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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新闻看似耸动天下而其实稀松平常，有的新闻仿佛平淡无奇而实则意味深长。2013年夏季，全世界的目光都被曝光美国窃听丑闻的斯诺登所吸引，年届八旬的家母也成天为这个美国小伙子的命运唉声叹气：“咋办呢？”而同时，7月16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报道的一则新闻，恐怕未必有多少人留意：《毛泽东42次横渡长江，17次在武汉》。斯诺登确是头号新闻，一人搅得周天寒彻。但静心想想，莫说窃听一类鼠盗狗偷之举，就算绑架、暗杀、干涉别国内政、颠覆他国政府，乃至发动战争等，对美国而言又有什么稀奇的吗？没有，再正常不过了，犹如狗咬人一样。相反，如果美国不干这些事，反而成为人咬狗的奇闻了。埃及一位将军说得好：有地儿就有中国人，哪儿乱必有美国鬼。而斯诺登不过是将意料之中的“公开秘密”撕开一角，公之于众而已。与之相比，7月16日朝闻天下的新闻看上去波澜不惊，说开去则耐人寻味了：
主持人：横渡长江活动的历史可以说长达上千年，最早可追溯到宋朝。但现在人们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了。1956年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并且写下豪迈的诗句“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而这一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规模横渡长江活动的起点。
解说：1956年5月底，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在长江边上，他提出横渡长江的想法。5月31日，63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汉横渡长江，之后四天内，他又三次横渡长江，并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诗中写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受到毛泽东畅游长江精神的鼓舞，同年6月，武汉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横渡长江竞赛，游程5000米，多达1958人参加，由此，横渡长江活动闻名于世。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他73岁的高龄再次畅游长江，这次他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畅游长江之后的毛泽东留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这次畅游长江活动得到了广泛报道，7月16日也被确定为毛泽东畅游长江纪念日，以后的数年，这一天被定为全国游泳日，每到这一天，全国众多城市都会举行横渡江河或游泳活动。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壮举，极大提高了当年参加游泳运动的人口比例，水中的毛泽东如鱼得水，不讲规则和技巧，想怎么游就怎么游，因为他太熟悉水性了。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他42次畅游长江，其中17次是在武汉。武汉市的横渡长江活动也一直被沿袭下来。
……
这则新闻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自小就有游泳爱好，一上初中便考取了“深水合格证”，迄今已有40多年了。这在江南水乡，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天山脚下，一年中仅暑期一两个月能够下水，即使如此，还冰冷刺骨，而且当年乌鲁木齐只有一两家露天游泳池。那时，为了尽情游水，每到夏季，小伙伴们常常结伴跑到郊外的“红卫兵水库”，一泡就是一天，直到夕阳在山，余霞满天。而这股热乎劲儿，就源于上述新闻中的毛主席横渡长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也是我们最爱显摆的诗句，正如高尔基的“海燕”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图腾。
当年的边城少年，只知毛主席古稀之年横渡长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游艇上那张“著名的照片”更是镌刻心底。后来，才慢慢理解1966年7月16日他老人家中流击水，原来包含着深刻意蕴。那次畅游长江后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直到十年后毛泽东辞世。这年元旦，他写于1965年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当天“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就此写道：
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换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就在填写这两首词的前一年，毛泽东还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解放军报》原总编辑杨子才将军，撰文盛赞此作“气压万代”，是毛氏词中的“压卷之作”，读史词中的“千古一篇”：
这首《贺新郎·读史》，在我看来，亦具有三个方面突出的优点。第一，气魄宏大。毛泽东有着开拓万古之心胸，上承苏轼、辛弃疾豪放一派的词风（他自称“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以熔铸古今的笔墨，把几十万年的社会发展史，写入百余字的词作中，气魄之大，前无古人。读遍唐宋以来前人词作，没有像他这样评说历史的。第二，极具艺术魅力。写作时，毛泽东的形象思维活跃至极，词情极为浓郁炽热。他一生填词30余首，对比之下，其形象思维与情感之浓郁，当以此阕为最。第三，以鲜明的唯物史观，概括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这一点，前人论述已多，不再赘言。然而，此词过分强调阶级斗争，预示了“文革”风暴将临。[1]
