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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面对复杂、繁多的文化财富，深入挖掘中国千年文化的精神内核，就需要我们拥有正确的历史观。用“大历史”的观点，以时间的、空间的横纵对比全面考察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建设，考察“华夏内核”自身不断调适、动态平衡的深层原因，对当下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历史;华夏内核;调适
一、何为“历史”，或者，如何认识“历史”
中国近万年的历史文明，以何种视角观察、解说历史。
关于历史，即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待历史不可像未来学家那样，可以有无数的假设。历史就在那里，我们主要问的是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历史该不该这样。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多元共同体，认识中国，就要把握中国复杂的体系，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角度全面的考察。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每个时代的变化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但总的内容，却是在这一文化共同体中有何种内核并以何种方式演变。因此，查看历史问题，要有“大历史”[1]的研究方法，不能单独考察某个事件本身，而是要从其所处时代而全方位的观察、论证。正如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如果不了解古人生活的具体环境、相关背景、立说的用意和对象等情况，就不可能对古人的著述有真了解，也就不具有对古人的发言权。
许倬云认为，观察历史的变化，有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2]从时间的角度就是看其从古至今的演变，从空间的角度则是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地区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我们对待历史既要有开阔的视野，不要仅仅看到是哪个人取代了哪个王朝或者谁打败了谁，而是要利用历史，考察我们的过去。历史不只是讲故事，更不是某一个人的历史，它是一种视角，以这种考察过去的视角，“以史为鉴”，发觉其现实意义，預测未来。
联合国规定2001年是“世界文明对话年”。我们要在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方式与自己和世界的文明对话。在对话中既不“翘尾巴”高调谈论“中国中心论”，也不“夹尾巴”，妄自菲薄，全盘西化“西方中心论”，我们要让“尾巴呈现自然状态”不自贱自满。对待历史要有自己的判断力，要有对待历史客观公正的“史德”。
二、华夏：人文精神的演变
对“华夏”的含义，自古就没有具体的解释。“华”是华美，“夏”是伟大——华美而伟大的文化就是“华夏”。中国并不是自古就是这么大，而是在千万年的时间中，慢慢成长。在成长过程中，华夏的内核不断形成，又能根据时事的变化，不断地改变，不断地调适。
从一开始，中国就形成了多元并存的体系，华夏文化易于接纳外来新因素，容许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向的流动，善于进行内在调试。[3]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的多次调适，逐渐发展阐释，而没有断裂，是中国文化、中国观念可以长期维持。这是由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人民只有扩张而没有迁移。中国内部区间的流动，而达到一种总体相，促使文化产生了共同性，使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归属感。“任何复杂的系统，也都不断地扩大或缩小其涵盖的范围——在某一个时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进入界内;同样的，本来在界内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4]我们考察华夏圈的形成历史，是要探讨“中国”为什么能把许多外围的文化吸入华夏圈内？这样的中国有什么特性？但是，到了近代中国，我们却丧失过去的吸引力。这便是探讨中国华夏圈形成的意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让我们向史学习，更好的审视、定位自己。
（一）华夏内核的形成：
在公元六七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等这些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族群，因其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也决定了各处人群的文化传承甚至血统的变化。[5]
距今四千年前的夏朝建立后，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可能因为自然环境的原因衰退。代表其生产了水平的器物也都没有强盛时期的精美了。几大文化的衰退，促使原住居民迁移，将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的其他地区。比如，良渚文化与南下的大汶口文化相遇，山东的高温烧制黑陶经验带到了大湖地区。夏后氏代表的夏文化，应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在数次族群的大混合后，在文化的起伏兴衰中，文化对于族群的认同和归属影响愈甚。
夏朝建立了稳定的权力中心，商朝在夏的基础上建立了“回”字形大地[6]，在“牧野之战”后西周实行双都制，构成了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实际上所谓的“中原”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向四周扩散，有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中，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侯从卿大夫出。这种内斗，改变了社会结构，原有的精英阶层在争斗中失败，下降到社会底层，而原来的社会底层的百姓们通过军功等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使社会的整体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和积极性，推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在经济方面，各地商品贸易空前繁荣，促使人们不再归属和依附与过去的族群。人开始具有自己独自寻找的意义。这一时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活力的时代。[7]
