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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海音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位本土女性小说家,也是台湾作家中最早在其作品中为妇女的不幸命运呐喊和抗争的作家。本文试从纳妾制度下的幽怨妻妾、“五四”语境中的觉醒女性、封建礼教下的传统守护者等三方面,分析林海音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揭示这些形象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林海音 小说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林海音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位本土女性小说家,也是台湾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她的作品往往以封建家庭为背景,叙写女性在大家族背景下的不幸、隐忍和反抗,塑造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展现封建宗法制度和旧式的婚姻对女性的摧残,彰显女性自我意识苏醒、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之艰辛。而其小说《金鲤鱼的百裥裙》、《烛》、《城南旧事》是其表现女性故事的经典名篇。本文将以这三部小说为例,剖析林海音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以此揭示出女性在封建礼教下所经受的磨难与挣扎。
一 纳妾制度下的幽怨妻妾
学者齐邦媛指出:
“纳妾制度是把无情的双刃剑,挥扫过处,血泪纷纷。不仅作妾的女子屈辱终生,宛转悲泣;奉贤慧妇德之名放弃一生幸福的‘正室’实在更悲惨。”
纳妾制度是封建社会摧残女性、压迫女性的一种特殊手段。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妾的数量只是男性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妾的作用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妾作为女性的人格则被彻底抹杀掉,妾的地位直降至家族的最底层,并注定要成为家庭中众多矛盾的载体,同时又是主人与下人嘲弄的对象,是一种非主非仆的处境尴尬的人物。而这种大家庭里的妻妾矛盾正是林海音擅长描写的内容,而她这方面最成功之作就是《金鲤鱼的百裥裙》和《烛》。
周策纵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中指出:
“中国妇女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经常受到粗暴对待,这一切看来都是真实的。她们被隔绝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之外,法律从未把她们当成独立的公民。在家庭中,妇女处于次要的、被动的、从属的地位。”
小说《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小妾金鲤鱼,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女子。金鲤鱼6岁被卖做许家的养女,16岁被老爷收为小妾,正式地成为许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她虽然为老爷生了个儿子,但还是没有升为太太的地位上,甚至也没有作母亲的权利,她的孩子一落地便被大太太夺去。在许家人眼里,她的地位仍然是许家“三辈子人的金鲤鱼”:
“除了振丰叫她一声‘妈’以外,许家一家人都还叫她金鲤鱼。老太太叫她金鲤鱼,大太太叫她金鲤鱼,小姐们也叫她金鲤鱼,她是一家三辈子人的金鲤鱼!”
而这个不起眼的金鲤鱼并非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她也有一点点的反抗心理,她一生最大的理想,或者说是她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最激烈的反抗方式,就是想在儿子结婚的那天,穿一条“像家中一切喜庆日子时,老奶奶,少奶奶,姑奶奶们所穿的一样”的红色百裥裙,风风光光地争一回做母亲的权利。然而这一小小的愿望却受到了大太太包括龚嫂子在内的众人的嘲笑,当儿子的婚礼到来时,大太太突然宣布“这是民国了,大家都穿旗袍”,貌似忠厚的大太太的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金鲤鱼“很早以来的梦想”,她终于没能穿上百裥裙。那条“大红洋缎的,前幅绣着‘喜鹊登梅’,两只喜鹊双双一对地停在梅枝上,姿式、颜色,配得再好没有,长长的尾巴,高高地翘着,头是黑褐色的,背上青中带紫,肚子是一块白”的漂亮的裙子,只能像一个永远冷却的梦一般地埋在箱底,没有出头之日。通过一条小小的裙子,以及争取在正规的场合穿上这条裙子的妻妾之间的暗斗,封建家族对于女性心理及人格的剥夺可见一斑,但仅仅是这一斑,就可以看出女性、特别是为人妾的女性尊严的彻底丧失,由此显现出这种悲剧的彻底性。
