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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漢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关键词：
《淮南子》；刘安；黄老；王朝；王国；道治；秩序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5-00-09
一引言
在汉代思想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的代表性论著——《淮南子》一书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历史因由。在以往的“淮南子学”研究中，受《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传统史籍的影响，学者一般都认为刘安组织门下宾客编著《淮南子》，内在的动机在于试图通过“文治”的方式与手段，为自己博取更高的政治声望，达到“流誉天下”[1]（P3 082）的现实目的。这种对《淮南子》著述意图的传统认识承袭流衍至现代，更为有些学者进一步推阐发挥，变为一种“为谋反或夺权服务说”，认为刘安编著《淮南子》是“对于有天下的汉武帝的肆无忌惮的攻击”，“与武帝对立”，而“《鸿烈》集道术的号召成了精神斗争的武器”，其“野心在这里是通过了政权争夺的实质而展开学术的‘鸿烈’旗号的”[2]（P74）。因此，《淮南子》深刻地反映出刘安“时刻觊觎着最高权力并伺机而动”的“权势欲”与“政治野心”[3]（P223-224），是他“走上以文才讨好皇帝，力图顺利取得刘氏政权，而为其祖母、父亲报仇的道路”[4]（P92）的现实表现。与这种看法有所不同，也有一些学者并未过度夸大《淮南子》著述意图的政治消极性，而是对刘安采取较为正面公允的态度：或认为刘安编著《淮南子》有着“个人和社会动机两个方面”，既是为了自己在内的个体生命“得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是“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长远统治，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学说”[5]（P154）；或强调刘安自身热衷于从事学术思想著述“内在冲动”，以及西汉前期“藩国文术繁荣的外在刺激”[6]（P32-41）。
应该说，以上两种关于《淮南子》著述意图的观点都有内在的合理因素，尤其是后一种更能切近淮南王刘安编著《淮南子》的历史初衷及实际意图；但是也要指出，这些看法都未能充分关注和认识《淮南子》全书中多次提到“刘氏”“刘氏之书”
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淮南子》中4次提及“刘氏”，以表现其对西汉政权的政治认同感与归属感。其中《齐俗》《道应》《氾论》中所言“刘氏”均与秦政相比较，以突显“刘氏”自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为反秦暴政的结果，强调其政权存在的历史正义性和合理性；《要略》所言“刘氏之书”则表现刘安及“淮南学派”以《淮南子》著述为己任，力图为西汉王朝探求能够促其“与世推移”、实现“合三王之风”的善政良治的汉代新黄老的治国方略。
的复杂意涵，对其中所隐含的“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著述立场，以及经由此种交错立场所反映出的力图为“刘氏”政权立言，构建和提供一种贯通天人古今之学、“心身国同治”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的深层次意图，也都缺少应有的深入剖析和探讨。故此，本文结合“淮南学派”整体的历史因素，从“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淮南王刘安编著《淮南子》的根本动机与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淮南子》所具有的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的理论实质，及其文本结构和思想体系的特殊而具体的意涵呈现。借由以下研讨，也试求深化和推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为“刘氏”立言：基于王朝与王国立场的双重考量
作为西汉前期重要的诸侯王，淮南王刘安组织门下宾客精心撰著《淮南子》一书，既是满足他于学术文化事业的“有为”心理，又是反映他身为王者所具有的极为复杂的政治心态与深层意图。换言之，《淮南子》的构思、撰著、成书及进献始终都蕴藉着刘安特殊的政治动机与意图，是他对自身所处政治时代、地位与环境切身体验后的综合反映，无可置疑地带有不可替代的个人思想印记。从《淮南子》的文本思想出发，结合淮南王刘安在西汉皇权政治中不同一般的身世地位，可知其著述《淮南子》实则有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内在立场，而此种双重立场通过为“刘氏”立言的方式得到深刻的表达，一方面显示出交错融合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透露出刘安作为诸侯王所具有的既臣服大一统的皇权政治又“反对控制”“希望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7]（P54-59）的矛盾心态。
其一，刘安对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的实现持有肯定和接受的态度，并具有显著的政治归属感与使命感。他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根本上是基于大一统的“天下观”的“王朝政治”立场及视野。
身为西汉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刘安认为西汉王朝的代秦而兴是反抗后者“暴政”发展的历史结果，与“汤武受命”一样，具有内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而且意味着传统王朝政治正统的时代赓续。一方面，刘安在《淮南子》中表现出强烈的“过秦”意识，站在西汉王朝的立场上，严厉批判秦始皇、秦二世时期的“亡秦之政”，强调其穷兵黩武、纵欲极奢、与民争利、“与民为仇”的反民本主义的“暴政”实质。《氾论》云：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8]（P942-943） 《齐俗》云：
秦王之时，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8]（P826）
《人间》云：
秦皇挟录图……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8]（P1 288-1 290）
《兵略》云：
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然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8]（P1 062-1 063）
另一方面，刘安特意突出秦亡汉兴的必然性，将西汉王朝的建立视为天命人心所归的结果，认为其合乎秦末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具有反秦“暴政”的重大进步意义。《道应》云：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8]（P894）
《人间》云：
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8]（P1 290-1 291）
《氾论》云：
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8]（P943-944）
出于这种认识，刘安还将“汉代秦立”与“武王伐纣”之事相并举，表现出以“周政”褒扬“汉政”的内在意图，将西汉王朝的建立发展视为“周政”的道义性的历史继承，强调“汉政”对“秦政”的优越性、超越性。《氾论》云：
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8]（P944）
正是在极为突显的秦、汉政治比较论中，刘安在西汉前期思想史上，以王者身份又一次强调论证了西汉王朝存在发展的政治正义性和合理性，及其接续周、秦政治遗产的历史正统性。
刘安在《淮南子》中不仅着眼王朝更替来肯定“刘氏”政权的历史建立，而且以强烈的民本主义精神审视西汉大一统政治产生的进步意义，表现出一种新的宏观的“天下”意识。《览冥》云：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數十万，破车以千百数……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故。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8]（P492-496）
在刘安看来，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的大一统政治局面重新出现，“力征”而“人虐”的战国时代得以终结，广大的社会民众摆脱了战乱之苦，国家、社会也开始进入新的稳定良好的发展阶段。《览冥》云：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8]（P497）
刘安进而对即位不久的武帝刘彻提出谏言，“希望武帝能以黄老之术治身治国”[8]（导读，P9），维持汉初以来黄老政治发展的良好局面，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及国策，推动王朝政治兴盛发展，真正实现道家式的理想治世。《览冥》云：
辅佐有能，黜谗佞之端，息巧辩之说，除刻削之法，去烦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消知能，修太常，隳肢体，绌聪明……则是所修伏牺氏之迹，而反五常之道也。[8]（P497）
正是出于对西汉王朝的内在认同和归属，对汉初黄老化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肯定与接受，刘安在《淮南子》中展示出一名汉代王者应有的政治使命感，意图站在“王朝政治”的立场上，通过著述这部“刘氏之书”，当仁不让地为武帝时期的统治阶层提供一套带有总体性意义的黄老治国方略，并热切期待其“布之天下”，充分服务于“刘氏”政权，发挥出“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8]（P1 463）的理论指导性。由此可见，基于大一统的“天下观”的“王朝政治”立场，对刘安著述《淮南子》的政治心态及行为，实际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内在影响，成为其为“刘氏”天下立言的强烈动力。就此而言，刘安拥有远超西汉一般诸侯王的政治胸怀与理论视野，他能汇聚“淮南学派”的众智群力，构建出“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汉代新黄老思想体系，绝非偶然。
