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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书法这个行当，能否少一点江湖气
房阑凝（本名力平）山西平遥人，南开大学教授，书法、篆刻艺术家；幼时入读私塾，上世纪40年代于北京就读中学，50年代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从事美术编辑工作至1961年；曾任教于新疆艺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由50年代起先后受业于吴作人、齐燕铭、萧军门下。
房阑凝走进公众视野，源自去年刊载于《书画世界》的一篇旧文《沈鹏们的谬误汇成了当今书法粗鄙化洪流》。该文的大意是：本文是继《草书写法岂容任意变更——论沈鹏先生草书中的谬误》一文发表之后，再度对沈鹏草书艺术及书写中的谬误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将其草书作品《前后赤壁赋》与明代书家祝允明所书同一文赋作对照进行论证。鉴于具有同类性质，对另一书家陈振濂先生书法中的谬误等问题也作了辩证性的论述，并认为其二人书法中的问题具有代表性，是时代潮流发展中的一种文化现象，进而认为与当今书坛存在的浅陋、粗鄙化趋向密切相关，且将危及书法这项传统艺术的健康发展。
这里，容我引用房阑凝先生文中的部分内容：
我在《草书写法岂容任意变更——论沈鹏先生草书中的谬误》一文（见《书画世界》2009年9月号总第135期）中，就沈鹏先生草书中的谬误作了辨析与论证，从编辑部获知该文引发了众多读者热烈的反应，对鄙文予以正面的肯定。盖读者多以当今书坛的某些名家存在着忽视传统、脱离规范、任意挥毫、谬误丛生的问题，因而深感这门传统艺术所面临的危机。而沈鹏先生只不过因其位重名高更具代表性而已。
鄙文自发表于网络至今已两年多，去年又刊载于《书画世界》中，相信有成千上万的书法爱好者与专业人士都阅读过该文，这其中必然有不少沈鹏先生的崇拜者、追随者，依此推断沈鹏先生不可能对鄙文无所闻知。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无论是沈鹏先生抑或其崇拜者，至今未曾公开具名发表过看法，而沈鹏先生依旧出席各种大型社会活动，依然进行创作。我们的文化舆论也对此毫无反应。难道对作为“名人”、“大家”作品中的错误就听之任之、视若无睹吗？
顺便提及在本人的博客中个别的为沈鹏先生辩解者，以为这些错误“瑕不掩瑜”，并认为明清两代的大书家写错字是司空见惯的。对这种论点本人以为不仅荒唐可笑，而且不值一驳。我要请问这位沈先生的辩护者，即以明代而论，举两位多产的大书家文徵明、祝允明为例，他们两人都曾不止一次的写过字数近千字的《前后赤壁赋》（楷书而外，行草也不止一篇），请问你能举出二人在这洋洋大观的近千言的行草作品中哪个字是写错的？
这种论点如果不是说明这位先生的浅薄与无知，那就是蓄意混淆视听，欺蒙年轻无知的读者，更是对那些为我们创造了灿烂文化遗产的前贤极端无耻的污蔑。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鉴于在鄙文发表后沈鹏先生的不以为然，和我们书坛舆论的沉默无语，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层次地分析评述沈鹏先生行草作品中的谬误及其危害性。
本人以为沈鹏先生书法中的谬误问题不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而应该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与我们当今社会经济急速发展中所带来的不良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借创新之名，不依规矩、信笔涂鸦的现象极为普遍，几乎已形成为一种风气，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这门艺术的纯洁性与严肃性，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这门传统艺术的被扭曲、被粗鄙化的严重弊端。
原本书法艺术在古人、前贤看来是一门不敢轻求的艰深的艺术（学问），故有“非高人志士难以言其要妙也”的论点，并认为如果你认定要学好这门艺术就必须准备付出毕生的精力，不计岁月、“白首攻之”。北宋著名的大书家米芾就曾几度谈到书法的难度，并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以一好萦之，便不工也。”宋高宗赵构也有一段深刻的论述：“……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化，迹出窈冥，未易以点画工，便为至极。……胸次万象，布置模范。想见神游八表，道冠一时；……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经明行修，操尚高洁，故能发为文字，照映编简。至若虎视狼顾，龙骇兽奔；或草圣草贤，或绝伦绝世，宜合天矩，触涂造极。非夫通儒上士讵可语此，岂小智自私、不学无识者可言也。”
这段文采焕耀、义理幽深的论述，说明学好书法这门艺术不仅需要聪明智慧、学识修养、德操高尚、勤奋用功等条件，而想要精通斯道，如果没有渊博的学问、高旷的襟怀等崇高素质，与这门艺术的顶巅是无缘的。
现在让我们回首审视《沈鹏草书〈前后赤壁赋〉》（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系列丛书《当代书法名家书名文》）。该书共29页，几乎每页都有草法错误的字，至于行笔结体不合规范的字更多，可谓举不胜举。如果一一加以剖析，本文必将不胜繁冗。……纵观沈书中的谬误，决非由于偶然疏忽所致，而是源于其初学阶段即缺乏认真探求的精神；次之，更没有以大部之精力长年不辍地临学古贤名迹。
……沈氏若干年前自云写有一万五千余件作品，一千六百多件题署，倘包括近年所写，恐早已远远超出上述数字。这一庞大数字的作品，即以一日平均书写两件计算，恐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完成。何况作为书坛领袖，又要参与众多的社会活动，试问余下来还能有多少时间潜心用功于临习古人名迹？由此判断，沈氏根本谈不上汲取前人宝贵的书写经验！既如此，精湛微妙高端的笔法技巧又从何而来？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沈氏自称他的书法是以学习《集王书圣教序》为根基的（见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答王鲁湘问” ），由此笔者对沈氏说法的可信度表示质疑。须知《集王書圣教序》历来被认为是行书的最高典范，王书的字风结体秀媚、笔力雄强，而这种美妙的笔法、雅正的字风在沈书中找不到任何痕迹。我想稍具书学知识的人，定会有所同感。
精神艺术的趋向必然与时代的人文环境、风习潮流相联系而互为影响。当今国人主要的生活趋向是：追求富有，现实享乐，比钱财，比地位。这种精神的粗鄙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粗鄙化。打开电脑搜索那些正在享有盛名的年富力强的书家的“博客”，映入我们视线的是粗放、怒张、跋扈、恣肆、以大为“美”、以多为胜的所谓书法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误判，艺术的高妙从来都不是以“大”、“多”为衡量标准的。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的书坛领导者在面对当今书法的走向不断粗鄙化的严重状况，还不自省，中国这项传统艺术必将更加迅速的走向蜕化与衰亡。这绝非危言耸听。 一个署名泾渭石的网友在文后发表评论说：“质疑权威，观点很有见地。现在书法界许多名人犯有忽视传统、脱离规范、任意挥毫、谬误丛生的毛病。”一个署名浮云浪子的网友评论说：“书法也应提倡工匠精神，先精熟，后创作；先传承，再创新，正如先学走路，再学跑步。”一个署名书匠的网友评论说：“书法人应正确认识书法，追寻前人，不被当代名人左右，以传承文化为己任，不计名利是正途。”而一个署名汉东的网友则评论说：“各有千秋，何必相互拆台。”
其实，早在2015年12月24日，《北京日报》就刊发一篇评论《“丑书”穿行在哗众取宠的路上》，文中部分段落引用如下：新一届中国书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名单终于尘埃落定。不过，相对于“高大上”的名单，关于书法的话题，却大有走向热议的势头。其中，争议最多的，莫过于没人能看得懂的“丑书”。这种看不懂，与草书、隶书无关，完全因为它不按正规套路书写，说得直白些，就是偏不好好写字，一味求新求奇，以致无人识得，更难解其中深意。
原本怡情养性的书法，却滑向了“丑书”的境地，不知书圣如果活在当下作何感想。对于近些年书坛兴起的这种“丑书风”，著名书法家张铜彦将之形容为：“偏不往美的方向写，一味追求新奇”、“有的你看着就像小孩子写的东西。还有些字，让你觉得写字的人如同半身不遂，哆哩哆嗦的”。在他看来，即便草书，也得按照其规范来写，不能都没站稳，就撒欢儿跑。据他介绍，一些书法展上的作品，错字率竟然有六七成，“绝大部分是作者生造出来的‘新’字儿”。张铜彦分析说，层出不穷的书法展让原本属于个人寄情山水的文字，也去追求视觉冲击力，“在‘艺术化’过程中，一些人连书法最基本的‘把字写对’的律条都弃之脑后了”。还有比这更恶劣的书写。在一些场合，有人以脚执笔，或是将双笔插进鼻孔里写字；更有甚者，将头发蘸上浓墨，长发甩过，留下一堆堆墨迹。“这种东西就是‘江湖杂耍’，比‘丑书’更荒诞”。 ……年逾七旬的著名书法家杨再春对这种创作很反感。“都是哪些人在搞‘丑书’？我看就是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又想通过动歪脑筋博取功名的一撮人”。在他看来，那些宣称能用多个部位书写的“书法奇人”，就是一群现世跳梁的小丑。
书法，还是追求自然般的鬼斧神工为高，少投机取巧，少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奇技淫巧，那未免太造作，太江湖。非书法正道。书法这个行当，如果江湖气太重，肯定不正常，也不健康。不由想起阮籍经过广武旧战场，感慨叹息时所说的话：“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上面引用的两篇文章，虽是旧文，但它引发的风波却仍未结束，所暴露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有时候，和书法圈子内的人聊天，你甚至会怀疑：我看到的是不是一个假的书法圈？有的书法家，喜欢热衷于搞某地“X大书法家”之类的排名；有的书法家，喜欢在网上买热搜；有的书法家，喜欢营造一个圈子，然后互相吹捧，联合办展览，玩一些杂耍，再找“水军”写盛赞文章，以至于相当多的评论文章“夸张”赞赏的评论口径惊人一致；还有的书法家，热衷于在网上通过发布大量“水帖”来造势，或是营造一种多人关注的假象，或是通过碰瓷、抹黑竞争对手来获取利益。从传播学角度看，所谓“水军”，其实就是利益方的代言人，他们既扭曲了舆论主体，也扭曲了舆论生态。受众看到的轰动、“夸奖”，可能是假象、虚构，是虚假的口碑，如同是一个新的“楚门的世界”。书法界，如果优胜劣汰的生态被破坏，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如此一来，那些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辛辛苦苦的书法从业者，就可能一直默默无闻，一些“小丑”就会成名成家，一些不明真相的书法爱好者就会上当。
我引用《北京日报》这篇旧文，是想说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鱼儿是否流泪，只有大海才知道。书法是否“丑”，群众都知道。那种所谓的杂耍书法，不过像街头巷尾的杂耍艺人的表演，是娱乐活动，不是书法之道。也失去了书法的“味”和“道”。这里，我贸然给这些杂耍书法起个名字，叫“小苹果书法”。这样的书法有人围观，也很容易“吸粉”，毕竟这是一个全民啃“苹果”、处处闻“神曲”的时代。君不见，不少学校，在课间向小学生播放《小苹果》歌曲，并安排学生跳“小苹果”舞以放松身心。果然，屏幕上遂后出现近千名整齐划一的小学生，伴着震颤的节奏，在操场上扭动小身子的画面。歌曲配词直白火辣，内容空洞又不知所云，“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儿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
有人调侃说，四个“苹果”改变了世界！第一个是指《圣经》中亚当与夏娃偷吃的苹果，因此创造了人类；第二个是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使他发现了改变物理界的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手中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蘋果”，号称改变了数码界；第四个便是这颠覆音乐界的 “小苹果”。这种江湖杂耍式的“小苹果书法”，吸引眼球不难，赚钱也容易，只是，玷污了书法。
娱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娱乐。如果书法界洒上点“娱乐”才能引人瞩目，到处充斥着娱乐化的泡沫，那就真的只有娱乐了。那样的话，书法“江湖”就成了尼尔·波兹曼担忧的时代了。30多年前，尼尔·波兹曼写了一本关于“娱乐”的书《娱乐至死》（原书英文的标题实为《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书中的观点至今还没有过时。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说：“艺术品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此时此地”。波兹曼无奈地分析说，复制技术发明之后，“此时此地”变为“一切皆是过往云烟”。原本躲在博物馆里的“蒙娜丽莎”从神坛上下来，普罗大众人人可以嚼着爆米花，娱乐化地占有蒙娜丽莎，抚摸蒙娜丽莎，久而久之，因舒服而麻木，因麻木而放弃思考。如果说这也叫进步，那么，“进步”的代价是艺术品成了无营养的垃圾，真实灵魂被消解。
“表情包式”的“小苹果”书法，也是一种病，和影视剧中“小鲜肉”病一样，都是浅薄的表现，唯点击率和颜值，是一种IP化的快餐，是粉丝经济的结果，纵然再抢手，也没有一点营养。这些人，需要来点文化扶贫。流量和人气，是书法吗？只能让人啼笑皆非。到处皆是水，可都是海水，一口也不能喝。到处都是书法家，可都是“小苹果书法”。岂不悲乎？“一字一文化” 、“一字一智慧”，汉字博大精深，每个汉字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它们是有生命的。你可以写不好，但不能写错；你可以平庸，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你可以不敬畏，但不能没有自信。有文化自信，才有大国气象。有了这种自信，书法文化才会慢慢地渗透到人的骨子里、血液里。 如果说“小苹果书法”还多少带给人一点娱乐的话，那么，偏不好好写字的“颈椎病书法”，则让人同情了，毕竟那是一种病，观者不悦，书者亦苦。
“颈椎病书法”，就是写出来的字没有精气神，歪歪扭扭，一看就是不健康或者亚健康。你看了他的字，不但不赏心，也不悦目。不看还好，看了很难受，很别扭。个别字，写得让你想哭，也不知道是他有病，还是他写的字有病，总之，不健康，破坏心情。这样的书法，你说是不是像患了“颈椎病”一般？这样的书法，竟然有很多人叫好，还被称为大家，弄得你完全没有脾气，你甚至怀疑自己的智商是不是出了问题。干脆不看，省得破坏心情。
书法的境界，健康为上。写了不健康的“颈椎病书法”，还自以为是，就可悲了。既然这个概念是从医学借鉴而来的，那就有必要说一下颈椎病这个概念。所谓颈椎病，其实准确的叫法应该叫项椎病。人的脖子，前面叫颈，后面叫项。但现在大家都叫颈椎病了，咱也只好“将错就错”、跟着这么叫了。颈椎病这个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才提出，一直到60年代中期，逐渐开始被医学界公认。什么是颈椎病呢？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脱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通俗一点说，颈椎病，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咱老百姓俗称的器官老化。随着手机的普及，“手机脖”多了，颈椎病也跟着普及了。早在1992年，就有调查显示：“中国颈椎病的患病率平均为17·3%，50岁以上的人群中一半以上有程度不等的颈椎病症状”。
正常颈椎，有一個曲度。当颈椎过度使用了，颈椎劳损了，或者，脖子后面的风池、风府、翳风穴吹空调多了，风寒湿邪加重颈椎的退变，这样的话，就会出现骨质增生、颈部动力与静力平衡失调，从而对脖子后面临近的组织器官产生压迫和刺激，导致手脚麻、手脚不灵活、头晕、耳鸣、胸闷、气短，吞咽困难等，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颈椎病了。
颈椎病是一种综合症，主要有颈型颈椎病和混合型颈椎病两种类型。颈型颈椎病，又叫单纯型颈椎病和周围型颈椎病，这是最常见的，也是早期颈椎病的表现。颈型颈椎再往下发展，压迫到了神经，那就成了混合型颈椎病。混合型颈椎病临床表现多为脏器的症状。如果临床上来分析，颈椎病又可分为颈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交感神经型颈椎病、食管压迫型颈椎病等六个类型。其中，最伤不起的是颈椎病变。当颈椎曲度病态地变直或扭曲，椎体间隙受挤压而变小，椎间盘受挤压而膨出，椎体骨质增生，就会刺激神经，最终诱发眩晕，持续性头痛，肌肉萎缩，手臂麻木，颈腰部活动范围缩小，下肢无力或疼痛，走路不稳，甚至截瘫。
中医上讲，肾“主骨生髓”。颈椎出了问题，往上追的话，这个人的肾精一定不足了，应该给他吃点胡桃、山萸肉、生地、黑芝麻等，因为这些药具有补肾髓之功，服用后可起到强壮筋骨，推迟肾与关节退变的作用。再往上追的话，肾的妈妈是谁呢？金生水，肾的妈妈是肺。所以，一定要养好肺，保持浩然之气，这样肾水才足嘛。那么，肺的妈妈是谁呢？土生金，归根到底，还得给他调理脾胃。所以，高手治疗颈椎病，不是一上来就按脖子，也不是按摩，而是调他的脾胃，按摩只是辅助手段。
那么，“颈椎病书法”该怎么办呢？如果想健康，就得调他的脾胃，脾胃是什么呢？是土。就是说，要接地气，脚踏在地上，别飘了，别吹了。人飘得越高，摔得越重；气球吹得越大，越容易破。有病就得治，否则，颈椎疼得越厉害。守好中，收放自如，病就好了，书法也柔和了，人也更健康了。“七十古来稀”，其实，古代，按照《左传》来说，上寿是120岁，中寿是100岁，下寿是80岁，人们长寿的最低标准是80岁。像《黄帝内经》中说的“活百岁”是120岁。按照五运六气的理论，人应该活120岁。
在寿命长短的决定性因素中，生命遗传占15%，气候因素占7%，医疗条件好坏决定了8%，经济条件占10%，另外60%取决于生活习惯。还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吧，别一天到晚，这里飘那里飘了，那样正常吗？不正常。就像《黄帝内经》里所主张的，要保命全形、天人合一，固护正气、强筋健骨，防治一体、修身养性，寓养于乐、与传统文化相通。
这样写出来的书法，就和传统文化接上了，相通了。
书道和老子讲的道一样，“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哪个主生？哪个主死？刚则死，柔则活。中和柔美的书法，为书道所崇尚。别老是把人生当成竞技场，那样心容易累的。不如把人生当成一场旅行，沿途皆有风景，这样心安。心不安，总在那里听成功励志学的课，只会更加不安，根本无法安顿心灵。真正的书法家，应当以混沌之术而不以功利心、智巧心，才能悟出书道；只有不一味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才能真正地安心定神，写出中和柔美的好字。
中和柔美，不等于姿媚，而是像老子欣赏的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你写出来的字，率真自然，跌宕多姿，气息通达，精神飞动，那就是圆润柔美的高手，既有露势又有藏势，既有造势又有通变，既有收放又有方圆，收放有度、方圆并存，转处多为翻折，迅疾中有停顿，随心而发，气韵高古。这个时候，才算真正领悟了书道。
听说过天才画家，却很少有天才书法家，原因即在此。再有天赋，你不去临摹碑帖，只想走捷径，也无法写出真正的好字来。如果你真的想速成，追求所谓视觉冲击力，那你到街头巷尾的电线杆广告上看看去，书法速成班多得是，谁都知道那是赚钱的营生，是书法江湖骗子的把戏。也许短期你就能够做到形似，可书法的性情、趣味、神韵，是能够速成的吗？
这么讲书道，有人听了会笑。你懂什么，你是书法家协会的领导吗？呵呵，真正说包括书道在内的道，一定有人嘲笑。老子在《道德经》里早就说了：“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真正的书道，应该“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有一本书，专门讲围棋大师吴清源“中的精神”。自“镰仓十番棋”后，吴清源打遍日本无敌手，日出东方唯我不败。作家阿城曾问日本棋手，吴清源的棋究竟好在哪里。日本棋手说，吴先生赢棋好看，如行云流水，现在的棋手下的棋很难看，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为了治国人“走极端”的痼疾，孔子开出了“中庸之道”的千年药方，专治“过”和“不及”。孔子的意思是，行事取中道，既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到位，分寸恰到好处。孔子的“中庸药方”被某些人用得出神入化，却也“出神入化”到投其所好那里去了，又走了极端。国人一向喜欢投其所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古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赵王好大眉，人间皆半额。楚王好广领，国人皆没项”。可以想见，如果“小苹果书法”式的“书法奇人”吃了香，下面必然有众多人效仿。
艺术，是人类心灵和情感的外化，按说不应该有隔阂。但现实的情况却相反。事实上，艺术家之间互相隔阂抵牾、互相认为对方没价值的情况，不是今天才有。
我也不喜欢沈鹏先生的书法。自古以来一直崇尚中和柔美的书法审美体系，在沈鹏先生的书法中有么？沈鹏先生的书法既没有直露奇崛，也没有圆润柔美。感觉就是丑。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不欣赏，不喜欢，沈鹏先生在个人最风光时，曾为某报题写了报头，那家报纸并没有因为他的字而蒸蒸日上，相反，却一年比一年滑坡。
我欣赏的书法家是那种“魅奇风骨，大师本色”的人，更是那种“道艺一体，儒者禅心”的人。优秀的艺术家，也大多是优秀的思想家，能够洞察历史规律，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老实说，我看不出沈鹏先生学问有多大，思想有多深刻。
