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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前赤壁赋》（下文称《赤壁赋》或苏赋）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其时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第三年。苏轼以自己与客人夜游赤壁为线索，以“水”与“月”两个物象贯穿始终，描叙了自己与客人游赤壁的所见所闻所思。
苏轼所生活的北宋时期表面繁荣富庶，实际党争激烈，危机四伏。其时其人大家都很熟悉，苏赋的文学成就也早有公论，这里都不再赘述，而重点探讨一下苏赋的难点。
苏赋的难点在第二段苏子之歌和第四段苏子之答。
苏子之歌总共四句，共24字，“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理解。
形式上，不仅有一句与二句、三句与四句的自由灵动之美，又有一二与三四句的整饬之美（单看一二句、三四句为散句，整看一二句对三四句为整句）;还有音节对称、首句入韻、偶句押韵的音韵之美。句法上明显采用了骚体诗的形式。
骚体，亦称楚辞体，在《汉书·艺文志》属“诗赋”一类。它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为屈原所创，多采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和“引类譬喻” 手法。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也叫“骚赋”。骚赋在汉代得到发展，句式已经散文化;内容重在咏物抒情，且多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抑郁、牢骚之情。代表作是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秋士”之气，受楚辞影响极深。
苏子之歌在形式上明显取法骚赋，内容上也近于《离骚》、《鵩鸟赋》的情调——“悲士不遇”。苏子之歌正是在赋体里掺进了骚体自由、抒情的句法，含蓄蕴藉地表达了自己内心复杂的思绪，表现了与屈原类似的品格和思想。
首先看“桂”、“兰”，在《楚辞》中可谓俯拾即是。《楚辞》中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有“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等句子。《楚辞》中王褒《九怀·蓄英》中有“将息兮兰皋，失志兮悠悠”。苏子所唱“桂棹兮兰桨”当是化用屈原《九歌·湘君》中“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一句。兰指木兰树，大多花色鲜艳，香气浓郁。木兰的木材肌理细腻，可制作各种器物。古诗、文中常说兰舟、兰桨、兰桡等，只是一种美称，不一定都是兰木所作。兰和桂，二者皆有异香。由于《楚辞》中常用，后来广泛应用于文学作品中，象征君子志行，或用以比喻美才盛德的君子贤人。苏子之歌中，苏轼正是借“兰”、“桂”，比喻自己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才华。
“空明”指月光下的江水。溯，逆水而行，逆流而上，后引申为追求根源或回想，比喻回首往事、探寻渊源。出自《诗·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也引申为“探求”、“追念思慕”。“流光”常解为“江面上浮动的月光”。“击空明兮溯流光”字面上是说用桨花开清波逆流而上，实际上是比喻自己不惧厄运，不懈追求。
“美人”最早出自《诗·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笺：“思周室之贤者。”，“美人”是喻指品德美好的人。《楚辞》里普遍用“美人”比喻圣明的君王。《楚辞·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楚辞·九章·抽思》：“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王逸注：“举与怀王 ，使览照也。”而最典型的莫过于《楚辞·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绝而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
大意是：“怀念着我心爱的人呵，揩干眼泪而远望。没人介绍而路又迢遥，有话却无法成章。我至诚一片而蒙冤，我进退两难而不前。愿每日陈述我的心思，心思沉顿而难表现。愿浮云为我捎信，云师却不肯讲情。托鸿鸟为我传书，鸿高飞而不应命。”
《九章·思美人》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所创作。“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托喻楚王（指楚怀王，一说指楚顷襄王）。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表达了诗人思君，爱君而又怨君、待君之意。“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然反观初志，不可变易，益自修饬，死而后已也。”（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而早苏轼一千多年的屈原“陷滞不发”、“沉菀莫达”、“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的处境正是苏轼当时境遇的写照！但是他们都没有屈服，正如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所评：“世自抑我之遇，我自扬我之芳。”不同的是，屈原坚守情操，用生命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屈，走向偏执与神圣;苏轼坚守情操，在内心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走向包容与豁达。
苏子之歌，表达了自己的困境和对理想的追求，暗含追求难得的苦闷之情，并未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下文通过答客之问，为自己找到了出路，找到了心灵和生命的力量。
