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到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近两年一系列关注社会问题的电影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究其原因，除题材原因之外，这些影像文本之间还存在着一套相同且完整的类型化操作方案。通过对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冲突构建、叙事模式、双重主题等方面的拆解和研究，试图找到社会问题类电影创作的类型策略。
[关键词]社会问题;电影;我不是药神;类型;策略
从中国电影《亲爱的》到韩国电影《辩护人》，从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到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近几年，一系列关注当下现实、聚焦社会问题的影片引起观众关注，并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重肯定。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再创社会问题类电影传播效果的新高度。该片以真实事件为原型进行改编，展现了草根群像式的社会现实和小人物坚韧的生命意志。上映7周，票房累计超过30亿元排名2018年豆瓣华语电影评分榜第一位，并获得了第55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原著剧本奖等奖项。成功的背后，有没有创作规律可循？本文以《我不是药神》为例，通过对其冲突构建、叙事模式、双重主题等方面的拆解和研究，试图找寻社会问题类电影创作的类型策略。
一、冲突构建：从社会到个人的创作路线
美国剧作大师麦基曾说：“冲突是故事的灵魂，故事是生活的比喻，活着就是置身于冲突之中。生活就是冲突，冲突就是生活。”正是冲突的出现，才赋予了影视作品以强烈的逻辑性和起伏性。社会问题是社会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表現为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与现有的社会价值、伦理、规范等之间的冲突。以社会问题为表现对象的电影，天然地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交织和纠葛之中。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冲突，并使社会问题中的冲突与故事创作中的矛盾冲突两者融为一体，是社会问题类电影处理的首要问题。
（一）社会悖论、社会正义的双重冲突选择
社会悖论是指社会成员或社会部分成员的每个个体都在为自己作一个谋求最优支付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却导致总体利益下降，使群体甚至整个人类遭受损失，最终也会损害个体本身。在电影创作时，将社会悖论作为冲突选择的环境基础，电影会从根本上带有一种宿命感和悲壮的色彩。将社会正义缺失的事实作为冲突选择的题材来源，会在双重冲突的作用下，使社会问题类电影中的冲突更为激烈，更有深度和魅力。
这种冲突选择策略成为众多社会问题类电影创作的原始出发点。例如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它以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冲突为背景，立足于一位纯真的小女孩想要回家的合理愿望得不到实现的矛盾中，以这种双重冲突作为故事创作的出发点将印度所特有的民族宗教社会生活和观念融入电影的冲突解决当中。而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悖论为前提的，每一个白血病患者都期待有价格低廉的特效药品，然而这种期望却不利于制药公司持续研发新药，进而阻碍了人类整体的未来健康利益。这种宿命式的社会悖论使影片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悲壮的色彩。同时，面对已有的法律制度、既得利益的商人、利欲熏心的假药贩子所造成的社会正义的倾斜，使处于天平最低端的这些白血病人，面对“生”的最基本需求被阻碍，不得不发出最强烈的诉求一走私买药卖药。在这种双重冲突中，中国文化的隐忍精神、家庭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融入冲突之中，表现出主人公负重前行的艰难。
（二）社会冲突下主人公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
主人公三个维度上的冲突包括具体冲突、精神冲突和情感冲突，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是好莱坞电影创作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问题类电影类型化策略的必然要求。美国电影剧作大师Jeffrey Alan Schechter将故事规划的核心定义为“中心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即是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冲突。他基于主角在生活上的三个目标将中心问题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电影中主人公现实的具体目标、精神上的目标和情感上的目标凹，电影主人公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就与这三个目标息息相关。