秦汉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生产能力都超过了四邻，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政治上，从郡县制度到乡、里制度，“编户齐民”的政策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国家的管理体制中。经济上，货币长期稳定，信用度高，体现了国家的凝聚力。再加上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持有的价值观念，这便使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一个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关系。“社会精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西汉以后，常常是庞大帝国能够维持不散的重要原因。”[8]秦汉便是通过这些“硬件”和“软件”的能力，通过贸易，将各处的经济纳入中国的大系统之内。至此，华夏的精神内核形成，后世便在此基础上发展。 （二）华夏内核的发展
东汉的官学逐渐放弃了西汉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却完全以考证训诂为学问，远离了儒家淑世的宗旨，成为繁琐之学。虽然，东汉末年太学生们积极的参加政治活动、批判朝政，但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却以丧失了西汉时代的活力。政治上，东汉时代君权强大，内廷的尚书替代外廷总持政务，文官系统不再独立。从此以后，中国两千年来，不再出现真正的独立性的文官系统，官员们也只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难得再有人坚持儒家理想。文化上，各种族群内部的秩序，不得不仰仗法律以外的伦理与习惯，维持内部安定。礼制之学，于是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主成部分。从东汉到南北朝，中国文化又吸收了外来的宗教因素，发展了自己的宗教系统。经济上，虽然三国之间战争不断，而经济交流并没有停止，商贩跨越战线，往来依旧。足以说明全国的经济交换网虽不如以前和平顺畅，却仍旧运作。中国“分久必合”的观念，就靠经济的交换网，维持全国一盘棋的构想。
三国时期，各处割据的势力，为了逐鹿中原，却都尽力发展自己的腹地，纷纷寻求更多的资源，也集合了更多的人力。于是，三国时代，蜀汉、东吴、魏晋、南朝都尽力开发自己的腹地。北方五胡本身进入中国后，在中国的北方注入大批外来的人口，胡汉之间逐渐融合，成为新的人口结构。至此，秦汉中国天下国家的体制，经过这般衰败和重组，尤其添加了不少外来的基因，中国地区的人类组织，包括国家、亲缘和地缘族群，以及他们的文化成分，无不经历蜕变，在形成另一形态的复杂系统。
隋唐时期，中国建立了“天下国家”。隋唐在政治上，除了内地是实际统治的部分外，唐朝的边境实行“羁縻州县”的制度。名义上，这些地区属于唐的领土，实际上他们有极大的自主权，可以开拓边界。只要愿意归属，便被融入到大唐之界。这样，整个唐代，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性。经济上，物资流转十分畅通，出来陆路的“丝绸之路”外，还开辟了海上贸易。文化理念上，接受并发展了佛教，形成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体系，构成了中国特殊的“众教合一”传统。唐代对于宗教的宽容和包涵，也反映了唐代文化宏大的气象。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
（三）华夏内核的衰败
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宋朝自居为中原正统，但完全没有自卫的能力，每年边境的国家要从宋朝掠夺大量的贡賦。于是，宋朝在这样的地位中，终于孕育了北方汉人的族群意识。丧乱屈辱之余，汉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价值，韩愈等人提出“原道”，站在儒家的立场，韩愈高举排除外来传统的旗帜，将佛教等外来宗教当做夷狄的文化，主张重新确认华夷之辨、内外之分。虽然和典型的列国体制并不完全相同，终究还是有了尔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汉人之外的“他者”。儒家的普世价值性可以超越“中国”，可是“中国”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9]
朱明皇朝通过卫所制度有效控制国内民众;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的政策使士人阶层不再限制皇权的力量;通过“不许片板下海”的海防方式和将土司管辖区“改土归流”。明代固然恢复了中国人自己的统治，却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八百年来，连续不断的集权专制，以及闭塞的形势，是中国失去了积极主动的气魄。当近代的世界正在迈入现代时，中国落后了八百年。[10]
满清皇室，则更为制度化的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主从关系。政治上，推行两元结构，北方、西北的族群直属于皇帝，汉土的百姓则由政府统治。这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是传统的“天下国家”，论及实际，也就和元代一样，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具备“远悦进来”的气度。满清的八旗制度，实质是主奴关系的世代传袭。科举制也并非选贤任能，而是选取臣服与满清统治的“乖乖牌”。因此社会精英逐渐消沉，文化活力随之消退。在文化上，大兴文字狱和政府主动编撰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使经典固定话、结晶化，最终使文化精英阶层丧失活力、墨守成规。同时对于外来文化，缺乏信心，不能展开胸襟接受挑战。
满清统治，看来是一个天下帝国的格局，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天下帝国”所根植的基础涣散，不在凝聚。[11]至此，传统的“天下国家”应当是国家下面是广土众民，现在的大清盛世，只剩下一个皇帝和一群卑躬屈膝的官僚而已。
三、重建共同体，建立一个动态平衡的新系统
