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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对外宣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写会译还不够，还要做到能言善辩。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外宣机构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的中央，拿起话筒的那一刻就要做好“讲”的准备：讲述、讲理、讲学、讲演，关键在于“说”，在于“讲”，在于磨“嘴皮子”。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形象，从成立初期的单向书面传播以及被动的他塑，到现在国际大众传媒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自塑，外宣工作者在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之外，还应当在提高“辩力”上狠下功夫。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宣以“笔杆子”为主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外宣领域也基本遵循了这个规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故事，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尤其是抗美援朝一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打出了不可撼动的大国尊严。那个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外宣机构，国际上有关中国的故事大多是通过外电外媒（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媒体）的记者报道呈现给相应的读者群体。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形象是他塑——被动的被他国塑造，几乎没有自己的声音。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到2000年9月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建立之前，“笔杆子”成为宣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与成就的主要手段。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我国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进步，此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富于前瞻性地意识到对外宣传中国主张、中国立场的重要性，在50年代中后期创办了系列外文刊物，如《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报道》等。彼时，充斥西方媒体版面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大多是在“妖魔化”中国。
中国创办的外宣刊物，只要把中国立场传播出去就是成功。比如，《北京周报》1958年创刊号封面文章《和平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撤出朝鲜，中国正密切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是否紧随其后》。1958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此次公告不仅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的撤军行动，更重要的是为了敦促美国政府。这篇英文评论表达地道、有力，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诚意，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北京周报》自创刊以来的所有期刊，而这本1958年的创刊号因为翻阅次数过多而损毁严重。为保护后人阅读不受影响，管理员为这本创刊号打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补丁。
在外宣起步阶段，各大外宣机构的核心部门几乎都是中文新闻中心，或者叫新闻采编中心，负责采访活动、撰写稿件。国内外文报刊期刊的总体工作流程大多是中文撰稿团队写出中文初稿，经领导审定再交给外文翻译，在外国专家对翻译语言润色过后，再由外文审稿人最后审定刊发。外宣工作者的定位主要是“翻译”，基本上没有用外文写作的要求，更不要说直接用外文撰写评论类型的文章。怎样把国家政策文件、领导讲话、国计民生、财政金融、文化旅游等不同题材的文章翻译好，是对外宣工作者最主要的考量。
这一时期是我国外宣事业起步期和探索期，为将来国际传播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外宣媒体积极主动向世界，尤其是向西方国家宣介和阐释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从而为“聚精会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谋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在体制机制的建设上，外宣部门和机构从无到有、由虚而实，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全覆盖的外宣工作体系。①
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后外宣面临新挑战
从2000年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开播到2012年，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节点，中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传播中国和平发展形象，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宣事业的主旋律。中国的外宣人开始有了崭新的亮相：他们不再是报刊杂志上的一个名字，甚至是连名字都不会出现的译者，也不再是广播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朗读者，而是从幕后走到台前，走到聚光灯下，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的出镜记者。同时，他们也需要做到在没有提词器的情况下临场发挥，用熟练的外文采访各类、各国专业人士。这对习惯于长期伏案写作的外宣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挑战——能写会译已经不足以在新媒体时代支撑大国外宣。