但我同样不欣赏房阑凝（本名力平）对沈鹏们书法的批评方式。你有批评权，沈鹏先生也有沉默权、不理会权。不以为然、不理会就着急，甚至使用“浅薄與无知”、“极端无耻”、“是可忍孰不可忍”、“借创新之名，不依规矩、信笔涂鸦”等等情绪化的语言，就不是学术探讨了。
我不是从事书法研究方面的学者，也无意介入书法界的嘴仗，也只能就一些书法文化提出商榷意见。我之所以不愿意介入任何文艺人士之间的“嘴仗”、“相轻”，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些争执实在无任何意义。你看郑州市的马路名字，经三路纬四路，经是经，纬是纬。哲学上，不同纬度的人境界是不同的，甚至是无法沟通的。同样是一个街边的小贩，在火车站附近的小贩，和在纬四路上的小贩、大学路上的小贩，他们就像是不同“纬度”的人。你和他们聊天，感觉明显不同，你的心情也不一样。10多年前，那时我还算年轻，还经常参与我所在的省作家协会的活动，无论是开会呀、换届呀、开研讨会呀、评某某奖呀、推销某某作家呀，还有，就是部分组织协会会员下乡采风。现在，年龄大了，上班之外，还要写作、兼职做省台的直播节目嘉宾，还有老的小的要管，再参与这些事实在没时间也没精力，似乎没啥意思。采风、体验生活，其实和“调研”相似，都是用词汇让自我感觉良好而已。下乡采风，你难道比乡下那些人生活得更快乐？别逗了。可你听说过乡下人到城里采风吗？人家就是生活，才不装“13”哩。采风回来，又有几个人写出了《诗经》中“国风”？采风只是一种形式，不是说这种形式不重要，而是说，你把采风当成优越感来炫耀就显得浅薄了。艺术家嘛，最终看的是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你只是去“体验”生活是否太隔了？有点居高临下了，难道你每天不是在生活吗？难道每天都是别人在替你生活吗？生活还用“体验”吗？你可真逗。你的自我定位还真不低哦。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去下乡采风了吗？卡夫卡写的《城堡》，开研讨会了吗？近期，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戴小华的长篇纪实小说《忽如归》，赢得一片叫好声。小说书写了台湾一个家庭心归祖国的历程，彰显了扑不灭的意志和家国情怀。《忽如归》的副题为“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故事从戴小华母亲在台湾过世，家人希望实现母亲叶落归根的心愿开始说起，讲述了戴氏家族近百年的生存生活史。戴小华在小说中，写尽了家国情深的历史。《忽如归》最见艺术匠心的是它的情节安排。尽管是纪实，全书情节安排却最见艺术匠心，跌宕有致，波澜起伏。这是作家戴小华采风采来的吗？体验生活体验来的吗？不是，那是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果。
所以，不同境界的人之间，实际就是处在不同纬度的人，真的无法交流。大家看毛泽东的书法写得多么大气，再看看毛泽东的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是用伟人的胸襟在俯瞰这个地球。梁冬在采访北大教授刘丰的一期节目中说得好：你觉得有这种大胸襟的人，他会跟你讨论银行的存款的利率是五个点还是八个点的回报吗？他会跟你探讨股市是涨了2000点还是跌了3000点吗？
书法家也一样，真正的大书法家会在乎别人的批评吗？同样的，真正的大书法家有功夫去批评某某的书法写得太差么？
客观地指出“沈鹏先生行草作品中的谬误”，这很可贵，作为一个书法家，你对中国汉字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因为汉字写出来是福，念出来是咒。一般人写错字都不应该，书法家写了错字，则不可原谅，因为这缺乏对汉字的敬畏之心。
但情绪化的语言就不是批评，而是宣泄了。真正的批评或者学术探讨应该具有这样的胸襟：“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房阑凝先生的一家之言，沈鹏先生怎么解释，我们并没有看到。你说沈鹏先生的书法是个性的书体，也未尝不可吧。
听了京戏《苏武牧羊》，有人得出结论“洪洞县没好人”。也有人说，洪洞县里不光有好人，且有好多大名人。比方说王勃、王维、枊宗元、王昌龄、白居易、罗贯中、大书法家傅山等，这些洪洞县名人足以说明问题。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了，是吧。文人相轻是一种活法，文人相重也是一种活法，怎么选择，就看你个人的修为和境界了。徐悲鸿说起同行张大千的绘画时，竖起大拇指称赞：“五百年来一大千”。而大千先生则称赞他的得意门生何海霞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绘画高手”。
有鉴于此，本文只能从书法审美体系上来谈谈书法风貌、艺术表现力，以及字里行间所表达的艺术语言，进而探讨书法之道。
贰
首先是一个学问大家，其次才是书法家
中国是书法的原乡。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瑰宝，从甲骨文到楷书、行书、草书，历经数千年。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真意便是书法的灵魂。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凭什么能够“孤篇压全唐”？因为他吟的是眼前的月，思的却是千年的情。这个就是包括书法在内的文艺灵魂。
达尔文说，生物界的某些进化，同时也是退化。当下的问题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充满无处不在的时尚流，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或多或少的焦虑感，就是怕被时代的车轮甩下，怕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但书法和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没有多大关系，书法是让人减少焦虑感的艺术。
什么是书法？书就是用传统的毛笔书写汉字，法就是法度。艺术还是要有传承的，有师承关系的，不可能凭空冒出来。
学书法，必须广泛临习经典名作，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张旭《古诗四帖》、颜真卿《争座位帖》《祭侄稿帖》、苏东坡《黄州寒食帖》、米芾《多景楼诗帖》等。你看晚清名臣曾国藩，把“作字”当成每日必备的功课。在一则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每日的课程：主敬，静坐，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在另一则日记中，他还为每日的课程列了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他同样有习字日课，临池不辍。
除了比较系统地临帖外，曾国藩还经常脱开范本自由挥洒，他称之为“写零字”。这样的记载也不少，如：“夜写零字甚多。日来，于书法若有所会，故每好写零字，动至数百之多。”
但临习法帖，也得看有没有悟性，有没有慧根，是不是那块材料。孔子说，生而知之为上，学而习之亚之。“儒道酬诚，商道酬信，天道酬勤”，书道呢，书道仅仅“酬勤”还不够，还“酬慧”。你是那块材料，临习法帖之后，就能够找到与自己心灵深处相通的东西。你不是那块材料，临习再多的经典名作，也始终如隔着玻璃互观，形可以非常像，那神似却没有。没有心灵的交流，写出来的终究是死字。这个感觉，就是“通神”，精气神的那个神。
为什么有的书法一看，有神，虽然你学不来，但你忍不住叫好。有时候，看到那一笔，你会羡慕：我要是能写出这么一笔，该多好啊。这个叫神来之笔。
“通神”的书法，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有点抽象对吧。这么着吧，我打个比方，就以扁鹊看病为例子来说吧。当今学界多认为：扁鹊是是战国末年齐国卢（今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人，是我国第一位大医学家、中医科学的奠基人。秦越人与其相类，后用以称秦越人，以示尊崇。别的医生看病是“察”，他看病不是“察”，而是“视”。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详细记载了扁鹊如何跟他的老师长桑君学医的，如何“视”病的：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从司马迁的记载可知，长桑君是个高人，观察了扁鹊10多年，就传了扁鹊一个禁方，让他千万不要泄露。长桑君说，这禁方要用早晨的露水服用，之后三十日，你就能“视”物了，就是不用肉眼，就能看到外物。说完，长桑君就不见了。扁鹊如法吃了药，果然有了隔墙看人的本领。类似今天说的有了透视的特异功能。扁鹊“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这样“视”病，就是“通神”，比一般的医生要高明。
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曾经选用过一个齐桓侯讳疾忌医的故事。司马迁的原文如下：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
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應。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这个故事也说明，扁鹊有“通神”的本领，能预知未来，“治未病”，可惜，齐桓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不听，结果死了。
扁鹊能够“视”病，太厉害了，结果招致同行妒忌，引来杀身之祸。《史记》上记载了名医扁鹊死因：扁鹊名闻天下，到秦国辖地行医，随俗而变。秦太医令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余世存在《先知中国》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中说：先知，善终者少之又少。有传说比干被纣王挖心以后，“掩袍不语，面似土色，单骑纵马南行”。行至牧野荒郊，遇上一老妇人叫卖没心菜。比干问：“菜没心能活，人没心如何？”老妇说：“菜没心能活，人没心就会死！”比干听后，长叹一声，口吐鲜血，坠马而死。这个传说似乎暗示老妇人是落井下石的补刀人，最终导致比干死亡的不是器官损伤，而是世人的诅咒或事实澄明。这个老妇人同样扮演先知的角色，她直接揭示并推动了先知比干的死，读来令人心酸。先知传统对当代人有什么启示？余世存说：“相比春秋战国的先知们，我们个人和社会拥有的财富、知识和能力要多得多。先知们的故事都很传奇，他们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看清了历史发展的前景。”他们无一例外都抓住了历史赋予他们的机会，同时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一些铺垫与举措，也为后世的老子、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今天不应妄自菲薄，每个人如果能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想一想当下的努力是否是人生有效的积累，就能把握住人生的走向。
好了，话题说回扁鹊这个“通神”。“通神”用于书法哲学，其实就是天人合一、接通天地、浑然天成。
如果只是追求形似，那人工智能“阿尔法狗”肯定比国内的任何书法家写得都像、都好看。还要书法家干什么？媒体报道，通关复杂游戏、击败世界冠军、在繁忙的公路上驾驶汽车……通过实验，计算机正在学会如何在程序员不在的时候独立行事。神秘棋手Master（大师）横扫棋坛，中、日、韩等国的顶尖棋手如柯洁、聂卫平、常昊等相继败在Master手下。在与古力决战前，已经取得59连胜的Master终于揭晓了自己的身份，它就是去年大出风头、战胜李世石的AI机器人AlphaGo（俗称“阿尔法狗”），Master最终战胜古力，取得60连胜。 人工智能技术基于“强化学习”法——心理学家爱德华·索恩迪克发现于100年前。它也是为什么去年“阿尔法狗”可以精通复杂的棋盘游戏、击败世界上多位围棋高手的原理。现在，人工智能可能将被注入比围棋比赛更多的“智慧”，比如让机器人去抓取以前从未见过的物体、在庞大数据库里找到某件设备的最佳配置文件。《科技日报》最近有报道，“阿尔法狗”完全可以胜任望闻问切了。模仿古代书法家的字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书法家的饭碗不保了，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书法是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一门大学问，并不是写几个漂亮的字就是书法家了。
书法书法，这个“法”，就是祖宗章法。创新不等于甩开传统。传统是什么？就是你的根。比方说，你姓龚，那么，作为龚姓人，你只知道明朝有个大学者，叫龚鼎孳，博学多才，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或者，只知道清代有个大学者，叫龚自珍，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著作丰富，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那还不够，还不叫传统。传统就是寻根拜祖，对祖宗充满敬畏。得弄清楚龚姓人的根在哪里。
龚姓人的根在哪里呢？在今天的河南辉县市，换句话说，河南辉县市是你的寻根拜祖之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追根溯源，看看历史记载：夏朝建立后，大小部落多称为“氏国”。《史记·夏本纪》记载：“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商朝建立后，去“氏”而称共国。《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被逐后，“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时为公元前841年。《索隐》载：“若《汲冢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立。’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位，故云‘干王立’也。”《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今河南辉县市）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周厉王死后，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州）也。”查了相关的史料，你会明白，河南辉县市是龚姓人的寻根拜祖之地。
那么作为炎黄子孙，我们的寻根拜祖之地在哪里呢？在中原，在河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在哪儿呢，在黄帝那儿。黄帝，那是咱们中国人的人文始祖。《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统一中原后，“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黄帝后来统领部落联盟，是“五帝”之首（黄帝、颛顼、帝喾、帝尧、虞舜，后四帝均为黄帝直系后辈）。华夏成形，黄帝成为盟主，他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奠基人、中华文化的缔造人。黄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司马迁在《史记》开篇《五帝本纪》中用了33个字描写黄帝的形象：“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综合現当代各方学者研究的成果可知：黄帝姓公孙（一说黄帝为姬姓），名轩辕，是古有熊国今河南新郑人，死后葬于桥山，即今陕西黄陵县；黄帝始为有熊国君，建立庞大的部落联盟。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个炎指的南方崛起的炎帝，南方五行属火，代表的是长江流域的文明。黄帝代表的是黄河流域的文明。东方温，南方热，西方凉，北方寒，中央平，这个是中医上说的五气。按照五行的说法，木火土金水，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
在古史传说中，距今约5千年，黄帝与第八代炎帝约同代。《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氏，是为黄帝。”
以炎黄为主体、联合东方少昊部落组成了华夏部落联盟，定都于今河南新郑市。《史记·五帝本纪》载：“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其实，部落古国中所谓“万国”，是虚指，意思是多，未必真有一万个那么多。现在我们经常在一些城市看到的什么“万国大都会”“万国大厦”等等，这个在潜意识中也是对周朝众多部落国或者说封地文化的一种认祖归宗吧。古代强调“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讲的也是传承。
很多书法家炫耀自己的书房多么豪华、宽敞。我们现在装修新房的时候，无论是不是读书人，都很重视“书房”。可是，古代的“书房”一般都不大，“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一桌一椅一盏灯一张几榻，有香炉，有书，有毛笔，足矣。事实上，古代都没有“书房”这种叫法。你看刘禹锡的书房，就叫“陋室”；白居易的书房，就叫“草屋”；陆游的书房，就叫“老学庵”；纪晓岚的书房，叫“阅微草堂”；归有光的书房，叫“项脊轩”；而蒲松龄的书房，干脆就叫“聊斋”；清乾隆皇帝的书房，叫“三希堂”。
古人命名书房，除了爱用“斋”，还喜欢用堂、屋、居、室、庵、馆、庐、轩、园、亭、洞等字。
“斋”是什么意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称：“斋，戒洁也。”斋，那是清心洁净、修身养性之地。“清心”是什么？是寡欲。只有寡欲，才能清静向学，避尘绝俗。你看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怎么说书房之“陋”的？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他引用孔子的话，说这样的书房：“何陋之有？！”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草屋”，用纸糊的窗户，在今人看来简直寒酸，他在《草堂记》中这样写自己书房的简陋：“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
南宋诗人陆游的书房简陋到什么程度呢？他在《新开小室》诗中这样描写：“并檐开小室，仅可容一几。东为读书窗，初日满窗纸……”。80多岁的陆游反而自得其乐，“窗几穷幽致，图书发古香”。明代文人归有光的书房“项脊轩”是一间百年老屋，门朝北，还漏雨，又破又小。到底有多“小”呢？“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
就连清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也不大，仅八平方米。
所以，现在的所谓“大”书法家、“大师”别再炫耀自己的书房藏书多丰、面积多大了。有个书法家逢人就炫耀自己的书房是某市第一大，写的字也是第一大，创作数量第一多。老炫耀第一，有劲吗？书法又不能GDP化，数量多，字大，书房大，只能说明你俗不可耐，之外再没有别的意义了。
古人的陋室里面不光有书香、墨香，还有炉香。香炉在古人的书房中必不可少。东晋方士王嘉曾说：黄帝“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于兰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这段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黄帝是在香烟缭绕的环境下商量国家大事的。到了先秦时，焚香已形成“雅习”，与饮茶一样，是一种时尚。陆游《焚香赋》中云：“麈尾唾壶俱屏去，尚存余习炷炉香”；明末清初文人孙枝蔚在《溉堂文集》记载：“时之名士，所谓贫而必焚香，必啜茗……”
焚香不仅是“雅习”，还有安神、通神的作用，也可以净化室内空气，更有计时作用。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没有钟表，怎么计时呢？就只好用“一炷香工夫”这样的描述来计算时辰。清朝文人袁枚曾经这样说：“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明朝大儒高攀龙《高子遗书·山居课程》这样说：“啜茗焚香，令意思爽畅，然后读书。”唐代孔颖达撰《尚书注疏》，其中谈道：“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徳惟馨。”《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它标示出香文化之于政治功能的重要的一点是——明德。这和书法就接上了，书法，难道不是为了“明德”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真正讲究起来，那是很贵族的。一个简单的吃饭，国人就讲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你看孔子怎么吃饭？他老人家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还要“食不语”“割不正不食”，这还不算，吃饭的时候还要听《韶乐》。细嚼慢咽，寂静无声，那叫吃相优雅。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女生，喝粥声音很大，吸溜吸溜地喝，孔子一定会诟病的。《水浒传》那些好汉时不时就要吃肉，否则口里面会淡出个鸟来。这些人一上来，就大呼小叫，店小二，切两斤上好的牛肉来！然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吆三喝四，狼吞虎咽，状如饕餮，吃得杯盘狼藉。过去吃不饱，我们羡慕，说这叫豪爽、过瘾，但现在吃饱了，大家开始讲究礼仪了，老祖宗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仪”。在孔子看来，梁山好汉这叫粗野、没教养。
传统里面有精、气、神，这些精、气、神里面，都藏着大学问，要通过师承或者家学，要通过仪式感来传承。什么叫文化？网络上有一段很流行的话：“修养、文化，就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否则就成了“有知识，没文化”。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不能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就是说对某个人某个地方，“文化先行”，先尝试用“文”“化”之，武力转化能不用尽量不用。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厘清了文化的内核，就不难理解：文化一定要传播、一定要傳承，才真正称得上是文化。
