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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作家书房始终怀有强烈的兴趣，因为每个作家的书房都是一个隐秘空间，包含着一个作家的全部秘密。不管是豪华还是简陋，每一个作家的书房都是他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巢穴。作家书房很像是戏剧演出的后台，也像是生产机器的车间。作家们在这里看书，休息，会客，发呆，还有最重要的，写作。这里发生的每一点细节都和一篇名作的面貌息息相关。我们看戏的人固然大多数时候是在台前欣赏台上的演出，但如果能有机会到后台东张西望地瞧瞧，比在台前看戏还要激动得多。
北京有很多作家故居，因此也就有很多的作家书房。这次我们邀请北京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老舍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的专家为我们分别讲述鲁迅、郭沫若、老舍、李大钊在北京的旧居尤其是和他们的书房相关的故事。其中，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其实也有很多令人难忘的作品。当然，作家的书房尤其是著名作家的书房，不光是一个历史发生的容器和舞台，慢慢地，它本身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和主体。尤其是在这些作家故居作为旅游参观点对外开放后，作家的书房不再是作家们创作活动的背景，而是被置于前台、可以欣赏的主角。这样，研究探索作家故居的显现史就成了研究作家生活之外的一个新领域。
—钱振文
《两地书》是鲁迅和许广平的“情书一捆”，其中包括三个时期的来往书信。第一个时期是从1925年3月到7月。正是这几个月的书信来往，建立巩固了俩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在他们俩人此一时期的频繁书信来往中，除了谈论社会黑暗、人生出路以及他们共同参与的、越陷越深的反对女校长杨荫榆的学生运动外，也有很多时候谈论的是轻松的、看起来意义不大的话题。但所谓情书，往往就是写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这些小事平常人视而不见，但对情人来说却可能分外明显。爱情中的人会把脚步停顿下来，把目光集中在当下，尤其是当下所在的房间和房间里的家具摆设。自从许广平第一次到西三条拜访鲁迅，和鲁迅有关的这座宅子尤其是鲁迅大多数时候蜷缩在其中的工作室、卧房兼客厅就成为他们俩注目、谈论和命名的目标。
1925年4月12日是星期天，在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频繁书信来往后，许广平探访了鲁迅在西三条的住宅。过了好几天，在4月16日给鲁迅的信中，许广平还沉浸在几天前身处先生鲁迅的“秘密窩”时给她的强烈刺激中。信的第一段是：
“尊府”居然探检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之间，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天际，升腾，飞散……
这段信是在原信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改的。第一句在原信中是“‘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秘密窝”显然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私下对鲁迅家宅的一种现成说法，有什么具体内涵不得而知。这里的“探检”一词说明许广平对鲁迅公共形象背后的日常生活有强烈好奇，甚至也不排除对鲁迅家庭生活方式如与“师母”的关系问题的好奇。“居然”一词说明这是一件期待已久谋划已久的事情。像很多第一次来西三条拜访鲁迅的人们一样，许广平显然也是带着《秋夜》的影响来到鲁迅的住宅的。《秋夜》是1924年12月1日在《语丝》上发表的。因为《秋夜》，许多人对西三条21号这座宅院产生了向往。从许广平的信可以看出，当真的面对鲁迅日常写作的桌椅和漫步在鲁迅特别设计的后院时，她的心中一定出现了一大堆《秋夜》中的句子。
鲁迅并没有很快给许广平回信，这段时间，鲁迅还在忙着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有句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是好事成双。在许广平踏入鲁迅宅院、俩人关系发生重要进展的这段日子里，鲁迅一直在谋划的通过报刊出版进行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想法获得了实质进展。就在许广平拜访鲁迅的前一天，鲁迅经历了特别忙碌、充实的一天。这天下午他陪母亲游览了住地附近的钓鱼台，晚上邀请高长虹等一帮年轻人商定了创办《莽原》周刊。这天的鲁迅日记有：“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得许广平信。”直到4月22日，鲁迅编辑完成了第一期《莽原》，晚上才开始气定神闲地回应许广平10天前的“探检”。在说了一番《莽原》编辑出版的事情和对本月14日刚刚上任的教育部新任部长章士钊的看法后，鲁迅说：
我自己觉得并无如此“冷静”，如此能干。即如“小鬼”们之光降，在未得十六来信以前，我还未悟到已被“探检”而去，……但你们的研究，似亦不甚精细，现在试出一题，加以考试：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后园已经到过，应该可以看见这个，仰即答复可也！
