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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国建立到今天，历史的脚步已经跨越了整整一百年。一百年前，伴随着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迈进的强劲步伐，一种画面色彩鲜艳、题材贴近现实、风格洋味十足的瓷器品种——时装人物瓷器应运而生。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瓷画品种，从出现、兴盛，到衰落、消失，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沧桑百年，至今天存世的时装人物精品瓷器，市面上已难得一见，画面精美的残器也已成为许多收藏者追逐的目标，时装人物瓷画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藏家和学者所关注。
感受“西风东渐”
在一幅幅绘画特色鲜明、时代气息强烈的时装人物瓷画前，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百年前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感受到这种文化交融给当时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全面影响，感受到这种影响的深远和持久，以致于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那个时候，“洋”无疑就是时尚的代名词，瓷画作品上，洋人、洋房、洋车、洋犬、洋家具、洋摆设、洋装、洋伞、洋包……连同呈现出这些艳丽色彩的瓷画彩料，也大都是刚刚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化工釉料——洋彩。这些数不胜数的时髦“洋玩意”，和画面上诸多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搭配，创造了这类独具特色、气质迷人的瓷画品种。画面之外的题款诗句，既有传统书画作品中常用的古典诗词，又有与画面的现实生活主题相符的带有舶来文化元素的题句，画意与题句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民国初年，洋货广告也出现在了制作精美的瓷器上。晚清民初瓷画名家钱仙槎，为亚细亚火油公司绘制的广告壶（图1），构图新颖独特，设色艳丽典雅。画面上一时装美女端坐在船头，美女身旁高高扬起的白帆上，绘着亚细亚公司四个品牌的煤油商标图案(鱼牌、僧帽牌、铁锚牌、十字牌)。执壶的另一面，是用清秀的书法题写的广告词——“鱼牌油为上等社会最为适宜；僧帽牌与铁锚牌两种，原质优美公道并驾齐驱；十字油价廉经点，点本牌灯内并无冒烟之虞。”这把执壶的制作时间应在1912到1916年之间，不知可否算得上存世品中最早的洋货广告瓷器，但起码称得上是瓷器上最早的白话文广告词了。
民初洋彩瓷画大家余钊创作于1917年的一对花瓶上（图2），三位衣着鲜艳的出游女子，一女子肩扛洋伞手提洋包，一女子左手持花，右手拎西式手杖。花瓶的背面题句——“卫生执柄洋绸伞，护爱花容掩太阳”。在时装人物瓷画创作上，存世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画师洪步余作于1916年的一件方耳大瓶（图3），高60厘米。画面背景是一幢花园洋房，房顶高悬五色旗，西式百叶窗，水泥花墙廊柱。花廊下中式美人靠，墙边一株盛开的丹桂。洋房前五位身着典型民国时装、举止优雅、美丽高贵的小脚中国女子，与三位身着和服、头梳东洋髻、脚穿木屐的日本女人友好地说笑闲谈，身边三个衣着时髦的孩童在玩耍嬉戏。人物右上方有题句——“中外交欢”，大瓶背面题诗：“年少佳人好巧妆，聪明举止自堂堂。居邻善友东洋女，对答如流毫不忙。”徐良玉作于1915年的提梁壶（图４），画面是两位拖着长裙、拄着洋伞的金发碧眼女郎，行走在洋房铁栅栏旁的台阶上，背面题句——“东洋真风流”。看得出，当时作者对走进自己画面中的洋人是东洋还是西洋还没能分清。但是，正是这些身处相对偏远的景德镇，眼界和见识都受局限的画师们，凭着极其有限的信息来源，把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忆，用瓷画的形式，鲜活生动地描绘了下来。
见证“妇女解放”
民国初期的十几年，时装人物瓷器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过程，更记录了中国现代女性诞生成长的过程。围绕“现代新女性”这一主题，画师们把一百年前一幕又一幕珍贵的历史瞬间，生动翔实地留在了造型各异、五彩缤纷的瓷器上。
“妇女解放从脚下开始”。“废缠足”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时装人物瓷器上完整地保留了这段历史的记忆。通过对大量时装人物瓷器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精准的时间分界点——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分界的年份。这个年份以前瓷画上的时装女性，大都是缠足的“三寸金莲”（个例有穿皮鞋的“解放脚”）。而1919年以后的女性，无一例外都变成了“美丽的大脚”。
“兴女学”也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步骤，时装人物瓷器上，背书包的女学生和读书看报的城市家庭妇女形象多有出现（图5），从民国初年开始，知识女性的形象开始出现在瓷画上。
纵观时装人物瓷画，尽管不同的作者作品的艺术风格各异，但是他们创作的主题是相同的。他们用不同的瓷画风格，共同塑造了民国以后走出深闺、走向社会、自由解放的新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民初的瓷画家杨青山，把一对跳华尔兹的民国少女翩翩起舞的形象，用优雅细腻的笔触，留在了一对洁白温润的帽筒上（图6），今天看来，格外赏心悦目。
