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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
【编者的话】“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之于耳，已成历史回声。虽说常识，但却是仍令今天的人们值得深思回味的。大学之大，大在何处。非在高楼堂皇，外表光鲜，花团锦簇，冠盖如云。当一代代的学人渐行渐远，回望历史，政治纷争，时难唯艰，都不能阻挡以學问为志业的人前行步伐，“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精神，致力学术研究。大学能得其“大”，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视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天平上，贡献之大。大学能成就其“大”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一代学人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中民主、自由的学术研究风尚，其内化所形成的识人之才，用人之能，留人之德的机制，提供孕育产生大师及人才辈出的土壤和环境，“桃李不言，自下成蹊”。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西南联大”就是明证。时代在发展，这一传承，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不给后来者留下“斯人已去斯文尚在否”的遗憾？
对于一个优秀的学术团队成长来说，回溯历史，也概莫能外。对既往的历史，正如过去的人所言，“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今天的学人尤要秉持这样的精神。
〔摘要〕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是中国国内最早从事专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机构之一，并在中国古代冶金史学术研究中做出了一系列杰出贡献。文章通过对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早期创建人之一——孙淑云教授的访谈①，回溯了该所早期创建和发展情况。②
〔关键词〕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冶金史
〔中图分类号〕 K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001-07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中国学者柯俊③院士却提出了“十大发明”，并对“十大发明”之一的冶铁技术极为肯定。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生铁和生铁炼钢技术是世界公认第一的，它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④。在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就有这样一个学术团队，他们在柯俊院士的带领下，执著于中国古代冶金史的研究，在该领域耕耘了近四十年，取得了一系列让国内、外同行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术范式。
他们是如何走上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学术之路？又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展开研究工作的？他们对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怀揣着怎样的追求和热情？本文对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早期创建人之一——孙淑云教授进行了访谈，对该所的创建与发展进行了历史回溯。
一
宋：您是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所早期创建人之一了，可是听说您大学学的是生物化学专业，后来怎么进入了冶金史领域？
孙：是这样，我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69年毕业，1972年到北京钢铁学院基础部化学教研室做助教工作。不久，基础部就解散了,我被分到材料系金相教研室,当时教学改革要求把课堂搬到工厂，在实践中学习。于是我与李静波等老师一起带学生到南口机车车辆厂和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热处理车间，边劳动边教学，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金属学概念和热处理实践。
我开始冶金史研究，其实非常偶然。1974年暑假，当时正是“文革”后期,“四人帮”搞所谓的“批儒评法”①,金相教研室主任李静波老师找到我说：“学校要求各教研室派人参加学习班，你是我们教研室最年轻的老师，你就去学习一下吧”，于是我就去报了到。这个学习班分两个组，“教育史组”和“冶金史组”，统称“理论组”。“教育史组”研究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冶金史组”研究冶金史上的儒法斗争，我被分到冶金史组。当时的任务是从西汉桓宽写的《盐铁论》看儒法两家思想对冶金技术发展的不同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找出儒家思想如何阻碍冶金的发展，而法家思想如何促进冶金发展。
我们的工作先从查阅冶金史料开始。我们学校图书馆存有很多珍贵的冶金史资料，这是上世纪50年代图书馆馆长胡庶华②等几位老先生从二十四史和其他史书中摘录出来的。我们在阅读这些冶金史料中，发现冶金领域儒法斗争与中国冶金技术的兴衰并无必然联系，所以我们决定不局限于所谓的“批儒评法”，而是编一本《中国冶金简史》，因此暑期学习班结束后，我们暂时没回原单位工作，都留了下来，这就是“冶金史组”的由来。我也从此开始了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的冶金史研究。
宋：“理论组”成立时，你们的组织关系在哪儿？参加“冶金组”的老师都是来自哪些专业的？
孙：1974年“理论组”刚成立时，我们几个人的行政关系都留在原单位，党员的组织关系在“理论组”。“理论组”党总支书记是朱新钧，他后来调至教育部，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我们当时办公地点就在图书馆二楼。
“冶金史组”这边由来自校党委宣传部的邱亮辉③老师任组长，成员有我校冶金系炼铁专业的黄务涤④教师，还有董喜林、张长生、姚建芳等校工厂的工人师傅。不久，大约是10月份，吴坤仪⑤老师和刘建华同志也加入进来。吴坤仪老师来自我校党委组织部，担任冶金史组副组长，兼“冶金史组党支部”的书记。当时我们钢铁学院还有一些专业教研室的老师业余参加研究工作，如金相教研室吴承建、胡梦怡等，压力加工教研室王克智，地质教研室也有教师参加。
宋：一般人看来，研究历史就是查阅历史文献资料，但是，你们并没局限于此，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文献与实践的结合，因此有了后来的一段戏称为“周游列国”之行。您能详细地谈谈吗？
孙：（笑）你也听说了，这是一段让人难忘的经历。编写冶金史的过程中，我们就意识到，光靠文献资料是不行的，还需要有考古样品的检验支撑。所以1974年底，我和黄务涤、王克智、姚建芳一起去河北、河南、陕西、山西进行考古冶金调研，开始了我们的“周游列国”之行。在当地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文物管理所的文博人员协助下，参观考察了滑县、林县、巩县、侯马等地冶金铸造遗址，在河北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文物管理所、新乡市文物管理所、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和侯马工作站等10多个文博单位库房翻找、挑选了一大批古代金属样品。也因此结识了李京华、于晓星、韩伟、张万忠等考古专家。这次考察历时近三个月，1975年元旦我们是在新乡度过的。我记得当我风尘仆仆回家后，我1岁8个月的女儿见到我，都躲着我，似乎不认识我了。