第四段苏子之答，承接上文水、月之意、之境，巧妙用典，借题发挥，生出新意，表达自己的志趣与境界。
水、月，是我国古代文人非常喜爱的两个物象，但，不同时代，意义不尽相同。
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频繁出现“水”、“月”等物象，它们的意象特征并不明显。象“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经·秦风·蒹葭》）中的“水”，是指具体的河水，或者是隔绝不通的一种象征。春秋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以汤汤流水形容时间流逝之快，世事变换之速。大唐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南唐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等，都是以流水比喻源源不断的愁绪。自此多以“春水”比喻绵绵愁绪，后又多以“秋水”比喻清澈明眸。“水”的意象特征趋向多元化。
“月”，更为脍炙人口。《诗经·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中的“月”仅是比兴之物，象征明净、美好，烘托“佼人”。《赤壁赋》中所说的“诵明月之诗”的“诗”即指此诗。之后，“月”的意象特征却有极大的变动，多喻离愁乡思。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唐·张九龄 《望月怀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唐·张继的《枫桥夜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唐·李白《静夜思》），“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唐·杜甫《月夜》），古诗中这样的诗句俯拾即是，“月”几乎成了家国情怀的象征和汉民族乡愁的文化符号。 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则把江水与明月糅合起来，表达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思考。“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由滔滔江水、皎皎明月看到了美景怡人，想到了历史长河。
苏子从古人“水”与“月”的意绪中宕出新意。“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意思是说，从变化、运动的一面来看，天地每一瞬间都在不断变化，从不变的一面来看，万物都是永恒的。圆与缺、动与静都是相对的，暂时的，相对的这一面在不断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由此，引申到人生——辩证的看待自己的境遇，有失有得，有舍有取;失与得，舍与取，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不断转化的，对自己的境遇又何必过于在意呢？苏子从水循环往复却并未消失、月不断盈虚变化却并没有消长的特点，看出了“变”与“不变”、“取”与“莫取”的辩证法，从哲学的层面看到得与失、取与舍的相对性与可转化性，从而在精神层面达到了通透洒脱、超然物外，从而达到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秉持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是苏轼与屈原最大的不同。苏赋中的水与月，也脱离了历史的窠臼、前人的意象，而开辟出另一层新意，洒脱达观，而全无时光易逝、离愁别绪之感，可谓千古一奇。
这段还有个难点词语“无尽藏”。“无尽藏”是佛教用语，指佛寺中储积各方所施舍的财物的地方，也谓佛德广大无边，作用于万物，无穷无尽。苏轼把它中国化，取“无穷无尽的宝藏”之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一方面从佛学中吸取了营养，看到了因果轮回，看到了善，从而与自己和解，不怨天;也与他人和解，不尤人，即使被无数小人中伤下狱，却“眼前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 （宋·刘壮舆《漫浪野录》）。另一方面，从大自然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有声有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受用无穷，又有何憾呢？
苏子在赋中以水、月为托，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质与量的界限，自然有其局限性，但他注意到矛盾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不绝对化、静止地看问题，至今仍有其科学性和思辨意义。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不知道苏轼是否懂得大气循环、月球盈亏、物质不灭、质量守恒等现代科学知识，是否懂得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等物理、哲学原理，但，距今一千多年前的苏轼，竟能把天文学、物理学、史学、哲学与文学贯通起来，形成他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可谓前无古人，后鲜来者。
这种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一方面全其性，使他保持了自己的操守，保持了自己人格的独立，另一方面又全其身，安其命，使他不至于在面对挫折时，心灰意冷，走向另一个极端。
苏子之答，融合儒、道、佛，从现实到理想，从物质到精神，从文学到哲学，把自己从现实困境中提升出来，达到一个高不可攀的精神境界，这种独特、深邃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岂是那些蝇营狗苟之徒所能理解和比拟的？