其二，刘安身为西汉第二代同姓淮南王，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淮南国本位意识，对后者在文、景、武时期不断恶化的政治发展环境，产生充满不安全感的忧患意识，并力图将这种“王国立场”反映到《淮南子》中，为“刘氏”诸侯王国立言，要求恢复和维持汉初以来宽松自治的王国政治局面。
西汉前期的淮南国经历过异姓、同姓四王。其中汉初枭雄黥布为异姓淮南王，后为汉高祖刘邦诛灭；同姓淮南王有3人，为刘长、刘喜、刘安，而“三刘”中，刘长、刘安为父子淮南王。因文帝时期刘长牵涉所谓的“谋反”事件，故他被废黜后，城阳王刘喜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至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曾短期内被徙封淮南王故地。在西汉淮南国历史上，除去黥布、刘喜外，刘长、刘安父子前后为淮南王长达66年时间，历经高、惠、吕、文、景、武时期，几与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相始终，因此作为“刘氏”同姓，刘安事实上将淮南国视为其父刘长以来家族的固有封地，形成根深蒂固的淮南国本位意识 《淮南子》在《天文》中曾明确提及“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时为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是年夏五月，“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刘安16岁。《淮南子》中“淮南元年”的出现充分反映出刘安及“淮南学派”所具有的自我中心的淮南国本位意识，因为这是从政治时间观念上对淮南国历史存在与发展的自我确认。与此相对照，《淮南子》中却无一处具体标识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皇权时间观念，只是在《览冥》中笼统地提到“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由此亦可见，刘安虽然认同西汉大一统政治，具有“王朝政治”的归属意识及立场，但就其现实状态而言，“王国政治”立场更为切身直接。
。由于其父失国亡身的教训以及文、景时期“削藩”政治的影响，刘安一生对淮南国的存亡兴废问题抱有紧张的不安全感，唯恐步其父后尘，这也使刘安在景、武时期先后出现过多次严重的政治失措行为，最终仍未能逃脱身死国除的悲剧命运。
也因为这种强烈的淮南国本位意识，刘安在《淮南子》中时常表现出对理想的诸侯王国政治发展的期望与追求，并以道家化的复古主义倾向对其在古今对比中进行思想肯定与推崇。《本经》云：
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乃举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党，封其墓，类其社，卜其子孙以代之。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澹贪主之欲……[8]（P602-603）
刘安对西汉大一统政治中中央汉廷与地方诸侯王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有着“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现实诉求，而且在对“帝”“王”“霸”“君”等不同政治状态的论述中，具体阐述对二者各自发展内涵的界定，以及对其和谐并存关系的理想设计。《本经》云：
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厌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类，赢缩卷舒，沦于不测……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予之与夺也，非此无道也。故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8]（P582-584）
对此种理想的诸侯王国发展状态，刘安在《时则》中有着更为具体的阐述，以道家与阴阳家思想交融的自然主义政治时序观，强调“封诸侯”“使诸侯”“合诸侯”“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刍享”[8]（P396-431）等诸侯王国政治发展的常态化的秩序观念。
由上所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刘安在《淮南子》著述中都有显著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融合，内在地折射出西汉前期淮南国的现实发展境遇，也深刻地反映出刘安作為地方诸侯王，对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历史认识与态度。显而易见，著述《淮南子》时期的刘安并没有表现出对汉廷中央及大一统政治的敌对不满，相反，却有着为实现“刘氏”天下的长治久安而竭心谋策的政治归属感与使命感，这也是他能以超越诸侯王国的狭隘利益视域的思想气度，着力构建起有益于西汉王朝发展的新黄老治国方略的根本原由。
在为“刘氏”天下立言的同时，刘安作为西汉前期颇具影响的诸侯王，也在为“刘氏”诸侯王国立言。淮南国在西汉前期大一统政治的重大转变中，所受皇权政治的冲击震荡十分突出。前后四名淮南王中，仅有过渡性质的刘喜得以善终，黥布、刘长、刘安三人都以“谋反”的罪名而被诛，难逃身死国除的政治惨剧。这种“淮南多反王”的特殊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浓缩和反映出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的历史发展命运。在皇权政治日益强势崛起的过程中，西汉大一统政治不断收紧发展，汉初以来相对宽松自治的诸侯王国政治一去不返，而汉廷中央与诸侯王国的政治利益格局也在“削藩”与反“削藩”中重新被调整与塑造。身为长期被猜嫌、防范、控制与打击的重要对象，刘长、刘安时期的淮南国远比同时代的一般诸侯王国感受压抑更深。刘安年幼时即经历其父因所谓“谋反”事件而被废身亡的政治重挫，所以对淮南国的现实存亡问题始终有着敏感而强烈的政治反应。受此深刻影响，刘安在《淮南子》中产生既自觉臣服于皇权又渴求坚持王权自治的复杂矛盾的政治心态。正是这种政治心态的内在作用让刘安在《淮南子》的著述中，不但抱有“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并存的双重立场，而且使二者在黄老政治理念的包容中交错融合在一起，进而形成其所言“刘氏”的丰富意涵，由中即可深切认识其根本的著述意图所在。
三黄老新“道治”：《淮南子》文本结构与思想体系
从“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出发，淮南王刘安试图通过《淮南子》的著述，集中表达其为“刘氏”立言的政治意图，既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也为淮南国在内的诸侯王国的存在发展，探求和提供一种能够兼顾满足二者的现实需求，实现其和谐共存、互不侵害的务实缜密的政治方案。基于此根本意图，刘安对《淮南子》一书的实际内容进行了整体性的规划设计，在《要略》中以“道治”思想为核心理念及枢轴，坚持“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基本原则，系统地运用“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8]（P1 437）的“三才”思维方式，深细地安排《淮南子》的文本结构，并以此为实际的理论载体，构建起自身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尽管结合20篇的正文内容来看，《淮南子》对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具体阐发，由于其通过“淮南学派”集体化的著述方式，试图对先秦百家之学进行全面的吸纳会通，并力求“要在汉朝所统治天下的各种思想、各种势力全都容许的同时，而实现这些更缓和的大调和、大统一”[10]（P75），因此并“不像《要略》所自诩的那样圆满无碍，其中彼此重复、不想一致乃至相互矛盾处还是不少的”[5]（P161）；但也必须看到的是，这些不足之处只是局部的、枝节的，并没有动摇和改变《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总体框架和理论体系，其实际存在仍然受到后者的观照与限制。 从《要略》着眼，可知淮南王刘安对《淮南子》一书文本结构的缜密规划安排。一方面，刘安“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对全书20篇正文的思想要旨逐一进行概括和黄老化的阐释；另一方面，从全书的整体出发，对各篇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曲行区入”的深入诠解，在“序其微妙，论其大体”[8]（P1 437）中，揭示其“穷道德之意”的总体性的著述意图：
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氾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8]（P1 454）
在刘安看来，这种紧密衔接、相互依存的文本逻辑结构能有效地达到“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的理论目的，充分展示其贯通天人古今之学的黄老新“道治”思想，“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8]（P1 454）。从始至终，刘安都是以“道治”视域来审视和观照20篇正文及其著述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因为在其而言，“纪纲道德”是“经纬人事”的根本所在，也是在融铸百家之学中“繁然足以观终始”的核心依据，“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8]（P1 439）。如从20篇正文的具体内容来看，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文本结构的此种阐述基本上是准确的，符合全书的思想内容