所以，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一定是个优秀的学者，一个文字学家，一个敬畏传统的人。只“顾其表”而“忘其里”，最多是“网红”书法家，那不是真正的书法家。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从开蒙起，就得学习断句，这是个基本功。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某富翁生性吝啬，聘请教书先生时想省下点伙食费，让教书先生起草了一张字据：“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富翁一看，“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好，省钱。当即签字画押，表示同意。于是顿顿一碟青菜。教书先生说他违反合约：“我们不是讲好的吗？——‘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怎么顿顿只有青菜呢？”断句不同，理解的也不一样。没毛病，只好认了。
可见，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要具备的学问大着哩。孔子学问为什么那么大？《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看看我们现在的教育，学科越分越细，英国著名教育家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中说：“在古代的学园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的却是教授各种科目。”
书法其实是个学无止境的大学问。所谓创新，有个前提，那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你连书法的结构都不讲了，那算什么创新？书法，无论用笔还是结字上，都是有章法的。这个章法，这个学书法则，是需要继承的。这是属于追求形似的阶段，属于有的放矢的阶段。这个阶段熟练之后，就“入帖”了。
只“入帖”不“出帖”，那叫模仿，不叫创作。书法创作的过程，就是逐渐“出帖”的过程。“出帖”，说白了就是挣脱“入帖”，摆脱束缚，回归。回归到哪里去呢？回归到自我，到心灵。梁漱溟先生说，一直以来，人类都面临着三大问题：第一，人和物之间的问题；第二，人和人之间的问题；第三，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也是一个书法家面临的最大问题。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曾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话是说禅，用于书法也是一样的道理。
文人喜欢酒后挥斥方遒、纵谈天下。
俗话说，花看半开，酒止微醺，中国书法史上的巅峰之作《兰亭集序》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那是书圣王羲之，于会稽山阴，奇石花木、鸟语花香，集高士名流，坐于林间、开怀畅饮、坐卧适意、谈笑无序，在酒香四溢中，由曲水流觞一饮而就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直觉。这种直觉可以“其大无边，其小无内”。可以跨时间也可以跨空间。酒只是其中一个媒介。无酒不成席，借助于酒劲，王羲之一挥而就，写出《兰亭集序》。那是王羲之酒后的浑然天成，王羲之本人也写不出第二幅同样的字，你怎么模仿啊？
我见过空中悬腕行书，虽然有点炫技，但那“炫技”挥毫的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能如此悬腕书写的，得有相当深厚的笔墨功夫。几杯酒下肚，一张四尺纸悬空抻直，饱蘸浓墨，右腕高高悬空纸上，笔如行云流水，墨透纸背，几笔下来，几个字跃然纸上，腾空而起。
这大概多少有点“酒壮怂人胆”吧。
“竹林七贤”之一的大学士嵇康，1700多年前就伴着清风，饮着美酒，抚弄素琴吟道：“酒中含幽人，守故弥终始。”一代易学鸿儒邵雍更是高唱：“轻醇酒用小盏饮，豪壮诗将大字书。” 酒乃乐天之学。酒与诗、词、音乐、书法、美术等相融相兴，竹林寺里七贤把盏侃玄学，诗书翰墨迁客骚人在飞觞把盏中，醉而清醒，醒而神醉，尽显个性的自然与张扬。
酒者，浸润禹甸之广袤沃土逾万年。伏羲画卦，循天道，吮芳泉，坐宝地，观四象，八之有六可觅酒之踪影；《黄帝内经》，十三有一方窥酒之剂型；《神农本草经》，雕琢着酒的奇异厥功……
欧阳修因酒而写下了千古绝句“醉翁之意不在酒”；柳永因酒而有词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晏几道说过“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诗人李白因酒而留下“斗酒诗百篇”的传说，其被称为“诗仙”、“酒仙”。李白诗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酒是粮食酿造的，它血脉里仍是土性，离不开黄天厚土，依恋着的还是土。这个土就是传统的根。
书法家多有个性。清代书法家龚自珍，不修边幅，“面常数日不盥沐”。宋代书法家王安石也经常不洗脸，《宋史》记载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若吾辈凡人，就算三年不洗脸，你保证就能写出龚自珍、王安石那样的字来？别逗了。
书风自有意趣，意趣自有变化，变化自有创新。这就是书法的艺术表现力。这个时候，书法和诗歌、绘画一样，就是一种艺术语言，就是一种书道。
有人欣赏张瑞图的书法，说张瑞图作为“晚明四大书法家”之一，张瑞图与同时期的董其昌、邢侗、米万钟这三大书法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书法具有鲜明的个性，没有拘谨与甜俗，一反其行草书连绵不断的风格，看上去拙巧、古雅，颇有魏碑的浑朴、率真。狂放散淡，神情盎然，浑然天成，境界高远，富有运动节奏感。
没错，张瑞图善楷书、行草书及篆书。他“以行为楷”，以行草书的基调楷书化。他的楷书宗法魏晋，甚得钟繇书法之妙。表面上看，张瑞图行书中的用笔方直较多，圆转相对较少，但整体看上去，相当有视觉冲击力，给人的感觉是“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张瑞图书法的弱点。书法的本质原本就是内敛的艺术，是耐得住寂寞的艺术，原本就该远离视觉冲击力，现在你硬要往视觉冲击力、视觉张力上用力，那你去看电影好了，别去看书法。一味追求视觉冲击力的书法，最后，只会变得不伦不类。
想追求视觉冲击力、视觉张力？那就去炫技，求变、求怪，就能引人注目，就能吸引人的目光，可这样一来，会让书法脱离本质。搞书法的耐不住寂寞，只能越来越浮躁。《围炉夜话》有言：“人品之不高，总为一利字看不破。”
古人做学问，不像我们今天，分科明细，古人很简单，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但其实还可以简化为两个，就是子和史。因为经就是特殊的子，而后来以子命名的书越来越少，不是子学没有了，而是因为文集兴起了，采用了文集的形式，因此，文也是子。
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而古汉语的字、词、句方面的人文修养，与训诂、诗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考验一个人综合知识水准与治学能力。据陆以湉《冷庐杂识》记载，《康熙字典》收汉字47035个，如加上古文字共49030字；字圣许慎之子许冲代父呈朝廷《说文解字》的《进书表》中言，《说文解字》共收字133441字。这么多汉字，你识得多少呢？不是你整天在那里临习王羲之《兰亭集序》等经典名作，就能够成为大书法家的。你看多少人为了成为书法家，天天在笔墨训练的圈圈里打转，但你让他写诗、作文就不行了，他说他只会写字。哎呀，那怎么能行呢？什么叫功夫在诗外？就是你得有相当高的人文修养，才能写出好诗。书法也一样。既然书法是一种文化，那你这个书法家就得有料，写出的字，得有书法的美学价值，投机取巧没有用，美学趣味不是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所以，真正的大书法家都是大学者，古代像北宋苏东坡、黄庭坚，那都是大学者，而且是全能型的艺术人才，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新中国成立后像启功、林散之、赵朴初，他们都首先是一个学问大家、大学者，其次才是书法家，“这是一条被反复验证过的规律”。
台湾禅者林谷芳提出匠人、艺人、文人、道人四个境界。林谷芳在接受孙小宁、徐俐、徐巍采访时说：其实根柢是“一心”。一心做些什么事，只要心定了，小处都能见大。匠人做的事情都不大。但是因为他在这里面一心做这个东西，他跟这个东西有最真切的一个连接，其实超越性就在这个里面。这个超越一方面使自己的身心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另外你做出来的东西别人也看得到。你如果能一心，任何的事就体现了超越，就会体现别人看不到的一个方面。许多时候，是在后天的教育里面，我们把许多的事物列成高低与大小，所以你要去高，你要去大。当我们想像有一个外在不平常的时候，其实你就被那句话绑架了。禅者比较容易脱困，因为每一句话我们都晓得它的相对性。如果你一心想要超越就会被超越绑架。你其实应该是一心在當前的事物里面。事不在大小，不在巨细，是内在的风光有多丰富，而且那种丰富与贫瘠不是从外面能看到的，而是你自身感受到的。当你没有悟到这些，别人说你贫瘠，你真就开始感受贫瘠了。（见《北京晚报》2017年3月16日）
有个故事讲，慈禧太后让一位书法家挥毫题扇。那位书法家写了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大概当着“老佛爷”的面太紧张了吧，他将“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字漏掉了。“老佛爷”勃然大怒。书法家一看要治罪，急中生智，辩解说他写的原是一首小令：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
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大家看，这位书法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自圆其说，那诗词的修养还是相当厉害的。现在的书法家有几个人能做到？
叁
著名艺术家吴冠中提出两个著名论断：“艺术家本无职业”和“笔墨等于零”
视觉文化中的文字游戏古已有之。很多有名的画家同时也都是一流的书法家。艺术家花俊曾经抽出自己的血，稀释后抄写了《心经》。 和美术相比，书法的学术研究是很滞后的。中国书法在历史传承上有点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央美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曾经这样说：“中国书法在书法笔法上是有缺失的，师承的传统断了，书法学习主要靠临摹，其中一些细微的笔法就学不到了。”“书法是贵族和士大夫的艺术，现在的日本并没有终结贵族政治，他们的天皇还在，有贵族的族系脉络。包括茶道、花道、歌舞伎在内的文化实则是为贵族服务的。因为有这种贵族文化在，他们的书法艺术传承得就相对比较好，这种文化也影响到社会风气。”“在中国，书法这个行当太江湖气了，没有一个法统和道统。启功先生对老师陈云诰先生一生毕恭毕敬，这种传统很重要，我们并没有传承下来。”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书法史，远的不说了，就从晚清说起吧。在晚清，虽然西方的硬笔已进入中国，但当时使用硬笔的人并不多，至少在晚清官员中，毛笔依然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
当时的书法还是一种贵族和士大夫的艺术。你听说过书法家卖字吗？没有。多少钱都不卖，那是一種高贵的艺术，怎么能随便卖呢？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时，曾经用自己的书法当奖品，来犒赏部下。史载，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十一日，曾国藩“饭后写对联七副，赏水师营陈发祥等四船，并谢得胜、张定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六日，“念各营官去年辛苦异常，无以劳之，思每人给对联一副，下半日共写十七对”。
帝师翁同龢临摹颜真卿《争座位贴》，翁同龢经常给下属、落第举子、官兵和巡捕题写扇对。同治七年十月，翁同龢护送妻子的棺柩回故里常熟安葬。在常熟，翁同龢写了很多字。他的日记这样记载：十月初三“竟日大雨，不能扫墓。为人作楹帖五十馀、扇十馀，手腕欲脱，观者如堵墙，落笔徒增惭恧耳”。翁同龢在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十二日、“写对极多极忙，皆下第将归之客也”、“竟日未出，写应酬字，觉日短矣”、“作楹帖，凡戈什、巡捕皆持纸来，应接不暇，臂为之痛”。翁同龢慨叹，写应酬字比到官署办公还要忙碌。翁同龢护送亡妻和一位兄长的棺木回籍埋葬时，一路上各地的地方官派官兵和车船分段相送。对效力的官兵，翁同龢除了付银两酬劳外，就是送扇对致谢。而翁同龢的母亲去世后，次年夏季，翁同龢扶母亲灵柩归故里常熟和父亲合葬，对沿途相送的官兵，有时也在赏银两时，另送扇对。
翁同龢是什么人？大学问家，大学者。是皇帝的老师呀。他如果想卖字，你说一个字能卖多少钱？可他卖过一个字吗？没有。翁同龢的学问有多大知道吗？十三经，人家都会背的。翁同龢老先生的书法为什么好？那就是建立在深厚的国学功底之上的。大家知道，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经书是一个价值系统，承载的是国人的道德精神与价值核心。十三经是古代士人必读的书。我们通常所讲的十三经，是经过历代的扩充，到宋代才完成的。十三经作为我们民族最古老、最完整、最可靠、最重要的文献，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每个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所占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书的合称，具体书目为：《周易》《尚书》 《诗经》 《周礼》 《仪礼》 《礼记》 《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穀梁传》 《论语》 《孝经》 《尔雅》 《孟子》。十三经总计十四万七千多字。
就传统观念而言，《易》 《诗》 《书》 《礼》 《春秋》谓之“经”，《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 《孝经》 《论语》 《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 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周易》是占卜之书，讲的是天地之道。《尚书》是先王行事的记录，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是先王恩泽仍存时期的情志表达。“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是人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是人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以历史记载所承载的价值判断，《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读国学，虽然未必能成为宿儒饱学之士，但提升文化素质，从古老的经典当中吸收文化营养，修身养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0世纪初，梁启超给大学生开了一个厚厚的国学书籍阅读书单，显得相当高深，内容涵盖经、史、子、集。除了长篇的《论语》《孟子》，还有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史记》《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等。在诗人专集方面，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歌全集，那是必读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和二十四史，是不是有点望而生畏？
十三经总计十四万七千多字，现在的所谓“书法家”别说背诵了，有多少人通读过？就凭那点小聪明，混入书法家协会就声称自己是个书法家了？几个人张罗一个什么书法院，自封院长，就成书法家了？别逗了。书法家可不是随便称的。陈寅恪的学问多大，你听说他卖过字吗？
清朝著名的书法家何绍基，是我非常欣赏的书法家。何绍基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成为进士步入仕途后，前来求字者不知道有多少，以至于他经常要日写对联上百幅。何绍基写对联多用行书或行楷书，速度相当快，书法的数量如此之大，也确实吓人。
晚明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指出：在当时的社会，“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 至于对联的书写，主要是楷書、行楷、隶书、篆书，对章法的要求不高，字距基本相等、两条对仗就行。如果要写同样尺寸的条幅或中堂，字数肯定要多。当对联中的一条写坏了，重写单条就行，不需全部重写。而在书写条幅或中堂时，出现漏字和错字，固然可以加补或点去重写，总有瑕疵。而章法上一旦不协调，影响整张字的品质，甚至成为拿不出手的“废品”。
对联的书写，虽然对章法的要求不高，但也是书法家的必修课，而且，历史上关于对联的趣闻轶事非常多。比方说，某年除夕夜，一富翁请明代大书画家祝枝山写一副对联。祝枝山写的上联是：“明日逢春好不晦气”；下联是：“终年倒运少有余财”。富翁一看名人写的对联，马上贴上了。过往的人一看，念到：“明日逢春，好不晦气；终年倒运，少有余财。”无不发笑。富翁气冲冲地找到祝枝山，祝枝山笑着回答：“他们念错了，我写的是：‘明日逢春好，不晦气；终年倒运少，有余财。’”
在晚清，扇面不但和对联经常连称为“扇对”，在书法形式上，它也和对联形成鲜明而有趣的对照：对联具有公共性和礼仪性，扇面则更带有私人性和娱乐性。扇对也是当时最受文人欢迎之物。
晚清名臣、中国首位驻英法大使郭嵩焘留下了长达37年的日记。其中关于自己的书法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同治元年（1861年）七月四日日记：“雨。料理各处求扇对，酬应终日，亦觉劳顿。”晚清官员吴大澂也在一则日记中记载：“画扇二柄，写篆书扇面三，写篆书对三。近来索书扇对者愈积愈多，延搁日久，亲友未免见怪。因定每日早晚必书数件，以当陶公运甓之意。”
那时候，官员特别是书法家官员，写字送人，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写的，是很严肃很认真也是很累人的事。根本有没有润笔费这一说，但是，书法家只要挥毫，都很当回事，决不轻易出手，因为书法事关自己的声誉。
何绍基、翁同龢的行草书，吴大澂的大篆，那都是一流的大家水平。
当时的京官收入不高，但是应酬不少。翁同龢的日记曾记载：“罗大春（福建总兵，号景山，其子荫生门生）送别敬，受之，赠以扇一、条四。”“别敬”是什么呢？就是银子，润笔费。但当时的官员讲究，不卖字，没这个传统。卖字？太不体面。所以，翁同龢要送对方应酬书法，即一张扇面和四件条幅答谢。
别说为官之人啦，即使清贫的秀才，也觉得写字收钱不成体统。书法是雅趣，不是商品。清初一位非官员书法家傅山曾慨叹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不由想起在西晋文学家陆机的诗《猛虎行》中的话，“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在陆机的笔下，就连老虎，都像高洁之士。这其实就是一种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我引用上述晚清的书法家的相关资料，各位可以看出，真正的书法，那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气的传承。这种气，就像空气中必不可少的氧气。那是很严肃很庄重的事。李鸿章为了写好一个父亲生前命名的斋号，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居然要练习十多天才下笔。真正的书法是无用，是无用之大用，书法能当饭吃吗？能治病吗？是刚需吗？一个人的孩子要“小升初”了，想上名校，去找书法家有用吗？得去找有话语权的领导才有用吧。一个人生病了，你去找书法家有用吗？得找医生才行。一个人因为缺氧——缺氧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大脑缺氧，那更危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送到医院，医生第一关要做的是什么？供氧。文化的传承，就像氧气，而且是空气中的氧气，那是天然的，是老天赋予的，是滋养生命的，看似无用，实则大用。
各位再对比一下现在书法家协会的一些书法家，他们最自豪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一个字价值多少钱，是自己的字获了什么大奖，是自己的字曾经送给了某某领导，被某某名人收藏、被某某馆收藏，是自己一年创作了多少作品，全是名和利，全是功利层面的东西。他们最得意的是和某某富商是朋友，名声呢，声誉呢，“浩然之气”在哪里呢。你自己想想，和何绍基、翁同龢、郭嵩焘、李鸿章、曾国藩这些前辈书法家比起来，自己是不是惭愧？
