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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峡两岸蒋介石主题图书密集问世，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出版现象。一方面，这当然得益于台湾“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文物”、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党政资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相继开放，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蒋介石研究热”。另一方面，也是受近年来有关蒋介石的研究从政治回归于学术的趋势之影响。
这些著作，大多数都是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出现。如大陆学者陈铁健、黄道炫著《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便是师生二人合写，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呈现出一个既革命又“反革命”，既温情又刚硬、既坚毅又软弱，既想搞圣贤德治又常常使用非常统治手段的复杂角色，生动地还原了蒋介石的精神世界，指出了其思想资源的构成及内在限制。大陆学者汪朝光、金以林、王奇生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则是三人合作，以时间为经，分章描述蒋介石从幼年成长到崛起再到败退大陆时期的人生经历，以事件为纬，研究蒋介石的军事谋略、私人关系、统治策略、阅读生涯等生命侧面。台湾学者蒋永敬、刘维开著《蒋介石与国共和战》也是以师生合作的形式，讲述1945—1949年蒋介石在国共和战中的应对和困境。
会议论文集亦是团队合作的另一种形式，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两岸合作。汪朝光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是两岸蒋介石研究名家第一次台北“神仙会”的产物，以论文的形式集中探讨了蒋介石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并由此进一步讨论这些人际网络对其内政外交决策的影响作用。吕芳上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源于两岸学者的第二次台北“神仙会”。这次论述的主题更加新颖，涉及蒋介石的休闲生活、旅游生活、读书生活、医疗观念、时间观念以及生活政治观等。两次“神仙会”都呈现出某种蒋介石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的趋势，这显然受风靡海内外的“新文化史”影响，强调目光向下，专注于微观层面和日常生活，将以往被人们忽略的衣食住行、情感心态、社会交往等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希望通过微观反映宏观，并从中寻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不过，有时微观也未必能反映宏观，私人生活未必能反映出公的一面。对近代中国而言，蒋介石的影响还是集中于宏观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微观诸如研究蒋介石的观影经验，大概只是一种娱乐和休闲，很难赋予政治意义或能寻找到民族国家意识，研究蒋介石的旅游生活，亦只能就旅游谈旅游，扩展范围有限。因此，学者们在重视微观之后又有重新回到宏观的趋势。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形塑》便呈现出一种从微观向宏观复归的趋势。该书收录了三次蒋介石国际研讨会上中日韩学者的35篇论文。这些论文集中于两个主题：领袖的淬炼，探讨蒋介石作为革命领袖在政坛上崛起的过程;变局与肆应，探讨蒋介石在内忧外患中如何应对危机，构建国家蓝图。这本论文集代表着目前海峡两岸蒋介石研究的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独立撰写的专著可谓屈指可数。台湾学者黄自进著《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缩影》，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资料，系统探讨了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其中涉及日本文化对蒋介石人格的影响、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对日“以德报怨”的实质内涵等。这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研究蒋介石与日本关系最全面的著作。大陆学者金冲及著《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以蒋介石在指挥三大战役中的表现为例，展现蒋在战争决策上的全面失败。尽管作者所处理的是为何毛胜蒋败的老题目，并且仍延续传统观点认为毛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却也开始认为，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如果指挥不当也可能会造成失败，有必要研究指挥者的战略战术。