在具体目标上构建的具体冲突，是主人公的主要行动和在故事中的主要使命，它牵动着整个故事的前进，影响着其他目标的进程;在精神目标上构建的精神冲突，它存在于主人公理性的层面，是主人公所必须面对的内心深处的恐惧悔恨或者心魔，并最终获得某种称号、荣誉，或者成为某种英雄;在情感目标上构建的情感冲突，是主人公对个人情感的追求，例如友情、爱情等。在社会问题类电影中这三个维度的冲突对于主人公来说缺一不可，是主人公完整存在的基本条件。具体冲突是在社会层面，主人公与社会悖论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是故事的主线。精神冲突和情感冲突是故事的副线，伴随着具体冲突的进展而不断发生着改变。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交叉前进。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初始状态是一个面临事业危机、家庭危机、社会认同危机的多重loser（失败者）。而吕受益的出现成为人物转变的契机，成功地将社会问题的冲突移植到程勇的身上。于是，主人公程勇的具体冲突起初是走私药品挣钱和法律、社会的冲突，之后变为走私药品救人和法律、社会的冲突。随着具体冲突的发展也引发了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冲突。精神冲突起初是程勇和这些白血病患者之间的认同冲突，之后是良心的自我救赎冲突。情感冲突是程勇与自己团队之间的情感冲突，特别是程勇与刘思慧之间的爱情，随着具体冲突的不断变化，两人从卖药认识并产生好感，程勇不再卖药两人关系中断，接着吕受益死亡，程勇不敢面对刘思慧，更不敢面对他们的爱情。最终，随着故事的进程，三个维度的冲突走到一起，并得到一化解。
二、内容构建：“金羊毛”的叙事模式和四种人格的成长策略
社会层面的冲突选择以及个人层面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为社会问题类电影的创作准备了充足的动力。然而电影的类型化需要具备更多的元素，一方面它要求各种线索下的冲突能够一步步地积累、碰撞高潮，最后得到解决或和解;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具有某种强力的接近性，而不是冷眼旁观式的间离，观众能够紧随故事的发展，被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所强烈感染，并产生认同。于是，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叙事模式和主人公四种人格的成长模式，成为社会问题类电影内容构建的重要策略。 （一）基于“金羊毛”叙事模式的“追寻”构建
社会问题是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所面临的冲突，问题的解决要求所涉及的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其中。社会问题类电影也并非是主人公单枪匹马的战斗，它要求主人公与其他代表性的社会成员组成“追寻”性的临时团队，虽然他们内部也会有各种矛盾，但矛盾会使团队变得更加紧固，从而一同来化解大家所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
“金羊毛”的叙事模式为社会问题类电影的叙事策略提供了参考模型。“金羊毛”来自于古希腊神话《阿尔戈英雄纪》，讲述了伊阿宋和众英雄组成的团队去远征，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夺取金羊毛的故事。这一“追寻”的结构，是对现实人类寻找人生意义道路的类比化概括，具有原型意义，也成为后世众多文学作品的参考对象。美国著名编剧布莱克·斯奈德（BlakeSnyder）对这种模式概括为：主角“上路”寻找某物，历尽艰辛最终发现别的东西——他自己。这种模式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是冲突事件如何影响主人公并推动其内心成长。通过对“金羊毛”叙事模式的移形置换，社会问题类电影以社会冲突为基础，主人公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开始了自我的旅程，他需要召集自己的团队，来弥补自己所不具备的品质、能力，同时在追寻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问题和情感问题。通过不断的求索，主人公和自己的团队不断克服困难，自我的内心也获得了成长。最终，主人公和自己的团队使具体问题，也即社会层面的冲突得到合理解决，自我也得到了意外的奖品——最原始最根本欲望的满足。
“金羊毛”已成为众多成功影视作品采用的叙事策略，特别是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用“金羊毛”的叙事策略完成了童话和现实的双层建构。而社会问题类电影也能够天然地与“金羊毛”叙事有机结合起来，完成1+1>2的内容建构。这种建构在韩国电影《辩护人》、印度电影《厕所英雄》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等中都有明晰的体现。而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这种“金羊毛”的叙事模式依托于社会冲突，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作为loser的程勇为金钱开始自己的旅程，途中集结了年轻丈夫、单亲妈妈、老神父、青年混混，他们各有所能，又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團队。程勇成为团队的核心，并与团队的成员产生友情、爱情的情感纽带，为共同的目标前进。在这个旅程中，我们随同程勇一块进入了白血病人这个鲜为人知的世界，也见证了程勇内心的成长与转变，并在最后发现自己，得到与最开始的期望不同的奖品——使自己的良心得到救赎。