有个“扁鹊三兄弟看病”的典故。魏文王曾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扁鹊回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又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扁鹊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未病，即病情发作之前治疗；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都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因此名声响亮。”扁鹊讲这个故事，是想说什么呢？想说，世俗之人，往往只看到最有用的那个层面，“救人性命”那个层面，而真正的高手，是不让人发病呀，是治未病，这才是上医。扁鹊曾编撰过颇有价值的《扁鹊内经》等，可惜均已失传。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诊视疾病，有个原则，即：“六不治”： 第一种，“骄恣不论于理”，即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第二种，“轻身重财”，即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衣食不能适”，即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阴阳并，脏气不定”，即阴阳气血交并错乱，脏腑功能紊乱，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形羸不能服药”，即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信巫不信医”，即把生命完全依托于非人之手，宁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
扁鹊所说的不治者，实为难治，并非不可治，不能治也。言外之意，有些人，就像现在的一些书法家，有病了，明明病了，还自以为是，“骄恣不论于理”，这类人，难治。因为他们被名书法家这个标签给忽悠了，本来是忽悠他人的，结果，久而久之，弄假成真，自己也相信了，觉得自己成了何绍基那样的大书法家了，自己写的字可以卖大钱了，可以换房子了。
记得唐代诗人张祜，在《硫黄》一诗中这样写道：“一粒硫黄入贵门，寝堂深处问玄言。时人尽说韦山甫，昨日馀干吊子孙。”这首诗讲的是“大师”韦山甫死而速朽，最终被打回原形的故事。在当时的长安，一些公卿贪恋女色，贪婪无度，怎奈体力不支，道士韦山甫出现了，这厮凭一粒硫黄，就忽悠了长安的诸位公卿。公卿服食硫黄之后，果然有壮阳助兴之神效，于是大喜。道士韦山甫就凭借一粒“兴奋剂”，出入“贵门”，吃遍长安，成了公卿“休闲教练”和“心理按摩”师。然后又给人家谈秘方、说占卜算命、看相瞧风水，大讲“心灵鸡汤”，玄而又玄，俨然成了“神仙” “大师”。韦山甫病死之后，和平常人也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公卿也慢慢发现，服食硫黄的副作用也不小，堪比饮鸩止渴，未入肠胃，已绝喉咙，亦“多有暴风死者”。 这当然是个故事，也只是一个故事。在这个“大师”贬值的时代，各位不必太当真，但是，谁又能否认，我们书法界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神仙”“大师”呢？《漫长地闭眼》中有句话说得意味深长：“上帝经常会让你一无所有，再给你一点甜头，这点甜头就是在闭上眼睛的一瞬间，让你错觉拥有了很多东西。”沃尔特·李普曼说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沒有自由的。”没有反思的社会是毫无意义的。以娱乐的方式诠释所有严肃公共话题，这意味着公共话语的退化，只剩下娱乐。这一点，无论书法家还是画家、作家，都应该反思。梁晓声在最近出版的《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一书中，深度解剖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状态。书中说，法国戏剧家欧仁·尤内斯库在他的戏剧作品《犀牛》中发问，当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成为犀牛，你成不成为一个犀牛？里面最经典的台词便是：“不，我绝对变得不像他们那样”。
2017年4月1日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王一采访时，梁晓声说：中国青年与其他国家的青年心路历程不同，我们这一辈人经历过总体被同化的历史年代，但是在西方，同化是不容易达成的。和我们这辈相比，如今的80后、90后已经改变了许多，不太容易被简单的号召所同化，但他们成长于以影像文化为背景的时期，商业、科技等特征造就了成功的统一标准，所以为了追求成功，自己可能会变得和周围所有人一样，且没有不适感。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想要和别人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说，我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要做和同代人不一样的人，只有当你少年、青年的时候不一样，40岁的时候才会不一样。我想举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的例子，他曾说过：“我面对5万人歌唱过，也面对50万人歌唱过，但是让我最感到压力的是面对50个人歌唱。”这是为什么？因为他面对50万人的时候，这50万人可能体现为同一人格，他们说着类似的话，一起挥舞手臂，情绪色彩也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容易被旁边的人所同化；但如果你是那50个人中的一个，往往会意识到我和别人是不同的，会保持自己的个性，不一定别人喜欢的音乐我也喜欢。我想提醒青年们的是，在当今有些浮躁的社会，我希望每个人都想想我是那五十万分之一，还是那五十分之一。要努力做回那五十分之一，做回自己。我们今天确实有很多人是特立独行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常常是我们房子的装修要和别人不一样，穿着、发型、用的东西都要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忘了要真正做回自己，最主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这就是五十分之一的特征。
我想说的是，关于书法的思考也差不多，端正其心，精进技艺，少一点机心，修炼永无止境。怀抱求道之心，写出的字才能够形神兼备、道德两全。奇技淫巧绝非大道。庄子讲，为圃老人耕作圃畦时，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锤炼技艺，虽知有事半功倍的槔机，放弃用它，笨一点就笨一点，这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道之所不载也”。
书法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这一代有责任也有义务传承好。别为了一点名和利，糟蹋了我们的国粹。你看作家阿城，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仅仅凭借《棋王》《树王》《孩子王》“三王”，他就已经在高处了。你见过他到处去签名售书么？见过他四处去演讲么？见过他去当评委么？见过他到处给人写字么？他就是一个作家，一个把心放下来的作家。短笛无腔信口吹。他从来没有把写作看得多伟大，说穿了不过是个手艺人。既然是个文学手艺人，就把文字玩好。阿城的文字闭气。这一点不简单。
书法家的字也要学会内敛、闭气，别太张扬，好不好？你见过哪个真正有实力的人靠社会活动赚眼球的？付秀宏在《“真自我” 》一文（见2017年1月4日《解放日报》）中说，“艺术家本无职业”和“笔墨等于零”这两个著名论断，是由著名艺术家吴冠中提出的。“艺术家本无职业”形容画家走到艺术家那一级的很少，大部分成为了画匠，那些艺术家即便走到生命最后，面如枯槁爱似海，岁月几度沧桑还是真情如故；“笔墨等于零”形容如果没有炽烈情感和思想意识领先，就失掉了真境界，这个时候画家的笔墨等于零。吴冠中性情真挚，深刻地揭示了艺术真谛，这是一种“真自我”的表述。艺术家活出一团真气来，才不负“艺术”二字。
一味求“大”求“多”，把书法艺术GDP化，有点可笑。有个调侃的段子说：啥叫没出息的人？啥叫小气？童年被人比成绩，青年被人比对象，中年被人比金钱，老年被人比儿子，死了被人比葬礼。汉语说一个人有才华，叫才华横溢，但在英语当中叫一个人有能量。这么一路攀比，你的能量在哪里？
传统文化里面那股气还有么？想起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莫名其妙里流行背诵元周率后面的小数点，我现在能记得只是3.1415926……看谁背得多，据说有个同学背到180位，一下就把一个“班花”给征服了。
现在想起来，背这个真没啥用，但当时就有人把这个当成“厉害”的标准。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说了这样的话，“人之才情精神亦复有数，多应酬以分其力，后遇大好题，作之反无力，不得精彩”。如果一个作家无所节制地疯狂码字，由“精气内销”进而“神志外伤”，“销铄精胆”进而“慼迫和气”，从养生卫气角度而言，久之“手滑”，便“不耐沉思”，无力担荷，最终会“神疲气衰”、“文思浮易”，戕害自己宝贵的生命，“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如果一个书法家疯狂地写字呢？不是一样地“神疲气衰”么？
这就是为什么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论，杜甫为什么主张“庾信文章老更成”之说，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大方无隅，大器晚成”。不是“年益高，功益深”，而是长久的积累、沉淀，不轻易出手，出手必大作。
现在评价书法作品的好坏，总是把是否获得什么全国书展的金奖、银奖，当成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作品多次获奖，再写个什么代表作，还可能被评论家称之为“被誉为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里程碑” “德艺双馨” “巍巍太行给了他风骨，母亲河黄河赋予他创作的灵魂” “为繁荣文艺倾力打造文化高地做出贡献”之类。如果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收藏，如果作品还能作为国礼赠送给某国总统、某国首相等国家领导人，那就差不多成大家了。这是现在流行的评价体系。如果按照这样的评价名家的标准，王羲之显然不够格，《兰亭集序》并没有获过什么大奖，王羲之本人也不是书协主席，也没有因为书法写得好而享受什么特殊津贴。 你去参加一些书法展看看，当地书法家协会的重要领导，主席、副主席，总要迟到几分钟，让大家等他，以示重要。书法家协会的领导一开口：“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大家久等了。”你是谁呀，真把自己当成“大品牌入驻小城市”了？拜托，平常心一点好不好，别装“13”好不好？不装会死吗？你看看哪个学问家不是谦和的？孔子说：“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论语·子罕》） 这句话说得很谦虚，孔子真的无知吗？只是一种求知的心态罢了——知道的越多，越觉得无知。
学问越大，越平常。你闹那么大动静，除了给人感觉心虚，还有什么？俗没有关系，但别丑。丑没有关系，但不要骗。骗也罢了，还要装“大师”、充名家，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你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人去讲道理，也不要跟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谈尊严，更不要与恶俗的人谈高雅。道不同不与为谋。不与小人纠缠，不要尝试去改变他们。这一切都是在浪费生命。人生苦短，要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干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往往谦逊，不会逢人就教；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往往慧心，不会逢人就表；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往往圆融，不会显山露水；一个真正有品味的人，往往自然，不会矫揉造作；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人，往往安静，不会争先恐后。
在一众读书人看来，目前世界上最高档次的“饭局”就是：每年冬天挪威国王做东，宴请诺贝尔奖得主的盛会。但也有人不以为然，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就是这样一个人。萨特在1964年发表的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中说：“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拒领诺贝尔奖之前，萨特已经拒绝了法国政府给他的最高荣誉如“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头衔。
俗真的没有关系，雅与俗本来就是相对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我看来，社会的发展，资本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淘汰雅的过程，就是变俗的过程。自然界的进化也差不多，麻雀如果羽毛非常漂亮，被养在笼子里当宠物，恐怕早就被淘汰了；孔雀太漂亮，所以有灭族的危险，但鸡却顽强地繁殖着。日本文化在16世纪的时候，非常讲究高雅，男女谈恋爱，不被世俗许可怎么办，就去死。在阴间完成美好的爱情，当时的木偶戏多表现这种唯美爱情。后来，世俗化了，不死了。到17、18世纪的歌舞剧里，男女恋爱不被世俗许可怎么办，不死，不但不死，还好好活着。极端世俗地活着，满不在乎地活着。当时的歌舞剧里，极端夸张地表现男女的欲望，就是烂，就是欲望，就是流氓，爱谁谁，以至于当时的AV（泛指成人才能观看的影片）也相当昌盛。有部电影《好色一代男》，说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奢侈之风。当时的人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奢侈到停电了，天太黑，就掏出一万块钱点燃，照明用。后来俗到极端，竟然把俗艺术化了。北野武的电影里面，就有这种俗的极端艺术化。难以想象，北野武这样大俗之人，这样的导演，竟然去写什么《道德论》，要知道他是最不讲道德了呀，你说有多讽刺。北野武最近又写了一本书，日文名叫“MA”，翻译成中文，书名叫《间》，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间隙，距离感。就是总有那么一种“间”把人与人隔开，这个非常微妙。这个东西，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我称之为“文人宜散不宜聚”。好的艺术都是在孤独的状态下产生的。
当下书法界，确实有默默写字的大书法家、大学者，但也有不少装“13”的。我觉得噪音不小，精品不多。书法家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艺匠。《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在道家的话语系统里，匠人的地位是很高的。你看《庄子》里面写到的那些个匠人，庖丁、伯乐、梓庆、东野稷、操舟人、吕梁善游者、为圃者、轮扁、佝偻者、工倕、捶钩者等十余位，都是有道之高人，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却诗意地栖居，顺乎自然。他们是什么境界呢？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心斋坐忘、无我而无物”。道生养万物，万物归辅道，天道自虚而万物成。在庄子看来，匠人精神，就是“大匠取法焉”。像庖丁，得之于心，应之于手，精进技艺。在“无我”之后，“未尝见全牛”，他的秘诀就是：以道入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还有那位捕蝉者，他的眼中有级别吗？有编制吗？有提拔吗？有采风吗？有体验生活吗？没有，他眼中也只有蝉翼，而无其他。他连蝉都“忘”了，甚至化境入忘，相忘于江湖、渗透在洪荒，人与蝉“两相忘”。
书法还是需要工匠精神，需要日积月累，需要足够的耐心，需要诗意的情怀。三更有梦书当枕，梦里蔷薇处处开。这就是情怀。梅子黄时，风雨交加，夏夜的池塘边传来阵阵蛙鸣，南宋诗人赵师秀午夜在等一个客人，客人没有到，诗人也不着急，而是与时光对峙，写下《约客》一诗，其中有这么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用棋子在棋盘上轻轻敲击，震落了灯花，百无聊赖中消磨时间。人间有味是清欢。安稳的光阴，静好的岁月，那是秘而不宣的。
台湾禅者林谷芳在接受徐俐、徐巍采访时说：药毒同性，就是同一件事情做了，前面你可能人生从上面获益很多。但中国人讲善水者溺，善火者焚，你的擅长困住你的时候，那些对你的生命就没意义了。观照“药毒同性”是观照我们生命之中彼此之间的关系，一个最基本的作用。但是话说回来，人又有自己的惯性，喜欢的东西爱之欲其生，不喜欢的东西就恶之欲其死，所以这时候就要放下——不管你用任何形式，你必须放下，在寂静的状态下观照事情，去想它跟你真实的感觉。我最近给学生上课都提到，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习禅不习禅，修行不修行，人生就是一场功课，在你的生活里请务必留出神圣时间与神圣空间，就是每天有一二十分钟最少是无所事事，学习在那无所事事里面观照自身。那就是放下。你很自然地放下，你的心就能像镜面一样照见万物，心也就清静。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跟我们的惯性、跟我们自以为有用的东西有一个区隔。这个空间不拘其大，不拘其长，长此以往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只要心定了，小处都能见大。我在自己的《归零》书中写过，回眸处满目青山，不是想到满目青山才回眸。是回眸，自然就满目青山，逻辑是如此。（见《北京晚报》2017年3月16日） 现代人的问题就是失去耐心，过于急功近利。前几年，温州某火锅店曾发生的服务员“开水浇头”女顾客事件，多可怕呀。吃饭，多快乐的事，干嘛也要着急呢。书法，多高雅的事，你非要争名夺利，闹出动静来让人围观，多没劲呀。你以为那是动静？其实是噪音。日前，我在2月13日《西江日报》看到一则关于“音量地图”的报道：记者日前从广东省肇庆市相关部门获悉，《肇庆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已于近日正式印发。根据区划对该市中心城区相关辖区进行声环境划定，声环境共有5个级别，根据环境差异进行划定。
科学实验结果表明，声音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谐的声音有利于陶冶人们的身心，而噪音则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害。安心创作，安静写字，守住寂寞，才能出精品。人老了，还那么在乎名利，那就真糊涂了。我家乡的老人爱说一句话，“骨灰盒前摆个金质的花圈，有啥用呢！”
《木兰辞》里面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花木兰最后怎么说？她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引用这段话，只是想对那些不甘寂寞的所谓“书法家”说，该读书时读书，该写字时写字，能不能别老出来闹腾？一会到电视上显摆，一会到酒店开业现场题字，一会到什么讲坛高声喧哗，然后求媒体发稿，在微信朋友圈炫耀，人家都烦死了，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世界已经太喧嚣，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能不能别制造噪音了？“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该安静时且安静，你看“雄兔”该吃东西时就“脚扑朔”，再看“雌兔”，吃饱了，就“眼迷离”，休息，睡觉。世界多么太平。
在《黄帝内经》里，黄帝问岐伯：“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矣，为何？岐伯答：上古之人，懂得养生之道，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神兼具，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周有光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这就使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这显然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
其实，学好书法只需要多读两本书：一本是传统，另一本是大自然。一方面，要师古人，习今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从大自然吸取营养，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比方说春天，也不一定一说春天就是“百花竞妍、生机勃勃”，还有倒春寒呢。印第安人说，你对自然破坏多少，自然就会加倍地返还给你。别忘了，历史上力量奇大无比的恐龙曾统治地球1亿多年。如今呢？恐龙早就灭绝于这个世界。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前段时间，我到新乡，一个10年没见面的学生建强，热情地接待了我，带我观赏新乡文化。我学着苏东坡的样子，在早春日子里“时绕麦田求野荠”，着实体验了一回两千多年前《诗经》中的采食荠菜。《国风·邶风》中说荠菜味甜，“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陆游爱吃荠菜，写诗说：“挑根择叶无虚日，直到开花如雪时”。伶仃小荠菜，餐风饮露，得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全身可入药。
游大明潞王陵，闻着一地的荠菜花（郑州有人呼之麦地菜花），体味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并在这里见证了华夏文明不羁时空的磅礴气象。从《诗经·卫风》中走来的新乡，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都有遗址存留，牧野大战、竹书纪年、围魏救赵、张良刺秦、官渡之战、陈桥兵变、姜尚卫河垂钓、比干抛心忠谏……
漫步新乡的田野，我就想呀，河南这样厚重的文化，这样悠久的历史，最应该出书法大家。没有理由寫不出好字呀。清代诗人赵翼有一句名诗：“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要书法这个行当少一点江湖气，只要沉淀下来，静下心来，一定能出现“领风骚”的书法大家。
末了，我引用《孟子·告子》一章中的话结束吧：“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同‘增’）益其所不能”。