2010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全面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本国人民带来巨大获得感、幸福感的同时，也招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羡慕嫉妒恨”。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强势媒体，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上充分亮剑，与外国同行用外语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开始成为衡量外宣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②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了世界舞台中央，但手中尚不完全掌握麦克风。”长袖善舞很美丽，可是远处的观众看不到。讷于言、敏于行是中国人的古训。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即使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时候，也是笔诛墨伐多，唇枪舌剑少。这样内敛的民族个性，再加上外语口语表达能力的限制，让我国大外宣整体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局面：有思想，欠表达；有看法，没说法；有能力，缺辩力；有道理，缺说服力。
过去几十年，我国外宣工作疲于应付西方对我国的各种非难和指责：站在辩论席上，很多时候像是一个被诬陷的“被告”，以辩护为主，很少能主动出击，设置议题，把贼喊捉贼的“原告”扳倒。
受制于英文水平，中国形象也由此被诟病。比如党的十九大期间，BBC记者为佐证他关于“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一论点，随机采访一些代表。有一位着军装的代表艰难地用英语回答：“I’m forbidden to talk（我被禁止讨论）”。其实他想表达的是：未经同意，不得接受采访。但是由于外语能力有限，并不能立刻想到合适的英文回答，因此他的回复立刻被BBC记者抓住并放大在网上。 ③ 万物互联，宽带化的移动互联网让传播变得无处不在。在新时代视讯化浪潮的今天，光靠笔杆子——翻译和写作，显然是不够的，无法赶上新媒体迅猛发展之大趋势，更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占据道义制高点。
古希腊演讲大师德摩斯蒂尼认为：“雄辩的口才，比准确的子弹更有力；弹无虚发的子弹，敌不过锐利如刀的辩才。”
未来已来，人在哪里，传播就在哪里。这对外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用好笔杆子，还要会磨嘴皮子。
解决“挨骂”问题需要增强“辩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习总书记还要求外宣工作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笔者认为，核心在于“讲”，关键在于“说”，在于磨“嘴皮子”，在于增强“辩力”和“说服力”。
面对新时代的大外宣格局，在国际大众传媒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今天，在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力”要求之外，我国外宣工作者还应当在提高“辩力”上狠下功夫。
国家层面，我国宣传主管部门很早就意识到媒体变革形势下我国应着力打造一个与西方媒体争锋、以言论立足的外宣旗舰媒体的重要性。2016年12月31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正式成立，该机构包括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目标是以丰富的内容和专业的品质为全球受众提供视讯化服务。在不少局外人看来，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多多少少有一点“换汤不换药”的味道：改了个名称和机构设置，从主持人到内容都没太多变化。但是，每一个质变都是从量变开始。为了让这个外宣旗舰媒体更具战斗力，也是为了解决外宣工作者“辩力”较为缺乏的问题，CGTN加强了评论员队伍的培养，旨在用外国人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道理，尤其重视“说”“辩”的作用。其中，与美国哈德森研究所主任激辩南海问题的王冠，以及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女主播论战的刘欣脱颖而出。
在涉及价值观、国家核心利益等领域的报道，必须要培育并依靠自己的人才。CGTN挖掘的“能言善辩”的人才不仅仅局限于电视台本身，也涵盖了传统纸质版外宣媒体、国家和地方广播电台体系中口语功底扎实的专业媒体人，为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矩阵添上了“论道”的翅膀。
针对2019年大热的中美女主播隔空辩论事件，央视新闻中心副主任、外语频道总监江和平说：“视频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大穿透力，是传播的最高形态。”他指出，如果仅使用文字而不是短视频来驳斥福克斯女主播翠西·里根的观点，翠西是不会做出回应的。“视频是我们的基因所在，没有这个基因，我们所表达的内容都会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CGTN正以此次事件为契机，逐步打造一批形象表达好、业务能力强的“名嘴”队伍，让传播更具感染力、穿透力。④