苏子之歌，反映的是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而苏子之答更多反映的是道家安时处顺的达观情怀。苏赋沿袭了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但并不像汉赋那样板重凝滞，而是运用得灵活巧妙。赋中之客，当确有其人，但历来有争议。《赤壁赋》中不著姓字，我觉得自有深意——客实为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客”的人生观也是苏轼的人生观的一部分，主客问答其实是苏轼思想中对立的两个方面，表面上是主客问答，实际上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苏子前后看似矛盾，主客三观似有龃龉，但是，其实都是苏轼巧妙的借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苦闷、矛盾的思想世界;同时以此形式表现他思想调和、思辨的过程与情感的变化
苏轼从儒、道、佛等诸家思想中汲取精华，加以糅合，形成一种来源于儒道佛，而又有别于儒道佛的世界观和他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这种文化精神的价值和力量在于，既能让人保持昂扬进取的精神又能使人在追求理想遇到挫折时，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让人的思想境界跃升到另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从而让人不失进取之心，又能达观地面对自身的困境，从容地面对现实世界，不失对生活的热情;安其身，定其心，平和地面对复杂的人心、人性以及遭遇的不公和挫折，坦然的面对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
苏子的高蹈之处在于，面对复杂的人性和社会，面对自己的人生困境，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能调和儒道佛，创造出一种圣洁、高超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不仅调和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矛盾，而且让他能站立于精神的制高点，去俯瞰现实的困苦，从而产生一种从容面对社会、达观面对苦难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让他对自己的不利处境安然处之，还对那些加害于他的小人产生悲悯心理，深深同情其蝇营狗苟、处心积虑，所以，他对自己的悲惨处境没有痛苦，对世上所有的人也都没有仇恨，“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担当，也有苦恼。如何处理自己与君、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国与家的关系，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古至今，很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两难选择。最后，有的人做了服从皇权、践踏民权的奴才走狗，有的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但是更多的做了忧国忧民、舍己为国的良吏。
如果说进、得、入世是第一人生态度，退、失、出世是第二人生态度，那么，苏轼则创造了第三人生态度——无私、无己、无名的清洁精神，乐观、刚健、豪迈的进取精神，达观、脱俗、超擢的高蹈精神，合三为一，构成一种既积极进取，又达观自适;既保持精神独立，又不放弃现实追求的崇高精神境界，这是一种行走于世而又超然于世的人生观。他的这种精神与稍早于他的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晚于他的明代洪应明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精神——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心境平和，淡泊自然——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由坎坷人生与卓越学识滋养出来的人生观，是一种有别于入世与出世的第三人生态度，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高蹈的人生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精神韧性和张力，激励着，感染着，影响着自那以后的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他们正确面对功名利禄、处理现实与理想矛盾的准绳，汇聚成直面挫折与困难、豪迈行走于人生的无窮精神力量。
孝感市名师、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硕士 颜仁学
2021.6
苏轼所生活的北宋时期表面繁荣富庶，实际党争激烈，危机四伏。其时其人大家都很熟悉，苏赋的文学成就也早有公论，这里都不再赘述，而重点探讨一下苏赋的难点。
苏赋的难点在第二段苏子之歌和第四段苏子之答。
苏子之歌总共四句，共24字，“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理解。
形式上，不仅有一句与二句、三句与四句的自由灵动之美，又有一二与三四句的整饬之美（单看一二句、三四句为散句，整看一二句对三四句为整句）;还有音节对称、首句入韻、偶句押韵的音韵之美。句法上明显采用了骚体诗的形式。
骚体，亦称楚辞体，在《汉书·艺文志》属“诗赋”一类。它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为屈原所创，多采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和“引类譬喻” 手法。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也叫“骚赋”。骚赋在汉代得到发展，句式已经散文化;内容重在咏物抒情，且多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抑郁、牢骚之情。代表作是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秋士”之气，受楚辞影响极深。