山雨欲来风满楼。确实，“文化大革命”不是突如其来的，也不是没头没脑的，更不是领导人异想天开的，而是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国内外背景与环环相扣的历史因缘促发的，其中毛泽东的毅力、雄心与威信自然起了关键作用。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称的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认为：“促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契机当中存在路线问题和权力问题的确是事实，但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现象。毋宁说，造成这些现象的、中国固有的大同式的近代在历史结构上的种种矛盾才是我们必须透视的。而我认为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所在。”[2]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因后果，最具权威性与科学性的论述，公认还是建党六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与之相应，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提供了丰富、详尽而权威的史实。至于学界探讨则五花八门、见仁见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Failure of Charism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当属国内第一部学术力作，1989年的初稿就有1200页，据说是康奈尔大学历史上较长的论文之一。这篇博士论文以武汉地区为基点，探究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动因与复杂面貌。为了这篇论文，他不仅遍阅国内外有关公私文献，包括1986年在武汉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蹲了足足三个月，而且深度采访了八十多位亲历者。自序里有段朴实的文字： 亲历者有关“文革”的中文和外文书已不下上百种，文章更是数以千计。除了少数例外，其作者不外乎两类人，即“旧精英”及其子女，以及“新精英”及其子女。这两类人加在一起，在中国也只是凤毛麟角，但他们几乎垄断了讲“文革”故事的权利；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故事”没有人讲，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或没有兴趣讲。西方人对“文革”的印象就是从这些新旧精英的“故事”中得来的。再过几十年，中国人自己关于“文革”的印象恐怕也只有来自这一小批人的“故事”。
不是说新旧精英及其子女蓄意歪曲历史，正如Joseph Freeman所说，“每个人都会歪曲历史，哪怕是他的个人经历。有时，歪曲是有意的；有时，歪曲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过往总是被改造用以服务当今。”新旧精英及其子女讲“文革”故事时往往不吝笔墨大谈自己的伤心往事……重要的是，亿万普通人在“文革”中既没有遭到迫害，也没有迫害他人，他们的“故事”几乎完全被忽略。[3]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中国研究讲座教授高默波，在其《高家村》一书中也提供了一种平民视角，书序《书写历史》2001年在《读书》杂志第1期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与此相似，《开放时代》杂志2013年第1期刊发了一组学术会议的文章与讨论，题为“70年代的中国”，涉及更为丰富而同样新颖的“文化大革命”话题，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等关于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分析，同国史专家程中原评析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观点不谋而合：“我们还可以把对外开放政策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批准、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支持的‘四三方案’。”[4]大量文学作品，包括王蒙的《在伊犁》（1984），韩少功的《马桥词典》（1996）、《日夜书》（2013），林白的《致一九七五》（2007），深圳大学文学教授曹征路的《民主课》（2013）等，也真切地展现了那个年代的冰山一角，就像王蒙《在伊犁》后记所言：
虽然这一系列小说的时代背景是那动乱的十年，但当我写起来、当我一一回忆起来以后，给我强烈冲击的并不是动乱本身，而是即使在那不幸的年代，我们的边陲、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着那样炽热的火焰，那些普通人竟是这样可爱、可亲、可敬，有时候亦复可惊、可笑、可叹！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的年月，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机。真是令人惊异，令人禁不住高呼：太值得了，生活！到人民里边去，到广阔而坚实的地面上去！[5]
诸如此类的著述各有千秋，相得益彰。不过，作为权威解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首屈一指，相信只要认真研读这份集中了党内外智慧的里程碑文献，许多模糊的、想当然的、似是而非的、自以为是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至少可以明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定性为“内乱”而非坊间人云亦云的“浩劫”。此外，有三部新闻文本也是平实可信的：一是1972年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二是2008年《北京日报》记者李洪砚的《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三是2006年武汉学者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虽说三个文本也只是“管窥蠡测”，但都有助于破除已然僵化或扭曲的思路，从而有助于一种常态化的理解。