也有学者认为刘安在《要略》中对全书20篇关系的阐述并不具有缜密的逻辑结构，“表层序列称不上是一个有序的话语结构”，因为《淮南子》一书只是“走向综合系统或中和系统，而不是理论体系”[11]（P12）。此种观点并没有深入把握《淮南子》以“道治”为中心观照和构建全书文本建构与思想体系的根本意图，对《淮南子》在此基础上具有的黄老新道家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表现出过度以西格中、以今格古的诠释局限，造成既承认《淮南子》具有“深层结构”又否认其具有“理论体系”的矛盾认识。本文认为，《淮南子》的文本结构与理论体系是在黄老新“道治”视域中的思想一致，并不存在二者的割裂或缺失，刘安对此也是具有显著的体系化意识的，因书成于众手，或可言其在各篇具体论述中有所抵牾之处，但若言其各篇不成体系，“荒漫”“芜杂”，则是对《淮南子》文本思想实态的偏离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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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文本内容的诠释，也可从其黄老新“道治”视域出发，对全书21篇有新的审视和划分，进一步明确其内在的理论结构，以及由此显示出实际的思想体系。刘安在《要略》开篇中即言：“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终篇又云：“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8]（P1 462）。很显然，作为汉代黄老政治理念的新阐论，他在《淮南子》著述中最为关切的就是“道”“事”之间的现实沟通与实现；换言之，即是“道”何以“务于治”[8]（P922）的“道治”问题。以此为中心议题，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全书篇章作出“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帝王之道”的三种类型的内容区分。由此认识出发，进一步深入推阐，具体可将《淮南子》21篇大致划分为四大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为其黄老新“道治”思想的“道体论”，也即是本体化的“道论”总纲内容，主要包括《原道》《俶真》2篇。
第二部分为其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天道论”，也即是“天地之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天文》《地形》《时则》等篇。此三篇着重阐发了《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宇宙论、自然论的内容，是其“道治”世界图景的道家自然主义的理论设想与呈现。
第三部分为其黄老新“道治”思想的“人道论”，也即是“人间之事”与“帝王之道”的内容，主要包括《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人间》《修务》《泰族》等篇。其中又可分为三类：论“帝王之道”者（主要为君道论、治国论、治世论内容）有《本经》《主术》《缪称》《齐俗》《兵略》《氾论》《诠言》《人间》《修务》等；论“人间之事”者（主要为人性论、修养论、处世论内容）有《览冥》《精神》《说山》《说林》等；“人道论”的总结主要为《泰族》。以上诸篇是《淮南子》所言“道事观”的具体展开与实践落实，也是黄老新“道治”政治理念的主体部分。
第四部分为其黄老新“道治”思想的综论，也即是对全书正文20篇的内容要义概括与思想体系阐明，主要为《要略》。
从上可见，刘安对《淮南子》一书确实有着深细谨严的理论架构意识，所关注的核心思想议题也正是西汉前期黄老政治发展中所反映出来的实践问题，故而如何对此作出新的总体性的理论回应与解答，便成为刘安及“淮南学派”构建和提出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的历史使命。也因此，《淮南子》所阐发的“道治”理念尤为侧重形而下的“道治”实现问题，即道、人关系问题，而非热衷于形而上的本体化“道”论的哲学思辨。从《淮南子》极为关切治国实践问题的大量论述如行政管理[12]（P615-624）、用人之道[13]（P89-97）、政治谏议[14]（P13-18）等方面，可顯见其“欲把道家思想推向政治技术的实用层面，而建构出带目的性的工具型道家”[15]（P46）的理论兴趣及倾向。就此而言，刘安通过《淮南子》21篇的文本阐述及其结构安排，根本上是要全面总结西汉统治阶层自汉初以来近70年黄老政治的实践经验，并在广泛融聚会通先秦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对前者作出新的历史性的理论阐释，从而构建起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刘安看来，这种汉代黄老治国理念的新阐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既有“补于主”，亦有“益于治”，所以他在全书最后有云：“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8]（P1 463），以强烈的理论自信对《淮南子》的产生流布作出自我肯定和预期，认为这部“经纬治道，纪纲王事”的“刘氏之书”，必能对西汉王朝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以后的历史事实并不如其所愿，但是刘安及“淮南学派”对西汉黄老政治所作出的理论总结与再创新的贡献，却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及意义，是汉代思想史上十分可贵的理论资源和遗产。 四构建“道治良序”：《淮南子》著述追求与政治理想
在《要略》中，刘安对《淮南子》所进行的文本结构与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并不仅仅具有文本思想方面的意义，而且蕴藉更为深层的著述追求与政治理想，这就是体现于“心身国同治”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中的理想秩序观念及其实践追求，也即是汉代黄老“道治良序”的历史阐扬与诉求。在刘安看来，“道治”思想的关键在于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主体，在“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中兼顾实现“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使外在世俗化的政治秩序与内在超越性的心身秩序交互融合，相契为一，达到“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8]（P1 453-1 454）的理想状态。因此，刘安在《要略》中通过对《淮南子》文本内容的缜密规划与设计，将黄老化“道治良序”的理想秩序观念蕴蓄深远地表达出来，以此显露出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论著内在有异的著述追求与政治理想。
首先，刘安对《淮南子》文本结构的特殊安排隐含其贯通天人古今之学，具体推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逻辑秩序观念。
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文本结构的安排并非随意之举，而是有着谨严独到的著述规划。20篇正文的篇名拟定及思想内容的逻辑展开始终按照其对黄老新“道治”思想的理论认识层次来进行，由形而上的本体化道论总纲逐步推阐至形而下的天道论、人道论，再至整体性的道论总结。从始至终都反映出对“道”何以为“治”的中心问题的切实思考，显示其对黄老新“道治”思想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从总体认识走向局部把握、从自然主义的宇宙论走向人文主义的政治论、从“身国同治”深化到“心身国同治”的理论演化路径。这种对“道治”既宏观又具体、既理想又务实的全面阐述深刻地体现出汉代道家的论“道”思路，及其对先秦道家“道”论的更为深入的体系化、政治化、实践化的历史发展。因此，通过独特的“道治”思维及视野，刘安在思想著述中内在地形成一种汉代黄老化的论“道”逻辑，而《淮南子》20篇正文所具有的特定的文本结构则正是此种理论逻辑结构的自然呈现。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实际关系赋予《淮南子》文本表现以缜密衔接的逻辑秩序性，使之相应地产生出文本形式与思想实态的结构秩序之美。
刘安对《淮南子》文本的逻辑秩序性的体现有着极为自觉的著述意识，尤为注重借鉴先秦易学的思想资源，对《周易》的文本结构特点有所取法。《要略》先指出：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8]（P1 454）
强调以“道”论为本，统摄多元化的理论因素及表达，形成“本”“末”有序的著述逻辑。紧接着以《周易》的文本思想结构为例，进一步指出：
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8]（P1 455）
在刘安看来，《周易》文本与思想始终以《乾》《坤》为中心，由逻辑推演最终形成更为繁复变化的表现形式与思想体系，但究其根本而言，则始终在于《乾》《坤》。因此，刘安认为其以“道”论“治”的黄老思路亦是如此，文本著述虽“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但其本原却在“专言道”论，如“能得本知末”，即可从具体化的文本表现中寻索到内在的论“道”逻辑，进而真正认识和把握黄老新“道治”的思想整体。可见，虽不能完全断言“《易》理演绎的结果对《淮南子》深层结构的构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却可以说《易》学要素的确对《淮南子》的“文本肌理的构成起了”重要的“‘建构性’作用”[11]（P45-46）。
其次，刘安对《淮南子》20篇正文的要旨阐发始终贯穿其“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经纬治道，纪纲王事”[8]（P1 452）的强烈“求治”意识，注重从治国治身之“术”的阐发中突显出“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8]（P1 452）的治政理想秩序观念。
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20篇正文的要旨加以概括，坚持明确的“穷道德之意”的著述原则，始终围绕和贯穿着“道”“人”之间的关系，对“道”何以为“治”的中心问题进行治国治身之“术”的理论阐发，并通过这些具有工具性意义的政治舉措方式，突显出强烈“求治”的治政理想秩序观念。因此，可说《要略》对《淮南子》每篇正文的“总要举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以“术”明“道”，追求实现“道术”合一的“道治良序”，而非其他。