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之中,不仅小妾是家庭里的悲剧人物,身为正妻的女性同样受到心理上的煎熬,她们在锦衣玉食的表面现象下过着缺失自我意识、过着没有女性尊严的生活,精神上极度空虚。如《烛》里的正室启福太太,当她为自己的丈夫生下三个儿女后,她痛苦地发现丈夫正与家里的丫环秋姑娘私通,这使启福太太内心妒火万丈却又不得不在表面上保持着矜持与庄重,因为她知道,纳妾制度决定了男人具有这方面的特权,而女性的反抗是无用的。启福太太对这件事的反应是:
“知道秋姑娘的事后,她恨死了,但是秋姑娘跪在她的面前哭泣着,哀求着,那么卑贱地求她惩罚她……宽大是她那个家庭出身的大小姐应有的态度,何况娶姨奶奶对于启福只是迟早的事。这件事应当由她主动地来做,而且她也预备做的,预备选择一个不但适合启福、更适合她的姨奶奶。”
于是,为了获取一个端庄贤惠的好名声,启福太太收容了秋姑娘,但她的内心却是恨的,她故意地用一种幽怨的声音喊着“我晕啊!”,并故意卧病在床不肯移动一步,让秋姑娘无日无夜地服侍她,却又在深夜里暗地去丈夫的窗外偷听,心中强烈的仇恨已使她在精神上首先瘫倒,而最终的结局只能使她越来越虚弱,“退化了的两条腿,竟真的瘫在那里,如两根细白的棍子”。启福太太在对自己的折磨中,也折磨着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最终这个家庭的支柱启福先她而去,整个家庭被她折磨得七零八落。
而在这场妻妾暗争中,身为小妾的秋姑娘同样令人同情。她出身寒微,却因为受了启福的诱惑而不得不成为他的小妾,因此只能在一种负罪的心理下加倍地劳作。她不仅仅是启福太太的仆人,同样也是丈夫眼里的丫环,她每天劳作至深夜,却又得不到尊重。在一夫多妻的旧制度之下,妻妾们都完全扭曲了自然的人性,陷入到一个泥淖之中。“纳妾制度不仅是小妾的祸坑,也是大妇的坟墓,是一切妇女最黑暗的陷阱。”正如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指出的那样:
“事实上道德本身在某些时候仍然是强制,人们屈从于强制以免除不赞同带来的后果,然后变成习俗,再变成了自由的服从,而最后几乎变成了本能:于是它像一些习以为常的和自然而然的东西同满足感联系在一起——并且就这样被称为美德。”
二 “五四”语境中的觉醒女性
不管封建的牢笼多么的严密,急风暴雨式的“五四”运动仍然给闭关锁国的中华大地带来了新的气息,在反帝反封、打倒吃人的旧礼教的时代语境中,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已成为滚滚洪流,于是,处于各种社会层面上的女性都会不自觉地裹入到这种精神解放的洪流之中,而在北京城里,这种觉醒意识会来的更早一些,正如陈东原指出的那样:
“五四”以后,婚姻自由的观念在知识阶层里似乎已经普遍化了,大多人已经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是纯粹爱情的结合,总还只有少数人敢去尝试。”
于是林海音的小说中,这类具有一定的觉醒意识的女性形象出现了,她们敢于冲破旧礼教,尝试大胆的爱情,如《城南旧事》中的疯子秀贞就是这类典型。秀贞没有文化,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她不可能成为新思想的传播者、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但她毕竟生活在思想超前的北京城里,她所接触的具有反抗意识的大学生们带给她的进步思想,使她在潜意识里成为一个敢于反抗旧势力旧道德的新女性——她大胆地和大学生思康相爱,并生下了女儿小桂子。而秀贞的这一举动,显然已成为街坊邻里眼中的离经叛道的女人,也成了大家闲谈时的笑柄:
“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傻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
从人物命运的角度来看,秀贞无疑是一个悲剧的角色,但从当时中国的社会语境来看,秀贞又是新思想的大胆前行者,她用她瘦弱之肩,撞开了自由恋爱的大门,给女性们探寻着一条新的生活之路。
而从施家大宅院里出走的兰姨娘对旧制度的反抗比秀贞来得更猛烈。从外型上看,兰姨娘就属于另类的女性:
“她的麻花髻梳得比妈的元宝髻俏皮多了,看她把头发拧成两股,一来二去就盘成一个髻,一排茉莉花总是清幽幽,半弯身地卧在那髻旁。她一身轻俏,掖在右襟上的麻纱手绢,一朵白菊花似的贴在那里。”
兰姨娘不仅敢于把68岁的施老爷一脚踢开,主动投奔到自由光明的新生活里,还要痛快淋漓地喊出来:“把在他们施家的一身晦气,都洗刷净啦!好痛快!”,以示她与旧礼教决裂的决心。之后,兰姨娘大胆地追求新生活,并嫁给了真心相爱的德先,从内心到外形都变了个样子:
“兰姨娘换了一个人,她的油光刷亮的麻花髻没有了,现在头发剪的是华伦王子式!就跟我故事书里画的一样:一排头发齐齐的齐着眉毛,两边垂到耳朵边。身上穿的正是那件蛋青绸子旗袍,做成长身坎肩另接两只袖子样式的,脖子上围一条白纱,斜斜地系成一个大蝴蝶结,就跟在女高师念书的张家三姨打扮得一样样!”