（二）旅程中四种人格的成长历程构建
主人公四种人格的成长历程，是依托于社会问题，并超脱于故事层面的旅程建构。定位在电影的不同阶段，这四种人格的成长历程按顺序一般包括孤儿、流浪者、武士、殉道者甲。在社会问题类电影中，孤儿是主人公被抛弃、孤独无助的状态，正因为此，他必须出发;流浪者是主人公进入社会冲突中，逐步开始有自己的目标，他一步步地探索、行动、收获情感或者小的成功，但这些成功并不是主人公真正想要的，这个阶段也是游戏的阶段，惊险、搞笑、动作等元素不停地刺激着观众的感官;武士是主人公真正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面对社会冲突中更强大的敌人，无所畏惧，不断地战斗前进，也是主人公真正开始不断蜕化的过程;殉道者是主人公为了终极的目标，即对自身三个维度冲突的化解，面对不可能战胜的敌人，放下一切，抱定必死的决心，为真正的自己献身，这个阶段也是最让观众动容的阶段。同时，不同阶段的人格特征，也奠定了这一时期影片的情感基调和造型特色。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这种内在人格的成长过程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影片一开始，程勇面临着事业和家庭的失败，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孤儿。他衣衫褴褛头发蓬松，在强调表意性的画面中，永远处于镜头的一角，并被环境中的其他东西所挤压或遮挡。吕受益的出现使程勇踏上了买药挣钱的“流浪者”旅程，也开始真正进入到社会冲突中，并逐步完成自身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他召集团队，在走私、卖药、打假的过程中一步步实现挣钱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追逐、动作、笑点、小的成功接连出现，成为影片中最有意思的桥段之一。但钱真的是他想要的吗？程勇一人孤独站在岸边的场景，好像是在说明作为流浪者的心境。紧接着在高价药下，老吕的死去、一个个病人的眼神使程勇逐渐发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他开始成为一个“武士”，面对药品货源被封、假药贩张长林被抓、势利商人和依法办案警察的围追堵截，程勇义无反顾。最后，在法大于情以及不可战胜的社会悖论中，程勇放弃所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殉道者”，观众也无不为他的伟大义举所动容。
三、双重主题构建：人性考问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
社会问题类电影以人为主体，以社会问题为背景，包含了人性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辩证思考，是实现电影思想深度、审美趣味和社会价值的内在要求。
（一）人性考问下善的选择
“人性”是社会问题类电影的显性主题。朱光潜曾说，文艺与作品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它摹仿（表现、反映）自然是否真实凹，这里的“自然”主要指的是“人性”。社会问题类电影中的人，在面对自我需要与社会道德、制度、法律发生冲突时，会不自觉地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在自我的徘徊中选择“善”摒除“恶”，具体表现为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的行动。这种人性主题的选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传媒无限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冷漠，每个人都好像生活在自我的玻璃罩中。于是，电影中对人际关系“善”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与人之间的安全缺失。
在众多社会问题类电影中，如香港电影《笼民》、韩国电影《辩护人》《熔炉》、西班牙电影《万福玛利亚》、印度电影《厕所英雄》《护垫侠》等，主人公都在人性的考问中选择了“善”。电影《我不是药神》对人性考问下“善”的选择更加鲜明。在家庭层面，面对死亡和家庭的矛盾选择，刘思慧和大多数家庭一样选择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助亲人，黄毛选择离开家庭独自面对死亡，吕受益为了不拖累家庭选择跳楼自杀。他们无不舍己为人，放下自我选择了更高的“善”。同时，在社会层面，没有生病的第三者成为“人性”多次转变的践行者。程勇从最开始置身事外的第三者，单纯为了挣钱的伪善，到逐渐真正了解病人的难处，最后程勇为了救人不惜倾家荡产、放弃自己的自由，实现了自我对社会的更高层面的善。影片中的其他人物，例如起初卖假药的张长林、严格执法的警察等，也有着同样的举动。这种以“善”为中心的人物构建，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和共鸣，并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地积累，直到最后的高潮。