具体而言，20篇正文要旨中所体现出的“术”论意涵有：《原道》中的“守约以治广”，“尊天而保真”；《俶真》中的“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天文》中的“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地形》中的“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使人通回周备”；《时则》中的“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览冥》中的“揽物引类，览取挢掇”；《精神》中的“取象与天”，“使人爱养其精神”；《本经》中的“埒略衰世古今之变”，“樽流遁之观，节养性之和”；《主术》中的“因作任督责”，“提名责实，考之参伍”；《缪称》中的“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齐俗》中的“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道应》中的“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氾论》中的“接径直施，以推本朴”，“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诠言》中的“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兵略》中的“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说山》《说林》中的“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除结细”；《人间》中的“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修务》中的“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泰族》中的“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原心术，理性情”[8]（P1 439-1 453）。由上述可知，刘安对其黄老化的理想治政秩序的追求实现并非只具有形而上的“道”论内涵，而且有着更为具体化的“术”论阐发，极为注重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工具性操作与落实，突显出黄老“道术”合一的政治理念。刘安这种重“治术”的政治务实主义的治政秩序观念是西汉统治阶层在长期的黄老政治发展中所形成的实践传统的理论反映，从中也表明刘安所追求实现的治政理想秩序，尽管有其理想化的诉求，但决非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理念及主张，而是有着极为丰富显著的实践内涵。 再次，刘安对《淮南子》20篇正文的要旨解读及著述旨趣的自我阐述充分体现其重视“内治”“自乐”、追求主体精神自洽超脱的心身秩序观念。
刘安在《要略》中表现出治政理想秩序观念，只是其“道治良序”追求的“外王”层面。与战国黄老不同的是，刘安所试图阐发的汉代黄老秩序理念对“老庄之术”的道家心性思想有着极为深入的汲取融铸，而且经由“生命政治化”与“政治生命化”的审视思辨[16]（P1-15），其构建政治主体内在自洽的心身秩序意识也更为突出，更加迫切希望满足西汉统治阶层的养生与精神信仰的现实需求。故此，刘安对《淮南子》正文20篇要旨的概述中有不少篇章带有较为明显的心性化、生命化的诠释倾向，如前所言“术”论意涵中的《原道》《俶真》《览冥》《本经》《精神》《修务》《泰族》诸篇即是如此。与之相适应，在这些篇章的正文内容中，关于黄老新“道治”的心身秩序理念也都有丰富具体的表现。
不仅如此，刘安还将自身对理想的心身秩序的追求实现通过对《淮南子》著述旨趣的明确的自我阐述表达出来，强调其构建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具有安放政治主体心身的功能作用，能使后者在现实政治发展中保持其内在主体精神的良性存在状态，达到天人合一的“道治”境界。《要略》云：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8]（P1 453-1 454）
出于这种认识，刘安还设想了经由运用《淮南子》的黄老新“道治”思想，西汉统治者可能实现的理想化的治国状态。《要略》云：
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曼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8]（P1 456-1 457）
在这里，很显然，刘安将庄子注重士人个体之“游”的生命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以“帝王”为中心的主体化的治国精神。由此既可见刘安在《淮南子》文本结构与思想体系中对理想心身秩序的突出重视，亦可见其吸纳重铸“老庄之术”后的汉代黄老强烈的经世“求治”的思想特质。
最后，刘安在对《淮南子》与先秦政治学说的对比中，强调《淮南子》作为“刘氏之书”是应西汉王朝的发展形势及现实需求所产生，因而具有强烈的理想秩序构建意识及精神，力图在“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8]（P1 462）中，推动西汉王朝实现“心身国同治”的“道治良序”。
对《淮南子》一书的著述产生，刘安有着明确的自我认识，将其与先秦时期其他学派政治学说的产生展开对比参照，以显示二者在历史产生因缘上的相同性，进而突出《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务于治”的理论特点与政治品性。先秦政治学说流派众多，但刘安在《要略》中主要提及“太公之谋”“儒者之学”“墨子之学”“晏子之谏”“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商鞅之法”等七家。从其所论可知，这些政治学说无一不是应其时代社会及国家政治的现实需求而产生，也无一不具有“与世推移”、经世致用的理论特点。在刘安看来，其所著《淮南子》一书是继这些先秦政治学说之后又一次产生的具有强烈“求治”精神的治国理念，因此必然能适应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所需，发挥出“统天下，理万物”的理论指导作用，以此推动后者治政“合三王之风”，实现黄老化的“道治良序”。由此可见，刘安对《淮南子》一书所给予的政治理想与期许以及其著述意图和实践中所体现出的为“刘氏”谋“治”之“道”的良苦用心。就这种当仁不让的王者著述抱负而论，刘安远胜于有汉一代绝大多数的诸侯王，无愧是王者中的“天下奇才”。
五结语
总括以上所论，在汉代思想史上，《淮南子》的著述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由与内在目的，是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试图为“刘氏”立言的理论实践的产物。从《淮南子》的思想内容来看，刘安为“刘氏”立言，实际上具有“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雙重立场，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和为“刘氏”诸侯王国立言的复杂内涵；而且这种双重立场在《淮南子》中是交错融合在一起的，深刻反映出刘安作为第二代同姓淮南王所内具的既臣服于西汉皇权政治又渴求地方王权自治的政治矛盾心态。《淮南子》的思想著述表明，刘安有着不同于一般诸侯王的政治胸怀与视野，显示其抱有意欲“文治”有为、兴汉之政的根本目的。由此出发，刘安及“淮南学派”在全面总结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经验以及广泛会通融铸先秦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及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进而以政治务实主义的态度，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和贡献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刘安在深细缜密地建构《淮南子》文本结构与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还深层地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以此促使西汉统治者达到“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8]（P1 457）的理想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王朝在“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中走向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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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iewpoint of Huang-Lao New “Dao-governance” in the Han Dynasty
——An Study of Huainanzi’s Writing Intention，Text Structure，Thought System and Political Order
GAO Xu
（Chuhuai Culture Research Center，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Anhui 232001，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Liu’an and Huainan-School is to deeply expound their ideas of the kingdom of Liu in Huainanzi.It implied the dual standpoints of “dynasty politics” and “kingdom of politics”，which in reality 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expounding the ideas of the world of Liu and the kingdom of Liu.On this basis，Liu’an elucidated the “Dao-governance” thought and designed the structure of Huainanzi’ text.He promoted the overall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Huang-Lao new ideology which was named “Taoism” to the world about the strategy of ruling a nation and self-cultivation，trying to realize the secular political order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interaction of psychosomatic order and to prompt the rulers to obtain bett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Huainanzi；Liu’an；Huang-Lao；dynasty；king；Dao-governance；order