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早就风行世界，不需多说，每次播放给清华学子时，大家都不胜诧异，因为同他们的想象很不一样。李洪砚的《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属于新世纪以来可以传世的新闻佳作，并收入我主编的《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这篇报道的水平与价值当不逊色于有关专题研究及学术著述，曾被《新华文摘》转载，不过删去了副标题“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新闻的最后一段文字令人不由心生暖意：“‘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田间地头那个深棕色的药箱，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已成为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之所以归入新闻文本，主要在于这部学术著述几乎完全采用新闻手法，从资料采集到文本书写，都颇似斯诺的《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新闻经典，看看全书的标题即知大概：
一、1965年3月毛泽东下榻武汉梅岭
二、1965年4月梅岭异峰迭起
三、毛泽东长沙九所等待22天
四、5月21日启程重上井冈山
五、5月22日昔日战地巡礼
六、盘旋通向井冈山
七、下榻井冈山宾馆的珍闻
八、毛泽东井冈山上不寻常的散步
九、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强调的真理和革命传统
十、毛泽东接见烈士遗孀和井冈山群众
十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余韵
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前一年的3月16日，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44天后前往长沙，5月21日再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线重上井冈山。这是他平生第二次来到此地，时隔38年，多少思绪、多少感念，似乎无不融入那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1年后的1976年元旦公开发表：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006年，马社香历经三个酷暑，自费寻访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足迹，采访了近百位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袖的亲历者和知情者，包括中央及省部级领导、警卫员、护士、司机、厨师、服务员等，以大量的细节和细腻的笔触生动还原了毛泽东此行的所思所言，同时辅以国内外的历史背景与时代风云，展现了当时他的某些思想端倪，探寻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后记里，作者饱含深情而满怀忧思地写道：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为什么将1965年重上井冈山看得如此高远、如此重要？
1976年他做了回答：“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与毛泽东二上井冈山有关。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一上井冈山，艰苦卓绝，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蒋介石就是被这条越走越宽的道路赶到了“几个小岛”上。1965年，毛泽东带着党内外一些重大问题重上井冈山，在山上所思、所言、所行，酝酿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一次深入改革，希望以井冈山革命精神建设我们的党、军队、文艺和卫生队伍；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胸膛和脊梁，彻底改变中国，影响世界。这就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凌云壮志和初衷，也是这部书稿力图真实反映的一切。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转眼41年过去了。翠冈依旧，红星闪闪，井冈山革命精神在一些青年人中似乎被淡漠许多，毛泽东当年担忧的党内少数人的特权、腐化问题似乎更加严重，国际环境日见复杂，中国前进道路怎么走？近年党中央大力提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红色旅游如雨后春笋。毛泽东深邃的目光和无数革命先烈殷切的眼神交织在一起，它穿越了历史转型，洞穿了民族奋进曲折之劣根……[6]239-240
正是在这次井冈山之行中，毛泽东对随同上山的张平化，说了一番感人良深并广为流传的话。张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后出任中宣部部长。
照完相后，湖南小车队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他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6]150-151
这番话让人不由得想起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堂党课：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是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的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7]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新面貌，包括习近平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重申“两个务必”与“进京赶考”，以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据说政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官员只上井冈山，而不上庐山，因为前者有望升迁，而后者往往倒霉。这当然是迷信了。不过，共产党如果始终保持“井冈山”的政治本色，始终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任何内外势力都不可能撼动人民共和国的江山社稷。用毛泽东诗句来说：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否则，殷鉴不远，苏联覆辙恐怕在劫难逃，而毛泽东当年的殷忧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代价就真的付诸东流了。这也是我由“毛主席横渡长江”新闻而想到的。
参考文献：
[1]杨子才.一篇读罢头飞雪[N].北京日报，2008-12-22.
