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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波的博客风波波及到了相关部门和企业，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关于向文波质疑的种种情形，在不少外方投资并购人士看来，尚值得商榷。本刊记者采访了若干外方人士，他们多数是目前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外资投资机构的负责人，对凯雷并购徐工的案例，记者在采访外方人士时听到最多的声音是“只要徐工认为合适就行”，在他们眼里,你情我愿是市场化规则最通俗的诠释。
择优标准之争：
卖3亿还是4亿
向文波：3亿美元的报价不敌4亿？
外资方：出价不是唯一标准
摩根大通的出价比凯雷高出10亿元人民币，三一愿意出更高的价位4亿收购徐工的股权。外资方人士则在三个方面叫板向文波。
问题1：凯雷的报价比最高竞价低了3000万美元还是1亿美元？
细心的人会发现，凯雷的报价如果算上对赌协议的话，比摩根大通的报价少了将近3000万美元。凯雷的报价如果不算对赌协议的7000万美元，则比摩根大通的报价低了近1亿美元。向文波选择了后者的算法。
问题2：竞价高是否一定是最优方案？
新西兰卡尼基迪国际投资集团投资经理张先生认为：“各竞标方案之间没有太强的可比性。谁的方案可以胜出更多取决于招标方的心态，或者说竞标方案的优劣更多是看供需双方的切合程度——招标方最需要的是什么？竞标方能提供的又是什么？而不见得是谁的出价高，谁的方案一定最好。徐工应该不会只根据出价的高低来做选择，它应该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徐工产品可能需要利用国际市场的网络等。”
北京凯森博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同样赞成出价高不一定能竞标成功：“招标方有很多的考虑，比如说相关产业的衔接、市场的对接、产品的延续性以及竞标者的经营能力等。”根据他的分析，从资本运作的角度来说，凯雷更有优势。徐工目前只在国内上市，还没有在境外上市。如果凯雷收购徐工的话，无疑对徐工的境外上市有好处。
问题3：凯雷的附加承诺能否兑现？
凯雷能够以较低的出价胜出，与凯雷对徐工的附加承诺关系甚大。凯雷参与徐工改制附加了若干承诺，如引进发动机等四个项目，直接投资40亿，2010年四个项目达125亿销售额，将凯雷控股的企业投资引来徐州等。不过，向文波对凯诺是否兑现承诺深表怀疑，他得出的结论是“徐工并购案是一场欺骗政府的游戏”。
与向文波一边倒的观点不同，卡尼基迪的张经理分析认为:附加的约定对凯雷和徐工都存在风险，这种风险是双方面的，而不是只有徐工单方面有风险，“凯雷和徐工之间存在着一场博弈。徐工承担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凯雷承担的是得到的实惠和付出的成本之间权衡比较的风险，如果凯雷经过权衡，认为得到的实惠低于付出的成本，可能就会不实现承诺。”
资金使用之争：
留企业还是交国家
向文波：国有资产流失了
外资方：着眼企业发展不是坏事
在向文波眼里，凯雷的方案算的十分精到：根据凯雷的陈述，凯雷投入的现金中，除了用于员工身份置换、资产管理公司回购股份以及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所需外，其余作为增资扩股而用于徐工机械的下一步发展。“徐工并购案的最后条款果如其言，政府除了拿20亿解决遗留问题以外，实际一分钱未得，其它10亿硬生生地被人从口袋里拿出来，又注入到了徐工机械，放回了凯雷的口袋。”（注意：向文波现在的算法是凯雷的总投资额为3.7亿美元）
向文波为三一提出的收购方案是4亿美元全归政府，政府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