三天后的4月25日，许广平收到了鲁迅这封带有“考题”的回信和新出版的《莽原》周刊，对鲁迅的“考题”，许广平在回信中说：
考试尚未届期呢，本可抗不交卷的，但考师既要提前，那么现在做了答案，暑假时就可要求免试了——倘不及格，自然甘心补考——答曰：
那房子的屋顶，大体是平平的，暗黑色的，这是和保存国粹一样，带有旧式的建筑法。至于内部，则也可以说是神秘的苦闷的象征。靠南有门，但因隔了一间过道的房子，所以显得暗，左右也不十分光亮，独在前面——北——有一大片玻璃，就好像号筒口。
考试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作为师生关系经常发生的活动。这时候，鲁迅正每周一下午在女高师讲授日本人厨川白村的文艺学著作《苦闷的象征》，许广平每周的周一都是听课的学生，期末还要和其他学生一样参加期末考试。但现在，期末考试的时间还不到，鲁迅给许广平出了一份“考卷”。考试的内容是鲁迅家房子的样式。12号去鲁迅家“探检”的是许广平和他的同学林卓凤。但这次被考的人只有许广平。考题表面上是房子的样式，但实际上是考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情人之间，某个特定的空间会成为他们亲密关系的舞台，情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会酝酿出一种特有的情调，这种特有的情调会邀请环绕在他们周边的环境参与、见证和加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建筑环境和人类感情之间的这种关系，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说： 人类的语言包含并加强了感受。如果不使用语言，那么感受在瞬间达到顶峰后就会快速消散。或许，动物的情感没有人类那么强烈和持久的一个原因在于动物不能用语言表达情感，它们的情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如同语言一样，建筑环境拥有限定和完善感觉的力量，它可以消弱和增强意识。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在回答了鲁迅关于他的那间“有玻璃窗的房子”的提问后，许广平紧接着回敬给鲁迅一道试题：
问曰：我们教室天花板的中央有点什么？倘答电灯，就连六分也不给，倘俟星期一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那就更该处罚（？）了。其实这题目原甚平常而且熟悉，不如探检那么生疏，该不费力的罢。敢请明教可也！
和鲁迅家这个“有玻璃窗的房子”一样，鲁迅每周一在女高师上课的教室也是他和许广平之间建立特殊关系的“舞台”。对当事者来说，这些地方是专有的、私人的。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他们的知觉变得格外敏感，平时隐而不彰的一些事物会突然显现出来，并变成铭刻在记忆深处的印象。他们希望对方和自己共享这份专有的、私人的感觉。
鲁迅接到许广平这封既有答题又有问卷的信是星期一上午，在周二的回信中对许广平的答题评价说：“但是这次考试，我却可以自认失败，因为我过于大意，以为广平少爷未必如此‘细心’，题目出得太容易了。”对于许广平回敬的试卷，鲁迅说：“那信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午后即须上课，其间更无作答的工夫，而一经上课，则无论答得如何正确，也必被冤为‘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倒不如拼出，交了白卷便宜。”
许广平4月30日的回信继续就鲁迅那个“有玻璃窗的房子”表现出“探检”的兴趣，她自问自答说：“考试的题目出错了。如果出的是‘书架上面一盒盒的是什么？’，也许要交白卷，幸而考期已过，就不妨‘不打自招’的直白的供出来。假如要做答案，我没有刘伯温卜烧饼的聪明，只好自认是书籍。这可给他零分么？”
对许广平这道自问自答的“试卷”，鲁迅在5月3日的回信中说：“我也可以‘不打自招’：东边架上一盒盒的确是书籍。”
对于许广平回敬给鲁迅的那道关于教室天花板有什么的问题，鲁迅没有通过回信回答，但两天后的5月1日，鲁迅创作了小说《高老夫子》。《高老夫子》中的主人公高尔础被聘请到贤良女学校做历史教员，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面对满屋子女学生，假道学高尔础心旌荡漾，无法自持，只好抬起头来看着屋顶讲课，这时，高尔础看到了许广平要鲁迅回答的“教室天花板的中央有点什么”：
屋顶是白而转黄的洋灰，中央还起了一道正圆形的棱线：可是这圆圈又生动了，忽然扩大，忽然收小，使他的眼睛有些昏花。
由此可见，鲁迅创作《高老夫子》这篇小说和许广平关于女高师教室屋顶的考题是密切相关的。鲁迅是在故意在用写篇小说这样夸张的形式来回答许广平的提问，以示隆重。确定了特殊关系的鲁迅与许广平，对名人鲁迅如何面对课堂上的其他女生肯定会成为他们之间私下的一个话题。1926年9月30日，独自一人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在给许广平写信说：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的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