这或许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团队合作的优点在于分工合作，能够最大限度合理配置资源进行学术研究，既可以避免重复研究，又可以多快好省地推出成果。团队合作也是一种折中之举。蒋介石档案资料卷帙浩繁，一生行状至为复杂，学者若单枪匹马研究必将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何况目前蒋介石研究仍处在各路豪杰占领地盘的阶段，标清界限、分头进行、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合理举措。弊端在于，多人合著一书常常导致文气不一，不同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对历史的理解或许也有不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竞出成果的压力下，分工合作常常导致对某一问题钻研的深度不够，以致研究成果常常给人一种未加精细打磨之感，也呈现出某种碎片化的样态。评价趋同、同中有异 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还是台北“国史馆”馆长吕芳上，都认为两岸学者对蒋介石的研究与评价已经基本趋同，甚至在几部论文集中已经分不清哪篇文章出自台湾学者之手，哪篇出自大陆学者之手。两岸学者能够长期展开亲密无间的合作研究，亦印证了这个判断的合理性。不过，两岸学者在研究方面仍存在细微差异，尤其是在一些观点上，仍有待于进一步达成共识。
首先，大陆学者常站在胜利者的角度看问题，台湾学者常为失败寻找合理性。比如，金冲及的著作便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战略指导方针上根本对立，蒋介石以全面作战为主，主要占领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尽可能控制大片土地，毛泽东则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是注重消灭对手有生力量，逐个击破。两人在战略战术、战局判断、调兵遣将、临机处置方面存在着研究院和幼稚园般的巨大差距，因此蒋介石输给了毛泽东。蒋永敬、刘维开的著作则认为，国共和谈中共方基本没有和谈的诚意，所谓和谈不过是一种姿态，用意在于教育第三方力量和群众。蒋介石实际在国共和战中处处被动，基本是被逼无奈走上决战之路。金冲及、蒋永敬两人曾经分别是国共官方史学的代言人，其判断或许未必能代表两岸的主流观点，却仍能让人感觉到，至少在公开场合，在某些最关键的历史问题上，还是会呈现出某种立场的不同。
其次，大陆学者习惯用权谋的眼光看待蒋介石，台湾学者的观念相对正统。以论文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形塑》为例，涉及蒋介石与党内高层的关系的论文，大陆学者更感兴趣的是蒋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运用种种手段击败政敌，确立最高领袖的统治，台湾学者则更愿意将其视为某种党内的权力整合，将其视为蒋介石逐步建立党的规范，以维系其统治的正统性，甚至可以上升到打造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对大陆学者而言，其中固然有传统思维的影响，不过其用意或也不在于进行道德评价，而是希望对历史的幽暗复杂一面予以再现。台湾学者也早已不存在任何评价上的限制，大抵只能解释为情感因素，或许也与近些年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极力维护蒋介石正统形象的时代氛围不无关系。 最后，大陆学者很少涉及蒋介石治理台湾时代的历史，台湾学者则有一些讨论。大陆方面，由于资料限制、缺乏历史情境，基本没有著作对蒋介石的下半生有过深入研究，坊间流行的只是几本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的传记或新闻图片集。台湾方面，则有黄克武编《迁台初期的蒋中正》《重起炉灶，蒋中正与1950年代的台湾》两本论文集，论述了蒋介石在台湾时期的政治、教育、军事和土地改革政策，对其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实际来看，限制大陆开展台湾时期蒋介石研究的倒未必是政治因素，而是近年的此岸的经济崛起，使得彼岸当年的腾飞经验已不再是羡慕参照的对象，学者对那段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小。未来这种情况或许将持续下去。史料出版、旧货翻新蒋介石研究的二手著作固然重要，一手资料的出版也不可忽视。何况要顺利进行后续研究，必须有充分的新资料作为保证，这方面台湾有天然的优势。收藏于台北“国史馆”、党史馆的蒋介石资料卷帙浩繁，可谓是学者竞相开掘的宝库。台湾方面对整理出版蒋介石资料也不遗余力，声誉最著的大部头史料要属国史馆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稿本始于1926年，终于 1949年，由蒋介石的三位秘书辑录函电、公告、讲词并摘抄蒋的日记，仿照传统史书体例编成大事年谱长编，颇类似古代皇帝的“实录”。稿本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历史事件置于时间的脉络，许多大事发生的具体日期或政策形成的来龙去脉皆可从中找到答案，是研究蒋介石必须参考的著作。稿本从2003年陆续出版，到2013年全部出齐，皇皇82册，可谓蔚为大观。