这次考察是我们“冶金史组”首次出访，与文博单位和文物考古工作者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使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北京钢铁学院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冶金史的小组，也为“中国冶金简史”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考察、实验和编书过程中，我发现我国古代冶金技术是相当先进的，那些奇特的发明创造，令人惊叹不已，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觉得冶金史值得我一辈子去研究。
宋：当时组建“理论组”带有明确的“批儒评法”的政治目的，你们转向学术研究，难道没有遇到什么政治风险吗？
孙：在学校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大学毕竟是有搞学术研究的传统的。至于是否遇到什么阻力和风险，你们可以再访问一下邱亮辉老师，他是当时的负责人，可能了解更多情况。
宋：“理论组”的成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四人帮”粉碎后，“冶金史组”去向如何呢？
孙：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理论组”解散，“教育史组”的人员基本都回到原单位，而“冶金史组”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增添了新的力量，其中就有韩汝玢①老师由教育史组转到我们这边来。这一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提出编写“中国冶金技术史”的提议，经我们“冶金史组”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冶金部科技司决定为“中国冶金技术史”的编写、出版，牵头组织研究队伍，并提供经费资助。于是由我校和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三个单位组成“中国冶金史编写组”，编写人员以我校冶金史组的人员为主，增加了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的朱寿康②、胡文龙，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华觉明③和何堂坤④。中国冶金史的编写过程中，先后还有来自冶金系统新疆阿尔泰的杜发青工程师、首钢的刘云彩工程师，我校科研处副处长高武勋教授也参加过研究工作。
对后来“冶金史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柯俊教授从“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成立后，就一直担任我们的顾问。他的这个顾问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名义顾问，而是对冶金史的研究和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巨大贡献的学术引领者。柯先生早在1974年就开展了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出土铁刃铜钺的研究，这是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⑤所长和河北省考古研究所委托进行的一项涉及中国冶铁起源的重要工作，研究论文于1979年在美国学术杂志Art Orientalis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宋：“中国冶金史编写组”同“冶金史组”一样，也应该不是一个独立的科研单位吧？它在行政上归属于哪个部门？
孙：是这样，30余年，我们冶金史组的名字几经更改，在校内行政归属上也发生了变动。1981年“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1993年成立了“冶金史研究所”，1996年更名为“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00年以前，在校内归属上，一直归行政单位科研处代管，2000年行政上由科研处转到冶金学院。
宋：作为一个学术部门，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分，在发展中是不是会遇到很多困难？
孙：的确如此，我们时常感到有一种“被人收养、寄人篱下”的感觉。我们在科研经费、实验设备、人员配置、职称评定、提职提薪等方面，长期处于困境，经常自嘲是：“总共只有七、八个人，五、六条抢”、“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墙内开花、墙外香”。但我们的团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不离不弃、持之以恒，埋头冶金史研究。
宋：是什么力量使你们安下心来专心于冶金史研究？
孙：我们“冶金史组”单位小，无论怎样窘迫，却始终站立不倒。分析原因有多种，其中主要是三点，一.是大家对冶金史研究价值的认识和热爱，大家有一种事业的成就感、集体的自豪感；二是由柯俊院士引领的学术团队，长期形成的良好学风和科研机制，使得我们在学术上形成优势及工作上取得显著的成绩；三是团结、奋进的冶金史小集体，温暖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别看我们在图书馆的办公室陈旧、简陋，但那是我们温暖的家。就连外单位与我们有工作联系的人，也都喜欢我们的老办公室。上海博物馆的廉海萍说，我每次想到你们老办公室都有一种温暖的回家的感觉。我们的学风和传统始终保持不变，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宋：“冶金史所”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除了您前面总结的三点之外，在研究特色和研究方法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吗？
孙：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冶金史研究的独特之处。
一是文献的收集整理方法。在我们冶金史组开展研究之前，国内外冶金史研究方法主要集取古代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包括李约瑟研究所在内，这是进行科学技术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冶金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冶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在重视古文献的同时，注重我国近代开始到上世纪初的地质矿产调查，这些调查多是由受了科学教育的地质、冶金工作者进行的，因此调查报告和资料的获取，较之古文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不仅对发展我国的采矿冶金工业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今人研究古代冶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包括矿冶遗址考察与研究和传统工艺调查与研究。矿冶遗址保留有古代采矿冶金的大量信息，如古矿洞、矿石、采矿工具、残炉壁、炉基、炉渣、风管、坩埚、陶范等遗物，是今人研究古代冶金技术的珍贵资料。与考古工作者合作对遗址的年代、性质进行考察、收集冶金遗物做进一步的分析是冶金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另外，我国是一个具有很强传统继承性的国家。许多工艺技术往往是代代相传，经世不绝。因此，调查研究现存的传统工艺对了解古代技术成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是檢测与实验的方法。包括样品的检测分析和实验模拟。样品的检测分析是指利用现代分析仪器和方法对古代金属器物的成分、组织和炉渣、炉壁、陶范等冶铸遗物进行分析检测研究，是冶金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特色之一。实验模拟是指为了探求古代金属冶炼与铸造技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有选择的进行必要的模拟实验是冶金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方法。通过实验有助于了解古代技术的奥秘、解决考古学上有争论的问题。
