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化在中国影响之大，在世界也算特有。我们选取了不同年代的三个代表，意欲探究武侠文化在不同年代的承载形式，及武侠精神对不同年代中国人有何样的影响？
　　50年代生人张纪中：用影视修复侠义精神
　　导演张纪中，1951年生，执导金庸剧声名大振。
　　“这些(侠的)精神，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其修复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用来修复的工具，就是武侠剧。”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自己是一个有很深武侠情结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情结？是否与小时候对于武侠的记忆有关？
　　张纪中：从小就有。那时候一块钱两本的连环画，武侠的，我基本上都看过。最喜欢的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等。就是没有看过金庸的，那时候进不来。
　　那时候就是觉得(武侠)好玩。来无影、去无踪，就希望自己会个轻功，一出门就上房走了。我小时候喜欢蹿上蹿下，上房、上树，看着个电线杆子，旁边有个支架，跑着跑着“蹭”一下跳到上面，显示自己的功夫好。
　　还练飞檐走壁。踩着邻居的瓦房跑，把瓦都踩坏了，老太太就出来骂。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房上跑，“啪”一下摔了下来，锁骨摔断了，后来再没有爬过房。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在年轻时有过沉溺于武侠小说中的经历，你是否有过？
　　张纪中：我没有。“文革”时很多武侠小说都转入地下。
　　中国新闻周刊：在拍金庸武侠剧之前，你对于武侠怎么认识？后来是否有一些新的理解？
　　张纪中：拍第一部金庸武侠剧《笑傲江湖》时，我还没有人文的想法。当时只是感觉到武林中各派的争权夺利，其实与“文革”的情形非常相似。后来拍《射雕英雄传》时，开始认识到武侠之为国为民；到了《天龙八部》，出现了乔峰这样一个集“侠”之大成者：敢作敢当、对爱情忠贞、民族责任感、兄弟情谊以及对父母的眷恋。今年封镜的《倚天屠龙记》，张无忌的身上则着重突出了人文精神。对武侠深入理解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塑造人物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武侠剧让人活在一种对英雄的空想中。你想通过武侠剧传递一些什么信息？
　　张纪中：自梁羽生开新武侠小说之先河起，武侠小说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其主人公不再是武侠小说中的高高在上的“鹰犬”式的人物，而是我们普通人。像郭靖、杨过，都没有显赫的出身，他们的功绩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对人的激励作用很明显。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精神，是我想通过武侠剧展现给观众的。
　　比如《射雕英雄传》，从根本上说是一部古典型的道德之书，其爱国立场、民族大义、集体精神，都通过郭靖这个人物来体现；《神雕侠侣》则是一部现代气息浓郁的自由之书，其个性突出、情感至上、自我实现，都通过杨过这个人物来表现；《倚天屠龙记》则是更进一步的现代人文之书；张无忌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种人文精神的代言人。
　　这些精神，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其修复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用来修复的工具，就是武侠剧。
　　中国新闻周刊：武侠剧中人物的性格与你本人的喜好有没有关系？你最欣赏剧中的哪个人物？
　　张纪中：有关系。艺术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港版的乔峰和我们的乔峰就有很大的差别。原著中乔峰的民族大义不是很突出，我们重点强调了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乔峰就应该是这样的人，或者说，我希望乔峰是这么一个人。
　　在所有我所拍摄的武侠剧人物中，乔峰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我觉得有一点他跟我很像，就是心里都非常坚硬。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剧中人物对你个人的行为有没有影响？
　　张纪中：有。我自认为自己敢作敢当，对家庭有责任感，同时对兄弟情谊看得很重。有一部电视剧在拍摄过程中，遇上资金紧张，如果我拿了属于我的那一块收入，拍摄就没法进行下去，剧组就得解散，这些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而这些人都是奔我来的，最后，我放弃了自己的这笔收入。这不是一万两万，而是几十万、上百万。
　　中国新闻周刊：在武侠剧上，是否还有未了的心愿？
　　张纪中：我非常想在一个城市选取几位市民，通过他们在各个历史节点中的表现，来展现一个城市的历史变迁。但此题不宜采用直抒胸臆的表达，武侠片或许是一个现实下的明智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