《事略稿本》之外，还有潘光哲、黄自进编《蒋中正总统五记》。五记包括《困勉记》《省克记》《游记》《学记》《爱记》，系抗战时期蒋介石秘书王宇高、王宇正将蒋的日记分门别类抄出而成。《事略稿本》以记录政治、军事为主，对私人生活的记录比较简略，五记则包含许多私人领域的内容，如读书心得、克己修身记录、家庭师友关系、旅游记录等，并以展现心态著称。五记以《蒋介石日记》为底本增删而成，一方面可以补日记之不足，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蒋介石及其幕僚如何利用著作塑造公共形象，这个行为本身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台湾地区另一个致力于推进蒋介石研究的机构是“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从2011年开始资助相关学者进行蒋介石研究。近期推出的是两本指南书：陈近金编《国内蒋中正典藏资料研析》、黄克武编《海外蒋中正典藏资料研析》介绍了台湾“中央通讯社”、台湾电影公司、美国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处收藏的蒋介石资料，以便与“国史馆”和胡佛研究所的资料互补使用。该管理处还资助中研院近史所同仁黄克武、游鉴明、林志宏等进行蒋介石侍从人员的口述访问工作，先后访问了从大陆到台湾不同阶段随侍蒋介石的副官、警卫、参谋、秘书、医生、摄影师、厨师等三十余人，集成两大册《蒋中正总统侍从人员访问记录》，其中涉及蒋介石与美国的外交交涉、防守金门马祖、台湾建设经验，以及作息、嗜好、休闲信仰和晚年卧病等，通过不同角色对蒋的近距离观察，摘去蒋介石的神秘面纱，为蒋介石研究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大陆方面则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印了《蒋介石年谱（1887—1926）》。该年谱原题为《蒋公介石年谱初稿》，是蒋介石早期秘书毛思诚撰写，蒋本人亲自修改审订。年谱六七十万字，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蒋从出生到北伐开始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保留了大量文告、书信、函电，下与《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相接，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非常丰富，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未能开放或整理出版，仅拿出这一本年谱，殊为遗憾。
尽管有如此多新资料出土，仍有不少旧书再版，或旧书新写。这一现象在大陆非常明显，在台湾很少见到。严如平、郑则民的《蒋介石传》，便是根据20年前的《蒋介石传稿》扩充修改而成。过去的《传稿》基本以中共党史的标准书写，而今利用两岸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全面改写。两位作者亦知应以学术标准重新评价蒋介石，但无力洗净所有痕迹，而且年事已高，无法真正接触一手材料，留下不少遗憾。杨树标、杨菁的《蒋介石传（1950—1975）》，则是20年多作者的成名作《蒋介石传》的接续，遗憾的是续传连台湾时期的《蒋介石日记》都未利用，也缺乏新观点，参考价值有限。至于泛滥于民间各种版本《蒋介石传》《蒋介石画传》《蒋介石自述》等，皆为拼凑的粗制滥造之作，不具备任何学术参考价值，在此不予列举。随着读者普遍阅读品位的提高，鉴别能力的提升，观点过时或鱼目混珠之作必将被排斥在主流阅读之外。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杨振中）
这些著作，大多数都是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出现。如大陆学者陈铁健、黄道炫著《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便是师生二人合写，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呈现出一个既革命又“反革命”，既温情又刚硬、既坚毅又软弱，既想搞圣贤德治又常常使用非常统治手段的复杂角色，生动地还原了蒋介石的精神世界，指出了其思想资源的构成及内在限制。大陆学者汪朝光、金以林、王奇生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则是三人合作，以时间为经，分章描述蒋介石从幼年成长到崛起再到败退大陆时期的人生经历，以事件为纬，研究蒋介石的军事谋略、私人关系、统治策略、阅读生涯等生命侧面。台湾学者蒋永敬、刘维开著《蒋介石与国共和战》也是以师生合作的形式，讲述1945—1949年蒋介石在国共和战中的应对和困境。
会议论文集亦是团队合作的另一种形式，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两岸合作。汪朝光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是两岸蒋介石研究名家第一次台北“神仙会”的产物，以论文的形式集中探讨了蒋介石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并由此进一步讨论这些人际网络对其内政外交决策的影响作用。吕芳上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源于两岸学者的第二次台北“神仙会”。这次论述的主题更加新颖，涉及蒋介石的休闲生活、旅游生活、读书生活、医疗观念、时间观念以及生活政治观等。两次“神仙会”都呈现出某种蒋介石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的趋势，这显然受风靡海内外的“新文化史”影响，强调目光向下，专注于微观层面和日常生活，将以往被人们忽略的衣食住行、情感心态、社会交往等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希望通过微观反映宏观，并从中寻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不过，有时微观也未必能反映宏观，私人生活未必能反映出公的一面。