书法这个行当，能否少一点江湖气
房阑凝（本名力平）山西平遥人，南开大学教授，书法、篆刻艺术家；幼时入读私塾，上世纪40年代于北京就读中学，50年代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从事美术编辑工作至1961年；曾任教于新疆艺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由50年代起先后受业于吴作人、齐燕铭、萧军门下。
房阑凝走进公众视野，源自去年刊载于《书画世界》的一篇旧文《沈鹏们的谬误汇成了当今书法粗鄙化洪流》。该文的大意是：本文是继《草书写法岂容任意变更——论沈鹏先生草书中的谬误》一文发表之后，再度对沈鹏草书艺术及书写中的谬误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将其草书作品《前后赤壁赋》与明代书家祝允明所书同一文赋作对照进行论证。鉴于具有同类性质，对另一书家陈振濂先生书法中的谬误等问题也作了辩证性的论述，并认为其二人书法中的问题具有代表性，是时代潮流发展中的一种文化现象，进而认为与当今书坛存在的浅陋、粗鄙化趋向密切相关，且将危及书法这项传统艺术的健康发展。
这里，容我引用房阑凝先生文中的部分内容：
我在《草书写法岂容任意变更——论沈鹏先生草书中的谬误》一文（见《书画世界》2009年9月号总第135期）中，就沈鹏先生草书中的谬误作了辨析与论证，从编辑部获知该文引发了众多读者热烈的反应，对鄙文予以正面的肯定。盖读者多以当今书坛的某些名家存在着忽视传统、脱离规范、任意挥毫、谬误丛生的问题，因而深感这门传统艺术所面临的危机。而沈鹏先生只不过因其位重名高更具代表性而已。
鄙文自发表于网络至今已两年多，去年又刊载于《书画世界》中，相信有成千上万的书法爱好者与专业人士都阅读过该文，这其中必然有不少沈鹏先生的崇拜者、追随者，依此推断沈鹏先生不可能对鄙文无所闻知。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无论是沈鹏先生抑或其崇拜者，至今未曾公开具名发表过看法，而沈鹏先生依旧出席各种大型社会活动，依然进行创作。我们的文化舆论也对此毫无反应。难道对作为“名人”、“大家”作品中的错误就听之任之、视若无睹吗？
顺便提及在本人的博客中个别的为沈鹏先生辩解者，以为这些错误“瑕不掩瑜”，并认为明清两代的大书家写错字是司空见惯的。对这种论点本人以为不仅荒唐可笑，而且不值一驳。我要请问这位沈先生的辩护者，即以明代而论，举两位多产的大书家文徵明、祝允明为例，他们两人都曾不止一次的写过字数近千字的《前后赤壁赋》（楷书而外，行草也不止一篇），请问你能举出二人在这洋洋大观的近千言的行草作品中哪个字是写错的？
这种论点如果不是说明这位先生的浅薄与无知，那就是蓄意混淆视听，欺蒙年轻无知的读者，更是对那些为我们创造了灿烂文化遗产的前贤极端无耻的污蔑。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鉴于在鄙文发表后沈鹏先生的不以为然，和我们书坛舆论的沉默无语，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层次地分析评述沈鹏先生行草作品中的谬误及其危害性。
本人以为沈鹏先生书法中的谬误问题不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而应该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与我们当今社会经济急速发展中所带来的不良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借创新之名，不依规矩、信笔涂鸦的现象极为普遍，几乎已形成为一种风气，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这门艺术的纯洁性与严肃性，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这门传统艺术的被扭曲、被粗鄙化的严重弊端。
原本书法艺术在古人、前贤看来是一门不敢轻求的艰深的艺术（学问），故有“非高人志士难以言其要妙也”的论点，并认为如果你认定要学好这门艺术就必须准备付出毕生的精力，不计岁月、“白首攻之”。北宋著名的大书家米芾就曾几度谈到书法的难度，并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以一好萦之，便不工也。”宋高宗赵构也有一段深刻的论述：“……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化，迹出窈冥，未易以点画工，便为至极。……胸次万象，布置模范。想见神游八表，道冠一时；……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经明行修，操尚高洁，故能发为文字，照映编简。至若虎视狼顾，龙骇兽奔；或草圣草贤，或绝伦绝世，宜合天矩，触涂造极。非夫通儒上士讵可语此，岂小智自私、不学无识者可言也。”
这段文采焕耀、义理幽深的论述，说明学好书法这门艺术不仅需要聪明智慧、学识修养、德操高尚、勤奋用功等条件，而想要精通斯道，如果没有渊博的学问、高旷的襟怀等崇高素质，与这门艺术的顶巅是无缘的。
现在让我们回首审视《沈鹏草书〈前后赤壁赋〉》（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系列丛书《当代书法名家书名文》）。该书共29页，几乎每页都有草法错误的字，至于行笔结体不合规范的字更多，可谓举不胜举。如果一一加以剖析，本文必将不胜繁冗。……纵观沈书中的谬误，决非由于偶然疏忽所致，而是源于其初学阶段即缺乏认真探求的精神；次之，更没有以大部之精力长年不辍地临学古贤名迹。
……沈氏若干年前自云写有一万五千余件作品，一千六百多件题署，倘包括近年所写，恐早已远远超出上述数字。这一庞大数字的作品，即以一日平均书写两件计算，恐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完成。何况作为书坛领袖，又要参与众多的社会活动，试问余下来还能有多少时间潜心用功于临习古人名迹？由此判断，沈氏根本谈不上汲取前人宝贵的书写经验！既如此，精湛微妙高端的笔法技巧又从何而来？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沈氏自称他的书法是以学习《集王书圣教序》为根基的（见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答王鲁湘问” ），由此笔者对沈氏说法的可信度表示质疑。须知《集王書圣教序》历来被认为是行书的最高典范，王书的字风结体秀媚、笔力雄强，而这种美妙的笔法、雅正的字风在沈书中找不到任何痕迹。我想稍具书学知识的人，定会有所同感。
精神艺术的趋向必然与时代的人文环境、风习潮流相联系而互为影响。当今国人主要的生活趋向是：追求富有，现实享乐，比钱财，比地位。这种精神的粗鄙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粗鄙化。打开电脑搜索那些正在享有盛名的年富力强的书家的“博客”，映入我们视线的是粗放、怒张、跋扈、恣肆、以大为“美”、以多为胜的所谓书法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误判，艺术的高妙从来都不是以“大”、“多”为衡量标准的。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的书坛领导者在面对当今书法的走向不断粗鄙化的严重状况，还不自省，中国这项传统艺术必将更加迅速的走向蜕化与衰亡。这绝非危言耸听。 一个署名泾渭石的网友在文后发表评论说：“质疑权威，观点很有见地。现在书法界许多名人犯有忽视传统、脱离规范、任意挥毫、谬误丛生的毛病。”一个署名浮云浪子的网友评论说：“书法也应提倡工匠精神，先精熟，后创作；先传承，再创新，正如先学走路，再学跑步。”一个署名书匠的网友评论说：“书法人应正确认识书法，追寻前人，不被当代名人左右，以传承文化为己任，不计名利是正途。”而一个署名汉东的网友则评论说：“各有千秋，何必相互拆台。”
其实，早在2015年12月24日，《北京日报》就刊发一篇评论《“丑书”穿行在哗众取宠的路上》，文中部分段落引用如下：新一届中国书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名单终于尘埃落定。不过，相对于“高大上”的名单，关于书法的话题，却大有走向热议的势头。其中，争议最多的，莫过于没人能看得懂的“丑书”。这种看不懂，与草书、隶书无关，完全因为它不按正规套路书写，说得直白些，就是偏不好好写字，一味求新求奇，以致无人识得，更难解其中深意。
原本怡情养性的书法，却滑向了“丑书”的境地，不知书圣如果活在当下作何感想。对于近些年书坛兴起的这种“丑书风”，著名书法家张铜彦将之形容为：“偏不往美的方向写，一味追求新奇”、“有的你看着就像小孩子写的东西。还有些字，让你觉得写字的人如同半身不遂，哆哩哆嗦的”。在他看来，即便草书，也得按照其规范来写，不能都没站稳，就撒欢儿跑。据他介绍，一些书法展上的作品，错字率竟然有六七成，“绝大部分是作者生造出来的‘新’字儿”。张铜彦分析说，层出不穷的书法展让原本属于个人寄情山水的文字，也去追求视觉冲击力，“在‘艺术化’过程中，一些人连书法最基本的‘把字写对’的律条都弃之脑后了”。还有比这更恶劣的书写。在一些场合，有人以脚执笔，或是将双笔插进鼻孔里写字；更有甚者，将头发蘸上浓墨，长发甩过，留下一堆堆墨迹。“这种东西就是‘江湖杂耍’，比‘丑书’更荒诞”。 ……年逾七旬的著名书法家杨再春对这种创作很反感。“都是哪些人在搞‘丑书’？我看就是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又想通过动歪脑筋博取功名的一撮人”。在他看来，那些宣称能用多个部位书写的“书法奇人”，就是一群现世跳梁的小丑。
书法，还是追求自然般的鬼斧神工为高，少投机取巧，少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奇技淫巧，那未免太造作，太江湖。非书法正道。书法这个行当，如果江湖气太重，肯定不正常，也不健康。不由想起阮籍经过广武旧战场，感慨叹息时所说的话：“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上面引用的两篇文章，虽是旧文，但它引发的风波却仍未结束，所暴露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有时候，和书法圈子内的人聊天，你甚至会怀疑：我看到的是不是一个假的书法圈？有的书法家，喜欢热衷于搞某地“X大书法家”之类的排名；有的书法家，喜欢在网上买热搜；有的书法家，喜欢营造一个圈子，然后互相吹捧，联合办展览，玩一些杂耍，再找“水军”写盛赞文章，以至于相当多的评论文章“夸张”赞赏的评论口径惊人一致；还有的书法家，热衷于在网上通过发布大量“水帖”来造势，或是营造一种多人关注的假象，或是通过碰瓷、抹黑竞争对手来获取利益。从传播学角度看，所谓“水军”，其实就是利益方的代言人，他们既扭曲了舆论主体，也扭曲了舆论生态。受众看到的轰动、“夸奖”，可能是假象、虚构，是虚假的口碑，如同是一个新的“楚门的世界”。书法界，如果优胜劣汰的生态被破坏，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如此一来，那些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辛辛苦苦的书法从业者，就可能一直默默无闻，一些“小丑”就会成名成家，一些不明真相的书法爱好者就会上当。
我引用《北京日报》这篇旧文，是想说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鱼儿是否流泪，只有大海才知道。书法是否“丑”，群众都知道。那种所谓的杂耍书法，不过像街头巷尾的杂耍艺人的表演，是娱乐活动，不是书法之道。也失去了书法的“味”和“道”。这里，我贸然给这些杂耍书法起个名字，叫“小苹果书法”。这样的书法有人围观，也很容易“吸粉”，毕竟这是一个全民啃“苹果”、处处闻“神曲”的时代。君不见，不少学校，在课间向小学生播放《小苹果》歌曲，并安排学生跳“小苹果”舞以放松身心。果然，屏幕上遂后出现近千名整齐划一的小学生，伴着震颤的节奏，在操场上扭动小身子的画面。歌曲配词直白火辣，内容空洞又不知所云，“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儿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
有人调侃说，四个“苹果”改变了世界！第一个是指《圣经》中亚当与夏娃偷吃的苹果，因此创造了人类；第二个是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使他发现了改变物理界的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手中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蘋果”，号称改变了数码界；第四个便是这颠覆音乐界的 “小苹果”。这种江湖杂耍式的“小苹果书法”，吸引眼球不难，赚钱也容易，只是，玷污了书法。
娱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娱乐。如果书法界洒上点“娱乐”才能引人瞩目，到处充斥着娱乐化的泡沫，那就真的只有娱乐了。那样的话，书法“江湖”就成了尼尔·波兹曼担忧的时代了。30多年前，尼尔·波兹曼写了一本关于“娱乐”的书《娱乐至死》（原书英文的标题实为《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书中的观点至今还没有过时。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说：“艺术品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此时此地”。波兹曼无奈地分析说，复制技术发明之后，“此时此地”变为“一切皆是过往云烟”。原本躲在博物馆里的“蒙娜丽莎”从神坛上下来，普罗大众人人可以嚼着爆米花，娱乐化地占有蒙娜丽莎，抚摸蒙娜丽莎，久而久之，因舒服而麻木，因麻木而放弃思考。如果说这也叫进步，那么，“进步”的代价是艺术品成了无营养的垃圾，真实灵魂被消解。
“表情包式”的“小苹果”书法，也是一种病，和影视剧中“小鲜肉”病一样，都是浅薄的表现，唯点击率和颜值，是一种IP化的快餐，是粉丝经济的结果，纵然再抢手，也没有一点营养。这些人，需要来点文化扶贫。流量和人气，是书法吗？只能让人啼笑皆非。到处皆是水，可都是海水，一口也不能喝。到处都是书法家，可都是“小苹果书法”。岂不悲乎？“一字一文化” 、“一字一智慧”，汉字博大精深，每个汉字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它们是有生命的。你可以写不好，但不能写错；你可以平庸，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你可以不敬畏，但不能没有自信。有文化自信，才有大国气象。有了这种自信，书法文化才会慢慢地渗透到人的骨子里、血液里。 如果说“小苹果书法”还多少带给人一点娱乐的话，那么，偏不好好写字的“颈椎病书法”，则让人同情了，毕竟那是一种病，观者不悦，书者亦苦。
“颈椎病书法”，就是写出来的字没有精气神，歪歪扭扭，一看就是不健康或者亚健康。你看了他的字，不但不赏心，也不悦目。不看还好，看了很难受，很别扭。个别字，写得让你想哭，也不知道是他有病，还是他写的字有病，总之，不健康，破坏心情。这样的书法，你说是不是像患了“颈椎病”一般？这样的书法，竟然有很多人叫好，还被称为大家，弄得你完全没有脾气，你甚至怀疑自己的智商是不是出了问题。干脆不看，省得破坏心情。
书法的境界，健康为上。写了不健康的“颈椎病书法”，还自以为是，就可悲了。既然这个概念是从医学借鉴而来的，那就有必要说一下颈椎病这个概念。所谓颈椎病，其实准确的叫法应该叫项椎病。人的脖子，前面叫颈，后面叫项。但现在大家都叫颈椎病了，咱也只好“将错就错”、跟着这么叫了。颈椎病这个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才提出，一直到60年代中期，逐渐开始被医学界公认。什么是颈椎病呢？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脱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通俗一点说，颈椎病，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咱老百姓俗称的器官老化。随着手机的普及，“手机脖”多了，颈椎病也跟着普及了。早在1992年，就有调查显示：“中国颈椎病的患病率平均为17·3%，50岁以上的人群中一半以上有程度不等的颈椎病症状”。
正常颈椎，有一個曲度。当颈椎过度使用了，颈椎劳损了，或者，脖子后面的风池、风府、翳风穴吹空调多了，风寒湿邪加重颈椎的退变，这样的话，就会出现骨质增生、颈部动力与静力平衡失调，从而对脖子后面临近的组织器官产生压迫和刺激，导致手脚麻、手脚不灵活、头晕、耳鸣、胸闷、气短，吞咽困难等，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颈椎病了。
颈椎病是一种综合症，主要有颈型颈椎病和混合型颈椎病两种类型。颈型颈椎病，又叫单纯型颈椎病和周围型颈椎病，这是最常见的，也是早期颈椎病的表现。颈型颈椎再往下发展，压迫到了神经，那就成了混合型颈椎病。混合型颈椎病临床表现多为脏器的症状。如果临床上来分析，颈椎病又可分为颈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交感神经型颈椎病、食管压迫型颈椎病等六个类型。其中，最伤不起的是颈椎病变。当颈椎曲度病态地变直或扭曲，椎体间隙受挤压而变小，椎间盘受挤压而膨出，椎体骨质增生，就会刺激神经，最终诱发眩晕，持续性头痛，肌肉萎缩，手臂麻木，颈腰部活动范围缩小，下肢无力或疼痛，走路不稳，甚至截瘫。
中医上讲，肾“主骨生髓”。颈椎出了问题，往上追的话，这个人的肾精一定不足了，应该给他吃点胡桃、山萸肉、生地、黑芝麻等，因为这些药具有补肾髓之功，服用后可起到强壮筋骨，推迟肾与关节退变的作用。再往上追的话，肾的妈妈是谁呢？金生水，肾的妈妈是肺。所以，一定要养好肺，保持浩然之气，这样肾水才足嘛。那么，肺的妈妈是谁呢？土生金，归根到底，还得给他调理脾胃。所以，高手治疗颈椎病，不是一上来就按脖子，也不是按摩，而是调他的脾胃，按摩只是辅助手段。
那么，“颈椎病书法”该怎么办呢？如果想健康，就得调他的脾胃，脾胃是什么呢？是土。就是说，要接地气，脚踏在地上，别飘了，别吹了。人飘得越高，摔得越重；气球吹得越大，越容易破。有病就得治，否则，颈椎疼得越厉害。守好中，收放自如，病就好了，书法也柔和了，人也更健康了。“七十古来稀”，其实，古代，按照《左传》来说，上寿是120岁，中寿是100岁，下寿是80岁，人们长寿的最低标准是80岁。像《黄帝内经》中说的“活百岁”是120岁。按照五运六气的理论，人应该活120岁。
在寿命长短的决定性因素中，生命遗传占15%，气候因素占7%，医疗条件好坏决定了8%，经济条件占10%，另外60%取决于生活习惯。还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吧，别一天到晚，这里飘那里飘了，那样正常吗？不正常。就像《黄帝内经》里所主张的，要保命全形、天人合一，固护正气、强筋健骨，防治一体、修身养性，寓养于乐、与传统文化相通。
这样写出来的书法，就和传统文化接上了，相通了。
书道和老子讲的道一样，“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哪个主生？哪个主死？刚则死，柔则活。中和柔美的书法，为书道所崇尚。别老是把人生当成竞技场，那样心容易累的。不如把人生当成一场旅行，沿途皆有风景，这样心安。心不安，总在那里听成功励志学的课，只会更加不安，根本无法安顿心灵。真正的书法家，应当以混沌之术而不以功利心、智巧心，才能悟出书道；只有不一味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才能真正地安心定神，写出中和柔美的好字。
中和柔美，不等于姿媚，而是像老子欣赏的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你写出来的字，率真自然，跌宕多姿，气息通达，精神飞动，那就是圆润柔美的高手，既有露势又有藏势，既有造势又有通变，既有收放又有方圆，收放有度、方圆并存，转处多为翻折，迅疾中有停顿，随心而发，气韵高古。这个时候，才算真正领悟了书道。
听说过天才画家，却很少有天才书法家，原因即在此。再有天赋，你不去临摹碑帖，只想走捷径，也无法写出真正的好字来。如果你真的想速成，追求所谓视觉冲击力，那你到街头巷尾的电线杆广告上看看去，书法速成班多得是，谁都知道那是赚钱的营生，是书法江湖骗子的把戏。也许短期你就能够做到形似，可书法的性情、趣味、神韵，是能够速成的吗？
这么讲书道，有人听了会笑。你懂什么，你是书法家协会的领导吗？呵呵，真正说包括书道在内的道，一定有人嘲笑。老子在《道德经》里早就说了：“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真正的书道，应该“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有一本书，专门讲围棋大师吴清源“中的精神”。自“镰仓十番棋”后，吴清源打遍日本无敌手，日出东方唯我不败。作家阿城曾问日本棋手，吴清源的棋究竟好在哪里。日本棋手说，吴先生赢棋好看，如行云流水，现在的棋手下的棋很难看，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为了治国人“走极端”的痼疾，孔子开出了“中庸之道”的千年药方，专治“过”和“不及”。孔子的意思是，行事取中道，既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到位，分寸恰到好处。孔子的“中庸药方”被某些人用得出神入化，却也“出神入化”到投其所好那里去了，又走了极端。国人一向喜欢投其所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古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赵王好大眉，人间皆半额。楚王好广领，国人皆没项”。可以想见，如果“小苹果书法”式的“书法奇人”吃了香，下面必然有众多人效仿。
艺术，是人类心灵和情感的外化，按说不应该有隔阂。但现实的情况却相反。事实上，艺术家之间互相隔阂抵牾、互相认为对方没价值的情况，不是今天才有。
我也不喜欢沈鹏先生的书法。自古以来一直崇尚中和柔美的书法审美体系，在沈鹏先生的书法中有么？沈鹏先生的书法既没有直露奇崛，也没有圆润柔美。感觉就是丑。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不欣赏，不喜欢，沈鹏先生在个人最风光时，曾为某报题写了报头，那家报纸并没有因为他的字而蒸蒸日上，相反，却一年比一年滑坡。
我欣赏的书法家是那种“魅奇风骨，大师本色”的人，更是那种“道艺一体，儒者禅心”的人。优秀的艺术家，也大多是优秀的思想家，能够洞察历史规律，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老实说，我看不出沈鹏先生学问有多大，思想有多深刻。
但我同样不欣赏房阑凝（本名力平）对沈鹏们书法的批评方式。你有批评权，沈鹏先生也有沉默权、不理会权。不以为然、不理会就着急，甚至使用“浅薄與无知”、“极端无耻”、“是可忍孰不可忍”、“借创新之名，不依规矩、信笔涂鸦”等等情绪化的语言，就不是学术探讨了。
