?怎么发挥PE作用?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到现在为止，这个私募基金或者PE的成功，主要基于不仅仅是材质，或者购买企业的材质，而是对于私募基金业务的发展，都是一种战略。也就是说，只要你进入这个市场，获取利润以后就应该退出，再找到其他的企业，但这个方面是需要两个前提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拿到银行的信贷，要有股市，这个股市能够允许我们很快的退市，所以到现在为止，如果要是卖一个企业可能会比较困难。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得到信贷比较简单，但比较贵。所以到现在为止，对于私募基金来讲变化都是比较大，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记者在中国经济的大家庭里面每个企业都是家庭的成员，对于企业而言，应该是组成这个社会的家庭，对于中国产业的转移和产业未来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对于企业竞争力来讲，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在很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了，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也已经非常好。对于国外的市场竞争，在未来肯定会变得更加重要了。要能把握好每一次变革过程中遇到的机遇，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取得的发展将会更有持续性。
“这个世界很难预测”
记者：您认为这个世界变得超复杂了它对中国的经济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挑战?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非常感谢您问的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第一点我用的是“复杂”这个词，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精密，所以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或传统的工具，已经难以再去理解了。第二点是现在这个世界很难预测，我们目前所做的，任何经济上，包括很多其他领域的预测都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样一点，世界是非常精密的，包括气侯和人的大脑，都越来越精密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管理方法，这样才可能把世界的精密性考虑在内。当然，我不仅不把它看成威胁，而且也看成机会。如果把传统的精密性跟人类大脑的精密性相比，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创新，只有我们进行创新的管理，从中获得精密性，才可能跟得上世界的精密性。
记者：用创新跟上世界的精密性，假如从作为一个CEO的角度该如何看待复杂性?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关于复杂性，有时候我们是能控制的，有时候不能。首先，我们把我们能够控制的部分做得最好，这是应对复杂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在企业里面，我们要培养一种能力，意识到复杂性，并且在这个里面随需应变，做到精确与密切，搞好和外部的关系，企业和企业内部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进入精确、密切的发展阶段。第三，从环境的复杂性来谈，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词——多维度的竞争。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增长，我们也看到过一种说法叫野蛮成长。现在来讲，不仅仅是从效应和规模上的追求，同时也在追求与环境的共生，要完善整个公司的法人治理等多方面的追求，这都很重要。
“要放弃过去已经成功的东西”
记者：提到利益相关者，我想问一下马利克教授，在您的演讲中，提到欧洲企业对客户的重视，比股东重视的多，这一点跟美国企业有一个区别，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我觉得这是现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因为现在的逻辑就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一个企业是有客户的，总会有股东的，就是只要有客户就会有股东，如果没有客户就没有股东了，股东不会跟你在一起，会找其他的企业去。如果你要是一个企业家的话，要有主人翁理念的改变。现在作为一个持有人，你有你的员工和公司，如果只是股东的话，你只是一张纸的所有者。所以大家要了解到一点，在美国90％的股票有不同的基金，有投资基金、对冲基金，他们都不对公司感兴趣，他们只是对绩效感兴趣。这是两年之前在美国开始的状况。现在这种状况还没有结束，但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如果可以取得创新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放弃这个词，也就是说你要放弃过去已经成功的东西，杜邦公司的发展曲线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在过去，如果你已经取得了什么成就，未来就不能老是维持，否则会局限你的未来发展。
记者我们探讨管理思想的时候，总是说学习欧美的思想，实际上欧洲和美国他们的管理思想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前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发展上出现很多问题，马利克先生也提出中國企业更应该像欧洲企业学习，您能不能具体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我第一次向中国人做讲座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每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令人称奇的是，当时中国听众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基本来自美国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有很多大公司，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对于大公司的规模和经济规模并不是我们要看的唯一因素。对欧洲来说，当时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当时中国的听众对欧洲知之甚少。我们欧洲人并不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展示给大家，我们把自己称之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比如美国也会说我是加利福尼亚人等等。如果我们把欧洲看做一个整体，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关键不是这个，大不一定强，规模大不表明强大，因为强大是另外一个概念。
为什么欧洲家族企业如此强大?我问中国的年轻人，市场上最好的品牌是什么?是宝马还是保时捷?你们知道他们的品牌来自哪个国家吗?他们说是美国的牌子，他们知道这个品牌和产品，但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国家的牌子以及哪个国家制造出的产品。所以有很多误解。为什么保时捷如此成功，为什么人们想买保时捷?这跟客户本身的体验、知识结构有关系，所以我们把规模、力量强大区别开。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公司在美国，比如杜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的非常好，而且在过去2。O年当中做得非常成功。我也是德国一家药业公司董事会的一员，他们有自己的成功秘诀，他们的秘诀不取决于上市与否，他们没有任何债务，不需要股市资本，因为他们已经雇佣了4万人。他们理解最有价值的资本不是股市资本和银行资本。确实，我们需要这样的资本，但最重要的资本来自客户，这就是比德·德鲁克上世纪50年代所说的，当时他说，企业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客户满意，这目前仍然是我们的黄金法则。
“超越‘可持续’这个词”
记者回到商业模式创新上，从模式到利润再到可持续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什么是好的商业模式，是不是赚钱的就是好的，赚钱的周期以及公司的预期怎样，每个企业的看法都不同。前面谈到多维竞争，商品市场竞争大家都会了，靠品牌、研发，但我们往往失败在股权层面或者治理层面，甚至容易失败在对环境预测的失误。可持续对人才提高了要求，这是我们企业家很痛苦的事情。请问马利克教授，您个人对于中国可持续的发展有什么积极的见解7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了解，内在的逻辑就是大家都希望挣大钱，在水平线上要有远见的。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明天、后天、未来一年要做什么，才能赚大钱呢?第一点，肯定是要通过创新。对于刚创业的企业很难，有时候亏损的状态要持续到6年的时候，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是赤字。
第二点，我们知道这个逻辑，如果要盈利的话，首先要很好的考虑到顾客的价值，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任何市场份额，是不可能盈利的，为什么要有市场份额呢?是为了获得生产力，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大家都知道，但是要做起来很难。所以我的建议是：超越“可持续”这个词。你企业的组织结构层面，以及对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方面，可行性在哪里?可持续这个词是继续我们已经拥有的一些东西。不一定是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其实应该有一些变化。
第三点要照顾好环境，这可能是最后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也谈到很多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今天的企业跟环境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健康繁荣的社会，这是企业运行好的前提。企业的健康性、可行性体现在很多方面，这些社会责任方面也要做得非常好。
记者：您对PE在中国的前景怎样看?怎么发挥PE作用?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到现在为止，这个私募基金或者PE的成功，主要基于不仅仅是材质，或者购买企业的材质，而是对于私募基金业务的发展，都是一种战略。也就是说，只要你进入这个市场，获取利润以后就应该退出，再找到其他的企业，但这个方面是需要两个前提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拿到银行的信贷，要有股市，这个股市能够允许我们很快的退市，所以到现在为止，如果要是卖一个企业可能会比较困难。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得到信贷比较简单，但比较贵。所以到现在为止，对于私募基金来讲变化都是比较大，也有很多不确定性。
记者在中国经济的大家庭里面每个企业都是家庭的成员，对于企业而言，应该是组成这个社会的家庭，对于中国产业的转移和产业未来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对于企业竞争力来讲，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在很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了，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也已经非常好。对于国外的市场竞争，在未来肯定会变得更加重要了。要能把握好每一次变革过程中遇到的机遇，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取得的发展将会更有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