苏子之歌在形式上明显取法骚赋，内容上也近于《离骚》、《鵩鸟赋》的情调——“悲士不遇”。苏子之歌正是在赋体里掺进了骚体自由、抒情的句法，含蓄蕴藉地表达了自己内心复杂的思绪，表现了与屈原类似的品格和思想。
首先看“桂”、“兰”，在《楚辞》中可谓俯拾即是。《楚辞》中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有“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等句子。《楚辞》中王褒《九怀·蓄英》中有“将息兮兰皋，失志兮悠悠”。苏子所唱“桂棹兮兰桨”当是化用屈原《九歌·湘君》中“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一句。兰指木兰树，大多花色鲜艳，香气浓郁。木兰的木材肌理细腻，可制作各种器物。古诗、文中常说兰舟、兰桨、兰桡等，只是一种美称，不一定都是兰木所作。兰和桂，二者皆有异香。由于《楚辞》中常用，后来广泛应用于文学作品中，象征君子志行，或用以比喻美才盛德的君子贤人。苏子之歌中，苏轼正是借“兰”、“桂”，比喻自己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才华。
“空明”指月光下的江水。溯，逆水而行，逆流而上，后引申为追求根源或回想，比喻回首往事、探寻渊源。出自《诗·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也引申为“探求”、“追念思慕”。“流光”常解为“江面上浮动的月光”。“击空明兮溯流光”字面上是说用桨花开清波逆流而上，实际上是比喻自己不惧厄运，不懈追求。
“美人”最早出自《诗·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笺：“思周室之贤者。”，“美人”是喻指品德美好的人。《楚辞》里普遍用“美人”比喻圣明的君王。《楚辞·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楚辞·九章·抽思》：“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王逸注：“举与怀王 ，使览照也。”而最典型的莫过于《楚辞·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绝而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
大意是：“怀念着我心爱的人呵，揩干眼泪而远望。没人介绍而路又迢遥，有话却无法成章。我至诚一片而蒙冤，我进退两难而不前。愿每日陈述我的心思，心思沉顿而难表现。愿浮云为我捎信，云师却不肯讲情。托鸿鸟为我传书，鸿高飞而不应命。”
《九章·思美人》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所创作。“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托喻楚王（指楚怀王，一说指楚顷襄王）。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表达了诗人思君，爱君而又怨君、待君之意。“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然反观初志，不可变易，益自修饬，死而后已也。”（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而早苏轼一千多年的屈原“陷滞不发”、“沉菀莫达”、“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的处境正是苏轼当时境遇的写照！但是他们都没有屈服，正如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所评：“世自抑我之遇，我自扬我之芳。”不同的是，屈原坚守情操，用生命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屈，走向偏执与神圣;苏轼坚守情操，在内心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走向包容与豁达。
苏子之歌，表达了自己的困境和对理想的追求，暗含追求难得的苦闷之情，并未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下文通过答客之问，为自己找到了出路，找到了心灵和生命的力量。
第四段苏子之答，承接上文水、月之意、之境，巧妙用典，借题发挥，生出新意，表达自己的志趣与境界。
水、月，是我国古代文人非常喜爱的两个物象，但，不同时代，意义不尽相同。
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频繁出现“水”、“月”等物象，它们的意象特征并不明显。象“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经·秦风·蒹葭》）中的“水”，是指具体的河水，或者是隔绝不通的一种象征。春秋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以汤汤流水形容时间流逝之快，世事变换之速。大唐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南唐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等，都是以流水比喻源源不断的愁绪。自此多以“春水”比喻绵绵愁绪，后又多以“秋水”比喻清澈明眸。“水”的意象特征趋向多元化。