（二）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
“社会正义”是社会问题类电影的隐性主题。社会问题类电影的最终归宿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者推动其问题的解决，其中包含了社会悖论和社会正义所引发的问题，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最不利者当然是看不起病的病人，他们具有选择生存的合法期望和作为“人”的资格，社会正义的实现必然要求在不违背社会公众更大利益的同时，使更多的医疗和药品资源能够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所以程勇的所作所为，具有道德和社会正义的双层正当性。另外，这种对社会正义的诉求是以含蓄的方式隐藏在电影故事之中的，它没有用大声疾呼的方式对社会问题采取强硬的批判，而是将这种对正义的诉求融入对人性的考问中，融入程勇作为一个社会小人物对正义的无私付出中，以更柔和的方式来打动观众，并使观众对这些弱势群体产生广泛的同情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
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曾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现实是电影的本质所在，而其“渐近线”的附加值却是电影的魅力所在。社会问题类电影以社会现实中的问题为基础，在类型化创作的附加值中与观众一道，完成了对现实的摹仿和揭示，以及心理情感和社会内在真实的构建，是一场对社会本质的艺术化演绎。对其类型策略的研究，能够为今后更多社会问题类电影的创作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创作范式，使电影创作与中国社会现实更好地结合起来，创作出兼有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等多重特点的优秀电影。
参考文献：
[1]effrey Alan Schechter.我写的剧本胜过你[M].吴碧玉，吴浩，吴明，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25.
[2]布莱克.斯奈德.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M].王旭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7.
[3]effrey Alan Schechter.我写的剧本胜过你[M].吴碧玉，吴浩，吴明，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58—63.
[4]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J].文艺研究，1979（3）.
[关键词]社会问题;电影;我不是药神;类型;策略
从中国电影《亲爱的》到韩国电影《辩护人》，从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到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近几年，一系列关注当下现实、聚焦社会问题的影片引起观众关注，并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重肯定。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再创社会问题类电影传播效果的新高度。该片以真实事件为原型进行改编，展现了草根群像式的社会现实和小人物坚韧的生命意志。上映7周，票房累计超过30亿元排名2018年豆瓣华语电影评分榜第一位，并获得了第55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原著剧本奖等奖项。成功的背后，有没有创作规律可循？本文以《我不是药神》为例，通过对其冲突构建、叙事模式、双重主题等方面的拆解和研究，试图找寻社会问题类电影创作的类型策略。
一、冲突构建：从社会到个人的创作路线
美国剧作大师麦基曾说：“冲突是故事的灵魂，故事是生活的比喻，活着就是置身于冲突之中。生活就是冲突，冲突就是生活。”正是冲突的出现，才赋予了影视作品以强烈的逻辑性和起伏性。社会问题是社会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表現为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与现有的社会价值、伦理、规范等之间的冲突。以社会问题为表现对象的电影，天然地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交织和纠葛之中。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冲突，并使社会问题中的冲突与故事创作中的矛盾冲突两者融为一体，是社会问题类电影处理的首要问题。
（一）社会悖论、社会正义的双重冲突选择
社会悖论是指社会成员或社会部分成员的每个个体都在为自己作一个谋求最优支付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却导致总体利益下降，使群体甚至整个人类遭受损失，最终也会损害个体本身。在电影创作时，将社会悖论作为冲突选择的环境基础，电影会从根本上带有一种宿命感和悲壮的色彩。将社会正义缺失的事实作为冲突选择的题材来源，会在双重冲突的作用下，使社会问题类电影中的冲突更为激烈，更有深度和魅力。