对近代中国而言，蒋介石的影响还是集中于宏观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微观诸如研究蒋介石的观影经验，大概只是一种娱乐和休闲，很难赋予政治意义或能寻找到民族国家意识，研究蒋介石的旅游生活，亦只能就旅游谈旅游，扩展范围有限。因此，学者们在重视微观之后又有重新回到宏观的趋势。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形塑》便呈现出一种从微观向宏观复归的趋势。该书收录了三次蒋介石国际研讨会上中日韩学者的35篇论文。这些论文集中于两个主题：领袖的淬炼，探讨蒋介石作为革命领袖在政坛上崛起的过程;变局与肆应，探讨蒋介石在内忧外患中如何应对危机，构建国家蓝图。这本论文集代表着目前海峡两岸蒋介石研究的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独立撰写的专著可谓屈指可数。台湾学者黄自进著《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缩影》，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资料，系统探讨了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其中涉及日本文化对蒋介石人格的影响、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对日“以德报怨”的实质内涵等。这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研究蒋介石与日本关系最全面的著作。大陆学者金冲及著《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以蒋介石在指挥三大战役中的表现为例，展现蒋在战争决策上的全面失败。尽管作者所处理的是为何毛胜蒋败的老题目，并且仍延续传统观点认为毛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却也开始认为，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如果指挥不当也可能会造成失败，有必要研究指挥者的战略战术。这或许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团队合作的优点在于分工合作，能够最大限度合理配置资源进行学术研究，既可以避免重复研究，又可以多快好省地推出成果。团队合作也是一种折中之举。蒋介石档案资料卷帙浩繁，一生行状至为复杂，学者若单枪匹马研究必将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何况目前蒋介石研究仍处在各路豪杰占领地盘的阶段，标清界限、分头进行、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合理举措。弊端在于，多人合著一书常常导致文气不一，不同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对历史的理解或许也有不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竞出成果的压力下，分工合作常常导致对某一问题钻研的深度不够，以致研究成果常常给人一种未加精细打磨之感，也呈现出某种碎片化的样态。评价趋同、同中有异 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还是台北“国史馆”馆长吕芳上，都认为两岸学者对蒋介石的研究与评价已经基本趋同，甚至在几部论文集中已经分不清哪篇文章出自台湾学者之手，哪篇出自大陆学者之手。两岸学者能够长期展开亲密无间的合作研究，亦印证了这个判断的合理性。不过，两岸学者在研究方面仍存在细微差异，尤其是在一些观点上，仍有待于进一步达成共识。
首先，大陆学者常站在胜利者的角度看问题，台湾学者常为失败寻找合理性。比如，金冲及的著作便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战略指导方针上根本对立，蒋介石以全面作战为主，主要占领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尽可能控制大片土地，毛泽东则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是注重消灭对手有生力量，逐个击破。两人在战略战术、战局判断、调兵遣将、临机处置方面存在着研究院和幼稚园般的巨大差距，因此蒋介石输给了毛泽东。蒋永敬、刘维开的著作则认为，国共和谈中共方基本没有和谈的诚意，所谓和谈不过是一种姿态，用意在于教育第三方力量和群众。蒋介石实际在国共和战中处处被动，基本是被逼无奈走上决战之路。金冲及、蒋永敬两人曾经分别是国共官方史学的代言人，其判断或许未必能代表两岸的主流观点，却仍能让人感觉到，至少在公开场合，在某些最关键的历史问题上，还是会呈现出某种立场的不同。
其次，大陆学者习惯用权谋的眼光看待蒋介石，台湾学者的观念相对正统。以论文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形塑》为例，涉及蒋介石与党内高层的关系的论文，大陆学者更感兴趣的是蒋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运用种种手段击败政敌，确立最高领袖的统治，台湾学者则更愿意将其视为某种党内的权力整合，将其视为蒋介石逐步建立党的规范，以维系其统治的正统性，甚至可以上升到打造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对大陆学者而言，其中固然有传统思维的影响，不过其用意或也不在于进行道德评价，而是希望对历史的幽暗复杂一面予以再现。台湾学者也早已不存在任何评价上的限制，大抵只能解释为情感因素，或许也与近些年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极力维护蒋介石正统形象的时代氛围不无关系。 