在一些副文本如附记、题记、后记等类文章的最后，鲁迅一般会写明写作的时间地点。直到1925年4月7日，鲁迅在《一个“罪犯”的自述》这篇附记的文末还是写：“四月七日，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可见，从前一年5月25日搬来西三条，鲁迅并没有给自己的工作间一个命名。但在1925年4月27日，也就是鲁迅4月22日给许广平写信提出“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的问题之后几天，鲁迅在《通讯（致孙伏园）》一文的最后就写明了“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由此可见，鲁迅在给许广平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是他自己更显明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书房的存在。直到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看望生病的老母，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是把這个熟悉的地方叫作“那间灰棚”：“那间灰棚，一切如旧，而略增其萧瑟，深夜独坐，时觉过于森森然。”
除了“灰棚”，鲁迅在1925年和1926年的文章中也把这个他工作的屋子叫作“绿林书屋”“东壁下”。如1925年底写的《华盖集》“题记”最后标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第二年2月15日写的《华盖集》“后记”最后有“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这里的“绿林书屋”“东壁下”都和1925年鲁迅支持许广平参与的女高师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有关。鲁迅在5月21日写的《“碰壁”之后》说到了把自己的书房叫作“东壁下”的来由。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说他在女师大等待开会的间隙听到有教员和学生谈话，劝学生“做事情不要碰壁”。于是，他“领悟”到自己之所以痛苦的原因是“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鲁迅西三条书房的桌子靠在房间的东壁下，人坐在书桌前，抬头就会面对墙壁，所以鲁迅在有的文末标有“东璧灯下写”“记于东璧下”或者干脆标注“碰在东壁下”。当然，“东壁下”不仅仅表示鲁迅敢于斗争的执拗精神。大概来说，东壁下的这块方寸之地也凝结着鲁迅和许广平不少难以忘怀的记忆。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回北京看望母亲，有机会再次坐在“那间灰棚”里的“东壁下”。11月13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北平似一切如旧，西三条亦一切如旧，我仍坐在靠壁之桌前，而止一人，于百静中，自然不能不念及乖姑及小乖姑，或不至于嚷要‘PaPa’乎。”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北京有很多作家故居，因此也就有很多的作家书房。这次我们邀请北京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老舍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的专家为我们分别讲述鲁迅、郭沫若、老舍、李大钊在北京的旧居尤其是和他们的书房相关的故事。其中，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其实也有很多令人难忘的作品。当然，作家的书房尤其是著名作家的书房，不光是一个历史发生的容器和舞台，慢慢地，它本身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和主体。尤其是在这些作家故居作为旅游参观点对外开放后，作家的书房不再是作家们创作活动的背景，而是被置于前台、可以欣赏的主角。这样，研究探索作家故居的显现史就成了研究作家生活之外的一个新领域。
—钱振文
《两地书》是鲁迅和许广平的“情书一捆”，其中包括三个时期的来往书信。第一个时期是从1925年3月到7月。正是这几个月的书信来往，建立巩固了俩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在他们俩人此一时期的频繁书信来往中，除了谈论社会黑暗、人生出路以及他们共同参与的、越陷越深的反对女校长杨荫榆的学生运动外，也有很多时候谈论的是轻松的、看起来意义不大的话题。但所谓情书，往往就是写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这些小事平常人视而不见，但对情人来说却可能分外明显。爱情中的人会把脚步停顿下来，把目光集中在当下，尤其是当下所在的房间和房间里的家具摆设。自从许广平第一次到西三条拜访鲁迅，和鲁迅有关的这座宅子尤其是鲁迅大多数时候蜷缩在其中的工作室、卧房兼客厅就成为他们俩注目、谈论和命名的目标。
1925年4月12日是星期天，在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频繁书信来往后，许广平探访了鲁迅在西三条的住宅。过了好几天，在4月16日给鲁迅的信中，许广平还沉浸在几天前身处先生鲁迅的“秘密窩”时给她的强烈刺激中。信的第一段是：
“尊府”居然探检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之间，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天际，升腾，飞散……