细究之下，这其实牵涉到国有资产出售后的资金使用问题。这类资金通常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买断工龄，所谓解决历史问题；二是填补窟窿；三是把所得资金用于投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财务咨询顾问专家周治伟的观点是：“如果将巨额资金投入到当地市场中去，会给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内需上的促动。”
卡尼基迪的张经理则认为，从徐工目前的出发点来看，徐工更多地考虑了长远的利益，“徐工的选择也是正常的，只要徐工认为得到了实惠就可以，这是一个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权衡的问题，有的企业家能看到这一点，有的企业家就看不到这一点。”
招标程序之争：
有无严重缺陷
向文波：招标程序的问题导致一心放弃但又入围三甲的招标现象
外资方：竞标是一种形式，关键看双方的沟通和意向
向文波曾在博客上指出徐工改制招标程序存在的两大问题：第一，“谁能解释财务顾问摩根大通的关联企业参与竞标是否合规？”第二，“还有那个无声无息，得分为零的，据说一心放弃但又入围三甲的第三家是否也有些怪异？甚至是否压根就是一托？”
摩根大通的关联企业参加竞标究竟是否合理呢？
“摩根大通在对徐工有了更多地了解后再参加竞标，无可厚非。如果它在充当这次并购的财务顾问后，发现了徐工的价值，从而参加竞标，说明它对参加竞标是经过慎重权衡的。”凯森博瑞负责人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记者也听到了一种看法：“三一在竞标结束后，再调整价位，其实是不合适的。对于徐工来说，应该不会接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三一并没有了解到徐工的价值，在其他竞标者给出了价值判断后，它再来出高价，说明它最初参加竞标就是盲目的，只能说三一现在的目的就是要争得并购权，而不是基于对徐工价值的正确估量。”
徐工改制过程中最后一轮的竞标者是美国国际投资集团、摩根大通亚洲投资基金、凯雷亚洲投资公司。向文波含沙射影所指的“无声无息”、“入围三甲”的企业可以被理解为指的是美国国际投资集团。
记者联系到了美国国际投资集团中国项目代表李贵祥。他告诉记者，该集团在美国有着雄厚的实力，集团参与徐工竞标的最大优势是资金实力雄厚，资金渠道畅通。
根据李贵祥的说法，美国国际投资集团是有意参与徐工改制项目，该集团参股的要求为绝对控股。
根据向文波在博客上所言，徐工改制刚开始的方案是多家参股，如此看来，美国国际投资集团参与徐工改制和徐工最初的要求是吻合的，入围三甲，既不“怪异”,也不见得是“一托”。
既然向文波提到的两个程序上的问题都遭到了外资方投资界人士的反对，是否就意味着徐工改制的程序毫无瑕疵呢？记者采访后得到的回答是“不尽然。”
一从事投资业务的外资人士表示，“公正招标最核心的问题是信息透明，国外招标程序比较严格：招标的目标、条件、规则、有无附加条件等信息都会公开发布，而且需要说明信息公开的渠道。”
徐工改制中从最初竞标者以为的“多家参股方案”到最后凯雷“独家控股方案”的胜出，多少显示出我国国企改制缺乏经验和程序上的不规范。
动机之争:
为产业安全还是民族情结
向文波：凯雷控股徐工威胁国家安全
外资方：民族情结扩大了
在向文波所有的博客言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徐工涉及的装备制造业被外资控股后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原西门子亚太投资合伙人李柯（瑞典人）对向文波的说法表示不理解。李柯认为，收购必然会对个别企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外资的进入会对整个行业带来好处，消费者可以得到实惠。
卡尼基迪的张经理认为，中国的装备制造业需要引进外资，“国内的装备技术比较落后，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技术，通过自己搞科研来提高技术，有资金上的问题，也有时间上的问题。”
至于凯雷控股徐工会形成外资对行业的垄断的说法，他认为多少有点夸张，“就这一个案例来说，还不至于。
但是，如果外资控股的趋势在这个行业蔓延下去，有可能会形成外资对这个行业的控制甚至垄断：比如在产品结构的选择上就要接受外方的意见。”