1917年6月，吴虞发表文章《女权评议》，呼吁男女平权，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载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史册。同年冬天，瓷画家熊镜明在一对时装人物兽耳瓶上题句——“平权争起舞，世界竞文明”（图7）。瓷画家们的艺术目光已经瞄准了时代进步的最前沿，给传统的瓷画创作和瓷器市场吹进了一缕充满蓬勃朝气和青春活力的时代气息。
走进“昔日时尚”
色彩斑斓的时装人物瓷器上，留下了民国初年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城市多姿多彩的时尚形象，中西合璧式的摩登，出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瓷画作品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对民国初年女性时装发展脉络的完美展示。画片中，由传统清装和西式裙装衍变而来的高领窄袖长袄长裙装束，成为民国初年城市女性的时装风尚（图8、9）。1919年以后，短衣袖和七分裤又成为时髦的风尚（图10）。这期间，一身洋装的“职业女性”和一身男装的“另类女性”形象也出现在了瓷画上。头上高挽东洋髻，足登西式皮鞋，手提洋包洋伞更是时尚女性的标准打扮。花园洋房、各种造型别致的电灯、各式中西合璧的家具，以及自行车、望远镜、手风琴等等舶来品都呈现在极具生活气息的画面上。五色旗和十八星旗不仅常常出现在洋楼的房顶上，也是当时儿童手中挥舞的时尚玩具（图11、12、13）。女子们读书、奏乐、射箭、下棋、打麻将、托鸟笼、斗蛐蛐（图14、15、16、17、18）等等，各类时尚场景比比皆是。民国初期一度领导女性时尚的青楼女子的生活场景，也被瓷画家们用艳丽的色彩留在了瓷器上（图19）。
品味“百年芬芳”
从笔者多年收藏的有确切制作年款的时装人物瓷器来看，最早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最晚的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时间跨度大体是从民国建立到北伐开始这段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汹涌澎湃的时期。面对这个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时代，江西景德镇的钱仙槎、周莜松、王琦、吴少峰、潘肇唐、洪步余、夏鼎臣、毛子荣、余钊、颜秉钧、余永祥、余源兴、吴猷林、周钰茂等数十位著名画师，以及漱绿轩、松林阁、桐华居等一大批知名红店都加入了时装人物瓷器的创作行列，共同谱写了中国瓷画史上现实主义题材的新篇章（图20－25）。
拂去百年尘埃，时装人物瓷器依然光彩如初。和同时代的时尚杂志、月份牌画以及老照片相比，时装人物瓷器以它艳丽的色彩和美妙的质感，更加鲜活地承载了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一种器形繁多、风格独特的陈设器和观赏品，时装人物瓷器留给后人的，除去审美意义上的愉悦和享受之外，在服装服饰、家具用具、妇女儿童、民风民俗等许多研究领域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中国瓷器的百花园中，民国时装人物瓷器是一朵娇媚迷人的奇葩，穿过百年时空，依然鲜艳无比，芳香四溢。（责编：雨岚）
感受“西风东渐”
在一幅幅绘画特色鲜明、时代气息强烈的时装人物瓷画前，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百年前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感受到这种文化交融给当时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全面影响，感受到这种影响的深远和持久，以致于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那个时候，“洋”无疑就是时尚的代名词，瓷画作品上，洋人、洋房、洋车、洋犬、洋家具、洋摆设、洋装、洋伞、洋包……连同呈现出这些艳丽色彩的瓷画彩料，也大都是刚刚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化工釉料——洋彩。这些数不胜数的时髦“洋玩意”，和画面上诸多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搭配，创造了这类独具特色、气质迷人的瓷画品种。画面之外的题款诗句，既有传统书画作品中常用的古典诗词，又有与画面的现实生活主题相符的带有舶来文化元素的题句，画意与题句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民国初年，洋货广告也出现在了制作精美的瓷器上。晚清民初瓷画名家钱仙槎，为亚细亚火油公司绘制的广告壶（图1），构图新颖独特，设色艳丽典雅。画面上一时装美女端坐在船头，美女身旁高高扬起的白帆上，绘着亚细亚公司四个品牌的煤油商标图案(鱼牌、僧帽牌、铁锚牌、十字牌)。执壶的另一面，是用清秀的书法题写的广告词——“鱼牌油为上等社会最为适宜；僧帽牌与铁锚牌两种，原质优美公道并驾齐驱；十字油价廉经点，点本牌灯内并无冒烟之虞。”这把执壶的制作时间应在1912到1916年之间，不知可否算得上存世品中最早的洋货广告瓷器，但起码称得上是瓷器上最早的白话文广告词了。