我不是从事书法研究方面的学者，也无意介入书法界的嘴仗，也只能就一些书法文化提出商榷意见。我之所以不愿意介入任何文艺人士之间的“嘴仗”、“相轻”，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些争执实在无任何意义。你看郑州市的马路名字，经三路纬四路，经是经，纬是纬。哲学上，不同纬度的人境界是不同的，甚至是无法沟通的。同样是一个街边的小贩，在火车站附近的小贩，和在纬四路上的小贩、大学路上的小贩，他们就像是不同“纬度”的人。你和他们聊天，感觉明显不同，你的心情也不一样。10多年前，那时我还算年轻，还经常参与我所在的省作家协会的活动，无论是开会呀、换届呀、开研讨会呀、评某某奖呀、推销某某作家呀，还有，就是部分组织协会会员下乡采风。现在，年龄大了，上班之外，还要写作、兼职做省台的直播节目嘉宾，还有老的小的要管，再参与这些事实在没时间也没精力，似乎没啥意思。采风、体验生活，其实和“调研”相似，都是用词汇让自我感觉良好而已。下乡采风，你难道比乡下那些人生活得更快乐？别逗了。可你听说过乡下人到城里采风吗？人家就是生活，才不装“13”哩。采风回来，又有几个人写出了《诗经》中“国风”？采风只是一种形式，不是说这种形式不重要，而是说，你把采风当成优越感来炫耀就显得浅薄了。艺术家嘛，最终看的是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你只是去“体验”生活是否太隔了？有点居高临下了，难道你每天不是在生活吗？难道每天都是别人在替你生活吗？生活还用“体验”吗？你可真逗。你的自我定位还真不低哦。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去下乡采风了吗？卡夫卡写的《城堡》，开研讨会了吗？近期，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戴小华的长篇纪实小说《忽如归》，赢得一片叫好声。小说书写了台湾一个家庭心归祖国的历程，彰显了扑不灭的意志和家国情怀。《忽如归》的副题为“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故事从戴小华母亲在台湾过世，家人希望实现母亲叶落归根的心愿开始说起，讲述了戴氏家族近百年的生存生活史。戴小华在小说中，写尽了家国情深的历史。《忽如归》最见艺术匠心的是它的情节安排。尽管是纪实，全书情节安排却最见艺术匠心，跌宕有致，波澜起伏。这是作家戴小华采风采来的吗？体验生活体验来的吗？不是，那是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果。
所以，不同境界的人之间，实际就是处在不同纬度的人，真的无法交流。大家看毛泽东的书法写得多么大气，再看看毛泽东的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是用伟人的胸襟在俯瞰这个地球。梁冬在采访北大教授刘丰的一期节目中说得好：你觉得有这种大胸襟的人，他会跟你讨论银行的存款的利率是五个点还是八个点的回报吗？他会跟你探讨股市是涨了2000点还是跌了3000点吗？
书法家也一样，真正的大书法家会在乎别人的批评吗？同样的，真正的大书法家有功夫去批评某某的书法写得太差么？
客观地指出“沈鹏先生行草作品中的谬误”，这很可贵，作为一个书法家，你对中国汉字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因为汉字写出来是福，念出来是咒。一般人写错字都不应该，书法家写了错字，则不可原谅，因为这缺乏对汉字的敬畏之心。
但情绪化的语言就不是批评，而是宣泄了。真正的批评或者学术探讨应该具有这样的胸襟：“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房阑凝先生的一家之言，沈鹏先生怎么解释，我们并没有看到。你说沈鹏先生的书法是个性的书体，也未尝不可吧。
听了京戏《苏武牧羊》，有人得出结论“洪洞县没好人”。也有人说，洪洞县里不光有好人，且有好多大名人。比方说王勃、王维、枊宗元、王昌龄、白居易、罗贯中、大书法家傅山等，这些洪洞县名人足以说明问题。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了，是吧。文人相轻是一种活法，文人相重也是一种活法，怎么选择，就看你个人的修为和境界了。徐悲鸿说起同行张大千的绘画时，竖起大拇指称赞：“五百年来一大千”。而大千先生则称赞他的得意门生何海霞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绘画高手”。
有鉴于此，本文只能从书法审美体系上来谈谈书法风貌、艺术表现力，以及字里行间所表达的艺术语言，进而探讨书法之道。
贰
首先是一个学问大家，其次才是书法家
中国是书法的原乡。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瑰宝，从甲骨文到楷书、行书、草书，历经数千年。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真意便是书法的灵魂。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凭什么能够“孤篇压全唐”？因为他吟的是眼前的月，思的却是千年的情。这个就是包括书法在内的文艺灵魂。
达尔文说，生物界的某些进化，同时也是退化。当下的问题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充满无处不在的时尚流，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或多或少的焦虑感，就是怕被时代的车轮甩下，怕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但书法和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没有多大关系，书法是让人减少焦虑感的艺术。
什么是书法？书就是用传统的毛笔书写汉字，法就是法度。艺术还是要有传承的，有师承关系的，不可能凭空冒出来。
学书法，必须广泛临习经典名作，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张旭《古诗四帖》、颜真卿《争座位帖》《祭侄稿帖》、苏东坡《黄州寒食帖》、米芾《多景楼诗帖》等。你看晚清名臣曾国藩，把“作字”当成每日必备的功课。在一则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每日的课程：主敬，静坐，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在另一则日记中，他还为每日的课程列了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他同样有习字日课，临池不辍。
除了比较系统地临帖外，曾国藩还经常脱开范本自由挥洒，他称之为“写零字”。这样的记载也不少，如：“夜写零字甚多。日来，于书法若有所会，故每好写零字，动至数百之多。”
但临习法帖，也得看有没有悟性，有没有慧根，是不是那块材料。孔子说，生而知之为上，学而习之亚之。“儒道酬诚，商道酬信，天道酬勤”，书道呢，书道仅仅“酬勤”还不够，还“酬慧”。你是那块材料，临习法帖之后，就能够找到与自己心灵深处相通的东西。你不是那块材料，临习再多的经典名作，也始终如隔着玻璃互观，形可以非常像，那神似却没有。没有心灵的交流，写出来的终究是死字。这个感觉，就是“通神”，精气神的那个神。
为什么有的书法一看，有神，虽然你学不来，但你忍不住叫好。有时候，看到那一笔，你会羡慕：我要是能写出这么一笔，该多好啊。这个叫神来之笔。
“通神”的书法，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有点抽象对吧。这么着吧，我打个比方，就以扁鹊看病为例子来说吧。当今学界多认为：扁鹊是是战国末年齐国卢（今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人，是我国第一位大医学家、中医科学的奠基人。秦越人与其相类，后用以称秦越人，以示尊崇。别的医生看病是“察”，他看病不是“察”，而是“视”。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详细记载了扁鹊如何跟他的老师长桑君学医的，如何“视”病的：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从司马迁的记载可知，长桑君是个高人，观察了扁鹊10多年，就传了扁鹊一个禁方，让他千万不要泄露。长桑君说，这禁方要用早晨的露水服用，之后三十日，你就能“视”物了，就是不用肉眼，就能看到外物。说完，长桑君就不见了。扁鹊如法吃了药，果然有了隔墙看人的本领。类似今天说的有了透视的特异功能。扁鹊“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这样“视”病，就是“通神”，比一般的医生要高明。
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曾经选用过一个齐桓侯讳疾忌医的故事。司马迁的原文如下：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
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應。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这个故事也说明，扁鹊有“通神”的本领，能预知未来，“治未病”，可惜，齐桓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不听，结果死了。
扁鹊能够“视”病，太厉害了，结果招致同行妒忌，引来杀身之祸。《史记》上记载了名医扁鹊死因：扁鹊名闻天下，到秦国辖地行医，随俗而变。秦太医令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余世存在《先知中国》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中说：先知，善终者少之又少。有传说比干被纣王挖心以后，“掩袍不语，面似土色，单骑纵马南行”。行至牧野荒郊，遇上一老妇人叫卖没心菜。比干问：“菜没心能活，人没心如何？”老妇说：“菜没心能活，人没心就会死！”比干听后，长叹一声，口吐鲜血，坠马而死。这个传说似乎暗示老妇人是落井下石的补刀人，最终导致比干死亡的不是器官损伤，而是世人的诅咒或事实澄明。这个老妇人同样扮演先知的角色，她直接揭示并推动了先知比干的死，读来令人心酸。先知传统对当代人有什么启示？余世存说：“相比春秋战国的先知们，我们个人和社会拥有的财富、知识和能力要多得多。先知们的故事都很传奇，他们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看清了历史发展的前景。”他们无一例外都抓住了历史赋予他们的机会，同时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一些铺垫与举措，也为后世的老子、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今天不应妄自菲薄，每个人如果能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想一想当下的努力是否是人生有效的积累，就能把握住人生的走向。
好了，话题说回扁鹊这个“通神”。“通神”用于书法哲学，其实就是天人合一、接通天地、浑然天成。
如果只是追求形似，那人工智能“阿尔法狗”肯定比国内的任何书法家写得都像、都好看。还要书法家干什么？媒体报道，通关复杂游戏、击败世界冠军、在繁忙的公路上驾驶汽车……通过实验，计算机正在学会如何在程序员不在的时候独立行事。神秘棋手Master（大师）横扫棋坛，中、日、韩等国的顶尖棋手如柯洁、聂卫平、常昊等相继败在Master手下。在与古力决战前，已经取得59连胜的Master终于揭晓了自己的身份，它就是去年大出风头、战胜李世石的AI机器人AlphaGo（俗称“阿尔法狗”），Master最终战胜古力，取得60连胜。 人工智能技术基于“强化学习”法——心理学家爱德华·索恩迪克发现于100年前。它也是为什么去年“阿尔法狗”可以精通复杂的棋盘游戏、击败世界上多位围棋高手的原理。现在，人工智能可能将被注入比围棋比赛更多的“智慧”，比如让机器人去抓取以前从未见过的物体、在庞大数据库里找到某件设备的最佳配置文件。《科技日报》最近有报道，“阿尔法狗”完全可以胜任望闻问切了。模仿古代书法家的字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书法家的饭碗不保了，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书法是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一门大学问，并不是写几个漂亮的字就是书法家了。
书法书法，这个“法”，就是祖宗章法。创新不等于甩开传统。传统是什么？就是你的根。比方说，你姓龚，那么，作为龚姓人，你只知道明朝有个大学者，叫龚鼎孳，博学多才，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或者，只知道清代有个大学者，叫龚自珍，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著作丰富，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那还不够，还不叫传统。传统就是寻根拜祖，对祖宗充满敬畏。得弄清楚龚姓人的根在哪里。
龚姓人的根在哪里呢？在今天的河南辉县市，换句话说，河南辉县市是你的寻根拜祖之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追根溯源，看看历史记载：夏朝建立后，大小部落多称为“氏国”。《史记·夏本纪》记载：“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商朝建立后，去“氏”而称共国。《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被逐后，“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时为公元前841年。《索隐》载：“若《汲冢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立。’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位，故云‘干王立’也。”《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今河南辉县市）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周厉王死后，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州）也。”查了相关的史料，你会明白，河南辉县市是龚姓人的寻根拜祖之地。
那么作为炎黄子孙，我们的寻根拜祖之地在哪里呢？在中原，在河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在哪儿呢，在黄帝那儿。黄帝，那是咱们中国人的人文始祖。《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统一中原后，“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黄帝后来统领部落联盟，是“五帝”之首（黄帝、颛顼、帝喾、帝尧、虞舜，后四帝均为黄帝直系后辈）。华夏成形，黄帝成为盟主，他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奠基人、中华文化的缔造人。黄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司马迁在《史记》开篇《五帝本纪》中用了33个字描写黄帝的形象：“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综合現当代各方学者研究的成果可知：黄帝姓公孙（一说黄帝为姬姓），名轩辕，是古有熊国今河南新郑人，死后葬于桥山，即今陕西黄陵县；黄帝始为有熊国君，建立庞大的部落联盟。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个炎指的南方崛起的炎帝，南方五行属火，代表的是长江流域的文明。黄帝代表的是黄河流域的文明。东方温，南方热，西方凉，北方寒，中央平，这个是中医上说的五气。按照五行的说法，木火土金水，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
在古史传说中，距今约5千年，黄帝与第八代炎帝约同代。《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氏，是为黄帝。”
以炎黄为主体、联合东方少昊部落组成了华夏部落联盟，定都于今河南新郑市。《史记·五帝本纪》载：“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其实，部落古国中所谓“万国”，是虚指，意思是多，未必真有一万个那么多。现在我们经常在一些城市看到的什么“万国大都会”“万国大厦”等等，这个在潜意识中也是对周朝众多部落国或者说封地文化的一种认祖归宗吧。古代强调“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讲的也是传承。
很多书法家炫耀自己的书房多么豪华、宽敞。我们现在装修新房的时候，无论是不是读书人，都很重视“书房”。可是，古代的“书房”一般都不大，“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一桌一椅一盏灯一张几榻，有香炉，有书，有毛笔，足矣。事实上，古代都没有“书房”这种叫法。你看刘禹锡的书房，就叫“陋室”；白居易的书房，就叫“草屋”；陆游的书房，就叫“老学庵”；纪晓岚的书房，叫“阅微草堂”；归有光的书房，叫“项脊轩”；而蒲松龄的书房，干脆就叫“聊斋”；清乾隆皇帝的书房，叫“三希堂”。
古人命名书房，除了爱用“斋”，还喜欢用堂、屋、居、室、庵、馆、庐、轩、园、亭、洞等字。
“斋”是什么意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称：“斋，戒洁也。”斋，那是清心洁净、修身养性之地。“清心”是什么？是寡欲。只有寡欲，才能清静向学，避尘绝俗。你看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怎么说书房之“陋”的？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他引用孔子的话，说这样的书房：“何陋之有？！”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草屋”，用纸糊的窗户，在今人看来简直寒酸，他在《草堂记》中这样写自己书房的简陋：“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
南宋诗人陆游的书房简陋到什么程度呢？他在《新开小室》诗中这样描写：“并檐开小室，仅可容一几。东为读书窗，初日满窗纸……”。80多岁的陆游反而自得其乐，“窗几穷幽致，图书发古香”。明代文人归有光的书房“项脊轩”是一间百年老屋，门朝北，还漏雨，又破又小。到底有多“小”呢？“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
就连清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也不大，仅八平方米。
所以，现在的所谓“大”书法家、“大师”别再炫耀自己的书房藏书多丰、面积多大了。有个书法家逢人就炫耀自己的书房是某市第一大，写的字也是第一大，创作数量第一多。老炫耀第一，有劲吗？书法又不能GDP化，数量多，字大，书房大，只能说明你俗不可耐，之外再没有别的意义了。
古人的陋室里面不光有书香、墨香，还有炉香。香炉在古人的书房中必不可少。东晋方士王嘉曾说：黄帝“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于兰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这段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黄帝是在香烟缭绕的环境下商量国家大事的。到了先秦时，焚香已形成“雅习”，与饮茶一样，是一种时尚。陆游《焚香赋》中云：“麈尾唾壶俱屏去，尚存余习炷炉香”；明末清初文人孙枝蔚在《溉堂文集》记载：“时之名士，所谓贫而必焚香，必啜茗……”
焚香不仅是“雅习”，还有安神、通神的作用，也可以净化室内空气，更有计时作用。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没有钟表，怎么计时呢？就只好用“一炷香工夫”这样的描述来计算时辰。清朝文人袁枚曾经这样说：“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明朝大儒高攀龙《高子遗书·山居课程》这样说：“啜茗焚香，令意思爽畅，然后读书。”唐代孔颖达撰《尚书注疏》，其中谈道：“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徳惟馨。”《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它标示出香文化之于政治功能的重要的一点是——明德。这和书法就接上了，书法，难道不是为了“明德”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真正讲究起来，那是很贵族的。一个简单的吃饭，国人就讲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你看孔子怎么吃饭？他老人家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还要“食不语”“割不正不食”，这还不算，吃饭的时候还要听《韶乐》。细嚼慢咽，寂静无声，那叫吃相优雅。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女生，喝粥声音很大，吸溜吸溜地喝，孔子一定会诟病的。《水浒传》那些好汉时不时就要吃肉，否则口里面会淡出个鸟来。这些人一上来，就大呼小叫，店小二，切两斤上好的牛肉来！然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吆三喝四，狼吞虎咽，状如饕餮，吃得杯盘狼藉。过去吃不饱，我们羡慕，说这叫豪爽、过瘾，但现在吃饱了，大家开始讲究礼仪了，老祖宗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仪”。在孔子看来，梁山好汉这叫粗野、没教养。
传统里面有精、气、神，这些精、气、神里面，都藏着大学问，要通过师承或者家学，要通过仪式感来传承。什么叫文化？网络上有一段很流行的话：“修养、文化，就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否则就成了“有知识，没文化”。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不能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就是说对某个人某个地方，“文化先行”，先尝试用“文”“化”之，武力转化能不用尽量不用。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厘清了文化的内核，就不难理解：文化一定要传播、一定要傳承，才真正称得上是文化。