[2]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0.
[3]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M].王红续，主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4]程中原.一部杰作和它的瑕疵[N].中华读书报，2013-05-15.
[5]王蒙.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
[6]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39-240.
[7]http：//sh.sina.com.cn/news/s/2011-06-24/1024186884.html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主持人：横渡长江活动的历史可以说长达上千年，最早可追溯到宋朝。但现在人们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了。1956年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并且写下豪迈的诗句“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而这一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规模横渡长江活动的起点。
解说：1956年5月底，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在长江边上，他提出横渡长江的想法。5月31日，63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汉横渡长江，之后四天内，他又三次横渡长江，并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诗中写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受到毛泽东畅游长江精神的鼓舞，同年6月，武汉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横渡长江竞赛，游程5000米，多达1958人参加，由此，横渡长江活动闻名于世。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他73岁的高龄再次畅游长江，这次他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畅游长江之后的毛泽东留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这次畅游长江活动得到了广泛报道，7月16日也被确定为毛泽东畅游长江纪念日，以后的数年，这一天被定为全国游泳日，每到这一天，全国众多城市都会举行横渡江河或游泳活动。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壮举，极大提高了当年参加游泳运动的人口比例，水中的毛泽东如鱼得水，不讲规则和技巧，想怎么游就怎么游，因为他太熟悉水性了。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他42次畅游长江，其中17次是在武汉。武汉市的横渡长江活动也一直被沿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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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新闻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自小就有游泳爱好，一上初中便考取了“深水合格证”，迄今已有40多年了。这在江南水乡，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天山脚下，一年中仅暑期一两个月能够下水，即使如此，还冰冷刺骨，而且当年乌鲁木齐只有一两家露天游泳池。那时，为了尽情游水，每到夏季，小伙伴们常常结伴跑到郊外的“红卫兵水库”，一泡就是一天，直到夕阳在山，余霞满天。而这股热乎劲儿，就源于上述新闻中的毛主席横渡长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也是我们最爱显摆的诗句，正如高尔基的“海燕”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图腾。
当年的边城少年，只知毛主席古稀之年横渡长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游艇上那张“著名的照片”更是镌刻心底。后来，才慢慢理解1966年7月16日他老人家中流击水，原来包含着深刻意蕴。那次畅游长江后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直到十年后毛泽东辞世。这年元旦，他写于1965年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当天“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就此写道：
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换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就在填写这两首词的前一年，毛泽东还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解放军报》原总编辑杨子才将军，撰文盛赞此作“气压万代”，是毛氏词中的“压卷之作”，读史词中的“千古一篇”：
这首《贺新郎·读史》，在我看来，亦具有三个方面突出的优点。第一，气魄宏大。毛泽东有着开拓万古之心胸，上承苏轼、辛弃疾豪放一派的词风（他自称“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以熔铸古今的笔墨，把几十万年的社会发展史，写入百余字的词作中，气魄之大，前无古人。读遍唐宋以来前人词作，没有像他这样评说历史的。第二，极具艺术魅力。写作时，毛泽东的形象思维活跃至极，词情极为浓郁炽热。他一生填词30余首，对比之下，其形象思维与情感之浓郁，当以此阕为最。第三，以鲜明的唯物史观，概括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这一点，前人论述已多，不再赘言。然而，此词过分强调阶级斗争，预示了“文革”风暴将临。[1]