自从满清末年的变法维新，乃至今日，中国逐渐随着西方模式，将自我界定为“主权国家”;又因为欧洲近代国家定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特质，中国也不得不迁就世界潮流，界定自己为“多民族”的“主权国家”。中国的内部秩序，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徘徊于“民主VS·集权”“个人自由VS·社会福利”等种种抉择之间。一个世纪以来，走了不少冤枉路，也犯了许多错误。[12]
1919年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就是要政体革命，就是要民主;第二，对于传统的批判问题，就是要科学;第三个问题是道德问题[13]。这三个问题无一不回归于华夏传统的内核之上，胡适就提出整理国故的思想。总结以上“华夏（中国）”中国这个观念的维系有三，一是经济网络，二是政治精英，三是书写文字。[14]在经济方面，中国与四方互通有无，不仅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把自己的文化理念融入其中，并传播出去。作为中国的精英阶层，由于其能上能下的流动性，使社会阶层难以固化，不断提高着社会的总体文化水平。书写文字带给中国人的更多的是一种归属感，生活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不仅使下层百姓有机会获得知识，更能改变其所属的社会地位。因此，多元并存的包容气概，使整个社会易于调适与变革。
“华夏（中国）”的历史太多，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彼此交错的历史。对待中国的历史要有大判断[15]的精神，切勿拘泥于一种研究方法。洋八股和古八股都是不对的，用中国的眼光看中国的发展，但一个人的眼光是不成功的，要站在众多的理论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05页
[2]《人文通识讲演录》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98页
[3]因为有多元并存的空间，中国体系容易接纳外来新因素;也因为没有阶级割裂，容许社会流动，易于进行内在的调适。（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页）
[4]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6页
[5]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7页
[6]《人文通识讲演录》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177页
[7]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59 页
[8] 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75 页
[9] 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36页
[10] 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77页
[11]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03页
[12]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3页
[13]《人文通识讲演录》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151页
[14] 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43页
[15]“大判断”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43页
关键词：大历史;华夏内核;调适
一、何为“历史”，或者，如何认识“历史”
中国近万年的历史文明，以何种视角观察、解说历史。
关于历史，即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待历史不可像未来学家那样，可以有无数的假设。历史就在那里，我们主要问的是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历史该不该这样。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多元共同体，认识中国，就要把握中国复杂的体系，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角度全面的考察。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每个时代的变化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但总的内容，却是在这一文化共同体中有何种内核并以何种方式演变。因此，查看历史问题，要有“大历史”[1]的研究方法，不能单独考察某个事件本身，而是要从其所处时代而全方位的观察、论证。正如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如果不了解古人生活的具体环境、相关背景、立说的用意和对象等情况，就不可能对古人的著述有真了解，也就不具有对古人的发言权。
许倬云认为，观察历史的变化，有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2]从时间的角度就是看其从古至今的演变，从空间的角度则是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地区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我们对待历史既要有开阔的视野，不要仅仅看到是哪个人取代了哪个王朝或者谁打败了谁，而是要利用历史，考察我们的过去。历史不只是讲故事，更不是某一个人的历史，它是一种视角，以这种考察过去的视角，“以史为鉴”，发觉其现实意义，預测未来。
联合国规定2001年是“世界文明对话年”。我们要在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方式与自己和世界的文明对话。在对话中既不“翘尾巴”高调谈论“中国中心论”，也不“夹尾巴”，妄自菲薄，全盘西化“西方中心论”，我们要让“尾巴呈现自然状态”不自贱自满。对待历史要有自己的判断力，要有对待历史客观公正的“史德”。
二、华夏：人文精神的演变
对“华夏”的含义，自古就没有具体的解释。“华”是华美，“夏”是伟大——华美而伟大的文化就是“华夏”。中国并不是自古就是这么大，而是在千万年的时间中，慢慢成长。在成长过程中，华夏的内核不断形成，又能根据时事的变化，不断地改变，不断地调适。