同时，我国外宣媒体也主动适应传播变局，适时转变话语方式，积极探索新的突破点。中国网推出了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中国三分钟”，获得广泛赞誉；新华社推出英文脱口秀产品“火花”，以中国视角、全球视野评析国内外热点话题；连最老牌的外宣杂志《北京周报》也进行了视频化探索，推出聚焦中美关系的脱口秀节目“对话太平洋”；地方媒体澎湃新闻网推出“第六声”，借助“外脑”“外口”发声，成为地方外宣创新的平台。这些视频言论型节目针对境外一些势力和媒体对我国的攻擊抹黑强势回应，有效表达了中国观点，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
新时代大国外宣需要辩才“大合唱”
新时代的大国外宣，不是媒体人的“独角戏”，而是“大合唱”；不是外宣人的“独奏曲”，而是多方参与的“交响乐”。外交领域，我驻外大使频频用流利的外语回应西方媒体“不怀好意”的采访，如：我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就涉香港、新疆、华为、中国是否有政治犯等问题，用英文连续接受BBC电视台的专访，有力地驳斥了西方的“双重标准”；我驻美大使崔天凯就南海局势、美国总统大选、朝核问题等频频接受CNN英文专访，实力嘲讽美国政府和媒体的伪善。商业领域，以阿里巴巴马云、百度李彦宏为首的中国企业家，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重量级国际会议上为中小企业呐喊，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包容性和成长性。民间公共外交领域，以北京大学南南学院为首的国内高校，通过全英文教学，教育培训了大批了解中国政治、外交理念的外国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界人士；我国外语能力过硬的专家学者，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等，也频频在国外思想者论坛上与他国学者过招，就中国制度和中国模式展开英文辩论，取得良好的外宣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外宣媒体从无到有、从有到大的历程也是其自身一次次转型的结果：从以纸为媒到可视化呈现、从朴实无华的译者情怀到口若悬河的辩手担当、从被动应对外界挑衅到主动彰显大国魅力，外宣媒体每一次华丽转身的背后都是国家实力的有力支撑。
目前，我国外宣媒体正处于从大到强的关键时期，外宣从业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本领挑战。我国外宣事业起步较晚，正在从较为落后的时代往前赶超。能否实现弯道超车，关键在于新时代大外宣的每一位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能否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充满自信地拿起话筒，把生动的中国故事、深刻的中国道理娓娓道来，循循善诱地“讲”给全世界的观众。
「注释」
①史安斌、张耀钟：《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改革开放40年外宣事业发展述评》，《对外传播》，2018年第12期。
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30/c_1118777939.htm，2016年4月30日。
③Gatheri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BBC新闻网，https：//www.bbc. com/news/world-asia-china-41694630，2017年10月21日。
④江和平：《中美主播跨洋对话的八点启示》，《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3期。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外宣机构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的中央，拿起话筒的那一刻就要做好“讲”的准备：讲述、讲理、讲学、讲演，关键在于“说”，在于“讲”，在于磨“嘴皮子”。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形象，从成立初期的单向书面传播以及被动的他塑，到现在国际大众传媒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自塑，外宣工作者在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之外，还应当在提高“辩力”上狠下功夫。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宣以“笔杆子”为主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外宣领域也基本遵循了这个规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故事，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尤其是抗美援朝一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打出了不可撼动的大国尊严。那个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外宣机构，国际上有关中国的故事大多是通过外电外媒（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媒体）的记者报道呈现给相应的读者群体。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形象是他塑——被动的被他国塑造，几乎没有自己的声音。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到2000年9月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建立之前，“笔杆子”成为宣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与成就的主要手段。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我国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进步，此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富于前瞻性地意识到对外宣传中国主张、中国立场的重要性，在50年代中后期创办了系列外文刊物，如《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报道》等。彼时，充斥西方媒体版面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大多是在“妖魔化”中国。