总体来看，文献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以往单纯文献法的局限，提高了科研的水平。
宋：作为史学研究，除了技术方法的特色之外，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也是不可或缺的吧？
孙：的确，我们冶金史研究，还有就是冶金技术与社会发展结合的方法。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冶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剖析我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冶金技术创新的背景、历史价值及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例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生铁技术、生铁经退火制造韧性铸铁，以及以生铁为原料制钢技术的发明，标志着生产力的重大进步。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
二
宋：冶金史研究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领域，您从事冶金史研究可以说是半路出家，或者说，在当时中国的教育与科研状况下，决定了进入该领域都注定要走一条不断地学习、补课、提升自己的艰辛道路。您能具体谈谈您的经历和体会吗？
孙：我在北师大学习的第二年下半学期还没结束，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在生化专业只学了两年基础化学,外语学的是俄语。要搞冶金史,我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适应的。为此我做了自学、补课的规划,边工作边学习。那几年，我一方面在钢院旁听冶金、铸造、金相、材料等专业课；另一方面在北师大旁听历史系的课程。1977年又参加了北师大化学系举办的“回炉班”，共学习了二年，系统补充了化学专业的课程。同时，我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英语。1986年学校从美国请了外语老师开设教师英语培训班，时任冶金史研究室主任的韩汝玢老师非常支持我报名参加学习。除了上课外，每天晚上听英语磁带，还自录自听，有时半夜醒了也带上耳机听，上班坐在公交车上也在背单词，学英语入了迷。一年下来，我英语听力、口语有很大进步。1988年,柯先生写信推荐我去澳大利亚乌龙岗大学冶金系进行学术访问研究,在那里工作了一年，使我的专业研究水平和英语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澳大利亚期间与J.Dune, N.Kenon等冶金材料学家密切合作,并有幸结识了N.Banard和R.F.Tylecote等冶金史专家。回国后与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得到很多信息。有一次我收到R.F.Tylecote托回国的叶杏脯带给我的很厚一叠冶金史外文资料，他是把资料从英国寄到比利时，当时叶杏脯在那里工作，令我非常感动。
宋：冶金史所在对中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青铜冶金、中国早期铜器研究等领域做出了许多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的工作，形成了一个整体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但每个人又都各有自己的专长，您能讲一下您自己的研究课题吗？
孙：对中国古代铜镜“黑漆古”形成原因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课题。在考察大量出土的铜镜和兵器表面“黑漆古”时，我发现有很多迹象表明“漆古”的形成是自然腐蚀生成的，而不是像国内、外一些研究者所说的“人工有意所为”。比如，出土的有些破碎铜镜，不仅镜面、镜背，而且其断茬都为“漆古”。如果“漆古”是人工所为，不可能把断茬也制作成“漆古”，更何况铜镜作为陪葬物，不可能把破碎的埋入坟墓。铜镜破碎肯定是在地下受应力作用的结果，所以“漆古”是受自然环境中某些腐蚀剂的作用而形成的。从1986年开始，在柯先生、韩老师指导下，我和化学教研室马肇曾老师一起合作指导研究生金莲姬开展“黑漆古”的腐植酸腐蚀形成研究，1994年又协助柯先生指导博士生周忠福进行“黑漆古”更深入的形成机理研究。
宋：非常感谢跟您一起回忆了那段让人难忘的岁月、分享了您的感受。祝您身体健康，祝冶金史所明天更美好。
孙：谢谢你的采访。祝你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后记〕2011年1 月5 日，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为孙淑云教授安排了一次“荣休报告”。会上，孙教授回顾了自己从事冶金史研究36年的生涯和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带我们一起走进那段艰难，却充满着激情的岁月，与会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本篇口述史就是在参考她“荣休报告”的基础上，又进行几次访谈进而补充而完成的，在此深表感谢。
对于冶金史所的明天，孙淑云教授对以梅建军教授为核心的学术团队满怀信心，并提出了自己的殷切希望：继续发扬求实、严谨的良好学风，踏实做学问、不图虚名的传统；继续保持冶金史研究方向在国内领先的学术地位，争创国际一流，加强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与社会二个研究方向的力量，提升研究水平，扩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国内和国际间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争取承担更多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课题研究；希望研究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学科研制度建设,保持团结、奋进、和谐、向上的精神风貌。
（责任编辑：马胜利）
Pioneers in the Field of Study of Chinese Metallurgy History(One)
——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974-2004
Dictator: SUN Shu-yun
SONG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Institute of History of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which is one of the
earliest institutes making specialized study o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ained a series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antiquity history of metallurgy. The paper traces the early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 by interviewing Professor Sun Shu-yun who is one of the early founder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history of metallurgy
〔收稿時间〕2011-06-05
〔作者简介〕宋琳（1973—），女，黑龙江省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