由于这样开朗大气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不仅闪烁着“五四”运动的光芒,而且一扫林海音笔下的悲剧氛围,使整篇小说产生了阳光感,也使那个阴郁的世界因此变得灿烂起来。正如陈东原所言:
“中国妇女能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其成就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
三 封建礼教下的传统守护者
除了上述的两类人物之外,林海音的小说里还有一类具有强烈的传统观念的女性,这些女性其实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但同时她们又是传统礼教的守护者,她们不但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悲哀,反而还要通过对传统的守护加深着别人的悲剧,如《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大太太和龚嫂子就是这样的典型。在许家大太太的眼里,金鲤鱼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而是自己手里的一件东西:
“金鲤鱼是她自己的人,百依百顺,逃不出她的手掌心。把金鲤鱼收房给老爷做姨太太,才是办法。她想得好,心里就畅快了许多!”
通过金鲤鱼,许大太太可以更紧地把持住自己的丈夫,同时也清除了对于自己地位的潜在的威胁,至于金鲤鱼的人格和幸福,完全都不在她的思考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正是通过许大太太之手,才产生了金鲤鱼的悲剧。
而金鲤鱼悲剧的始作俑者竟然会是小人物龚嫂子。龚嫂子在许大太太面前的一个眼神,就改变了金鲤鱼的命运:
“那天许大太太和龚嫂子又谈起了老爷要纳妾的事。龚嫂子忽然瞟了一眼金鲤鱼,努努嘴,没说什么。……许大太太明白了龚嫂子的意思。”
而粉碎了金鲤鱼想穿大红百裥裙的梦想的人,也是龚嫂子:
“许家的规矩那么大,丫头收房的姨奶奶,哪就轮上穿红百裥裙了呢?就算是她生了儿子,可是在许家,她知道得很清楚,儿子归儿子,金鲤鱼归金鲤鱼呀!”