这种冲突选择策略成为众多社会问题类电影创作的原始出发点。例如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它以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冲突为背景，立足于一位纯真的小女孩想要回家的合理愿望得不到实现的矛盾中，以这种双重冲突作为故事创作的出发点将印度所特有的民族宗教社会生活和观念融入电影的冲突解决当中。而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悖论为前提的，每一个白血病患者都期待有价格低廉的特效药品，然而这种期望却不利于制药公司持续研发新药，进而阻碍了人类整体的未来健康利益。这种宿命式的社会悖论使影片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悲壮的色彩。同时，面对已有的法律制度、既得利益的商人、利欲熏心的假药贩子所造成的社会正义的倾斜，使处于天平最低端的这些白血病人，面对“生”的最基本需求被阻碍，不得不发出最强烈的诉求一走私买药卖药。在这种双重冲突中，中国文化的隐忍精神、家庭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融入冲突之中，表现出主人公负重前行的艰难。
（二）社会冲突下主人公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
主人公三个维度上的冲突包括具体冲突、精神冲突和情感冲突，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是好莱坞电影创作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问题类电影类型化策略的必然要求。美国电影剧作大师Jeffrey Alan Schechter将故事规划的核心定义为“中心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即是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冲突。他基于主角在生活上的三个目标将中心问题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电影中主人公现实的具体目标、精神上的目标和情感上的目标凹，电影主人公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就与这三个目标息息相关。在具体目标上构建的具体冲突，是主人公的主要行动和在故事中的主要使命，它牵动着整个故事的前进，影响着其他目标的进程;在精神目标上构建的精神冲突，它存在于主人公理性的层面，是主人公所必须面对的内心深处的恐惧悔恨或者心魔，并最终获得某种称号、荣誉，或者成为某种英雄;在情感目标上构建的情感冲突，是主人公对个人情感的追求，例如友情、爱情等。在社会问题类电影中这三个维度的冲突对于主人公来说缺一不可，是主人公完整存在的基本条件。具体冲突是在社会层面，主人公与社会悖论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是故事的主线。精神冲突和情感冲突是故事的副线，伴随着具体冲突的进展而不断发生着改变。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交叉前进。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初始状态是一个面临事业危机、家庭危机、社会认同危机的多重loser（失败者）。而吕受益的出现成为人物转变的契机，成功地将社会问题的冲突移植到程勇的身上。于是，主人公程勇的具体冲突起初是走私药品挣钱和法律、社会的冲突，之后变为走私药品救人和法律、社会的冲突。随着具体冲突的发展也引发了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冲突。精神冲突起初是程勇和这些白血病患者之间的认同冲突，之后是良心的自我救赎冲突。情感冲突是程勇与自己团队之间的情感冲突，特别是程勇与刘思慧之间的爱情，随着具体冲突的不断变化，两人从卖药认识并产生好感，程勇不再卖药两人关系中断，接着吕受益死亡，程勇不敢面对刘思慧，更不敢面对他们的爱情。最终，随着故事的进程，三个维度的冲突走到一起，并得到一化解。
二、内容构建：“金羊毛”的叙事模式和四种人格的成长策略
社会层面的冲突选择以及个人层面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为社会问题类电影的创作准备了充足的动力。然而电影的类型化需要具备更多的元素，一方面它要求各种线索下的冲突能够一步步地积累、碰撞高潮，最后得到解决或和解;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具有某种强力的接近性，而不是冷眼旁观式的间离，观众能够紧随故事的发展，被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所强烈感染，并产生认同。于是，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叙事模式和主人公四种人格的成长模式，成为社会问题类电影内容构建的重要策略。 （一）基于“金羊毛”叙事模式的“追寻”构建