（责任编辑
胡海金）
关键词：
《淮南子》；刘安；黄老；王朝；王国；道治；秩序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5-00-09
一引言
在汉代思想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的代表性论著——《淮南子》一书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历史因由。在以往的“淮南子学”研究中，受《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传统史籍的影响，学者一般都认为刘安组织门下宾客编著《淮南子》，内在的动机在于试图通过“文治”的方式与手段，为自己博取更高的政治声望，达到“流誉天下”[1]（P3 082）的现实目的。这种对《淮南子》著述意图的传统认识承袭流衍至现代，更为有些学者进一步推阐发挥，变为一种“为谋反或夺权服务说”，认为刘安编著《淮南子》是“对于有天下的汉武帝的肆无忌惮的攻击”，“与武帝对立”，而“《鸿烈》集道术的号召成了精神斗争的武器”，其“野心在这里是通过了政权争夺的实质而展开学术的‘鸿烈’旗号的”[2]（P74）。因此，《淮南子》深刻地反映出刘安“时刻觊觎着最高权力并伺机而动”的“权势欲”与“政治野心”[3]（P223-224），是他“走上以文才讨好皇帝，力图顺利取得刘氏政权，而为其祖母、父亲报仇的道路”[4]（P92）的现实表现。与这种看法有所不同，也有一些学者并未过度夸大《淮南子》著述意图的政治消极性，而是对刘安采取较为正面公允的态度：或认为刘安编著《淮南子》有着“个人和社会动机两个方面”，既是为了自己在内的个体生命“得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是“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长远统治，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学说”[5]（P154）；或强调刘安自身热衷于从事学术思想著述“内在冲动”，以及西汉前期“藩国文术繁荣的外在刺激”[6]（P32-41）。
应该说，以上两种关于《淮南子》著述意图的观点都有内在的合理因素，尤其是后一种更能切近淮南王刘安编著《淮南子》的历史初衷及实际意图；但是也要指出，这些看法都未能充分关注和认识《淮南子》全书中多次提到“刘氏”“刘氏之书”
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淮南子》中4次提及“刘氏”，以表现其对西汉政权的政治认同感与归属感。其中《齐俗》《道应》《氾论》中所言“刘氏”均与秦政相比较，以突显“刘氏”自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为反秦暴政的结果，强调其政权存在的历史正义性和合理性；《要略》所言“刘氏之书”则表现刘安及“淮南学派”以《淮南子》著述为己任，力图为西汉王朝探求能够促其“与世推移”、实现“合三王之风”的善政良治的汉代新黄老的治国方略。
的复杂意涵，对其中所隐含的“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著述立场，以及经由此种交错立场所反映出的力图为“刘氏”政权立言，构建和提供一种贯通天人古今之学、“心身国同治”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的深层次意图，也都缺少应有的深入剖析和探讨。故此，本文结合“淮南学派”整体的历史因素，从“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淮南王刘安编著《淮南子》的根本动机与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淮南子》所具有的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的理论实质，及其文本结构和思想体系的特殊而具体的意涵呈现。借由以下研讨，也试求深化和推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为“刘氏”立言：基于王朝与王国立场的双重考量
作为西汉前期重要的诸侯王，淮南王刘安组织门下宾客精心撰著《淮南子》一书，既是满足他于学术文化事业的“有为”心理，又是反映他身为王者所具有的极为复杂的政治心态与深层意图。换言之，《淮南子》的构思、撰著、成书及进献始终都蕴藉着刘安特殊的政治动机与意图，是他对自身所处政治时代、地位与环境切身体验后的综合反映，无可置疑地带有不可替代的个人思想印记。从《淮南子》的文本思想出发，结合淮南王刘安在西汉皇权政治中不同一般的身世地位，可知其著述《淮南子》实则有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内在立场，而此种双重立场通过为“刘氏”立言的方式得到深刻的表达，一方面显示出交错融合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透露出刘安作为诸侯王所具有的既臣服大一统的皇权政治又“反对控制”“希望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7]（P54-59）的矛盾心态。
其一，刘安对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的实现持有肯定和接受的态度，并具有显著的政治归属感与使命感。他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根本上是基于大一统的“天下观”的“王朝政治”立场及视野。
身为西汉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刘安认为西汉王朝的代秦而兴是反抗后者“暴政”发展的历史结果，与“汤武受命”一样，具有内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而且意味着传统王朝政治正统的时代赓续。一方面，刘安在《淮南子》中表现出强烈的“过秦”意识，站在西汉王朝的立场上，严厉批判秦始皇、秦二世时期的“亡秦之政”，强调其穷兵黩武、纵欲极奢、与民争利、“与民为仇”的反民本主义的“暴政”实质。《氾论》云：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8]（P942-943） 《齐俗》云：
秦王之时，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8]（P826）
《人间》云：
秦皇挟录图……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8]（P1 288-1 290）
《兵略》云：
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然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8]（P1 062-1 063）
另一方面，刘安特意突出秦亡汉兴的必然性，将西汉王朝的建立视为天命人心所归的结果，认为其合乎秦末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具有反秦“暴政”的重大进步意义。《道应》云：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8]（P894）
《人间》云：
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8]（P1 290-1 291）
《氾论》云：
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8]（P943-944）
出于这种认识，刘安还将“汉代秦立”与“武王伐纣”之事相并举，表现出以“周政”褒扬“汉政”的内在意图，将西汉王朝的建立发展视为“周政”的道义性的历史继承，强调“汉政”对“秦政”的优越性、超越性。《氾论》云：
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8]（P944）
正是在极为突显的秦、汉政治比较论中，刘安在西汉前期思想史上，以王者身份又一次强调论证了西汉王朝存在发展的政治正义性和合理性，及其接续周、秦政治遗产的历史正统性。
刘安在《淮南子》中不仅着眼王朝更替来肯定“刘氏”政权的历史建立，而且以强烈的民本主义精神审视西汉大一统政治产生的进步意义，表现出一种新的宏观的“天下”意识。《览冥》云：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數十万，破车以千百数……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故。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8]（P492-496）
在刘安看来，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的大一统政治局面重新出现，“力征”而“人虐”的战国时代得以终结，广大的社会民众摆脱了战乱之苦，国家、社会也开始进入新的稳定良好的发展阶段。《览冥》云：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8]（P497）
刘安进而对即位不久的武帝刘彻提出谏言，“希望武帝能以黄老之术治身治国”[8]（导读，P9），维持汉初以来黄老政治发展的良好局面，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及国策，推动王朝政治兴盛发展，真正实现道家式的理想治世。《览冥》云：
辅佐有能，黜谗佞之端，息巧辩之说，除刻削之法，去烦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消知能，修太常，隳肢体，绌聪明……则是所修伏牺氏之迹，而反五常之道也。[8]（P497）
正是出于对西汉王朝的内在认同和归属，对汉初黄老化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肯定与接受，刘安在《淮南子》中展示出一名汉代王者应有的政治使命感，意图站在“王朝政治”的立场上，通过著述这部“刘氏之书”，当仁不让地为武帝时期的统治阶层提供一套带有总体性意义的黄老治国方略，并热切期待其“布之天下”，充分服务于“刘氏”政权，发挥出“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8]（P1 463）的理论指导性。由此可见，基于大一统的“天下观”的“王朝政治”立场，对刘安著述《淮南子》的政治心态及行为，实际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内在影响，成为其为“刘氏”天下立言的强烈动力。就此而言，刘安拥有远超西汉一般诸侯王的政治胸怀与理论视野，他能汇聚“淮南学派”的众智群力，构建出“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汉代新黄老思想体系，绝非偶然。