①孙淑云（1945—），女，山东烟台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72年到北京钢铁学院工作。1974年起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1987-1988年在澳大利亚卧龙港大学冶金与材料系进行冶金考古合作研究。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是冶金与材料史。在阐明中国冶金技术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规律及中国古代独特的工艺技术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发表论文120余篇，主编出版学术专著3部。是“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历程”研究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文物保护学会理事，中国铜鼓研究会理事，中国甲胄研究会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②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是中国最早从事专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机构之一，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冶金史研究专门机构。该所成立于1974年，原为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1981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1993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所”，1996年更名为“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柯俊教授担任本所顾问，此外还聘请有前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等10多名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1991、1996年先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科学技术史（工学）专业博士点。2007年在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评估中，被批准成为“一级重点学科”。本所先后承担有“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重要课题，主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代冶金遗物进行研究，揭示材料对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本所目前设有三个研究方向：冶金与材料史、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与社会。在柯俊教授的指导下，冶金史研究和教学取得多项研究成果，其中柯俊院士主持的“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历程”研究成果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及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对中国古代冶金史的研究中，在柯俊院士倡导并组织下召开了国际冶金史会议，至今已经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了七届，对推动冶金史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③ 柯俊（1917—），男，浙江黄岩人。物理冶金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44年获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学术奖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剑桥大学晶体学系学习，1948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到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工作。
④万辅彬/问，柯俊/答. “钢铁大师”的冶金史情缘——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二.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2):1-5. 文中，柯俊院士提出中国古代有“十大发明”，除已知的四大发明外，另外六大发明是：水稻、蚕丝、中医中药、瓷器、生铁及生铁炼钢、马镫。
①批儒评法：是指中国在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借机掀起的反周总理、吹捧四人帮的所谓“评法批儒”的恶浪。江青一伙指使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编造所谓的儒法斗争史，胡说儒家要复辟，法家反复辟，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此问题。江青露骨地声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并暗示周恩来就是“现代的大儒”。同时他们又以评价法家的进步作为幌子，鼓吹吕后、武则天，为江青上台制造舆论。
②胡庶华（1886—1968），男，湖南攸县人。著名教育家、冶金学家。1913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先后入柏林矿科和工科大学，1920年获铁冶金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重庆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校长。建国后，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③邱亮辉（1935—），男，广东大埔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金属热处理专业。
④黄务涤（1931—），男，1956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专业，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⑤吴坤仪（1935— ），女，1958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冶金史专家。
① 韩汝玢（1934— ），女， 1956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金相热处理专业，后留校任教。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金属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②朱寿康（1931— ）男，浙江绍兴人。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工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技术史委员会副主任。