从一开始，中国就形成了多元并存的体系，华夏文化易于接纳外来新因素，容许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向的流动，善于进行内在调试。[3]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的多次调适，逐渐发展阐释，而没有断裂，是中国文化、中国观念可以长期维持。这是由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人民只有扩张而没有迁移。中国内部区间的流动，而达到一种总体相，促使文化产生了共同性，使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归属感。“任何复杂的系统，也都不断地扩大或缩小其涵盖的范围——在某一个时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进入界内;同样的，本来在界内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4]我们考察华夏圈的形成历史，是要探讨“中国”为什么能把许多外围的文化吸入华夏圈内？这样的中国有什么特性？但是，到了近代中国，我们却丧失过去的吸引力。这便是探讨中国华夏圈形成的意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让我们向史学习，更好的审视、定位自己。
（一）华夏内核的形成：
在公元六七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等这些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族群，因其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也决定了各处人群的文化传承甚至血统的变化。[5]
距今四千年前的夏朝建立后，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可能因为自然环境的原因衰退。代表其生产了水平的器物也都没有强盛时期的精美了。几大文化的衰退，促使原住居民迁移，将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的其他地区。比如，良渚文化与南下的大汶口文化相遇，山东的高温烧制黑陶经验带到了大湖地区。夏后氏代表的夏文化，应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在数次族群的大混合后，在文化的起伏兴衰中，文化对于族群的认同和归属影响愈甚。
夏朝建立了稳定的权力中心，商朝在夏的基础上建立了“回”字形大地[6]，在“牧野之战”后西周实行双都制，构成了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实际上所谓的“中原”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向四周扩散，有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中，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侯从卿大夫出。这种内斗，改变了社会结构，原有的精英阶层在争斗中失败，下降到社会底层，而原来的社会底层的百姓们通过军功等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使社会的整体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和积极性，推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在经济方面，各地商品贸易空前繁荣，促使人们不再归属和依附与过去的族群。人开始具有自己独自寻找的意义。这一时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活力的时代。[7]
秦汉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生产能力都超过了四邻，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政治上，从郡县制度到乡、里制度，“编户齐民”的政策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国家的管理体制中。经济上，货币长期稳定，信用度高，体现了国家的凝聚力。再加上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持有的价值观念，这便使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一个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关系。“社会精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西汉以后，常常是庞大帝国能够维持不散的重要原因。”[8]秦汉便是通过这些“硬件”和“软件”的能力，通过贸易，将各处的经济纳入中国的大系统之内。至此，华夏的精神内核形成，后世便在此基础上发展。 （二）华夏内核的发展
东汉的官学逐渐放弃了西汉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却完全以考证训诂为学问，远离了儒家淑世的宗旨，成为繁琐之学。虽然，东汉末年太学生们积极的参加政治活动、批判朝政，但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却以丧失了西汉时代的活力。政治上，东汉时代君权强大，内廷的尚书替代外廷总持政务，文官系统不再独立。从此以后，中国两千年来，不再出现真正的独立性的文官系统，官员们也只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难得再有人坚持儒家理想。文化上，各种族群内部的秩序，不得不仰仗法律以外的伦理与习惯，维持内部安定。礼制之学，于是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主成部分。从东汉到南北朝，中国文化又吸收了外来的宗教因素，发展了自己的宗教系统。经济上，虽然三国之间战争不断，而经济交流并没有停止，商贩跨越战线，往来依旧。足以说明全国的经济交换网虽不如以前和平顺畅，却仍旧运作。中国“分久必合”的观念，就靠经济的交换网，维持全国一盘棋的构想。
三国时期，各处割据的势力，为了逐鹿中原，却都尽力发展自己的腹地，纷纷寻求更多的资源，也集合了更多的人力。于是，三国时代，蜀汉、东吴、魏晋、南朝都尽力开发自己的腹地。北方五胡本身进入中国后，在中国的北方注入大批外来的人口，胡汉之间逐渐融合，成为新的人口结构。至此，秦汉中国天下国家的体制，经过这般衰败和重组，尤其添加了不少外来的基因，中国地区的人类组织，包括国家、亲缘和地缘族群，以及他们的文化成分，无不经历蜕变，在形成另一形态的复杂系统。
隋唐时期，中国建立了“天下国家”。隋唐在政治上，除了内地是实际统治的部分外，唐朝的边境实行“羁縻州县”的制度。名义上，这些地区属于唐的领土，实际上他们有极大的自主权，可以开拓边界。只要愿意归属，便被融入到大唐之界。这样，整个唐代，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性。经济上，物资流转十分畅通，出来陆路的“丝绸之路”外，还开辟了海上贸易。文化理念上，接受并发展了佛教，形成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体系，构成了中国特殊的“众教合一”传统。唐代对于宗教的宽容和包涵，也反映了唐代文化宏大的气象。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