李贵祥则认为，民族情结可能被放大了。他举了个例子：日本的公司曾在美国购买大量的房地产，美国人很紧张，惊呼：日本人想干什么？结果怎么样呢？房价并没有被炒得多高，相反，赶上美国经济萧条，日本人购买的房地产一样缩水。李贵祥表示：“国家安全问题不是影响外资收购机械设备企业就可以搞定的。”
择优标准之争：
卖3亿还是4亿
向文波：3亿美元的报价不敌4亿？
外资方：出价不是唯一标准
摩根大通的出价比凯雷高出10亿元人民币，三一愿意出更高的价位4亿收购徐工的股权。外资方人士则在三个方面叫板向文波。
问题1：凯雷的报价比最高竞价低了3000万美元还是1亿美元？
细心的人会发现，凯雷的报价如果算上对赌协议的话，比摩根大通的报价少了将近3000万美元。凯雷的报价如果不算对赌协议的7000万美元，则比摩根大通的报价低了近1亿美元。向文波选择了后者的算法。
问题2：竞价高是否一定是最优方案？
新西兰卡尼基迪国际投资集团投资经理张先生认为：“各竞标方案之间没有太强的可比性。谁的方案可以胜出更多取决于招标方的心态，或者说竞标方案的优劣更多是看供需双方的切合程度——招标方最需要的是什么？竞标方能提供的又是什么？而不见得是谁的出价高，谁的方案一定最好。徐工应该不会只根据出价的高低来做选择，它应该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徐工产品可能需要利用国际市场的网络等。”
北京凯森博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同样赞成出价高不一定能竞标成功：“招标方有很多的考虑，比如说相关产业的衔接、市场的对接、产品的延续性以及竞标者的经营能力等。”根据他的分析，从资本运作的角度来说，凯雷更有优势。徐工目前只在国内上市，还没有在境外上市。如果凯雷收购徐工的话，无疑对徐工的境外上市有好处。
问题3：凯雷的附加承诺能否兑现？
凯雷能够以较低的出价胜出，与凯雷对徐工的附加承诺关系甚大。凯雷参与徐工改制附加了若干承诺，如引进发动机等四个项目，直接投资40亿，2010年四个项目达125亿销售额，将凯雷控股的企业投资引来徐州等。不过，向文波对凯诺是否兑现承诺深表怀疑，他得出的结论是“徐工并购案是一场欺骗政府的游戏”。
与向文波一边倒的观点不同，卡尼基迪的张经理分析认为:附加的约定对凯雷和徐工都存在风险，这种风险是双方面的，而不是只有徐工单方面有风险，“凯雷和徐工之间存在着一场博弈。徐工承担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凯雷承担的是得到的实惠和付出的成本之间权衡比较的风险，如果凯雷经过权衡，认为得到的实惠低于付出的成本，可能就会不实现承诺。”
资金使用之争：
留企业还是交国家
向文波：国有资产流失了
外资方：着眼企业发展不是坏事
在向文波眼里，凯雷的方案算的十分精到：根据凯雷的陈述，凯雷投入的现金中，除了用于员工身份置换、资产管理公司回购股份以及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所需外，其余作为增资扩股而用于徐工机械的下一步发展。“徐工并购案的最后条款果如其言，政府除了拿20亿解决遗留问题以外，实际一分钱未得，其它10亿硬生生地被人从口袋里拿出来，又注入到了徐工机械，放回了凯雷的口袋。”（注意：向文波现在的算法是凯雷的总投资额为3.7亿美元）
向文波为三一提出的收购方案是4亿美元全归政府，政府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
细究之下，这其实牵涉到国有资产出售后的资金使用问题。这类资金通常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买断工龄，所谓解决历史问题；二是填补窟窿；三是把所得资金用于投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财务咨询顾问专家周治伟的观点是：“如果将巨额资金投入到当地市场中去，会给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内需上的促动。”