③华觉明（1933—），男，江苏无锡人。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文物科技专家组成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④何堂坤(1940—)男，广西富川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⑤夏鼐(1910—1985)，男，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去伦敦大学留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等职。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编者的话】“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之于耳，已成历史回声。虽说常识，但却是仍令今天的人们值得深思回味的。大学之大，大在何处。非在高楼堂皇，外表光鲜，花团锦簇，冠盖如云。当一代代的学人渐行渐远，回望历史，政治纷争，时难唯艰，都不能阻挡以學问为志业的人前行步伐，“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精神，致力学术研究。大学能得其“大”，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视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天平上，贡献之大。大学能成就其“大”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一代学人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中民主、自由的学术研究风尚，其内化所形成的识人之才，用人之能，留人之德的机制，提供孕育产生大师及人才辈出的土壤和环境，“桃李不言，自下成蹊”。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西南联大”就是明证。时代在发展，这一传承，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不给后来者留下“斯人已去斯文尚在否”的遗憾？
对于一个优秀的学术团队成长来说，回溯历史，也概莫能外。对既往的历史，正如过去的人所言，“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今天的学人尤要秉持这样的精神。
〔摘要〕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是中国国内最早从事专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机构之一，并在中国古代冶金史学术研究中做出了一系列杰出贡献。文章通过对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早期创建人之一——孙淑云教授的访谈①，回溯了该所早期创建和发展情况。②
〔关键词〕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冶金史
〔中图分类号〕 K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001-07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中国学者柯俊③院士却提出了“十大发明”，并对“十大发明”之一的冶铁技术极为肯定。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生铁和生铁炼钢技术是世界公认第一的，它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④。在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就有这样一个学术团队，他们在柯俊院士的带领下，执著于中国古代冶金史的研究，在该领域耕耘了近四十年，取得了一系列让国内、外同行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术范式。
他们是如何走上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学术之路？又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展开研究工作的？他们对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怀揣着怎样的追求和热情？本文对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早期创建人之一——孙淑云教授进行了访谈，对该所的创建与发展进行了历史回溯。
一
宋：您是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所早期创建人之一了，可是听说您大学学的是生物化学专业，后来怎么进入了冶金史领域？
孙：是这样，我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69年毕业，1972年到北京钢铁学院基础部化学教研室做助教工作。不久，基础部就解散了,我被分到材料系金相教研室,当时教学改革要求把课堂搬到工厂，在实践中学习。于是我与李静波等老师一起带学生到南口机车车辆厂和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热处理车间，边劳动边教学，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金属学概念和热处理实践。
我开始冶金史研究，其实非常偶然。1974年暑假，当时正是“文革”后期,“四人帮”搞所谓的“批儒评法”①,金相教研室主任李静波老师找到我说：“学校要求各教研室派人参加学习班，你是我们教研室最年轻的老师，你就去学习一下吧”，于是我就去报了到。这个学习班分两个组，“教育史组”和“冶金史组”，统称“理论组”。“教育史组”研究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冶金史组”研究冶金史上的儒法斗争，我被分到冶金史组。当时的任务是从西汉桓宽写的《盐铁论》看儒法两家思想对冶金技术发展的不同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找出儒家思想如何阻碍冶金的发展，而法家思想如何促进冶金发展。
我们的工作先从查阅冶金史料开始。我们学校图书馆存有很多珍贵的冶金史资料，这是上世纪50年代图书馆馆长胡庶华②等几位老先生从二十四史和其他史书中摘录出来的。我们在阅读这些冶金史料中，发现冶金领域儒法斗争与中国冶金技术的兴衰并无必然联系，所以我们决定不局限于所谓的“批儒评法”，而是编一本《中国冶金简史》，因此暑期学习班结束后，我们暂时没回原单位工作，都留了下来，这就是“冶金史组”的由来。我也从此开始了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的冶金史研究。
宋：“理论组”成立时，你们的组织关系在哪儿？参加“冶金组”的老师都是来自哪些专业的？
孙：1974年“理论组”刚成立时，我们几个人的行政关系都留在原单位，党员的组织关系在“理论组”。“理论组”党总支书记是朱新钧，他后来调至教育部，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我们当时办公地点就在图书馆二楼。
“冶金史组”这边由来自校党委宣传部的邱亮辉③老师任组长，成员有我校冶金系炼铁专业的黄务涤④教师，还有董喜林、张长生、姚建芳等校工厂的工人师傅。不久，大约是10月份，吴坤仪⑤老师和刘建华同志也加入进来。吴坤仪老师来自我校党委组织部，担任冶金史组副组长，兼“冶金史组党支部”的书记。当时我们钢铁学院还有一些专业教研室的老师业余参加研究工作，如金相教研室吴承建、胡梦怡等，压力加工教研室王克智，地质教研室也有教师参加。
宋：一般人看来，研究历史就是查阅历史文献资料，但是，你们并没局限于此，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文献与实践的结合，因此有了后来的一段戏称为“周游列国”之行。您能详细地谈谈吗？
孙：（笑）你也听说了，这是一段让人难忘的经历。编写冶金史的过程中，我们就意识到，光靠文献资料是不行的，还需要有考古样品的检验支撑。所以1974年底，我和黄务涤、王克智、姚建芳一起去河北、河南、陕西、山西进行考古冶金调研，开始了我们的“周游列国”之行。在当地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文物管理所的文博人员协助下，参观考察了滑县、林县、巩县、侯马等地冶金铸造遗址，在河北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文物管理所、新乡市文物管理所、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和侯马工作站等10多个文博单位库房翻找、挑选了一大批古代金属样品。也因此结识了李京华、于晓星、韩伟、张万忠等考古专家。这次考察历时近三个月，1975年元旦我们是在新乡度过的。我记得当我风尘仆仆回家后，我1岁8个月的女儿见到我，都躲着我，似乎不认识我了。