中国创办的外宣刊物，只要把中国立场传播出去就是成功。比如，《北京周报》1958年创刊号封面文章《和平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撤出朝鲜，中国正密切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是否紧随其后》。1958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此次公告不仅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的撤军行动，更重要的是为了敦促美国政府。这篇英文评论表达地道、有力，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诚意，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北京周报》自创刊以来的所有期刊，而这本1958年的创刊号因为翻阅次数过多而损毁严重。为保护后人阅读不受影响，管理员为这本创刊号打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补丁。
在外宣起步阶段，各大外宣机构的核心部门几乎都是中文新闻中心，或者叫新闻采编中心，负责采访活动、撰写稿件。国内外文报刊期刊的总体工作流程大多是中文撰稿团队写出中文初稿，经领导审定再交给外文翻译，在外国专家对翻译语言润色过后，再由外文审稿人最后审定刊发。外宣工作者的定位主要是“翻译”，基本上没有用外文写作的要求，更不要说直接用外文撰写评论类型的文章。怎样把国家政策文件、领导讲话、国计民生、财政金融、文化旅游等不同题材的文章翻译好，是对外宣工作者最主要的考量。
这一时期是我国外宣事业起步期和探索期，为将来国际传播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外宣媒体积极主动向世界，尤其是向西方国家宣介和阐释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从而为“聚精会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谋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在体制机制的建设上，外宣部门和机构从无到有、由虚而实，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全覆盖的外宣工作体系。①
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后外宣面临新挑战
从2000年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开播到2012年，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节点，中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传播中国和平发展形象，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宣事业的主旋律。中国的外宣人开始有了崭新的亮相：他们不再是报刊杂志上的一个名字，甚至是连名字都不会出现的译者，也不再是广播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朗读者，而是从幕后走到台前，走到聚光灯下，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的出镜记者。同时，他们也需要做到在没有提词器的情况下临场发挥，用熟练的外文采访各类、各国专业人士。这对习惯于长期伏案写作的外宣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挑战——能写会译已经不足以在新媒体时代支撑大国外宣。
2010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全面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本国人民带来巨大获得感、幸福感的同时，也招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羡慕嫉妒恨”。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强势媒体，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上充分亮剑，与外国同行用外语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开始成为衡量外宣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②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了世界舞台中央，但手中尚不完全掌握麦克风。”长袖善舞很美丽，可是远处的观众看不到。讷于言、敏于行是中国人的古训。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即使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时候，也是笔诛墨伐多，唇枪舌剑少。这样内敛的民族个性，再加上外语口语表达能力的限制，让我国大外宣整体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局面：有思想，欠表达；有看法，没说法；有能力，缺辩力；有道理，缺说服力。
过去几十年，我国外宣工作疲于应付西方对我国的各种非难和指责：站在辩论席上，很多时候像是一个被诬陷的“被告”，以辩护为主，很少能主动出击，设置议题，把贼喊捉贼的“原告”扳倒。
受制于英文水平，中国形象也由此被诟病。比如党的十九大期间，BBC记者为佐证他关于“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一论点，随机采访一些代表。有一位着军装的代表艰难地用英语回答：“I’m forbidden to talk（我被禁止讨论）”。其实他想表达的是：未经同意，不得接受采访。但是由于外语能力有限，并不能立刻想到合适的英文回答，因此他的回复立刻被BBC记者抓住并放大在网上。 ③ 万物互联，宽带化的移动互联网让传播变得无处不在。在新时代视讯化浪潮的今天，光靠笔杆子——翻译和写作，显然是不够的，无法赶上新媒体迅猛发展之大趋势，更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占据道义制高点。
古希腊演讲大师德摩斯蒂尼认为：“雄辩的口才，比准确的子弹更有力；弹无虚发的子弹，敌不过锐利如刀的辩才。”
未来已来，人在哪里，传播就在哪里。这对外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用好笔杆子，还要会磨嘴皮子。