社会问题是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所面临的冲突，问题的解决要求所涉及的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其中。社会问题类电影也并非是主人公单枪匹马的战斗，它要求主人公与其他代表性的社会成员组成“追寻”性的临时团队，虽然他们内部也会有各种矛盾，但矛盾会使团队变得更加紧固，从而一同来化解大家所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
“金羊毛”的叙事模式为社会问题类电影的叙事策略提供了参考模型。“金羊毛”来自于古希腊神话《阿尔戈英雄纪》，讲述了伊阿宋和众英雄组成的团队去远征，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夺取金羊毛的故事。这一“追寻”的结构，是对现实人类寻找人生意义道路的类比化概括，具有原型意义，也成为后世众多文学作品的参考对象。美国著名编剧布莱克·斯奈德（BlakeSnyder）对这种模式概括为：主角“上路”寻找某物，历尽艰辛最终发现别的东西——他自己。这种模式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是冲突事件如何影响主人公并推动其内心成长。通过对“金羊毛”叙事模式的移形置换，社会问题类电影以社会冲突为基础，主人公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开始了自我的旅程，他需要召集自己的团队，来弥补自己所不具备的品质、能力，同时在追寻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问题和情感问题。通过不断的求索，主人公和自己的团队不断克服困难，自我的内心也获得了成长。最终，主人公和自己的团队使具体问题，也即社会层面的冲突得到合理解决，自我也得到了意外的奖品——最原始最根本欲望的满足。
“金羊毛”已成为众多成功影视作品采用的叙事策略，特别是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用“金羊毛”的叙事策略完成了童话和现实的双层建构。而社会问题类电影也能够天然地与“金羊毛”叙事有机结合起来，完成1+1>2的内容建构。这种建构在韩国电影《辩护人》、印度电影《厕所英雄》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等中都有明晰的体现。而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这种“金羊毛”的叙事模式依托于社会冲突，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作为loser的程勇为金钱开始自己的旅程，途中集结了年轻丈夫、单亲妈妈、老神父、青年混混，他们各有所能，又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團队。程勇成为团队的核心，并与团队的成员产生友情、爱情的情感纽带，为共同的目标前进。在这个旅程中，我们随同程勇一块进入了白血病人这个鲜为人知的世界，也见证了程勇内心的成长与转变，并在最后发现自己，得到与最开始的期望不同的奖品——使自己的良心得到救赎。
（二）旅程中四种人格的成长历程构建
主人公四种人格的成长历程，是依托于社会问题，并超脱于故事层面的旅程建构。定位在电影的不同阶段，这四种人格的成长历程按顺序一般包括孤儿、流浪者、武士、殉道者甲。在社会问题类电影中，孤儿是主人公被抛弃、孤独无助的状态，正因为此，他必须出发;流浪者是主人公进入社会冲突中，逐步开始有自己的目标，他一步步地探索、行动、收获情感或者小的成功，但这些成功并不是主人公真正想要的，这个阶段也是游戏的阶段，惊险、搞笑、动作等元素不停地刺激着观众的感官;武士是主人公真正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面对社会冲突中更强大的敌人，无所畏惧，不断地战斗前进，也是主人公真正开始不断蜕化的过程;殉道者是主人公为了终极的目标，即对自身三个维度冲突的化解，面对不可能战胜的敌人，放下一切，抱定必死的决心，为真正的自己献身，这个阶段也是最让观众动容的阶段。同时，不同阶段的人格特征，也奠定了这一时期影片的情感基调和造型特色。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这种内在人格的成长过程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影片一开始，程勇面临着事业和家庭的失败，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孤儿。他衣衫褴褛头发蓬松，在强调表意性的画面中，永远处于镜头的一角，并被环境中的其他东西所挤压或遮挡。吕受益的出现使程勇踏上了买药挣钱的“流浪者”旅程，也开始真正进入到社会冲突中，并逐步完成自身三个维度的冲突构建。他召集团队，在走私、卖药、打假的过程中一步步实现挣钱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追逐、动作、笑点、小的成功接连出现，成为影片中最有意思的桥段之一。但钱真的是他想要的吗？程勇一人孤独站在岸边的场景，好像是在说明作为流浪者的心境。紧接着在高价药下，老吕的死去、一个个病人的眼神使程勇逐渐发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他开始成为一个“武士”，面对药品货源被封、假药贩张长林被抓、势利商人和依法办案警察的围追堵截，程勇义无反顾。最后，在法大于情以及不可战胜的社会悖论中，程勇放弃所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殉道者”，观众也无不为他的伟大义举所动容。
三、双重主题构建：人性考问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