这次考察是我们“冶金史组”首次出访，与文博单位和文物考古工作者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使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北京钢铁学院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冶金史的小组，也为“中国冶金简史”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考察、实验和编书过程中，我发现我国古代冶金技术是相当先进的，那些奇特的发明创造，令人惊叹不已，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觉得冶金史值得我一辈子去研究。
宋：当时组建“理论组”带有明确的“批儒评法”的政治目的，你们转向学术研究，难道没有遇到什么政治风险吗？
孙：在学校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大学毕竟是有搞学术研究的传统的。至于是否遇到什么阻力和风险，你们可以再访问一下邱亮辉老师，他是当时的负责人，可能了解更多情况。
宋：“理论组”的成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四人帮”粉碎后，“冶金史组”去向如何呢？
孙：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理论组”解散，“教育史组”的人员基本都回到原单位，而“冶金史组”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增添了新的力量，其中就有韩汝玢①老师由教育史组转到我们这边来。这一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提出编写“中国冶金技术史”的提议，经我们“冶金史组”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冶金部科技司决定为“中国冶金技术史”的编写、出版，牵头组织研究队伍，并提供经费资助。于是由我校和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三个单位组成“中国冶金史编写组”，编写人员以我校冶金史组的人员为主，增加了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的朱寿康②、胡文龙，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华觉明③和何堂坤④。中国冶金史的编写过程中，先后还有来自冶金系统新疆阿尔泰的杜发青工程师、首钢的刘云彩工程师，我校科研处副处长高武勋教授也参加过研究工作。
对后来“冶金史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柯俊教授从“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成立后，就一直担任我们的顾问。他的这个顾问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名义顾问，而是对冶金史的研究和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巨大贡献的学术引领者。柯先生早在1974年就开展了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出土铁刃铜钺的研究，这是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⑤所长和河北省考古研究所委托进行的一项涉及中国冶铁起源的重要工作，研究论文于1979年在美国学术杂志Art Orientalis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宋：“中国冶金史编写组”同“冶金史组”一样，也应该不是一个独立的科研单位吧？它在行政上归属于哪个部门？
孙：是这样，30余年，我们冶金史组的名字几经更改，在校内行政归属上也发生了变动。1981年“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1993年成立了“冶金史研究所”，1996年更名为“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00年以前，在校内归属上，一直归行政单位科研处代管，2000年行政上由科研处转到冶金学院。
宋：作为一个学术部门，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分，在发展中是不是会遇到很多困难？
孙：的确如此，我们时常感到有一种“被人收养、寄人篱下”的感觉。我们在科研经费、实验设备、人员配置、职称评定、提职提薪等方面，长期处于困境，经常自嘲是：“总共只有七、八个人，五、六条抢”、“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墙内开花、墙外香”。但我们的团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不离不弃、持之以恒，埋头冶金史研究。
宋：是什么力量使你们安下心来专心于冶金史研究？
孙：我们“冶金史组”单位小，无论怎样窘迫，却始终站立不倒。分析原因有多种，其中主要是三点，一.是大家对冶金史研究价值的认识和热爱，大家有一种事业的成就感、集体的自豪感；二是由柯俊院士引领的学术团队，长期形成的良好学风和科研机制，使得我们在学术上形成优势及工作上取得显著的成绩；三是团结、奋进的冶金史小集体，温暖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别看我们在图书馆的办公室陈旧、简陋，但那是我们温暖的家。就连外单位与我们有工作联系的人，也都喜欢我们的老办公室。上海博物馆的廉海萍说，我每次想到你们老办公室都有一种温暖的回家的感觉。我们的学风和传统始终保持不变，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宋：“冶金史所”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除了您前面总结的三点之外，在研究特色和研究方法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吗？
孙：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冶金史研究的独特之处。
一是文献的收集整理方法。在我们冶金史组开展研究之前，国内外冶金史研究方法主要集取古代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包括李约瑟研究所在内，这是进行科学技术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冶金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冶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在重视古文献的同时，注重我国近代开始到上世纪初的地质矿产调查，这些调查多是由受了科学教育的地质、冶金工作者进行的，因此调查报告和资料的获取，较之古文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不仅对发展我国的采矿冶金工业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今人研究古代冶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包括矿冶遗址考察与研究和传统工艺调查与研究。矿冶遗址保留有古代采矿冶金的大量信息，如古矿洞、矿石、采矿工具、残炉壁、炉基、炉渣、风管、坩埚、陶范等遗物，是今人研究古代冶金技术的珍贵资料。与考古工作者合作对遗址的年代、性质进行考察、收集冶金遗物做进一步的分析是冶金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另外，我国是一个具有很强传统继承性的国家。许多工艺技术往往是代代相传，经世不绝。因此，调查研究现存的传统工艺对了解古代技术成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是檢测与实验的方法。包括样品的检测分析和实验模拟。样品的检测分析是指利用现代分析仪器和方法对古代金属器物的成分、组织和炉渣、炉壁、陶范等冶铸遗物进行分析检测研究，是冶金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特色之一。实验模拟是指为了探求古代金属冶炼与铸造技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有选择的进行必要的模拟实验是冶金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方法。通过实验有助于了解古代技术的奥秘、解决考古学上有争论的问题。