最后，大陆学者很少涉及蒋介石治理台湾时代的历史，台湾学者则有一些讨论。大陆方面，由于资料限制、缺乏历史情境，基本没有著作对蒋介石的下半生有过深入研究，坊间流行的只是几本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的传记或新闻图片集。台湾方面，则有黄克武编《迁台初期的蒋中正》《重起炉灶，蒋中正与1950年代的台湾》两本论文集，论述了蒋介石在台湾时期的政治、教育、军事和土地改革政策，对其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实际来看，限制大陆开展台湾时期蒋介石研究的倒未必是政治因素，而是近年的此岸的经济崛起，使得彼岸当年的腾飞经验已不再是羡慕参照的对象，学者对那段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小。未来这种情况或许将持续下去。史料出版、旧货翻新蒋介石研究的二手著作固然重要，一手资料的出版也不可忽视。何况要顺利进行后续研究，必须有充分的新资料作为保证，这方面台湾有天然的优势。收藏于台北“国史馆”、党史馆的蒋介石资料卷帙浩繁，可谓是学者竞相开掘的宝库。台湾方面对整理出版蒋介石资料也不遗余力，声誉最著的大部头史料要属国史馆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稿本始于1926年，终于 1949年，由蒋介石的三位秘书辑录函电、公告、讲词并摘抄蒋的日记，仿照传统史书体例编成大事年谱长编，颇类似古代皇帝的“实录”。稿本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历史事件置于时间的脉络，许多大事发生的具体日期或政策形成的来龙去脉皆可从中找到答案，是研究蒋介石必须参考的著作。稿本从2003年陆续出版，到2013年全部出齐，皇皇82册，可谓蔚为大观。
《事略稿本》之外，还有潘光哲、黄自进编《蒋中正总统五记》。五记包括《困勉记》《省克记》《游记》《学记》《爱记》，系抗战时期蒋介石秘书王宇高、王宇正将蒋的日记分门别类抄出而成。《事略稿本》以记录政治、军事为主，对私人生活的记录比较简略，五记则包含许多私人领域的内容，如读书心得、克己修身记录、家庭师友关系、旅游记录等，并以展现心态著称。五记以《蒋介石日记》为底本增删而成，一方面可以补日记之不足，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蒋介石及其幕僚如何利用著作塑造公共形象，这个行为本身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台湾地区另一个致力于推进蒋介石研究的机构是“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从2011年开始资助相关学者进行蒋介石研究。近期推出的是两本指南书：陈近金编《国内蒋中正典藏资料研析》、黄克武编《海外蒋中正典藏资料研析》介绍了台湾“中央通讯社”、台湾电影公司、美国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处收藏的蒋介石资料，以便与“国史馆”和胡佛研究所的资料互补使用。该管理处还资助中研院近史所同仁黄克武、游鉴明、林志宏等进行蒋介石侍从人员的口述访问工作，先后访问了从大陆到台湾不同阶段随侍蒋介石的副官、警卫、参谋、秘书、医生、摄影师、厨师等三十余人，集成两大册《蒋中正总统侍从人员访问记录》，其中涉及蒋介石与美国的外交交涉、防守金门马祖、台湾建设经验，以及作息、嗜好、休闲信仰和晚年卧病等，通过不同角色对蒋的近距离观察，摘去蒋介石的神秘面纱，为蒋介石研究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大陆方面则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印了《蒋介石年谱（1887—1926）》。该年谱原题为《蒋公介石年谱初稿》，是蒋介石早期秘书毛思诚撰写，蒋本人亲自修改审订。年谱六七十万字，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蒋从出生到北伐开始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保留了大量文告、书信、函电，下与《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相接，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非常丰富，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未能开放或整理出版，仅拿出这一本年谱，殊为遗憾。
尽管有如此多新资料出土，仍有不少旧书再版，或旧书新写。这一现象在大陆非常明显，在台湾很少见到。严如平、郑则民的《蒋介石传》，便是根据20年前的《蒋介石传稿》扩充修改而成。过去的《传稿》基本以中共党史的标准书写，而今利用两岸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全面改写。两位作者亦知应以学术标准重新评价蒋介石，但无力洗净所有痕迹，而且年事已高，无法真正接触一手材料，留下不少遗憾。杨树标、杨菁的《蒋介石传（1950—1975）》，则是20年多作者的成名作《蒋介石传》的接续，遗憾的是续传连台湾时期的《蒋介石日记》都未利用，也缺乏新观点，参考价值有限。至于泛滥于民间各种版本《蒋介石传》《蒋介石画传》《蒋介石自述》等，皆为拼凑的粗制滥造之作，不具备任何学术参考价值，在此不予列举。随着读者普遍阅读品位的提高，鉴别能力的提升，观点过时或鱼目混珠之作必将被排斥在主流阅读之外。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杨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