山雨欲来风满楼。确实，“文化大革命”不是突如其来的，也不是没头没脑的，更不是领导人异想天开的，而是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国内外背景与环环相扣的历史因缘促发的，其中毛泽东的毅力、雄心与威信自然起了关键作用。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称的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认为：“促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契机当中存在路线问题和权力问题的确是事实，但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现象。毋宁说，造成这些现象的、中国固有的大同式的近代在历史结构上的种种矛盾才是我们必须透视的。而我认为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所在。”[2]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因后果，最具权威性与科学性的论述，公认还是建党六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与之相应，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提供了丰富、详尽而权威的史实。至于学界探讨则五花八门、见仁见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Failure of Charism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当属国内第一部学术力作，1989年的初稿就有1200页，据说是康奈尔大学历史上较长的论文之一。这篇博士论文以武汉地区为基点，探究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动因与复杂面貌。为了这篇论文，他不仅遍阅国内外有关公私文献，包括1986年在武汉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蹲了足足三个月，而且深度采访了八十多位亲历者。自序里有段朴实的文字： 亲历者有关“文革”的中文和外文书已不下上百种，文章更是数以千计。除了少数例外，其作者不外乎两类人，即“旧精英”及其子女，以及“新精英”及其子女。这两类人加在一起，在中国也只是凤毛麟角，但他们几乎垄断了讲“文革”故事的权利；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故事”没有人讲，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或没有兴趣讲。西方人对“文革”的印象就是从这些新旧精英的“故事”中得来的。再过几十年，中国人自己关于“文革”的印象恐怕也只有来自这一小批人的“故事”。
不是说新旧精英及其子女蓄意歪曲历史，正如Joseph Freeman所说，“每个人都会歪曲历史，哪怕是他的个人经历。有时，歪曲是有意的；有时，歪曲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过往总是被改造用以服务当今。”新旧精英及其子女讲“文革”故事时往往不吝笔墨大谈自己的伤心往事……重要的是，亿万普通人在“文革”中既没有遭到迫害，也没有迫害他人，他们的“故事”几乎完全被忽略。[3]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中国研究讲座教授高默波，在其《高家村》一书中也提供了一种平民视角，书序《书写历史》2001年在《读书》杂志第1期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与此相似，《开放时代》杂志2013年第1期刊发了一组学术会议的文章与讨论，题为“70年代的中国”，涉及更为丰富而同样新颖的“文化大革命”话题，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等关于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分析，同国史专家程中原评析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观点不谋而合：“我们还可以把对外开放政策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批准、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支持的‘四三方案’。”[4]大量文学作品，包括王蒙的《在伊犁》（1984），韩少功的《马桥词典》（1996）、《日夜书》（2013），林白的《致一九七五》（2007），深圳大学文学教授曹征路的《民主课》（2013）等，也真切地展现了那个年代的冰山一角，就像王蒙《在伊犁》后记所言：
虽然这一系列小说的时代背景是那动乱的十年，但当我写起来、当我一一回忆起来以后，给我强烈冲击的并不是动乱本身，而是即使在那不幸的年代，我们的边陲、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着那样炽热的火焰，那些普通人竟是这样可爱、可亲、可敬，有时候亦复可惊、可笑、可叹！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的年月，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机。真是令人惊异，令人禁不住高呼：太值得了，生活！到人民里边去，到广阔而坚实的地面上去！[5]
诸如此类的著述各有千秋，相得益彰。不过，作为权威解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首屈一指，相信只要认真研读这份集中了党内外智慧的里程碑文献，许多模糊的、想当然的、似是而非的、自以为是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至少可以明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定性为“内乱”而非坊间人云亦云的“浩劫”。此外，有三部新闻文本也是平实可信的：一是1972年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二是2008年《北京日报》记者李洪砚的《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三是2006年武汉学者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虽说三个文本也只是“管窥蠡测”，但都有助于破除已然僵化或扭曲的思路，从而有助于一种常态化的理解。
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早就风行世界，不需多说，每次播放给清华学子时，大家都不胜诧异，因为同他们的想象很不一样。李洪砚的《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属于新世纪以来可以传世的新闻佳作，并收入我主编的《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这篇报道的水平与价值当不逊色于有关专题研究及学术著述，曾被《新华文摘》转载，不过删去了副标题“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新闻的最后一段文字令人不由心生暖意：“‘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田间地头那个深棕色的药箱，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已成为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之所以归入新闻文本，主要在于这部学术著述几乎完全采用新闻手法，从资料采集到文本书写，都颇似斯诺的《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新闻经典，看看全书的标题即知大概：