卡尼基迪的张经理则认为，从徐工目前的出发点来看，徐工更多地考虑了长远的利益，“徐工的选择也是正常的，只要徐工认为得到了实惠就可以，这是一个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权衡的问题，有的企业家能看到这一点，有的企业家就看不到这一点。”
招标程序之争：
有无严重缺陷
向文波：招标程序的问题导致一心放弃但又入围三甲的招标现象
外资方：竞标是一种形式，关键看双方的沟通和意向
向文波曾在博客上指出徐工改制招标程序存在的两大问题：第一，“谁能解释财务顾问摩根大通的关联企业参与竞标是否合规？”第二，“还有那个无声无息，得分为零的，据说一心放弃但又入围三甲的第三家是否也有些怪异？甚至是否压根就是一托？”
摩根大通的关联企业参加竞标究竟是否合理呢？
“摩根大通在对徐工有了更多地了解后再参加竞标，无可厚非。如果它在充当这次并购的财务顾问后，发现了徐工的价值，从而参加竞标，说明它对参加竞标是经过慎重权衡的。”凯森博瑞负责人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记者也听到了一种看法：“三一在竞标结束后，再调整价位，其实是不合适的。对于徐工来说，应该不会接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三一并没有了解到徐工的价值，在其他竞标者给出了价值判断后，它再来出高价，说明它最初参加竞标就是盲目的，只能说三一现在的目的就是要争得并购权，而不是基于对徐工价值的正确估量。”
徐工改制过程中最后一轮的竞标者是美国国际投资集团、摩根大通亚洲投资基金、凯雷亚洲投资公司。向文波含沙射影所指的“无声无息”、“入围三甲”的企业可以被理解为指的是美国国际投资集团。
记者联系到了美国国际投资集团中国项目代表李贵祥。他告诉记者，该集团在美国有着雄厚的实力，集团参与徐工竞标的最大优势是资金实力雄厚，资金渠道畅通。
根据李贵祥的说法，美国国际投资集团是有意参与徐工改制项目，该集团参股的要求为绝对控股。
根据向文波在博客上所言，徐工改制刚开始的方案是多家参股，如此看来，美国国际投资集团参与徐工改制和徐工最初的要求是吻合的，入围三甲，既不“怪异”,也不见得是“一托”。
既然向文波提到的两个程序上的问题都遭到了外资方投资界人士的反对，是否就意味着徐工改制的程序毫无瑕疵呢？记者采访后得到的回答是“不尽然。”
一从事投资业务的外资人士表示，“公正招标最核心的问题是信息透明，国外招标程序比较严格：招标的目标、条件、规则、有无附加条件等信息都会公开发布，而且需要说明信息公开的渠道。”
徐工改制中从最初竞标者以为的“多家参股方案”到最后凯雷“独家控股方案”的胜出，多少显示出我国国企改制缺乏经验和程序上的不规范。
动机之争:
为产业安全还是民族情结
向文波：凯雷控股徐工威胁国家安全
外资方：民族情结扩大了
在向文波所有的博客言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徐工涉及的装备制造业被外资控股后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原西门子亚太投资合伙人李柯（瑞典人）对向文波的说法表示不理解。李柯认为，收购必然会对个别企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外资的进入会对整个行业带来好处，消费者可以得到实惠。
卡尼基迪的张经理认为，中国的装备制造业需要引进外资，“国内的装备技术比较落后，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技术，通过自己搞科研来提高技术，有资金上的问题，也有时间上的问题。”
至于凯雷控股徐工会形成外资对行业的垄断的说法，他认为多少有点夸张，“就这一个案例来说，还不至于。
但是，如果外资控股的趋势在这个行业蔓延下去，有可能会形成外资对这个行业的控制甚至垄断：比如在产品结构的选择上就要接受外方的意见。”
李贵祥则认为，民族情结可能被放大了。他举了个例子：日本的公司曾在美国购买大量的房地产，美国人很紧张，惊呼：日本人想干什么？结果怎么样呢？房价并没有被炒得多高，相反，赶上美国经济萧条，日本人购买的房地产一样缩水。李贵祥表示：“国家安全问题不是影响外资收购机械设备企业就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