这段信是在原信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改的。第一句在原信中是“‘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秘密窝”显然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私下对鲁迅家宅的一种现成说法，有什么具体内涵不得而知。这里的“探检”一词说明许广平对鲁迅公共形象背后的日常生活有强烈好奇，甚至也不排除对鲁迅家庭生活方式如与“师母”的关系问题的好奇。“居然”一词说明这是一件期待已久谋划已久的事情。像很多第一次来西三条拜访鲁迅的人们一样，许广平显然也是带着《秋夜》的影响来到鲁迅的住宅的。《秋夜》是1924年12月1日在《语丝》上发表的。因为《秋夜》，许多人对西三条21号这座宅院产生了向往。从许广平的信可以看出，当真的面对鲁迅日常写作的桌椅和漫步在鲁迅特别设计的后院时，她的心中一定出现了一大堆《秋夜》中的句子。
鲁迅并没有很快给许广平回信，这段时间，鲁迅还在忙着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有句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是好事成双。在许广平踏入鲁迅宅院、俩人关系发生重要进展的这段日子里，鲁迅一直在谋划的通过报刊出版进行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想法获得了实质进展。就在许广平拜访鲁迅的前一天，鲁迅经历了特别忙碌、充实的一天。这天下午他陪母亲游览了住地附近的钓鱼台，晚上邀请高长虹等一帮年轻人商定了创办《莽原》周刊。这天的鲁迅日记有：“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得许广平信。”直到4月22日，鲁迅编辑完成了第一期《莽原》，晚上才开始气定神闲地回应许广平10天前的“探检”。在说了一番《莽原》编辑出版的事情和对本月14日刚刚上任的教育部新任部长章士钊的看法后，鲁迅说：
我自己觉得并无如此“冷静”，如此能干。即如“小鬼”们之光降，在未得十六来信以前，我还未悟到已被“探检”而去，……但你们的研究，似亦不甚精细，现在试出一题，加以考试：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后园已经到过，应该可以看见这个，仰即答复可也！
三天后的4月25日，许广平收到了鲁迅这封带有“考题”的回信和新出版的《莽原》周刊，对鲁迅的“考题”，许广平在回信中说：
考试尚未届期呢，本可抗不交卷的，但考师既要提前，那么现在做了答案，暑假时就可要求免试了——倘不及格，自然甘心补考——答曰：
那房子的屋顶，大体是平平的，暗黑色的，这是和保存国粹一样，带有旧式的建筑法。至于内部，则也可以说是神秘的苦闷的象征。靠南有门，但因隔了一间过道的房子，所以显得暗，左右也不十分光亮，独在前面——北——有一大片玻璃，就好像号筒口。
考试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作为师生关系经常发生的活动。这时候，鲁迅正每周一下午在女高师讲授日本人厨川白村的文艺学著作《苦闷的象征》，许广平每周的周一都是听课的学生，期末还要和其他学生一样参加期末考试。但现在，期末考试的时间还不到，鲁迅给许广平出了一份“考卷”。考试的内容是鲁迅家房子的样式。12号去鲁迅家“探检”的是许广平和他的同学林卓凤。但这次被考的人只有许广平。考题表面上是房子的样式，但实际上是考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情人之间，某个特定的空间会成为他们亲密关系的舞台，情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会酝酿出一种特有的情调，这种特有的情调会邀请环绕在他们周边的环境参与、见证和加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建筑环境和人类感情之间的这种关系，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说： 人类的语言包含并加强了感受。如果不使用语言，那么感受在瞬间达到顶峰后就会快速消散。或许，动物的情感没有人类那么强烈和持久的一个原因在于动物不能用语言表达情感，它们的情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如同语言一样，建筑环境拥有限定和完善感觉的力量，它可以消弱和增强意识。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在回答了鲁迅关于他的那间“有玻璃窗的房子”的提问后，许广平紧接着回敬给鲁迅一道试题：
问曰：我们教室天花板的中央有点什么？倘答电灯，就连六分也不给，倘俟星期一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那就更该处罚（？）了。其实这题目原甚平常而且熟悉，不如探检那么生疏，该不费力的罢。敢请明教可也！
和鲁迅家这个“有玻璃窗的房子”一样，鲁迅每周一在女高师上课的教室也是他和许广平之间建立特殊关系的“舞台”。对当事者来说，这些地方是专有的、私人的。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他们的知觉变得格外敏感，平时隐而不彰的一些事物会突然显现出来，并变成铭刻在记忆深处的印象。他们希望对方和自己共享这份专有的、私人的感觉。