其二，刘安身为西汉第二代同姓淮南王，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淮南国本位意识，对后者在文、景、武时期不断恶化的政治发展环境，产生充满不安全感的忧患意识，并力图将这种“王国立场”反映到《淮南子》中，为“刘氏”诸侯王国立言，要求恢复和维持汉初以来宽松自治的王国政治局面。
西汉前期的淮南国经历过异姓、同姓四王。其中汉初枭雄黥布为异姓淮南王，后为汉高祖刘邦诛灭；同姓淮南王有3人，为刘长、刘喜、刘安，而“三刘”中，刘长、刘安为父子淮南王。因文帝时期刘长牵涉所谓的“谋反”事件，故他被废黜后，城阳王刘喜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至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曾短期内被徙封淮南王故地。在西汉淮南国历史上，除去黥布、刘喜外，刘长、刘安父子前后为淮南王长达66年时间，历经高、惠、吕、文、景、武时期，几与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相始终，因此作为“刘氏”同姓，刘安事实上将淮南国视为其父刘长以来家族的固有封地，形成根深蒂固的淮南国本位意识 《淮南子》在《天文》中曾明确提及“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时为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是年夏五月，“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刘安16岁。《淮南子》中“淮南元年”的出现充分反映出刘安及“淮南学派”所具有的自我中心的淮南国本位意识，因为这是从政治时间观念上对淮南国历史存在与发展的自我确认。与此相对照，《淮南子》中却无一处具体标识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皇权时间观念，只是在《览冥》中笼统地提到“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由此亦可见，刘安虽然认同西汉大一统政治，具有“王朝政治”的归属意识及立场，但就其现实状态而言，“王国政治”立场更为切身直接。
。由于其父失国亡身的教训以及文、景时期“削藩”政治的影响，刘安一生对淮南国的存亡兴废问题抱有紧张的不安全感，唯恐步其父后尘，这也使刘安在景、武时期先后出现过多次严重的政治失措行为，最终仍未能逃脱身死国除的悲剧命运。
也因为这种强烈的淮南国本位意识，刘安在《淮南子》中时常表现出对理想的诸侯王国政治发展的期望与追求，并以道家化的复古主义倾向对其在古今对比中进行思想肯定与推崇。《本经》云：
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乃举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党，封其墓，类其社，卜其子孙以代之。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澹贪主之欲……[8]（P602-603）
刘安对西汉大一统政治中中央汉廷与地方诸侯王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有着“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现实诉求，而且在对“帝”“王”“霸”“君”等不同政治状态的论述中，具体阐述对二者各自发展内涵的界定，以及对其和谐并存关系的理想设计。《本经》云：
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厌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类，赢缩卷舒，沦于不测……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予之与夺也，非此无道也。故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8]（P582-584）
对此种理想的诸侯王国发展状态，刘安在《时则》中有着更为具体的阐述，以道家与阴阳家思想交融的自然主义政治时序观，强调“封诸侯”“使诸侯”“合诸侯”“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刍享”[8]（P396-431）等诸侯王国政治发展的常态化的秩序观念。
由上所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刘安在《淮南子》著述中都有显著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融合，内在地折射出西汉前期淮南国的现实发展境遇，也深刻地反映出刘安作為地方诸侯王，对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历史认识与态度。显而易见，著述《淮南子》时期的刘安并没有表现出对汉廷中央及大一统政治的敌对不满，相反，却有着为实现“刘氏”天下的长治久安而竭心谋策的政治归属感与使命感，这也是他能以超越诸侯王国的狭隘利益视域的思想气度，着力构建起有益于西汉王朝发展的新黄老治国方略的根本原由。
在为“刘氏”天下立言的同时，刘安作为西汉前期颇具影响的诸侯王，也在为“刘氏”诸侯王国立言。淮南国在西汉前期大一统政治的重大转变中，所受皇权政治的冲击震荡十分突出。前后四名淮南王中，仅有过渡性质的刘喜得以善终，黥布、刘长、刘安三人都以“谋反”的罪名而被诛，难逃身死国除的政治惨剧。这种“淮南多反王”的特殊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浓缩和反映出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的历史发展命运。在皇权政治日益强势崛起的过程中，西汉大一统政治不断收紧发展，汉初以来相对宽松自治的诸侯王国政治一去不返，而汉廷中央与诸侯王国的政治利益格局也在“削藩”与反“削藩”中重新被调整与塑造。身为长期被猜嫌、防范、控制与打击的重要对象，刘长、刘安时期的淮南国远比同时代的一般诸侯王国感受压抑更深。刘安年幼时即经历其父因所谓“谋反”事件而被废身亡的政治重挫，所以对淮南国的现实存亡问题始终有着敏感而强烈的政治反应。受此深刻影响，刘安在《淮南子》中产生既自觉臣服于皇权又渴求坚持王权自治的复杂矛盾的政治心态。正是这种政治心态的内在作用让刘安在《淮南子》的著述中，不但抱有“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并存的双重立场，而且使二者在黄老政治理念的包容中交错融合在一起，进而形成其所言“刘氏”的丰富意涵，由中即可深切认识其根本的著述意图所在。
三黄老新“道治”：《淮南子》文本结构与思想体系
从“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出发，淮南王刘安试图通过《淮南子》的著述，集中表达其为“刘氏”立言的政治意图，既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也为淮南国在内的诸侯王国的存在发展，探求和提供一种能够兼顾满足二者的现实需求，实现其和谐共存、互不侵害的务实缜密的政治方案。基于此根本意图，刘安对《淮南子》一书的实际内容进行了整体性的规划设计，在《要略》中以“道治”思想为核心理念及枢轴，坚持“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基本原则，系统地运用“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8]（P1 437）的“三才”思维方式，深细地安排《淮南子》的文本结构，并以此为实际的理论载体，构建起自身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尽管结合20篇的正文内容来看，《淮南子》对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具体阐发，由于其通过“淮南学派”集体化的著述方式，试图对先秦百家之学进行全面的吸纳会通，并力求“要在汉朝所统治天下的各种思想、各种势力全都容许的同时，而实现这些更缓和的大调和、大统一”[10]（P75），因此并“不像《要略》所自诩的那样圆满无碍，其中彼此重复、不想一致乃至相互矛盾处还是不少的”[5]（P161）；但也必须看到的是，这些不足之处只是局部的、枝节的，并没有动摇和改变《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总体框架和理论体系，其实际存在仍然受到后者的观照与限制。 从《要略》着眼，可知淮南王刘安对《淮南子》一书文本结构的缜密规划安排。一方面，刘安“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对全书20篇正文的思想要旨逐一进行概括和黄老化的阐释；另一方面，从全书的整体出发，对各篇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曲行区入”的深入诠解，在“序其微妙，论其大体”[8]（P1 437）中，揭示其“穷道德之意”的总体性的著述意图：
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氾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8]（P1 454）
在刘安看来，这种紧密衔接、相互依存的文本逻辑结构能有效地达到“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的理论目的，充分展示其贯通天人古今之学的黄老新“道治”思想，“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8]（P1 454）。从始至终，刘安都是以“道治”视域来审视和观照20篇正文及其著述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因为在其而言，“纪纲道德”是“经纬人事”的根本所在，也是在融铸百家之学中“繁然足以观终始”的核心依据，“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8]（P1 439）。如从20篇正文的具体内容来看，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文本结构的此种阐述基本上是准确的，符合全书的思想内容
也有学者认为刘安在《要略》中对全书20篇关系的阐述并不具有缜密的逻辑结构，“表层序列称不上是一个有序的话语结构”，因为《淮南子》一书只是“走向综合系统或中和系统，而不是理论体系”[11]（P12）。此种观点并没有深入把握《淮南子》以“道治”为中心观照和构建全书文本建构与思想体系的根本意图，对《淮南子》在此基础上具有的黄老新道家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表现出过度以西格中、以今格古的诠释局限，造成既承认《淮南子》具有“深层结构”又否认其具有“理论体系”的矛盾认识。本文认为，《淮南子》的文本结构与理论体系是在黄老新“道治”视域中的思想一致，并不存在二者的割裂或缺失，刘安对此也是具有显著的体系化意识的，因书成于众手，或可言其在各篇具体论述中有所抵牾之处，但若言其各篇不成体系，“荒漫”“芜杂”，则是对《淮南子》文本思想实态的偏离误读。