解决“挨骂”问题需要增强“辩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习总书记还要求外宣工作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笔者认为，核心在于“讲”，关键在于“说”，在于磨“嘴皮子”，在于增强“辩力”和“说服力”。
面对新时代的大外宣格局，在国际大众传媒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今天，在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力”要求之外，我国外宣工作者还应当在提高“辩力”上狠下功夫。
国家层面，我国宣传主管部门很早就意识到媒体变革形势下我国应着力打造一个与西方媒体争锋、以言论立足的外宣旗舰媒体的重要性。2016年12月31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正式成立，该机构包括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目标是以丰富的内容和专业的品质为全球受众提供视讯化服务。在不少局外人看来，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多多少少有一点“换汤不换药”的味道：改了个名称和机构设置，从主持人到内容都没太多变化。但是，每一个质变都是从量变开始。为了让这个外宣旗舰媒体更具战斗力，也是为了解决外宣工作者“辩力”较为缺乏的问题，CGTN加强了评论员队伍的培养，旨在用外国人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道理，尤其重视“说”“辩”的作用。其中，与美国哈德森研究所主任激辩南海问题的王冠，以及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女主播论战的刘欣脱颖而出。
在涉及价值观、国家核心利益等领域的报道，必须要培育并依靠自己的人才。CGTN挖掘的“能言善辩”的人才不仅仅局限于电视台本身，也涵盖了传统纸质版外宣媒体、国家和地方广播电台体系中口语功底扎实的专业媒体人，为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矩阵添上了“论道”的翅膀。
针对2019年大热的中美女主播隔空辩论事件，央视新闻中心副主任、外语频道总监江和平说：“视频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大穿透力，是传播的最高形态。”他指出，如果仅使用文字而不是短视频来驳斥福克斯女主播翠西·里根的观点，翠西是不会做出回应的。“视频是我们的基因所在，没有这个基因，我们所表达的内容都会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CGTN正以此次事件为契机，逐步打造一批形象表达好、业务能力强的“名嘴”队伍，让传播更具感染力、穿透力。④
同时，我国外宣媒体也主动适应传播变局，适时转变话语方式，积极探索新的突破点。中国网推出了短视频新闻评论栏目“中国三分钟”，获得广泛赞誉；新华社推出英文脱口秀产品“火花”，以中国视角、全球视野评析国内外热点话题；连最老牌的外宣杂志《北京周报》也进行了视频化探索，推出聚焦中美关系的脱口秀节目“对话太平洋”；地方媒体澎湃新闻网推出“第六声”，借助“外脑”“外口”发声，成为地方外宣创新的平台。这些视频言论型节目针对境外一些势力和媒体对我国的攻擊抹黑强势回应，有效表达了中国观点，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
新时代大国外宣需要辩才“大合唱”
新时代的大国外宣，不是媒体人的“独角戏”，而是“大合唱”；不是外宣人的“独奏曲”，而是多方参与的“交响乐”。外交领域，我驻外大使频频用流利的外语回应西方媒体“不怀好意”的采访，如：我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就涉香港、新疆、华为、中国是否有政治犯等问题，用英文连续接受BBC电视台的专访，有力地驳斥了西方的“双重标准”；我驻美大使崔天凯就南海局势、美国总统大选、朝核问题等频频接受CNN英文专访，实力嘲讽美国政府和媒体的伪善。商业领域，以阿里巴巴马云、百度李彦宏为首的中国企业家，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重量级国际会议上为中小企业呐喊，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包容性和成长性。民间公共外交领域，以北京大学南南学院为首的国内高校，通过全英文教学，教育培训了大批了解中国政治、外交理念的外国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界人士；我国外语能力过硬的专家学者，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等，也频频在国外思想者论坛上与他国学者过招，就中国制度和中国模式展开英文辩论，取得良好的外宣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外宣媒体从无到有、从有到大的历程也是其自身一次次转型的结果：从以纸为媒到可视化呈现、从朴实无华的译者情怀到口若悬河的辩手担当、从被动应对外界挑衅到主动彰显大国魅力，外宣媒体每一次华丽转身的背后都是国家实力的有力支撑。
目前，我国外宣媒体正处于从大到强的关键时期，外宣从业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本领挑战。我国外宣事业起步较晚，正在从较为落后的时代往前赶超。能否实现弯道超车，关键在于新时代大外宣的每一位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能否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充满自信地拿起话筒，把生动的中国故事、深刻的中国道理娓娓道来，循循善诱地“讲”给全世界的观众。
「注释」
①史安斌、张耀钟：《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改革开放40年外宣事业发展述评》，《对外传播》，2018年第12期。
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30/c_1118777939.htm，2016年4月30日。
③Gatheri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BBC新闻网，https：//www.bbc. com/news/world-asia-china-41694630，2017年10月21日。
④江和平：《中美主播跨洋对话的八点启示》，《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