鲁迅接到许广平这封既有答题又有问卷的信是星期一上午，在周二的回信中对许广平的答题评价说：“但是这次考试，我却可以自认失败，因为我过于大意，以为广平少爷未必如此‘细心’，题目出得太容易了。”对于许广平回敬的试卷，鲁迅说：“那信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午后即须上课，其间更无作答的工夫，而一经上课，则无论答得如何正确，也必被冤为‘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倒不如拼出，交了白卷便宜。”
许广平4月30日的回信继续就鲁迅那个“有玻璃窗的房子”表现出“探检”的兴趣，她自问自答说：“考试的题目出错了。如果出的是‘书架上面一盒盒的是什么？’，也许要交白卷，幸而考期已过，就不妨‘不打自招’的直白的供出来。假如要做答案，我没有刘伯温卜烧饼的聪明，只好自认是书籍。这可给他零分么？”
对许广平这道自问自答的“试卷”，鲁迅在5月3日的回信中说：“我也可以‘不打自招’：东边架上一盒盒的确是书籍。”
对于许广平回敬给鲁迅的那道关于教室天花板有什么的问题，鲁迅没有通过回信回答，但两天后的5月1日，鲁迅创作了小说《高老夫子》。《高老夫子》中的主人公高尔础被聘请到贤良女学校做历史教员，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面对满屋子女学生，假道学高尔础心旌荡漾，无法自持，只好抬起头来看着屋顶讲课，这时，高尔础看到了许广平要鲁迅回答的“教室天花板的中央有点什么”：
屋顶是白而转黄的洋灰，中央还起了一道正圆形的棱线：可是这圆圈又生动了，忽然扩大，忽然收小，使他的眼睛有些昏花。
由此可见，鲁迅创作《高老夫子》这篇小说和许广平关于女高师教室屋顶的考题是密切相关的。鲁迅是在故意在用写篇小说这样夸张的形式来回答许广平的提问，以示隆重。确定了特殊关系的鲁迅与许广平，对名人鲁迅如何面对课堂上的其他女生肯定会成为他们之间私下的一个话题。1926年9月30日，独自一人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在给许广平写信说：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的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
在一些副文本如附记、题记、后记等类文章的最后，鲁迅一般会写明写作的时间地点。直到1925年4月7日，鲁迅在《一个“罪犯”的自述》这篇附记的文末还是写：“四月七日，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可见，从前一年5月25日搬来西三条，鲁迅并没有给自己的工作间一个命名。但在1925年4月27日，也就是鲁迅4月22日给许广平写信提出“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的问题之后几天，鲁迅在《通讯（致孙伏园）》一文的最后就写明了“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由此可见，鲁迅在给许广平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是他自己更显明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书房的存在。直到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看望生病的老母，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是把這个熟悉的地方叫作“那间灰棚”：“那间灰棚，一切如旧，而略增其萧瑟，深夜独坐，时觉过于森森然。”
除了“灰棚”，鲁迅在1925年和1926年的文章中也把这个他工作的屋子叫作“绿林书屋”“东壁下”。如1925年底写的《华盖集》“题记”最后标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第二年2月15日写的《华盖集》“后记”最后有“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这里的“绿林书屋”“东壁下”都和1925年鲁迅支持许广平参与的女高师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有关。鲁迅在5月21日写的《“碰壁”之后》说到了把自己的书房叫作“东壁下”的来由。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说他在女师大等待开会的间隙听到有教员和学生谈话，劝学生“做事情不要碰壁”。于是，他“领悟”到自己之所以痛苦的原因是“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鲁迅西三条书房的桌子靠在房间的东壁下，人坐在书桌前，抬头就会面对墙壁，所以鲁迅在有的文末标有“东璧灯下写”“记于东璧下”或者干脆标注“碰在东壁下”。当然，“东壁下”不仅仅表示鲁迅敢于斗争的执拗精神。大概来说，东壁下的这块方寸之地也凝结着鲁迅和许广平不少难以忘怀的记忆。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回北京看望母亲，有机会再次坐在“那间灰棚”里的“东壁下”。11月13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北平似一切如旧，西三条亦一切如旧，我仍坐在靠壁之桌前，而止一人，于百静中，自然不能不念及乖姑及小乖姑，或不至于嚷要‘PaPa’乎。”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