“她(指金鲤鱼)就知道‘金鲤鱼有条百裥裙’这句话,一定已经被龚嫂子从前头的门房传到太太的后上房了,甚至于跨院堆煤的小屋里,西院的丁香树底下,到处都悄声悄语在传这句话。”
龚嫂子完全从她的封建意识出发,她认为金鲤鱼压根不具备人格,她的生命是卑微的,无足轻重的,是可以任人摆布的,所以,她和许大太太轻易地安排了金鲤鱼的未来,又轻易地扼杀掉金鲤鱼的人生梦想。
正如乔以刚所言:
“所谓女性意识,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
林海音的小说就是从女性立场出发,用深刻的笔触刻画了不同女性的形象,从而诉说着女性的悲哀命运和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历程。而从这些女性的身上,读者看到的是“历史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皆透过女人的身心来寻觅表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去,林海音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仅仅代表着女性,更代表着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社会角色,以及社会前进中的一个变革形式。
参考文献:
[1]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2] 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 齐邦媛:《千年之泪》,尔雅出版社,1990年版。
[4] 乔以刚:《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
[6] 高华:《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文艺评论》,1988年第6期。
作者简介:曹鸿英,女,1967—,河南开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传统文化,工作单位:开封教育学院。
关键词:林海音 小说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林海音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位本土女性小说家,也是台湾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她的作品往往以封建家庭为背景,叙写女性在大家族背景下的不幸、隐忍和反抗,塑造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展现封建宗法制度和旧式的婚姻对女性的摧残,彰显女性自我意识苏醒、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之艰辛。而其小说《金鲤鱼的百裥裙》、《烛》、《城南旧事》是其表现女性故事的经典名篇。本文将以这三部小说为例,剖析林海音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以此揭示出女性在封建礼教下所经受的磨难与挣扎。
一 纳妾制度下的幽怨妻妾
学者齐邦媛指出:
“纳妾制度是把无情的双刃剑,挥扫过处,血泪纷纷。不仅作妾的女子屈辱终生,宛转悲泣;奉贤慧妇德之名放弃一生幸福的‘正室’实在更悲惨。”
纳妾制度是封建社会摧残女性、压迫女性的一种特殊手段。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妾的数量只是男性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妾的作用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妾作为女性的人格则被彻底抹杀掉,妾的地位直降至家族的最底层,并注定要成为家庭中众多矛盾的载体,同时又是主人与下人嘲弄的对象,是一种非主非仆的处境尴尬的人物。而这种大家庭里的妻妾矛盾正是林海音擅长描写的内容,而她这方面最成功之作就是《金鲤鱼的百裥裙》和《烛》。
周策纵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中指出:
“中国妇女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经常受到粗暴对待,这一切看来都是真实的。她们被隔绝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之外,法律从未把她们当成独立的公民。在家庭中,妇女处于次要的、被动的、从属的地位。”
小说《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小妾金鲤鱼,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女子。金鲤鱼6岁被卖做许家的养女,16岁被老爷收为小妾,正式地成为许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她虽然为老爷生了个儿子,但还是没有升为太太的地位上,甚至也没有作母亲的权利,她的孩子一落地便被大太太夺去。在许家人眼里,她的地位仍然是许家“三辈子人的金鲤鱼”:
“除了振丰叫她一声‘妈’以外,许家一家人都还叫她金鲤鱼。老太太叫她金鲤鱼,大太太叫她金鲤鱼,小姐们也叫她金鲤鱼,她是一家三辈子人的金鲤鱼!”
