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外普遍关注的对象。之所以如此，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度地增长，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大，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随之提高，这必然引起其竞争对手的注意。其次，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国经济能否通过持续增长来顺利完成经济转型，是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将对其他面临同样转型的经济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再次，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度的增长对于中国社会面临各种困难的解决具有决定性意义。很明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地快速增长，直接关系到各项改革措施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企业利润和投资者收益的增减、城市职工下岗、农村贫困等问题的解决，以及整个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中外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寄予极大关心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估算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估算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所关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通过复杂的过程生产出来的。它不仅需要合理的方法，更需要对大量数据的收集、鉴别和加工，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估算准确性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基础统计调查还十分薄弱，不能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提供十分可靠的第一手数据。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经历了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到国民账户体系(SNA)的转换。这种转换虽然伴随着全面采用SNA和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值的全面接受（1999年）而告一段落，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原始数据（尤其是服务业），以及核算方法的问题（农业和工业不变价产出计算使用的“不变价”方法），关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的官方统计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引起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官方估计的可信性争论。2002年之前发生的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官方估计值可信性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例。争论的导火索是罗斯基教授对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官方估计的质疑。罗斯基教授根据相关指标的变动，猜测该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7.8%，甚至是负增长。这场争论再度引起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官方估算的普遍关注。这种普遍关注无疑有助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核算的改善，包括官方估计值和民间研究。
　　在看到争论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仍然有许多值得反省的地方。在争论过程中，对增长速度数字关心的人多，对如何计算不变价GDP感兴趣的人很少；有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新闻多，相关学术研究少；用价格、能源消耗量等间接指标猜测增长速度的人多，按核算方法严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少；简单地把工业增长速度高估归咎于政府造假的人多，探讨现行核算方法存在问题的人少；对色情产业等地下经济核算不完整给服务业增加值造成影响的夸张之词多，对残缺不全的我国服务业统计进行深入研究的甚少。
　　这次争论中出现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观察一个或者几个被认为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有密切关系的指标，以其变动来判断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进而对官方数据是否高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做出结论。这种论证方法和方式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角度来讲是不规范的，而且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原因很简单，通常认为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密切关系的变量，其关系并不是永远是稳定的。在某一考察时期内，某一个，或者一些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着和我们的预期相一致的互动关系，但是同一时期，另外一些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互动关系则与我们期待正好相反。如此一来，当我们用不同指标变动来观察和判断经济增长速度是否高估时，结论经常是完全相反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某一指标为标准来判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估计值是否存在高估偏差之前，对这一指标在统计上的可靠性必须加以谨慎的考察，否则对增长速度估计值偏差的判断本身就成了不可靠的结论。遗憾的是，在过去争论中出现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有失于对所依据数据可靠性的检讨。
　　与使用相关指标变动判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官方估计可靠性的研究不同，一些研究则是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所要求的方法重新估算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通过使用规范方法的重新估算，其估算结果本身对官方估计值是一种强有力的检验，同时又提供了关于中国经济水平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可供参考的估计值。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官方估计亟需得到解决。我们认为目前的重点应当放在以下三点：
　　第一，在有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之上，迅速实现由“可比价格”制度向价格指数缩减法的过渡。目前农业、工业不变价增加值计算所采用的“可比价格”制度是统计核算方法上导致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高估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放弃这一不合理的核算方法，采取国际上通行的价格指数缩减法势在必行。当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方法发生变化时，相应行业增长速度，以及整个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不可少地受到影响。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二，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服务业增加值核算上。关于服务业增加值核算存在的问题，我们仅仅知道现价增加值的绝对水平被低估了，但是增长速度是否存在着偏差，偏差的方向如何等等，我们一无所知。在国家统计局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计算不变价服务业增加值的现行制度下，服务业增长速度受现价增加值的变化和价格指数双方面影响。在价格指数给定的条件上，服务业增长速度由现价增加值的变化决定。如果现价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程度每年不断增大的话，那么服务业增长速度则被低估。反之则被高估。但是，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遗漏的部分是逐年扩大了，还是缩小了，以往的研究没有任何结果。考虑到服务业在我国经济的比重和重要性不断上升，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问题亟待深入的研究和解决。
　　第三，通过支出法估算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的估算方法，与生产法相比，支出法具有所需资料来源单一，以及估算方法较为简单的优点。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以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值为准。也就是说，主要国家每年公布的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以及增长速度都是通过支出法测算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尤为如此。而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仅仅为了满足行业结构变化或者分行业劳动生产率比较等经济分析之用，不作为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的定期官方公布的标准。美国明确宣布按支出法估计的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较生产法估计值更为可信。支出法估计之所以能够产生更可靠的估计值，一个原因是它所需要的数据来源较其他方法单一，另一个原因是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所通用的价格指数缩减法或者物量指数外推法可以简单而又准确地适用。
　　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不同，我国是以生产法估计值为标准，每年公布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水平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支出法估算结果，每年公布现价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而没有公布按支出法估算的增长速度。在采用支出法估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仍然有诸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作为民间消费支出的数据来源，住户调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统计哪一个更加可靠？如何编制进口和出口价格指数？等等。由于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支出法还不能提供比生产法明显可信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估计值。为了完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为了充分发挥支出法的优势，有必要加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估算的研究。
　　
　　作者介绍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天则民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曾参与“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2000年的中国，中国以及深圳和海南发展战略，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亲自主持了市场化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科，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等重大课题，做出了多方面的理论创造。
　　主要代表作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上海三联书店，1990），《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执行主编；第1集，1996，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 集，1999，第3集，200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经济学——1994》、《中国经济学——1998》（执行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000），《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经济学随笔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繁荣的必由之路》（经济学随笔集，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作)，《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集，1999；第2集，2002；第3集，2003），《政策与体制联动——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两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
　　
　　许宪春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高级统计师，经济学博士。兼任中国投入产出学会理事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大学客座教授、辽宁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参加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方法培训。长期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在国内的《经济研究》和国外的《收入与财富评论》（美国）、《统计学》（日本）等杂志报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发表的个人专著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等多部。多项研究成果获奖，其中，《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获第九届（200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第五届（2000年）全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研究》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世顺奖二等奖（2000年）。曾出席联合国统计委员第二十七届大会（纽约，1993年）等重要国际学术和工作会议。
　　
　　岳希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农村贫困、国民经济核算。近年来的成果主要有：《暂时贫困与慢性贫困》（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关冰合写，2002年，未刊登论文）、《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问题》（《经济研究》2002年12月，与张曙光合写）、《收入转移和地区间收入差异》（《管理世界》1999年第6期）。《厂商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对日本地区间的研究》、《日本经济研究》（日本经济研究中心）、No.41, 2000.9。《战后日本国内经济收敛和生产要素的投入——索罗成长模型能够适用吗？》《经济研究》、第51卷第2号，2000年4月、（与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深尾京司合写）。《日本地区间生产要素赋存的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日本经济研究》（日本经济研究中心）、No.37，1998.9。
　　参加的学术活动：《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2001》和《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2001》的编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合作研究成果《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贫困研究》（即将出版）的主要作者；“中国收入分配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组成员（2000年─2003年）；福特基金会和瑞典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国际合作课题“中国收入差距与社会政策2002” 课题组成员；“重新估算我国服务业产出” 课题组成员，福特基金会公共政策竞争项目（2003─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服务业产出核算方法的新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2003年─2005年）；贫穷和经济政策研究网支持(PEP)主持，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赞助课题：“贫困转移的原因及其对中国农村脱贫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