（三）华夏内核的衰败
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宋朝自居为中原正统，但完全没有自卫的能力，每年边境的国家要从宋朝掠夺大量的贡賦。于是，宋朝在这样的地位中，终于孕育了北方汉人的族群意识。丧乱屈辱之余，汉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价值，韩愈等人提出“原道”，站在儒家的立场，韩愈高举排除外来传统的旗帜，将佛教等外来宗教当做夷狄的文化，主张重新确认华夷之辨、内外之分。虽然和典型的列国体制并不完全相同，终究还是有了尔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汉人之外的“他者”。儒家的普世价值性可以超越“中国”，可是“中国”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9]
朱明皇朝通过卫所制度有效控制国内民众;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的政策使士人阶层不再限制皇权的力量;通过“不许片板下海”的海防方式和将土司管辖区“改土归流”。明代固然恢复了中国人自己的统治，却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八百年来，连续不断的集权专制，以及闭塞的形势，是中国失去了积极主动的气魄。当近代的世界正在迈入现代时，中国落后了八百年。[10]
满清皇室，则更为制度化的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主从关系。政治上，推行两元结构，北方、西北的族群直属于皇帝，汉土的百姓则由政府统治。这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是传统的“天下国家”，论及实际，也就和元代一样，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具备“远悦进来”的气度。满清的八旗制度，实质是主奴关系的世代传袭。科举制也并非选贤任能，而是选取臣服与满清统治的“乖乖牌”。因此社会精英逐渐消沉，文化活力随之消退。在文化上，大兴文字狱和政府主动编撰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使经典固定话、结晶化，最终使文化精英阶层丧失活力、墨守成规。同时对于外来文化，缺乏信心，不能展开胸襟接受挑战。
满清统治，看来是一个天下帝国的格局，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天下帝国”所根植的基础涣散，不在凝聚。[11]至此，传统的“天下国家”应当是国家下面是广土众民，现在的大清盛世，只剩下一个皇帝和一群卑躬屈膝的官僚而已。
三、重建共同体，建立一个动态平衡的新系统
自从满清末年的变法维新，乃至今日，中国逐渐随着西方模式，将自我界定为“主权国家”;又因为欧洲近代国家定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特质，中国也不得不迁就世界潮流，界定自己为“多民族”的“主权国家”。中国的内部秩序，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徘徊于“民主VS·集权”“个人自由VS·社会福利”等种种抉择之间。一个世纪以来，走了不少冤枉路，也犯了许多错误。[12]
1919年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就是要政体革命，就是要民主;第二，对于传统的批判问题，就是要科学;第三个问题是道德问题[13]。这三个问题无一不回归于华夏传统的内核之上，胡适就提出整理国故的思想。总结以上“华夏（中国）”中国这个观念的维系有三，一是经济网络，二是政治精英，三是书写文字。[14]在经济方面，中国与四方互通有无，不仅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把自己的文化理念融入其中，并传播出去。作为中国的精英阶层，由于其能上能下的流动性，使社会阶层难以固化，不断提高着社会的总体文化水平。书写文字带给中国人的更多的是一种归属感，生活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不仅使下层百姓有机会获得知识，更能改变其所属的社会地位。因此，多元并存的包容气概，使整个社会易于调适与变革。
“华夏（中国）”的历史太多，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彼此交错的历史。对待中国的历史要有大判断[15]的精神，切勿拘泥于一种研究方法。洋八股和古八股都是不对的，用中国的眼光看中国的发展，但一个人的眼光是不成功的，要站在众多的理论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05页
[2]《人文通识讲演录》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98页
[3]因为有多元并存的空间，中国体系容易接纳外来新因素;也因为没有阶级割裂，容许社会流动，易于进行内在的调适。（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页）
[4]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6页
[5]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7页
[6]《人文通识讲演录》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177页
[7]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59 页
[8] 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75 页
[9] 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36页
[10] 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77页
[11]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03页
[12]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3页
[13]《人文通识讲演录》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151页
[14] 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43页
[15]“大判断”许倬云《说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