。
结合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文本内容的诠释，也可从其黄老新“道治”视域出发，对全书21篇有新的审视和划分，进一步明确其内在的理论结构，以及由此显示出实际的思想体系。刘安在《要略》开篇中即言：“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终篇又云：“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8]（P1 462）。很显然，作为汉代黄老政治理念的新阐论，他在《淮南子》著述中最为关切的就是“道”“事”之间的现实沟通与实现；换言之，即是“道”何以“务于治”[8]（P922）的“道治”问题。以此为中心议题，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全书篇章作出“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帝王之道”的三种类型的内容区分。由此认识出发，进一步深入推阐，具体可将《淮南子》21篇大致划分为四大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为其黄老新“道治”思想的“道体论”，也即是本体化的“道论”总纲内容，主要包括《原道》《俶真》2篇。
第二部分为其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天道论”，也即是“天地之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天文》《地形》《时则》等篇。此三篇着重阐发了《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宇宙论、自然论的内容，是其“道治”世界图景的道家自然主义的理论设想与呈现。
第三部分为其黄老新“道治”思想的“人道论”，也即是“人间之事”与“帝王之道”的内容，主要包括《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人间》《修务》《泰族》等篇。其中又可分为三类：论“帝王之道”者（主要为君道论、治国论、治世论内容）有《本经》《主术》《缪称》《齐俗》《兵略》《氾论》《诠言》《人间》《修务》等；论“人间之事”者（主要为人性论、修养论、处世论内容）有《览冥》《精神》《说山》《说林》等；“人道论”的总结主要为《泰族》。以上诸篇是《淮南子》所言“道事观”的具体展开与实践落实，也是黄老新“道治”政治理念的主体部分。
第四部分为其黄老新“道治”思想的综论，也即是对全书正文20篇的内容要义概括与思想体系阐明，主要为《要略》。
从上可见，刘安对《淮南子》一书确实有着深细谨严的理论架构意识，所关注的核心思想议题也正是西汉前期黄老政治发展中所反映出来的实践问题，故而如何对此作出新的总体性的理论回应与解答，便成为刘安及“淮南学派”构建和提出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的历史使命。也因此，《淮南子》所阐发的“道治”理念尤为侧重形而下的“道治”实现问题，即道、人关系问题，而非热衷于形而上的本体化“道”论的哲学思辨。从《淮南子》极为关切治国实践问题的大量论述如行政管理[12]（P615-624）、用人之道[13]（P89-97）、政治谏议[14]（P13-18）等方面，可顯见其“欲把道家思想推向政治技术的实用层面，而建构出带目的性的工具型道家”[15]（P46）的理论兴趣及倾向。就此而言，刘安通过《淮南子》21篇的文本阐述及其结构安排，根本上是要全面总结西汉统治阶层自汉初以来近70年黄老政治的实践经验，并在广泛融聚会通先秦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对前者作出新的历史性的理论阐释，从而构建起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刘安看来，这种汉代黄老治国理念的新阐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既有“补于主”，亦有“益于治”，所以他在全书最后有云：“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8]（P1 463），以强烈的理论自信对《淮南子》的产生流布作出自我肯定和预期，认为这部“经纬治道，纪纲王事”的“刘氏之书”，必能对西汉王朝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以后的历史事实并不如其所愿，但是刘安及“淮南学派”对西汉黄老政治所作出的理论总结与再创新的贡献，却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及意义，是汉代思想史上十分可贵的理论资源和遗产。 四构建“道治良序”：《淮南子》著述追求与政治理想
在《要略》中，刘安对《淮南子》所进行的文本结构与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并不仅仅具有文本思想方面的意义，而且蕴藉更为深层的著述追求与政治理想，这就是体现于“心身国同治”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中的理想秩序观念及其实践追求，也即是汉代黄老“道治良序”的历史阐扬与诉求。在刘安看来，“道治”思想的关键在于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主体，在“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中兼顾实现“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使外在世俗化的政治秩序与内在超越性的心身秩序交互融合，相契为一，达到“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8]（P1 453-1 454）的理想状态。因此，刘安在《要略》中通过对《淮南子》文本内容的缜密规划与设计，将黄老化“道治良序”的理想秩序观念蕴蓄深远地表达出来，以此显露出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论著内在有异的著述追求与政治理想。
首先，刘安对《淮南子》文本结构的特殊安排隐含其贯通天人古今之学，具体推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逻辑秩序观念。
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文本结构的安排并非随意之举，而是有着谨严独到的著述规划。20篇正文的篇名拟定及思想内容的逻辑展开始终按照其对黄老新“道治”思想的理论认识层次来进行，由形而上的本体化道论总纲逐步推阐至形而下的天道论、人道论，再至整体性的道论总结。从始至终都反映出对“道”何以为“治”的中心问题的切实思考，显示其对黄老新“道治”思想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从总体认识走向局部把握、从自然主义的宇宙论走向人文主义的政治论、从“身国同治”深化到“心身国同治”的理论演化路径。这种对“道治”既宏观又具体、既理想又务实的全面阐述深刻地体现出汉代道家的论“道”思路，及其对先秦道家“道”论的更为深入的体系化、政治化、实践化的历史发展。因此，通过独特的“道治”思维及视野，刘安在思想著述中内在地形成一种汉代黄老化的论“道”逻辑，而《淮南子》20篇正文所具有的特定的文本结构则正是此种理论逻辑结构的自然呈现。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实际关系赋予《淮南子》文本表现以缜密衔接的逻辑秩序性，使之相应地产生出文本形式与思想实态的结构秩序之美。
刘安对《淮南子》文本的逻辑秩序性的体现有着极为自觉的著述意识，尤为注重借鉴先秦易学的思想资源，对《周易》的文本结构特点有所取法。《要略》先指出：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8]（P1 454）
强调以“道”论为本，统摄多元化的理论因素及表达，形成“本”“末”有序的著述逻辑。紧接着以《周易》的文本思想结构为例，进一步指出：
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8]（P1 455）
在刘安看来，《周易》文本与思想始终以《乾》《坤》为中心，由逻辑推演最终形成更为繁复变化的表现形式与思想体系，但究其根本而言，则始终在于《乾》《坤》。因此，刘安认为其以“道”论“治”的黄老思路亦是如此，文本著述虽“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但其本原却在“专言道”论，如“能得本知末”，即可从具体化的文本表现中寻索到内在的论“道”逻辑，进而真正认识和把握黄老新“道治”的思想整体。可见，虽不能完全断言“《易》理演绎的结果对《淮南子》深层结构的构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却可以说《易》学要素的确对《淮南子》的“文本肌理的构成起了”重要的“‘建构性’作用”[11]（P45-46）。
其次，刘安对《淮南子》20篇正文的要旨阐发始终贯穿其“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经纬治道，纪纲王事”[8]（P1 452）的强烈“求治”意识，注重从治国治身之“术”的阐发中突显出“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8]（P1 452）的治政理想秩序观念。
刘安在《要略》中对《淮南子》20篇正文的要旨加以概括，坚持明确的“穷道德之意”的著述原则，始终围绕和贯穿着“道”“人”之间的关系，对“道”何以为“治”的中心问题进行治国治身之“术”的理论阐发，并通过这些具有工具性意义的政治舉措方式，突显出强烈“求治”的治政理想秩序观念。因此，可说《要略》对《淮南子》每篇正文的“总要举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以“术”明“道”，追求实现“道术”合一的“道治良序”，而非其他。