总体来看，文献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以往单纯文献法的局限，提高了科研的水平。
宋：作为史学研究，除了技术方法的特色之外，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也是不可或缺的吧？
孙：的确，我们冶金史研究，还有就是冶金技术与社会发展结合的方法。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冶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剖析我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冶金技术创新的背景、历史价值及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例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生铁技术、生铁经退火制造韧性铸铁，以及以生铁为原料制钢技术的发明，标志着生产力的重大进步。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
二
宋：冶金史研究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领域，您从事冶金史研究可以说是半路出家，或者说，在当时中国的教育与科研状况下，决定了进入该领域都注定要走一条不断地学习、补课、提升自己的艰辛道路。您能具体谈谈您的经历和体会吗？
孙：我在北师大学习的第二年下半学期还没结束，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在生化专业只学了两年基础化学,外语学的是俄语。要搞冶金史,我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适应的。为此我做了自学、补课的规划,边工作边学习。那几年，我一方面在钢院旁听冶金、铸造、金相、材料等专业课；另一方面在北师大旁听历史系的课程。1977年又参加了北师大化学系举办的“回炉班”，共学习了二年，系统补充了化学专业的课程。同时，我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英语。1986年学校从美国请了外语老师开设教师英语培训班，时任冶金史研究室主任的韩汝玢老师非常支持我报名参加学习。除了上课外，每天晚上听英语磁带，还自录自听，有时半夜醒了也带上耳机听，上班坐在公交车上也在背单词，学英语入了迷。一年下来，我英语听力、口语有很大进步。1988年,柯先生写信推荐我去澳大利亚乌龙岗大学冶金系进行学术访问研究,在那里工作了一年，使我的专业研究水平和英语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澳大利亚期间与J.Dune, N.Kenon等冶金材料学家密切合作,并有幸结识了N.Banard和R.F.Tylecote等冶金史专家。回国后与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得到很多信息。有一次我收到R.F.Tylecote托回国的叶杏脯带给我的很厚一叠冶金史外文资料，他是把资料从英国寄到比利时，当时叶杏脯在那里工作，令我非常感动。
宋：冶金史所在对中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青铜冶金、中国早期铜器研究等领域做出了许多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的工作，形成了一个整体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但每个人又都各有自己的专长，您能讲一下您自己的研究课题吗？
孙：对中国古代铜镜“黑漆古”形成原因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课题。在考察大量出土的铜镜和兵器表面“黑漆古”时，我发现有很多迹象表明“漆古”的形成是自然腐蚀生成的，而不是像国内、外一些研究者所说的“人工有意所为”。比如，出土的有些破碎铜镜，不仅镜面、镜背，而且其断茬都为“漆古”。如果“漆古”是人工所为，不可能把断茬也制作成“漆古”，更何况铜镜作为陪葬物，不可能把破碎的埋入坟墓。铜镜破碎肯定是在地下受应力作用的结果，所以“漆古”是受自然环境中某些腐蚀剂的作用而形成的。从1986年开始，在柯先生、韩老师指导下，我和化学教研室马肇曾老师一起合作指导研究生金莲姬开展“黑漆古”的腐植酸腐蚀形成研究，1994年又协助柯先生指导博士生周忠福进行“黑漆古”更深入的形成机理研究。
宋：非常感谢跟您一起回忆了那段让人难忘的岁月、分享了您的感受。祝您身体健康，祝冶金史所明天更美好。
孙：谢谢你的采访。祝你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后记〕2011年1 月5 日，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为孙淑云教授安排了一次“荣休报告”。会上，孙教授回顾了自己从事冶金史研究36年的生涯和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带我们一起走进那段艰难，却充满着激情的岁月，与会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本篇口述史就是在参考她“荣休报告”的基础上，又进行几次访谈进而补充而完成的，在此深表感谢。
对于冶金史所的明天，孙淑云教授对以梅建军教授为核心的学术团队满怀信心，并提出了自己的殷切希望：继续发扬求实、严谨的良好学风，踏实做学问、不图虚名的传统；继续保持冶金史研究方向在国内领先的学术地位，争创国际一流，加强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与社会二个研究方向的力量，提升研究水平，扩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国内和国际间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争取承担更多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课题研究；希望研究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学科研制度建设,保持团结、奋进、和谐、向上的精神风貌。
（责任编辑：马胜利）
Pioneers in the Field of Study of Chinese Metallurgy History(One)
——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974-2004
Dictator: SUN Shu-yun
SONG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Institute of History of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which is one of the
earliest institutes making specialized study o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ained a series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antiquity history of metallurgy. The paper traces the early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 by interviewing Professor Sun Shu-yun who is one of the early founder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history of metallurgy
〔收稿時间〕2011-06-05
〔作者简介〕宋琳（1973—），女，黑龙江省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