所以，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一定是个优秀的学者，一个文字学家，一个敬畏传统的人。只“顾其表”而“忘其里”，最多是“网红”书法家，那不是真正的书法家。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从开蒙起，就得学习断句，这是个基本功。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某富翁生性吝啬，聘请教书先生时想省下点伙食费，让教书先生起草了一张字据：“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富翁一看，“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好，省钱。当即签字画押，表示同意。于是顿顿一碟青菜。教书先生说他违反合约：“我们不是讲好的吗？——‘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怎么顿顿只有青菜呢？”断句不同，理解的也不一样。没毛病，只好认了。
可见，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要具备的学问大着哩。孔子学问为什么那么大？《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看看我们现在的教育，学科越分越细，英国著名教育家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中说：“在古代的学园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的却是教授各种科目。”
书法其实是个学无止境的大学问。所谓创新，有个前提，那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你连书法的结构都不讲了，那算什么创新？书法，无论用笔还是结字上，都是有章法的。这个章法，这个学书法则，是需要继承的。这是属于追求形似的阶段，属于有的放矢的阶段。这个阶段熟练之后，就“入帖”了。
只“入帖”不“出帖”，那叫模仿，不叫创作。书法创作的过程，就是逐渐“出帖”的过程。“出帖”，说白了就是挣脱“入帖”，摆脱束缚，回归。回归到哪里去呢？回归到自我，到心灵。梁漱溟先生说，一直以来，人类都面临着三大问题：第一，人和物之间的问题；第二，人和人之间的问题；第三，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也是一个书法家面临的最大问题。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曾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话是说禅，用于书法也是一样的道理。
文人喜欢酒后挥斥方遒、纵谈天下。
俗话说，花看半开，酒止微醺，中国书法史上的巅峰之作《兰亭集序》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那是书圣王羲之，于会稽山阴，奇石花木、鸟语花香，集高士名流，坐于林间、开怀畅饮、坐卧适意、谈笑无序，在酒香四溢中，由曲水流觞一饮而就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直觉。这种直觉可以“其大无边，其小无内”。可以跨时间也可以跨空间。酒只是其中一个媒介。无酒不成席，借助于酒劲，王羲之一挥而就，写出《兰亭集序》。那是王羲之酒后的浑然天成，王羲之本人也写不出第二幅同样的字，你怎么模仿啊？
我见过空中悬腕行书，虽然有点炫技，但那“炫技”挥毫的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能如此悬腕书写的，得有相当深厚的笔墨功夫。几杯酒下肚，一张四尺纸悬空抻直，饱蘸浓墨，右腕高高悬空纸上，笔如行云流水，墨透纸背，几笔下来，几个字跃然纸上，腾空而起。
这大概多少有点“酒壮怂人胆”吧。
“竹林七贤”之一的大学士嵇康，1700多年前就伴着清风，饮着美酒，抚弄素琴吟道：“酒中含幽人，守故弥终始。”一代易学鸿儒邵雍更是高唱：“轻醇酒用小盏饮，豪壮诗将大字书。” 酒乃乐天之学。酒与诗、词、音乐、书法、美术等相融相兴，竹林寺里七贤把盏侃玄学，诗书翰墨迁客骚人在飞觞把盏中，醉而清醒，醒而神醉，尽显个性的自然与张扬。
酒者，浸润禹甸之广袤沃土逾万年。伏羲画卦，循天道，吮芳泉，坐宝地，观四象，八之有六可觅酒之踪影；《黄帝内经》，十三有一方窥酒之剂型；《神农本草经》，雕琢着酒的奇异厥功……
欧阳修因酒而写下了千古绝句“醉翁之意不在酒”；柳永因酒而有词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晏几道说过“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诗人李白因酒而留下“斗酒诗百篇”的传说，其被称为“诗仙”、“酒仙”。李白诗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酒是粮食酿造的，它血脉里仍是土性，离不开黄天厚土，依恋着的还是土。这个土就是传统的根。
书法家多有个性。清代书法家龚自珍，不修边幅，“面常数日不盥沐”。宋代书法家王安石也经常不洗脸，《宋史》记载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若吾辈凡人，就算三年不洗脸，你保证就能写出龚自珍、王安石那样的字来？别逗了。
书风自有意趣，意趣自有变化，变化自有创新。这就是书法的艺术表现力。这个时候，书法和诗歌、绘画一样，就是一种艺术语言，就是一种书道。
有人欣赏张瑞图的书法，说张瑞图作为“晚明四大书法家”之一，张瑞图与同时期的董其昌、邢侗、米万钟这三大书法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书法具有鲜明的个性，没有拘谨与甜俗，一反其行草书连绵不断的风格，看上去拙巧、古雅，颇有魏碑的浑朴、率真。狂放散淡，神情盎然，浑然天成，境界高远，富有运动节奏感。
没错，张瑞图善楷书、行草书及篆书。他“以行为楷”，以行草书的基调楷书化。他的楷书宗法魏晋，甚得钟繇书法之妙。表面上看，张瑞图行书中的用笔方直较多，圆转相对较少，但整体看上去，相当有视觉冲击力，给人的感觉是“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张瑞图书法的弱点。书法的本质原本就是内敛的艺术，是耐得住寂寞的艺术，原本就该远离视觉冲击力，现在你硬要往视觉冲击力、视觉张力上用力，那你去看电影好了，别去看书法。一味追求视觉冲击力的书法，最后，只会变得不伦不类。
想追求视觉冲击力、视觉张力？那就去炫技，求变、求怪，就能引人注目，就能吸引人的目光，可这样一来，会让书法脱离本质。搞书法的耐不住寂寞，只能越来越浮躁。《围炉夜话》有言：“人品之不高，总为一利字看不破。”
古人做学问，不像我们今天，分科明细，古人很简单，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但其实还可以简化为两个，就是子和史。因为经就是特殊的子，而后来以子命名的书越来越少，不是子学没有了，而是因为文集兴起了，采用了文集的形式，因此，文也是子。
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而古汉语的字、词、句方面的人文修养，与训诂、诗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考验一个人综合知识水准与治学能力。据陆以湉《冷庐杂识》记载，《康熙字典》收汉字47035个，如加上古文字共49030字；字圣许慎之子许冲代父呈朝廷《说文解字》的《进书表》中言，《说文解字》共收字133441字。这么多汉字，你识得多少呢？不是你整天在那里临习王羲之《兰亭集序》等经典名作，就能够成为大书法家的。你看多少人为了成为书法家，天天在笔墨训练的圈圈里打转，但你让他写诗、作文就不行了，他说他只会写字。哎呀，那怎么能行呢？什么叫功夫在诗外？就是你得有相当高的人文修养，才能写出好诗。书法也一样。既然书法是一种文化，那你这个书法家就得有料，写出的字，得有书法的美学价值，投机取巧没有用，美学趣味不是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所以，真正的大书法家都是大学者，古代像北宋苏东坡、黄庭坚，那都是大学者，而且是全能型的艺术人才，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新中国成立后像启功、林散之、赵朴初，他们都首先是一个学问大家、大学者，其次才是书法家，“这是一条被反复验证过的规律”。
台湾禅者林谷芳提出匠人、艺人、文人、道人四个境界。林谷芳在接受孙小宁、徐俐、徐巍采访时说：其实根柢是“一心”。一心做些什么事，只要心定了，小处都能见大。匠人做的事情都不大。但是因为他在这里面一心做这个东西，他跟这个东西有最真切的一个连接，其实超越性就在这个里面。这个超越一方面使自己的身心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另外你做出来的东西别人也看得到。你如果能一心，任何的事就体现了超越，就会体现别人看不到的一个方面。许多时候，是在后天的教育里面，我们把许多的事物列成高低与大小，所以你要去高，你要去大。当我们想像有一个外在不平常的时候，其实你就被那句话绑架了。禅者比较容易脱困，因为每一句话我们都晓得它的相对性。如果你一心想要超越就会被超越绑架。你其实应该是一心在當前的事物里面。事不在大小，不在巨细，是内在的风光有多丰富，而且那种丰富与贫瘠不是从外面能看到的，而是你自身感受到的。当你没有悟到这些，别人说你贫瘠，你真就开始感受贫瘠了。（见《北京晚报》2017年3月16日）
有个故事讲，慈禧太后让一位书法家挥毫题扇。那位书法家写了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大概当着“老佛爷”的面太紧张了吧，他将“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字漏掉了。“老佛爷”勃然大怒。书法家一看要治罪，急中生智，辩解说他写的原是一首小令：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
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大家看，这位书法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自圆其说，那诗词的修养还是相当厉害的。现在的书法家有几个人能做到？
叁
著名艺术家吴冠中提出两个著名论断：“艺术家本无职业”和“笔墨等于零”
视觉文化中的文字游戏古已有之。很多有名的画家同时也都是一流的书法家。艺术家花俊曾经抽出自己的血，稀释后抄写了《心经》。 和美术相比，书法的学术研究是很滞后的。中国书法在历史传承上有点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央美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曾经这样说：“中国书法在书法笔法上是有缺失的，师承的传统断了，书法学习主要靠临摹，其中一些细微的笔法就学不到了。”“书法是贵族和士大夫的艺术，现在的日本并没有终结贵族政治，他们的天皇还在，有贵族的族系脉络。包括茶道、花道、歌舞伎在内的文化实则是为贵族服务的。因为有这种贵族文化在，他们的书法艺术传承得就相对比较好，这种文化也影响到社会风气。”“在中国，书法这个行当太江湖气了，没有一个法统和道统。启功先生对老师陈云诰先生一生毕恭毕敬，这种传统很重要，我们并没有传承下来。”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书法史，远的不说了，就从晚清说起吧。在晚清，虽然西方的硬笔已进入中国，但当时使用硬笔的人并不多，至少在晚清官员中，毛笔依然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
当时的书法还是一种贵族和士大夫的艺术。你听说过书法家卖字吗？没有。多少钱都不卖，那是一種高贵的艺术，怎么能随便卖呢？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时，曾经用自己的书法当奖品，来犒赏部下。史载，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十一日，曾国藩“饭后写对联七副，赏水师营陈发祥等四船，并谢得胜、张定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六日，“念各营官去年辛苦异常，无以劳之，思每人给对联一副，下半日共写十七对”。
帝师翁同龢临摹颜真卿《争座位贴》，翁同龢经常给下属、落第举子、官兵和巡捕题写扇对。同治七年十月，翁同龢护送妻子的棺柩回故里常熟安葬。在常熟，翁同龢写了很多字。他的日记这样记载：十月初三“竟日大雨，不能扫墓。为人作楹帖五十馀、扇十馀，手腕欲脱，观者如堵墙，落笔徒增惭恧耳”。翁同龢在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十二日、“写对极多极忙，皆下第将归之客也”、“竟日未出，写应酬字，觉日短矣”、“作楹帖，凡戈什、巡捕皆持纸来，应接不暇，臂为之痛”。翁同龢慨叹，写应酬字比到官署办公还要忙碌。翁同龢护送亡妻和一位兄长的棺木回籍埋葬时，一路上各地的地方官派官兵和车船分段相送。对效力的官兵，翁同龢除了付银两酬劳外，就是送扇对致谢。而翁同龢的母亲去世后，次年夏季，翁同龢扶母亲灵柩归故里常熟和父亲合葬，对沿途相送的官兵，有时也在赏银两时，另送扇对。
翁同龢是什么人？大学问家，大学者。是皇帝的老师呀。他如果想卖字，你说一个字能卖多少钱？可他卖过一个字吗？没有。翁同龢的学问有多大知道吗？十三经，人家都会背的。翁同龢老先生的书法为什么好？那就是建立在深厚的国学功底之上的。大家知道，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经书是一个价值系统，承载的是国人的道德精神与价值核心。十三经是古代士人必读的书。我们通常所讲的十三经，是经过历代的扩充，到宋代才完成的。十三经作为我们民族最古老、最完整、最可靠、最重要的文献，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每个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所占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书的合称，具体书目为：《周易》《尚书》 《诗经》 《周礼》 《仪礼》 《礼记》 《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穀梁传》 《论语》 《孝经》 《尔雅》 《孟子》。十三经总计十四万七千多字。
就传统观念而言，《易》 《诗》 《书》 《礼》 《春秋》谓之“经”，《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 《孝经》 《论语》 《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 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周易》是占卜之书，讲的是天地之道。《尚书》是先王行事的记录，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是先王恩泽仍存时期的情志表达。“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是人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是人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以历史记载所承载的价值判断，《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读国学，虽然未必能成为宿儒饱学之士，但提升文化素质，从古老的经典当中吸收文化营养，修身养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0世纪初，梁启超给大学生开了一个厚厚的国学书籍阅读书单，显得相当高深，内容涵盖经、史、子、集。除了长篇的《论语》《孟子》，还有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史记》《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等。在诗人专集方面，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歌全集，那是必读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和二十四史，是不是有点望而生畏？
十三经总计十四万七千多字，现在的所谓“书法家”别说背诵了，有多少人通读过？就凭那点小聪明，混入书法家协会就声称自己是个书法家了？几个人张罗一个什么书法院，自封院长，就成书法家了？别逗了。书法家可不是随便称的。陈寅恪的学问多大，你听说他卖过字吗？
清朝著名的书法家何绍基，是我非常欣赏的书法家。何绍基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成为进士步入仕途后，前来求字者不知道有多少，以至于他经常要日写对联上百幅。何绍基写对联多用行书或行楷书，速度相当快，书法的数量如此之大，也确实吓人。
晚明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指出：在当时的社会，“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 至于对联的书写，主要是楷書、行楷、隶书、篆书，对章法的要求不高，字距基本相等、两条对仗就行。如果要写同样尺寸的条幅或中堂，字数肯定要多。当对联中的一条写坏了，重写单条就行，不需全部重写。而在书写条幅或中堂时，出现漏字和错字，固然可以加补或点去重写，总有瑕疵。而章法上一旦不协调，影响整张字的品质，甚至成为拿不出手的“废品”。
对联的书写，虽然对章法的要求不高，但也是书法家的必修课，而且，历史上关于对联的趣闻轶事非常多。比方说，某年除夕夜，一富翁请明代大书画家祝枝山写一副对联。祝枝山写的上联是：“明日逢春好不晦气”；下联是：“终年倒运少有余财”。富翁一看名人写的对联，马上贴上了。过往的人一看，念到：“明日逢春，好不晦气；终年倒运，少有余财。”无不发笑。富翁气冲冲地找到祝枝山，祝枝山笑着回答：“他们念错了，我写的是：‘明日逢春好，不晦气；终年倒运少，有余财。’”
在晚清，扇面不但和对联经常连称为“扇对”，在书法形式上，它也和对联形成鲜明而有趣的对照：对联具有公共性和礼仪性，扇面则更带有私人性和娱乐性。扇对也是当时最受文人欢迎之物。
晚清名臣、中国首位驻英法大使郭嵩焘留下了长达37年的日记。其中关于自己的书法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同治元年（1861年）七月四日日记：“雨。料理各处求扇对，酬应终日，亦觉劳顿。”晚清官员吴大澂也在一则日记中记载：“画扇二柄，写篆书扇面三，写篆书对三。近来索书扇对者愈积愈多，延搁日久，亲友未免见怪。因定每日早晚必书数件，以当陶公运甓之意。”
那时候，官员特别是书法家官员，写字送人，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写的，是很严肃很认真也是很累人的事。根本有没有润笔费这一说，但是，书法家只要挥毫，都很当回事，决不轻易出手，因为书法事关自己的声誉。
何绍基、翁同龢的行草书，吴大澂的大篆，那都是一流的大家水平。
当时的京官收入不高，但是应酬不少。翁同龢的日记曾记载：“罗大春（福建总兵，号景山，其子荫生门生）送别敬，受之，赠以扇一、条四。”“别敬”是什么呢？就是银子，润笔费。但当时的官员讲究，不卖字，没这个传统。卖字？太不体面。所以，翁同龢要送对方应酬书法，即一张扇面和四件条幅答谢。
别说为官之人啦，即使清贫的秀才，也觉得写字收钱不成体统。书法是雅趣，不是商品。清初一位非官员书法家傅山曾慨叹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不由想起在西晋文学家陆机的诗《猛虎行》中的话，“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在陆机的笔下，就连老虎，都像高洁之士。这其实就是一种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我引用上述晚清的书法家的相关资料，各位可以看出，真正的书法，那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气的传承。这种气，就像空气中必不可少的氧气。那是很严肃很庄重的事。李鸿章为了写好一个父亲生前命名的斋号，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居然要练习十多天才下笔。真正的书法是无用，是无用之大用，书法能当饭吃吗？能治病吗？是刚需吗？一个人的孩子要“小升初”了，想上名校，去找书法家有用吗？得去找有话语权的领导才有用吧。一个人生病了，你去找书法家有用吗？得找医生才行。一个人因为缺氧——缺氧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大脑缺氧，那更危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送到医院，医生第一关要做的是什么？供氧。文化的传承，就像氧气，而且是空气中的氧气，那是天然的，是老天赋予的，是滋养生命的，看似无用，实则大用。
各位再对比一下现在书法家协会的一些书法家，他们最自豪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一个字价值多少钱，是自己的字获了什么大奖，是自己的字曾经送给了某某领导，被某某名人收藏、被某某馆收藏，是自己一年创作了多少作品，全是名和利，全是功利层面的东西。他们最得意的是和某某富商是朋友，名声呢，声誉呢，“浩然之气”在哪里呢。你自己想想，和何绍基、翁同龢、郭嵩焘、李鸿章、曾国藩这些前辈书法家比起来，自己是不是惭愧？
有个“扁鹊三兄弟看病”的典故。魏文王曾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扁鹊回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又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扁鹊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未病，即病情发作之前治疗；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都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因此名声响亮。”扁鹊讲这个故事，是想说什么呢？想说，世俗之人，往往只看到最有用的那个层面，“救人性命”那个层面，而真正的高手，是不让人发病呀，是治未病，这才是上医。扁鹊曾编撰过颇有价值的《扁鹊内经》等，可惜均已失传。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诊视疾病，有个原则，即：“六不治”： 第一种，“骄恣不论于理”，即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第二种，“轻身重财”，即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衣食不能适”，即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阴阳并，脏气不定”，即阴阳气血交并错乱，脏腑功能紊乱，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形羸不能服药”，即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信巫不信医”，即把生命完全依托于非人之手，宁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