具体而言，20篇正文要旨中所体现出的“术”论意涵有：《原道》中的“守约以治广”，“尊天而保真”；《俶真》中的“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天文》中的“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地形》中的“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使人通回周备”；《时则》中的“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览冥》中的“揽物引类，览取挢掇”；《精神》中的“取象与天”，“使人爱养其精神”；《本经》中的“埒略衰世古今之变”，“樽流遁之观，节养性之和”；《主术》中的“因作任督责”，“提名责实，考之参伍”；《缪称》中的“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齐俗》中的“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道应》中的“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氾论》中的“接径直施，以推本朴”，“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诠言》中的“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兵略》中的“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说山》《说林》中的“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除结细”；《人间》中的“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修务》中的“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泰族》中的“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原心术，理性情”[8]（P1 439-1 453）。由上述可知，刘安对其黄老化的理想治政秩序的追求实现并非只具有形而上的“道”论内涵，而且有着更为具体化的“术”论阐发，极为注重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工具性操作与落实，突显出黄老“道术”合一的政治理念。刘安这种重“治术”的政治务实主义的治政秩序观念是西汉统治阶层在长期的黄老政治发展中所形成的实践传统的理论反映，从中也表明刘安所追求实现的治政理想秩序，尽管有其理想化的诉求，但决非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理念及主张，而是有着极为丰富显著的实践内涵。 再次，刘安对《淮南子》20篇正文的要旨解读及著述旨趣的自我阐述充分体现其重视“内治”“自乐”、追求主体精神自洽超脱的心身秩序观念。
刘安在《要略》中表现出治政理想秩序观念，只是其“道治良序”追求的“外王”层面。与战国黄老不同的是，刘安所试图阐发的汉代黄老秩序理念对“老庄之术”的道家心性思想有着极为深入的汲取融铸，而且经由“生命政治化”与“政治生命化”的审视思辨[16]（P1-15），其构建政治主体内在自洽的心身秩序意识也更为突出，更加迫切希望满足西汉统治阶层的养生与精神信仰的现实需求。故此，刘安对《淮南子》正文20篇要旨的概述中有不少篇章带有较为明显的心性化、生命化的诠释倾向，如前所言“术”论意涵中的《原道》《俶真》《览冥》《本经》《精神》《修务》《泰族》诸篇即是如此。与之相适应，在这些篇章的正文内容中，关于黄老新“道治”的心身秩序理念也都有丰富具体的表现。
不仅如此，刘安还将自身对理想的心身秩序的追求实现通过对《淮南子》著述旨趣的明确的自我阐述表达出来，强调其构建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具有安放政治主体心身的功能作用，能使后者在现实政治发展中保持其内在主体精神的良性存在状态，达到天人合一的“道治”境界。《要略》云：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8]（P1 453-1 454）
出于这种认识，刘安还设想了经由运用《淮南子》的黄老新“道治”思想，西汉统治者可能实现的理想化的治国状态。《要略》云：
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曼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8]（P1 456-1 457）
在这里，很显然，刘安将庄子注重士人个体之“游”的生命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以“帝王”为中心的主体化的治国精神。由此既可见刘安在《淮南子》文本结构与思想体系中对理想心身秩序的突出重视，亦可见其吸纳重铸“老庄之术”后的汉代黄老强烈的经世“求治”的思想特质。
最后，刘安在对《淮南子》与先秦政治学说的对比中，强调《淮南子》作为“刘氏之书”是应西汉王朝的发展形势及现实需求所产生，因而具有强烈的理想秩序构建意识及精神，力图在“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8]（P1 462）中，推动西汉王朝实现“心身国同治”的“道治良序”。
对《淮南子》一书的著述产生，刘安有着明确的自我认识，将其与先秦时期其他学派政治学说的产生展开对比参照，以显示二者在历史产生因缘上的相同性，进而突出《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务于治”的理论特点与政治品性。先秦政治学说流派众多，但刘安在《要略》中主要提及“太公之谋”“儒者之学”“墨子之学”“晏子之谏”“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商鞅之法”等七家。从其所论可知，这些政治学说无一不是应其时代社会及国家政治的现实需求而产生，也无一不具有“与世推移”、经世致用的理论特点。在刘安看来，其所著《淮南子》一书是继这些先秦政治学说之后又一次产生的具有强烈“求治”精神的治国理念，因此必然能适应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所需，发挥出“统天下，理万物”的理论指导作用，以此推动后者治政“合三王之风”，实现黄老化的“道治良序”。由此可见，刘安对《淮南子》一书所给予的政治理想与期许以及其著述意图和实践中所体现出的为“刘氏”谋“治”之“道”的良苦用心。就这种当仁不让的王者著述抱负而论，刘安远胜于有汉一代绝大多数的诸侯王，无愧是王者中的“天下奇才”。
五结语
总括以上所论，在汉代思想史上，《淮南子》的著述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由与内在目的，是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试图为“刘氏”立言的理论实践的产物。从《淮南子》的思想内容来看，刘安为“刘氏”立言，实际上具有“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雙重立场，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和为“刘氏”诸侯王国立言的复杂内涵；而且这种双重立场在《淮南子》中是交错融合在一起的，深刻反映出刘安作为第二代同姓淮南王所内具的既臣服于西汉皇权政治又渴求地方王权自治的政治矛盾心态。《淮南子》的思想著述表明，刘安有着不同于一般诸侯王的政治胸怀与视野，显示其抱有意欲“文治”有为、兴汉之政的根本目的。由此出发，刘安及“淮南学派”在全面总结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经验以及广泛会通融铸先秦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及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进而以政治务实主义的态度，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和贡献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刘安在深细缜密地建构《淮南子》文本结构与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还深层地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以此促使西汉统治者达到“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8]（P1 457）的理想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王朝在“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中走向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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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iewpoint of Huang-Lao New “Dao-governance” in the Han Dynasty
——An Study of Huainanzi’s Writing Intention，Text Structure，Thought System and Political Order
GAO Xu
（Chuhuai Culture Research Center，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Anhui 232001，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Liu’an and Huainan-School is to deeply expound their ideas of the kingdom of Liu in Huainanzi.It implied the dual standpoints of “dynasty politics” and “kingdom of politics”，which in reality 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expounding the ideas of the world of Liu and the kingdom of Liu.On this basis，Liu’an elucidated the “Dao-governance” thought and designed the structure of Huainanzi’ text.He promoted the overall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Huang-Lao new ideology which was named “Taoism” to the world about the strategy of ruling a nation and self-cultivation，trying to realize the secular political order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interaction of psychosomatic order and to prompt the rulers to obtain bett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Huainanzi；Liu’an；Huang-Lao；dynasty；king；Dao-governance；order
（责任编辑
胡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