一、1965年3月毛泽东下榻武汉梅岭
二、1965年4月梅岭异峰迭起
三、毛泽东长沙九所等待22天
四、5月21日启程重上井冈山
五、5月22日昔日战地巡礼
六、盘旋通向井冈山
七、下榻井冈山宾馆的珍闻
八、毛泽东井冈山上不寻常的散步
九、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强调的真理和革命传统
十、毛泽东接见烈士遗孀和井冈山群众
十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余韵
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前一年的3月16日，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44天后前往长沙，5月21日再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线重上井冈山。这是他平生第二次来到此地，时隔38年，多少思绪、多少感念，似乎无不融入那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1年后的1976年元旦公开发表：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006年，马社香历经三个酷暑，自费寻访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足迹，采访了近百位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袖的亲历者和知情者，包括中央及省部级领导、警卫员、护士、司机、厨师、服务员等，以大量的细节和细腻的笔触生动还原了毛泽东此行的所思所言，同时辅以国内外的历史背景与时代风云，展现了当时他的某些思想端倪，探寻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后记里，作者饱含深情而满怀忧思地写道：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为什么将1965年重上井冈山看得如此高远、如此重要？
1976年他做了回答：“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与毛泽东二上井冈山有关。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一上井冈山，艰苦卓绝，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蒋介石就是被这条越走越宽的道路赶到了“几个小岛”上。1965年，毛泽东带着党内外一些重大问题重上井冈山，在山上所思、所言、所行，酝酿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一次深入改革，希望以井冈山革命精神建设我们的党、军队、文艺和卫生队伍；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胸膛和脊梁，彻底改变中国，影响世界。这就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凌云壮志和初衷，也是这部书稿力图真实反映的一切。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转眼41年过去了。翠冈依旧，红星闪闪，井冈山革命精神在一些青年人中似乎被淡漠许多，毛泽东当年担忧的党内少数人的特权、腐化问题似乎更加严重，国际环境日见复杂，中国前进道路怎么走？近年党中央大力提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红色旅游如雨后春笋。毛泽东深邃的目光和无数革命先烈殷切的眼神交织在一起，它穿越了历史转型，洞穿了民族奋进曲折之劣根……[6]239-240
正是在这次井冈山之行中，毛泽东对随同上山的张平化，说了一番感人良深并广为流传的话。张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后出任中宣部部长。
照完相后，湖南小车队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他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6]150-151
这番话让人不由得想起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堂党课：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是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的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7]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新面貌，包括习近平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重申“两个务必”与“进京赶考”，以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据说政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官员只上井冈山，而不上庐山，因为前者有望升迁，而后者往往倒霉。这当然是迷信了。不过，共产党如果始终保持“井冈山”的政治本色，始终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任何内外势力都不可能撼动人民共和国的江山社稷。用毛泽东诗句来说：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否则，殷鉴不远，苏联覆辙恐怕在劫难逃，而毛泽东当年的殷忧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代价就真的付诸东流了。这也是我由“毛主席横渡长江”新闻而想到的。
参考文献：
[1]杨子才.一篇读罢头飞雪[N].北京日报，2008-12-22.
[2]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0.
[3]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M].王红续，主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4]程中原.一部杰作和它的瑕疵[N].中华读书报，2013-05-15.
[5]王蒙.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
[6]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39-240.
[7]http：//sh.sina.com.cn/news/s/2011-06-24/1024186884.html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