①孙淑云（1945—），女，山东烟台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72年到北京钢铁学院工作。1974年起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1987-1988年在澳大利亚卧龙港大学冶金与材料系进行冶金考古合作研究。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是冶金与材料史。在阐明中国冶金技术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规律及中国古代独特的工艺技术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发表论文120余篇，主编出版学术专著3部。是“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历程”研究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文物保护学会理事，中国铜鼓研究会理事，中国甲胄研究会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②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是中国最早从事专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机构之一，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冶金史研究专门机构。该所成立于1974年，原为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1981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1993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所”，1996年更名为“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柯俊教授担任本所顾问，此外还聘请有前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等10多名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1991、1996年先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科学技术史（工学）专业博士点。2007年在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评估中，被批准成为“一级重点学科”。本所先后承担有“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重要课题，主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代冶金遗物进行研究，揭示材料对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本所目前设有三个研究方向：冶金与材料史、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与社会。在柯俊教授的指导下，冶金史研究和教学取得多项研究成果，其中柯俊院士主持的“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历程”研究成果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及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对中国古代冶金史的研究中，在柯俊院士倡导并组织下召开了国际冶金史会议，至今已经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了七届，对推动冶金史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③ 柯俊（1917—），男，浙江黄岩人。物理冶金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44年获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学术奖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剑桥大学晶体学系学习，1948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到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工作。
④万辅彬/问，柯俊/答. “钢铁大师”的冶金史情缘——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二.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2):1-5. 文中，柯俊院士提出中国古代有“十大发明”，除已知的四大发明外，另外六大发明是：水稻、蚕丝、中医中药、瓷器、生铁及生铁炼钢、马镫。
①批儒评法：是指中国在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借机掀起的反周总理、吹捧四人帮的所谓“评法批儒”的恶浪。江青一伙指使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编造所谓的儒法斗争史，胡说儒家要复辟，法家反复辟，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此问题。江青露骨地声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并暗示周恩来就是“现代的大儒”。同时他们又以评价法家的进步作为幌子，鼓吹吕后、武则天，为江青上台制造舆论。
②胡庶华（1886—1968），男，湖南攸县人。著名教育家、冶金学家。1913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先后入柏林矿科和工科大学，1920年获铁冶金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重庆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校长。建国后，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③邱亮辉（1935—），男，广东大埔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金属热处理专业。
④黄务涤（1931—），男，1956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专业，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⑤吴坤仪（1935— ），女，1958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冶金史专家。
① 韩汝玢（1934— ），女， 1956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金相热处理专业，后留校任教。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金属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②朱寿康（1931— ）男，浙江绍兴人。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工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技术史委员会副主任。
③华觉明（1933—），男，江苏无锡人。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文物科技专家组成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④何堂坤(1940—)男，广西富川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⑤夏鼐(1910—1985)，男，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去伦敦大学留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等职。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