扁鹊所说的不治者，实为难治，并非不可治，不能治也。言外之意，有些人，就像现在的一些书法家，有病了，明明病了，还自以为是，“骄恣不论于理”，这类人，难治。因为他们被名书法家这个标签给忽悠了，本来是忽悠他人的，结果，久而久之，弄假成真，自己也相信了，觉得自己成了何绍基那样的大书法家了，自己写的字可以卖大钱了，可以换房子了。
记得唐代诗人张祜，在《硫黄》一诗中这样写道：“一粒硫黄入贵门，寝堂深处问玄言。时人尽说韦山甫，昨日馀干吊子孙。”这首诗讲的是“大师”韦山甫死而速朽，最终被打回原形的故事。在当时的长安，一些公卿贪恋女色，贪婪无度，怎奈体力不支，道士韦山甫出现了，这厮凭一粒硫黄，就忽悠了长安的诸位公卿。公卿服食硫黄之后，果然有壮阳助兴之神效，于是大喜。道士韦山甫就凭借一粒“兴奋剂”，出入“贵门”，吃遍长安，成了公卿“休闲教练”和“心理按摩”师。然后又给人家谈秘方、说占卜算命、看相瞧风水，大讲“心灵鸡汤”，玄而又玄，俨然成了“神仙” “大师”。韦山甫病死之后，和平常人也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公卿也慢慢发现，服食硫黄的副作用也不小，堪比饮鸩止渴，未入肠胃，已绝喉咙，亦“多有暴风死者”。 这当然是个故事，也只是一个故事。在这个“大师”贬值的时代，各位不必太当真，但是，谁又能否认，我们书法界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神仙”“大师”呢？《漫长地闭眼》中有句话说得意味深长：“上帝经常会让你一无所有，再给你一点甜头，这点甜头就是在闭上眼睛的一瞬间，让你错觉拥有了很多东西。”沃尔特·李普曼说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沒有自由的。”没有反思的社会是毫无意义的。以娱乐的方式诠释所有严肃公共话题，这意味着公共话语的退化，只剩下娱乐。这一点，无论书法家还是画家、作家，都应该反思。梁晓声在最近出版的《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一书中，深度解剖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状态。书中说，法国戏剧家欧仁·尤内斯库在他的戏剧作品《犀牛》中发问，当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成为犀牛，你成不成为一个犀牛？里面最经典的台词便是：“不，我绝对变得不像他们那样”。
2017年4月1日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王一采访时，梁晓声说：中国青年与其他国家的青年心路历程不同，我们这一辈人经历过总体被同化的历史年代，但是在西方，同化是不容易达成的。和我们这辈相比，如今的80后、90后已经改变了许多，不太容易被简单的号召所同化，但他们成长于以影像文化为背景的时期，商业、科技等特征造就了成功的统一标准，所以为了追求成功，自己可能会变得和周围所有人一样，且没有不适感。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想要和别人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说，我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要做和同代人不一样的人，只有当你少年、青年的时候不一样，40岁的时候才会不一样。我想举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的例子，他曾说过：“我面对5万人歌唱过，也面对50万人歌唱过，但是让我最感到压力的是面对50个人歌唱。”这是为什么？因为他面对50万人的时候，这50万人可能体现为同一人格，他们说着类似的话，一起挥舞手臂，情绪色彩也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容易被旁边的人所同化；但如果你是那50个人中的一个，往往会意识到我和别人是不同的，会保持自己的个性，不一定别人喜欢的音乐我也喜欢。我想提醒青年们的是，在当今有些浮躁的社会，我希望每个人都想想我是那五十万分之一，还是那五十分之一。要努力做回那五十分之一，做回自己。我们今天确实有很多人是特立独行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常常是我们房子的装修要和别人不一样，穿着、发型、用的东西都要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忘了要真正做回自己，最主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这就是五十分之一的特征。
我想说的是，关于书法的思考也差不多，端正其心，精进技艺，少一点机心，修炼永无止境。怀抱求道之心，写出的字才能够形神兼备、道德两全。奇技淫巧绝非大道。庄子讲，为圃老人耕作圃畦时，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锤炼技艺，虽知有事半功倍的槔机，放弃用它，笨一点就笨一点，这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道之所不载也”。
书法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这一代有责任也有义务传承好。别为了一点名和利，糟蹋了我们的国粹。你看作家阿城，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仅仅凭借《棋王》《树王》《孩子王》“三王”，他就已经在高处了。你见过他到处去签名售书么？见过他四处去演讲么？见过他去当评委么？见过他到处给人写字么？他就是一个作家，一个把心放下来的作家。短笛无腔信口吹。他从来没有把写作看得多伟大，说穿了不过是个手艺人。既然是个文学手艺人，就把文字玩好。阿城的文字闭气。这一点不简单。
书法家的字也要学会内敛、闭气，别太张扬，好不好？你见过哪个真正有实力的人靠社会活动赚眼球的？付秀宏在《“真自我” 》一文（见2017年1月4日《解放日报》）中说，“艺术家本无职业”和“笔墨等于零”这两个著名论断，是由著名艺术家吴冠中提出的。“艺术家本无职业”形容画家走到艺术家那一级的很少，大部分成为了画匠，那些艺术家即便走到生命最后，面如枯槁爱似海，岁月几度沧桑还是真情如故；“笔墨等于零”形容如果没有炽烈情感和思想意识领先，就失掉了真境界，这个时候画家的笔墨等于零。吴冠中性情真挚，深刻地揭示了艺术真谛，这是一种“真自我”的表述。艺术家活出一团真气来，才不负“艺术”二字。
一味求“大”求“多”，把书法艺术GDP化，有点可笑。有个调侃的段子说：啥叫没出息的人？啥叫小气？童年被人比成绩，青年被人比对象，中年被人比金钱，老年被人比儿子，死了被人比葬礼。汉语说一个人有才华，叫才华横溢，但在英语当中叫一个人有能量。这么一路攀比，你的能量在哪里？
传统文化里面那股气还有么？想起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莫名其妙里流行背诵元周率后面的小数点，我现在能记得只是3.1415926……看谁背得多，据说有个同学背到180位，一下就把一个“班花”给征服了。
现在想起来，背这个真没啥用，但当时就有人把这个当成“厉害”的标准。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说了这样的话，“人之才情精神亦复有数，多应酬以分其力，后遇大好题，作之反无力，不得精彩”。如果一个作家无所节制地疯狂码字，由“精气内销”进而“神志外伤”，“销铄精胆”进而“慼迫和气”，从养生卫气角度而言，久之“手滑”，便“不耐沉思”，无力担荷，最终会“神疲气衰”、“文思浮易”，戕害自己宝贵的生命，“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如果一个书法家疯狂地写字呢？不是一样地“神疲气衰”么？
这就是为什么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论，杜甫为什么主张“庾信文章老更成”之说，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大方无隅，大器晚成”。不是“年益高，功益深”，而是长久的积累、沉淀，不轻易出手，出手必大作。
现在评价书法作品的好坏，总是把是否获得什么全国书展的金奖、银奖，当成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作品多次获奖，再写个什么代表作，还可能被评论家称之为“被誉为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里程碑” “德艺双馨” “巍巍太行给了他风骨，母亲河黄河赋予他创作的灵魂” “为繁荣文艺倾力打造文化高地做出贡献”之类。如果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收藏，如果作品还能作为国礼赠送给某国总统、某国首相等国家领导人，那就差不多成大家了。这是现在流行的评价体系。如果按照这样的评价名家的标准，王羲之显然不够格，《兰亭集序》并没有获过什么大奖，王羲之本人也不是书协主席，也没有因为书法写得好而享受什么特殊津贴。 你去参加一些书法展看看，当地书法家协会的重要领导，主席、副主席，总要迟到几分钟，让大家等他，以示重要。书法家协会的领导一开口：“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大家久等了。”你是谁呀，真把自己当成“大品牌入驻小城市”了？拜托，平常心一点好不好，别装“13”好不好？不装会死吗？你看看哪个学问家不是谦和的？孔子说：“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论语·子罕》） 这句话说得很谦虚，孔子真的无知吗？只是一种求知的心态罢了——知道的越多，越觉得无知。
学问越大，越平常。你闹那么大动静，除了给人感觉心虚，还有什么？俗没有关系，但别丑。丑没有关系，但不要骗。骗也罢了，还要装“大师”、充名家，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你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人去讲道理，也不要跟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谈尊严，更不要与恶俗的人谈高雅。道不同不与为谋。不与小人纠缠，不要尝试去改变他们。这一切都是在浪费生命。人生苦短，要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干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往往谦逊，不会逢人就教；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往往慧心，不会逢人就表；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往往圆融，不会显山露水；一个真正有品味的人，往往自然，不会矫揉造作；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人，往往安静，不会争先恐后。
在一众读书人看来，目前世界上最高档次的“饭局”就是：每年冬天挪威国王做东，宴请诺贝尔奖得主的盛会。但也有人不以为然，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就是这样一个人。萨特在1964年发表的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中说：“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拒领诺贝尔奖之前，萨特已经拒绝了法国政府给他的最高荣誉如“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头衔。
俗真的没有关系，雅与俗本来就是相对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我看来，社会的发展，资本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淘汰雅的过程，就是变俗的过程。自然界的进化也差不多，麻雀如果羽毛非常漂亮，被养在笼子里当宠物，恐怕早就被淘汰了；孔雀太漂亮，所以有灭族的危险，但鸡却顽强地繁殖着。日本文化在16世纪的时候，非常讲究高雅，男女谈恋爱，不被世俗许可怎么办，就去死。在阴间完成美好的爱情，当时的木偶戏多表现这种唯美爱情。后来，世俗化了，不死了。到17、18世纪的歌舞剧里，男女恋爱不被世俗许可怎么办，不死，不但不死，还好好活着。极端世俗地活着，满不在乎地活着。当时的歌舞剧里，极端夸张地表现男女的欲望，就是烂，就是欲望，就是流氓，爱谁谁，以至于当时的AV（泛指成人才能观看的影片）也相当昌盛。有部电影《好色一代男》，说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奢侈之风。当时的人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奢侈到停电了，天太黑，就掏出一万块钱点燃，照明用。后来俗到极端，竟然把俗艺术化了。北野武的电影里面，就有这种俗的极端艺术化。难以想象，北野武这样大俗之人，这样的导演，竟然去写什么《道德论》，要知道他是最不讲道德了呀，你说有多讽刺。北野武最近又写了一本书，日文名叫“MA”，翻译成中文，书名叫《间》，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间隙，距离感。就是总有那么一种“间”把人与人隔开，这个非常微妙。这个东西，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我称之为“文人宜散不宜聚”。好的艺术都是在孤独的状态下产生的。
当下书法界，确实有默默写字的大书法家、大学者，但也有不少装“13”的。我觉得噪音不小，精品不多。书法家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艺匠。《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在道家的话语系统里，匠人的地位是很高的。你看《庄子》里面写到的那些个匠人，庖丁、伯乐、梓庆、东野稷、操舟人、吕梁善游者、为圃者、轮扁、佝偻者、工倕、捶钩者等十余位，都是有道之高人，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却诗意地栖居，顺乎自然。他们是什么境界呢？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心斋坐忘、无我而无物”。道生养万物，万物归辅道，天道自虚而万物成。在庄子看来，匠人精神，就是“大匠取法焉”。像庖丁，得之于心，应之于手，精进技艺。在“无我”之后，“未尝见全牛”，他的秘诀就是：以道入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还有那位捕蝉者，他的眼中有级别吗？有编制吗？有提拔吗？有采风吗？有体验生活吗？没有，他眼中也只有蝉翼，而无其他。他连蝉都“忘”了，甚至化境入忘，相忘于江湖、渗透在洪荒，人与蝉“两相忘”。
书法还是需要工匠精神，需要日积月累，需要足够的耐心，需要诗意的情怀。三更有梦书当枕，梦里蔷薇处处开。这就是情怀。梅子黄时，风雨交加，夏夜的池塘边传来阵阵蛙鸣，南宋诗人赵师秀午夜在等一个客人，客人没有到，诗人也不着急，而是与时光对峙，写下《约客》一诗，其中有这么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用棋子在棋盘上轻轻敲击，震落了灯花，百无聊赖中消磨时间。人间有味是清欢。安稳的光阴，静好的岁月，那是秘而不宣的。
台湾禅者林谷芳在接受徐俐、徐巍采访时说：药毒同性，就是同一件事情做了，前面你可能人生从上面获益很多。但中国人讲善水者溺，善火者焚，你的擅长困住你的时候，那些对你的生命就没意义了。观照“药毒同性”是观照我们生命之中彼此之间的关系，一个最基本的作用。但是话说回来，人又有自己的惯性，喜欢的东西爱之欲其生，不喜欢的东西就恶之欲其死，所以这时候就要放下——不管你用任何形式，你必须放下，在寂静的状态下观照事情，去想它跟你真实的感觉。我最近给学生上课都提到，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习禅不习禅，修行不修行，人生就是一场功课，在你的生活里请务必留出神圣时间与神圣空间，就是每天有一二十分钟最少是无所事事，学习在那无所事事里面观照自身。那就是放下。你很自然地放下，你的心就能像镜面一样照见万物，心也就清静。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跟我们的惯性、跟我们自以为有用的东西有一个区隔。这个空间不拘其大，不拘其长，长此以往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只要心定了，小处都能见大。我在自己的《归零》书中写过，回眸处满目青山，不是想到满目青山才回眸。是回眸，自然就满目青山，逻辑是如此。（见《北京晚报》2017年3月16日） 现代人的问题就是失去耐心，过于急功近利。前几年，温州某火锅店曾发生的服务员“开水浇头”女顾客事件，多可怕呀。吃饭，多快乐的事，干嘛也要着急呢。书法，多高雅的事，你非要争名夺利，闹出动静来让人围观，多没劲呀。你以为那是动静？其实是噪音。日前，我在2月13日《西江日报》看到一则关于“音量地图”的报道：记者日前从广东省肇庆市相关部门获悉，《肇庆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已于近日正式印发。根据区划对该市中心城区相关辖区进行声环境划定，声环境共有5个级别，根据环境差异进行划定。
科学实验结果表明，声音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谐的声音有利于陶冶人们的身心，而噪音则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害。安心创作，安静写字，守住寂寞，才能出精品。人老了，还那么在乎名利，那就真糊涂了。我家乡的老人爱说一句话，“骨灰盒前摆个金质的花圈，有啥用呢！”
《木兰辞》里面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花木兰最后怎么说？她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引用这段话，只是想对那些不甘寂寞的所谓“书法家”说，该读书时读书，该写字时写字，能不能别老出来闹腾？一会到电视上显摆，一会到酒店开业现场题字，一会到什么讲坛高声喧哗，然后求媒体发稿，在微信朋友圈炫耀，人家都烦死了，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世界已经太喧嚣，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能不能别制造噪音了？“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该安静时且安静，你看“雄兔”该吃东西时就“脚扑朔”，再看“雌兔”，吃饱了，就“眼迷离”，休息，睡觉。世界多么太平。
在《黄帝内经》里，黄帝问岐伯：“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矣，为何？岐伯答：上古之人，懂得养生之道，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神兼具，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周有光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这就使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这显然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
其实，学好书法只需要多读两本书：一本是传统，另一本是大自然。一方面，要师古人，习今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从大自然吸取营养，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比方说春天，也不一定一说春天就是“百花竞妍、生机勃勃”，还有倒春寒呢。印第安人说，你对自然破坏多少，自然就会加倍地返还给你。别忘了，历史上力量奇大无比的恐龙曾统治地球1亿多年。如今呢？恐龙早就灭绝于这个世界。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前段时间，我到新乡，一个10年没见面的学生建强，热情地接待了我，带我观赏新乡文化。我学着苏东坡的样子，在早春日子里“时绕麦田求野荠”，着实体验了一回两千多年前《诗经》中的采食荠菜。《国风·邶风》中说荠菜味甜，“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陆游爱吃荠菜，写诗说：“挑根择叶无虚日，直到开花如雪时”。伶仃小荠菜，餐风饮露，得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全身可入药。
游大明潞王陵，闻着一地的荠菜花（郑州有人呼之麦地菜花），体味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并在这里见证了华夏文明不羁时空的磅礴气象。从《诗经·卫风》中走来的新乡，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都有遗址存留，牧野大战、竹书纪年、围魏救赵、张良刺秦、官渡之战、陈桥兵变、姜尚卫河垂钓、比干抛心忠谏……
漫步新乡的田野，我就想呀，河南这样厚重的文化，这样悠久的历史，最应该出书法大家。没有理由寫不出好字呀。清代诗人赵翼有一句名诗：“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要书法这个行当少一点江湖气，只要沉淀下来，静下心来，一定能出现“领风骚”的书法大家。
末了，我引用《孟子·告子》一章中的话结束吧：“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同‘增’）益其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