而这个不起眼的金鲤鱼并非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她也有一点点的反抗心理,她一生最大的理想,或者说是她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最激烈的反抗方式,就是想在儿子结婚的那天,穿一条“像家中一切喜庆日子时,老奶奶,少奶奶,姑奶奶们所穿的一样”的红色百裥裙,风风光光地争一回做母亲的权利。然而这一小小的愿望却受到了大太太包括龚嫂子在内的众人的嘲笑,当儿子的婚礼到来时,大太太突然宣布“这是民国了,大家都穿旗袍”,貌似忠厚的大太太的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金鲤鱼“很早以来的梦想”,她终于没能穿上百裥裙。那条“大红洋缎的,前幅绣着‘喜鹊登梅’,两只喜鹊双双一对地停在梅枝上,姿式、颜色,配得再好没有,长长的尾巴,高高地翘着,头是黑褐色的,背上青中带紫,肚子是一块白”的漂亮的裙子,只能像一个永远冷却的梦一般地埋在箱底,没有出头之日。通过一条小小的裙子,以及争取在正规的场合穿上这条裙子的妻妾之间的暗斗,封建家族对于女性心理及人格的剥夺可见一斑,但仅仅是这一斑,就可以看出女性、特别是为人妾的女性尊严的彻底丧失,由此显现出这种悲剧的彻底性。
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之中,不仅小妾是家庭里的悲剧人物,身为正妻的女性同样受到心理上的煎熬,她们在锦衣玉食的表面现象下过着缺失自我意识、过着没有女性尊严的生活,精神上极度空虚。如《烛》里的正室启福太太,当她为自己的丈夫生下三个儿女后,她痛苦地发现丈夫正与家里的丫环秋姑娘私通,这使启福太太内心妒火万丈却又不得不在表面上保持着矜持与庄重,因为她知道,纳妾制度决定了男人具有这方面的特权,而女性的反抗是无用的。启福太太对这件事的反应是:
“知道秋姑娘的事后,她恨死了,但是秋姑娘跪在她的面前哭泣着,哀求着,那么卑贱地求她惩罚她……宽大是她那个家庭出身的大小姐应有的态度,何况娶姨奶奶对于启福只是迟早的事。这件事应当由她主动地来做,而且她也预备做的,预备选择一个不但适合启福、更适合她的姨奶奶。”
于是,为了获取一个端庄贤惠的好名声,启福太太收容了秋姑娘,但她的内心却是恨的,她故意地用一种幽怨的声音喊着“我晕啊!”,并故意卧病在床不肯移动一步,让秋姑娘无日无夜地服侍她,却又在深夜里暗地去丈夫的窗外偷听,心中强烈的仇恨已使她在精神上首先瘫倒,而最终的结局只能使她越来越虚弱,“退化了的两条腿,竟真的瘫在那里,如两根细白的棍子”。启福太太在对自己的折磨中,也折磨着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最终这个家庭的支柱启福先她而去,整个家庭被她折磨得七零八落。
而在这场妻妾暗争中,身为小妾的秋姑娘同样令人同情。她出身寒微,却因为受了启福的诱惑而不得不成为他的小妾,因此只能在一种负罪的心理下加倍地劳作。她不仅仅是启福太太的仆人,同样也是丈夫眼里的丫环,她每天劳作至深夜,却又得不到尊重。在一夫多妻的旧制度之下,妻妾们都完全扭曲了自然的人性,陷入到一个泥淖之中。“纳妾制度不仅是小妾的祸坑,也是大妇的坟墓,是一切妇女最黑暗的陷阱。”正如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指出的那样:
“事实上道德本身在某些时候仍然是强制,人们屈从于强制以免除不赞同带来的后果,然后变成习俗,再变成了自由的服从,而最后几乎变成了本能:于是它像一些习以为常的和自然而然的东西同满足感联系在一起——并且就这样被称为美德。”
二 “五四”语境中的觉醒女性
不管封建的牢笼多么的严密,急风暴雨式的“五四”运动仍然给闭关锁国的中华大地带来了新的气息,在反帝反封、打倒吃人的旧礼教的时代语境中,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已成为滚滚洪流,于是,处于各种社会层面上的女性都会不自觉地裹入到这种精神解放的洪流之中,而在北京城里,这种觉醒意识会来的更早一些,正如陈东原指出的那样:
“五四”以后,婚姻自由的观念在知识阶层里似乎已经普遍化了,大多人已经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是纯粹爱情的结合,总还只有少数人敢去尝试。”
于是林海音的小说中,这类具有一定的觉醒意识的女性形象出现了,她们敢于冲破旧礼教,尝试大胆的爱情,如《城南旧事》中的疯子秀贞就是这类典型。秀贞没有文化,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她不可能成为新思想的传播者、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但她毕竟生活在思想超前的北京城里,她所接触的具有反抗意识的大学生们带给她的进步思想,使她在潜意识里成为一个敢于反抗旧势力旧道德的新女性——她大胆地和大学生思康相爱,并生下了女儿小桂子。而秀贞的这一举动,显然已成为街坊邻里眼中的离经叛道的女人,也成了大家闲谈时的笑柄:
“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傻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
从人物命运的角度来看,秀贞无疑是一个悲剧的角色,但从当时中国的社会语境来看,秀贞又是新思想的大胆前行者,她用她瘦弱之肩,撞开了自由恋爱的大门,给女性们探寻着一条新的生活之路。
而从施家大宅院里出走的兰姨娘对旧制度的反抗比秀贞来得更猛烈。从外型上看,兰姨娘就属于另类的女性:
“她的麻花髻梳得比妈的元宝髻俏皮多了,看她把头发拧成两股,一来二去就盘成一个髻,一排茉莉花总是清幽幽,半弯身地卧在那髻旁。她一身轻俏,掖在右襟上的麻纱手绢,一朵白菊花似的贴在那里。”
兰姨娘不仅敢于把68岁的施老爷一脚踢开,主动投奔到自由光明的新生活里,还要痛快淋漓地喊出来:“把在他们施家的一身晦气,都洗刷净啦!好痛快!”,以示她与旧礼教决裂的决心。之后,兰姨娘大胆地追求新生活,并嫁给了真心相爱的德先,从内心到外形都变了个样子:
“兰姨娘换了一个人,她的油光刷亮的麻花髻没有了,现在头发剪的是华伦王子式!就跟我故事书里画的一样:一排头发齐齐的齐着眉毛,两边垂到耳朵边。身上穿的正是那件蛋青绸子旗袍,做成长身坎肩另接两只袖子样式的,脖子上围一条白纱,斜斜地系成一个大蝴蝶结,就跟在女高师念书的张家三姨打扮得一样样!”