社会问题类电影以人为主体，以社会问题为背景，包含了人性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辩证思考，是实现电影思想深度、审美趣味和社会价值的内在要求。
（一）人性考问下善的选择
“人性”是社会问题类电影的显性主题。朱光潜曾说，文艺与作品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它摹仿（表现、反映）自然是否真实凹，这里的“自然”主要指的是“人性”。社会问题类电影中的人，在面对自我需要与社会道德、制度、法律发生冲突时，会不自觉地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在自我的徘徊中选择“善”摒除“恶”，具体表现为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的行动。这种人性主题的选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传媒无限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冷漠，每个人都好像生活在自我的玻璃罩中。于是，电影中对人际关系“善”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与人之间的安全缺失。
在众多社会问题类电影中，如香港电影《笼民》、韩国电影《辩护人》《熔炉》、西班牙电影《万福玛利亚》、印度电影《厕所英雄》《护垫侠》等，主人公都在人性的考问中选择了“善”。电影《我不是药神》对人性考问下“善”的选择更加鲜明。在家庭层面，面对死亡和家庭的矛盾选择，刘思慧和大多数家庭一样选择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助亲人，黄毛选择离开家庭独自面对死亡，吕受益为了不拖累家庭选择跳楼自杀。他们无不舍己为人，放下自我选择了更高的“善”。同时，在社会层面，没有生病的第三者成为“人性”多次转变的践行者。程勇从最开始置身事外的第三者，单纯为了挣钱的伪善，到逐渐真正了解病人的难处，最后程勇为了救人不惜倾家荡产、放弃自己的自由，实现了自我对社会的更高层面的善。影片中的其他人物，例如起初卖假药的张长林、严格执法的警察等，也有着同样的举动。这种以“善”为中心的人物构建，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和共鸣，并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地积累，直到最后的高潮。
（二）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
“社会正义”是社会问题类电影的隐性主题。社会问题类电影的最终归宿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者推动其问题的解决，其中包含了社会悖论和社会正义所引发的问题，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最不利者当然是看不起病的病人，他们具有选择生存的合法期望和作为“人”的资格，社会正义的实现必然要求在不违背社会公众更大利益的同时，使更多的医疗和药品资源能够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所以程勇的所作所为，具有道德和社会正义的双层正当性。另外，这种对社会正义的诉求是以含蓄的方式隐藏在电影故事之中的，它没有用大声疾呼的方式对社会问题采取强硬的批判，而是将这种对正义的诉求融入对人性的考问中，融入程勇作为一个社会小人物对正义的无私付出中，以更柔和的方式来打动观众，并使观众对这些弱势群体产生广泛的同情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
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曾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现实是电影的本质所在，而其“渐近线”的附加值却是电影的魅力所在。社会问题类电影以社会现实中的问题为基础，在类型化创作的附加值中与观众一道，完成了对现实的摹仿和揭示，以及心理情感和社会内在真实的构建，是一场对社会本质的艺术化演绎。对其类型策略的研究，能够为今后更多社会问题类电影的创作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创作范式，使电影创作与中国社会现实更好地结合起来，创作出兼有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等多重特点的优秀电影。
参考文献：
[1]effrey Alan Schechter.我写的剧本胜过你[M].吴碧玉，吴浩，吴明，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25.
[2]布莱克.斯奈德.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M].王旭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7.
[3]effrey Alan Schechter.我写的剧本胜过你[M].吴碧玉，吴浩，吴明，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58—63.
[4]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J].文艺研究，19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