民初洋彩瓷画大家余钊创作于1917年的一对花瓶上（图2），三位衣着鲜艳的出游女子，一女子肩扛洋伞手提洋包，一女子左手持花，右手拎西式手杖。花瓶的背面题句——“卫生执柄洋绸伞，护爱花容掩太阳”。在时装人物瓷画创作上，存世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画师洪步余作于1916年的一件方耳大瓶（图3），高60厘米。画面背景是一幢花园洋房，房顶高悬五色旗，西式百叶窗，水泥花墙廊柱。花廊下中式美人靠，墙边一株盛开的丹桂。洋房前五位身着典型民国时装、举止优雅、美丽高贵的小脚中国女子，与三位身着和服、头梳东洋髻、脚穿木屐的日本女人友好地说笑闲谈，身边三个衣着时髦的孩童在玩耍嬉戏。人物右上方有题句——“中外交欢”，大瓶背面题诗：“年少佳人好巧妆，聪明举止自堂堂。居邻善友东洋女，对答如流毫不忙。”徐良玉作于1915年的提梁壶（图４），画面是两位拖着长裙、拄着洋伞的金发碧眼女郎，行走在洋房铁栅栏旁的台阶上，背面题句——“东洋真风流”。看得出，当时作者对走进自己画面中的洋人是东洋还是西洋还没能分清。但是，正是这些身处相对偏远的景德镇，眼界和见识都受局限的画师们，凭着极其有限的信息来源，把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忆，用瓷画的形式，鲜活生动地描绘了下来。
见证“妇女解放”
民国初期的十几年，时装人物瓷器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过程，更记录了中国现代女性诞生成长的过程。围绕“现代新女性”这一主题，画师们把一百年前一幕又一幕珍贵的历史瞬间，生动翔实地留在了造型各异、五彩缤纷的瓷器上。
“妇女解放从脚下开始”。“废缠足”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时装人物瓷器上完整地保留了这段历史的记忆。通过对大量时装人物瓷器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精准的时间分界点——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分界的年份。这个年份以前瓷画上的时装女性，大都是缠足的“三寸金莲”（个例有穿皮鞋的“解放脚”）。而1919年以后的女性，无一例外都变成了“美丽的大脚”。
“兴女学”也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步骤，时装人物瓷器上，背书包的女学生和读书看报的城市家庭妇女形象多有出现（图5），从民国初年开始，知识女性的形象开始出现在瓷画上。
纵观时装人物瓷画，尽管不同的作者作品的艺术风格各异，但是他们创作的主题是相同的。他们用不同的瓷画风格，共同塑造了民国以后走出深闺、走向社会、自由解放的新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民初的瓷画家杨青山，把一对跳华尔兹的民国少女翩翩起舞的形象，用优雅细腻的笔触，留在了一对洁白温润的帽筒上（图6），今天看来，格外赏心悦目。
1917年6月，吴虞发表文章《女权评议》，呼吁男女平权，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载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史册。同年冬天，瓷画家熊镜明在一对时装人物兽耳瓶上题句——“平权争起舞，世界竞文明”（图7）。瓷画家们的艺术目光已经瞄准了时代进步的最前沿，给传统的瓷画创作和瓷器市场吹进了一缕充满蓬勃朝气和青春活力的时代气息。
走进“昔日时尚”
色彩斑斓的时装人物瓷器上，留下了民国初年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城市多姿多彩的时尚形象，中西合璧式的摩登，出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瓷画作品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对民国初年女性时装发展脉络的完美展示。画片中，由传统清装和西式裙装衍变而来的高领窄袖长袄长裙装束，成为民国初年城市女性的时装风尚（图8、9）。1919年以后，短衣袖和七分裤又成为时髦的风尚（图10）。这期间，一身洋装的“职业女性”和一身男装的“另类女性”形象也出现在了瓷画上。头上高挽东洋髻，足登西式皮鞋，手提洋包洋伞更是时尚女性的标准打扮。花园洋房、各种造型别致的电灯、各式中西合璧的家具，以及自行车、望远镜、手风琴等等舶来品都呈现在极具生活气息的画面上。五色旗和十八星旗不仅常常出现在洋楼的房顶上，也是当时儿童手中挥舞的时尚玩具（图11、12、13）。女子们读书、奏乐、射箭、下棋、打麻将、托鸟笼、斗蛐蛐（图14、15、16、17、18）等等，各类时尚场景比比皆是。民国初期一度领导女性时尚的青楼女子的生活场景，也被瓷画家们用艳丽的色彩留在了瓷器上（图19）。
品味“百年芬芳”
从笔者多年收藏的有确切制作年款的时装人物瓷器来看，最早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最晚的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时间跨度大体是从民国建立到北伐开始这段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汹涌澎湃的时期。面对这个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时代，江西景德镇的钱仙槎、周莜松、王琦、吴少峰、潘肇唐、洪步余、夏鼎臣、毛子荣、余钊、颜秉钧、余永祥、余源兴、吴猷林、周钰茂等数十位著名画师，以及漱绿轩、松林阁、桐华居等一大批知名红店都加入了时装人物瓷器的创作行列，共同谱写了中国瓷画史上现实主义题材的新篇章（图20－25）。
拂去百年尘埃，时装人物瓷器依然光彩如初。和同时代的时尚杂志、月份牌画以及老照片相比，时装人物瓷器以它艳丽的色彩和美妙的质感，更加鲜活地承载了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一种器形繁多、风格独特的陈设器和观赏品，时装人物瓷器留给后人的，除去审美意义上的愉悦和享受之外，在服装服饰、家具用具、妇女儿童、民风民俗等许多研究领域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中国瓷器的百花园中，民国时装人物瓷器是一朵娇媚迷人的奇葩，穿过百年时空，依然鲜艳无比，芳香四溢。（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