由于这样开朗大气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不仅闪烁着“五四”运动的光芒,而且一扫林海音笔下的悲剧氛围,使整篇小说产生了阳光感,也使那个阴郁的世界因此变得灿烂起来。正如陈东原所言:
“中国妇女能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其成就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
三 封建礼教下的传统守护者
除了上述的两类人物之外,林海音的小说里还有一类具有强烈的传统观念的女性,这些女性其实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但同时她们又是传统礼教的守护者,她们不但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悲哀,反而还要通过对传统的守护加深着别人的悲剧,如《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大太太和龚嫂子就是这样的典型。在许家大太太的眼里,金鲤鱼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而是自己手里的一件东西:
“金鲤鱼是她自己的人,百依百顺,逃不出她的手掌心。把金鲤鱼收房给老爷做姨太太,才是办法。她想得好,心里就畅快了许多!”
通过金鲤鱼,许大太太可以更紧地把持住自己的丈夫,同时也清除了对于自己地位的潜在的威胁,至于金鲤鱼的人格和幸福,完全都不在她的思考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正是通过许大太太之手,才产生了金鲤鱼的悲剧。
而金鲤鱼悲剧的始作俑者竟然会是小人物龚嫂子。龚嫂子在许大太太面前的一个眼神,就改变了金鲤鱼的命运:
“那天许大太太和龚嫂子又谈起了老爷要纳妾的事。龚嫂子忽然瞟了一眼金鲤鱼,努努嘴,没说什么。……许大太太明白了龚嫂子的意思。”
而粉碎了金鲤鱼想穿大红百裥裙的梦想的人,也是龚嫂子:
“许家的规矩那么大,丫头收房的姨奶奶,哪就轮上穿红百裥裙了呢?就算是她生了儿子,可是在许家,她知道得很清楚,儿子归儿子,金鲤鱼归金鲤鱼呀!”
“她(指金鲤鱼)就知道‘金鲤鱼有条百裥裙’这句话,一定已经被龚嫂子从前头的门房传到太太的后上房了,甚至于跨院堆煤的小屋里,西院的丁香树底下,到处都悄声悄语在传这句话。”
龚嫂子完全从她的封建意识出发,她认为金鲤鱼压根不具备人格,她的生命是卑微的,无足轻重的,是可以任人摆布的,所以,她和许大太太轻易地安排了金鲤鱼的未来,又轻易地扼杀掉金鲤鱼的人生梦想。
正如乔以刚所言:
“所谓女性意识,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
林海音的小说就是从女性立场出发,用深刻的笔触刻画了不同女性的形象,从而诉说着女性的悲哀命运和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历程。而从这些女性的身上,读者看到的是“历史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皆透过女人的身心来寻觅表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去,林海音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仅仅代表着女性,更代表着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社会角色,以及社会前进中的一个变革形式。
参考文献:
[1]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2] 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 齐邦媛:《千年之泪》,尔雅出版社,1990年版。
[4] 乔以刚:《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
[6] 高华:《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文艺评论》,1988年第6期。
作者简介:曹鸿英,女,1967—,河南开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传统文化,工作单位:开封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