“月”，更为脍炙人口。《诗经·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中的“月”仅是比兴之物，象征明净、美好，烘托“佼人”。《赤壁赋》中所说的“诵明月之诗”的“诗”即指此诗。之后，“月”的意象特征却有极大的变动，多喻离愁乡思。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唐·张九龄 《望月怀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唐·张继的《枫桥夜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唐·李白《静夜思》），“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唐·杜甫《月夜》），古诗中这样的诗句俯拾即是，“月”几乎成了家国情怀的象征和汉民族乡愁的文化符号。 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则把江水与明月糅合起来，表达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思考。“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由滔滔江水、皎皎明月看到了美景怡人，想到了历史长河。
苏子从古人“水”与“月”的意绪中宕出新意。“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意思是说，从变化、运动的一面来看，天地每一瞬间都在不断变化，从不变的一面来看，万物都是永恒的。圆与缺、动与静都是相对的，暂时的，相对的这一面在不断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由此，引申到人生——辩证的看待自己的境遇，有失有得，有舍有取;失与得，舍与取，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不断转化的，对自己的境遇又何必过于在意呢？苏子从水循环往复却并未消失、月不断盈虚变化却并没有消长的特点，看出了“变”与“不变”、“取”与“莫取”的辩证法，从哲学的层面看到得与失、取与舍的相对性与可转化性，从而在精神层面达到了通透洒脱、超然物外，从而达到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秉持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是苏轼与屈原最大的不同。苏赋中的水与月，也脱离了历史的窠臼、前人的意象，而开辟出另一层新意，洒脱达观，而全无时光易逝、离愁别绪之感，可谓千古一奇。
这段还有个难点词语“无尽藏”。“无尽藏”是佛教用语，指佛寺中储积各方所施舍的财物的地方，也谓佛德广大无边，作用于万物，无穷无尽。苏轼把它中国化，取“无穷无尽的宝藏”之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一方面从佛学中吸取了营养，看到了因果轮回，看到了善，从而与自己和解，不怨天;也与他人和解，不尤人，即使被无数小人中伤下狱，却“眼前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 （宋·刘壮舆《漫浪野录》）。另一方面，从大自然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有声有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受用无穷，又有何憾呢？
苏子在赋中以水、月为托，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质与量的界限，自然有其局限性，但他注意到矛盾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不绝对化、静止地看问题，至今仍有其科学性和思辨意义。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不知道苏轼是否懂得大气循环、月球盈亏、物质不灭、质量守恒等现代科学知识，是否懂得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等物理、哲学原理，但，距今一千多年前的苏轼，竟能把天文学、物理学、史学、哲学与文学贯通起来，形成他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可谓前无古人，后鲜来者。
这种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一方面全其性，使他保持了自己的操守，保持了自己人格的独立，另一方面又全其身，安其命，使他不至于在面对挫折时，心灰意冷，走向另一个极端。
苏子之答，融合儒、道、佛，从现实到理想，从物质到精神，从文学到哲学，把自己从现实困境中提升出来，达到一个高不可攀的精神境界，这种独特、深邃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岂是那些蝇营狗苟之徒所能理解和比拟的？
苏子之歌，反映的是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而苏子之答更多反映的是道家安时处顺的达观情怀。苏赋沿袭了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但并不像汉赋那样板重凝滞，而是运用得灵活巧妙。赋中之客，当确有其人，但历来有争议。《赤壁赋》中不著姓字，我觉得自有深意——客实为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客”的人生观也是苏轼的人生观的一部分，主客问答其实是苏轼思想中对立的两个方面，表面上是主客问答，实际上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苏子前后看似矛盾，主客三观似有龃龉，但是，其实都是苏轼巧妙的借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苦闷、矛盾的思想世界;同时以此形式表现他思想调和、思辨的过程与情感的变化
苏轼从儒、道、佛等诸家思想中汲取精华，加以糅合，形成一种来源于儒道佛，而又有别于儒道佛的世界观和他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这种文化精神的价值和力量在于，既能让人保持昂扬进取的精神又能使人在追求理想遇到挫折时，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让人的思想境界跃升到另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从而让人不失进取之心，又能达观地面对自身的困境，从容地面对现实世界，不失对生活的热情;安其身，定其心，平和地面对复杂的人心、人性以及遭遇的不公和挫折，坦然的面对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
苏子的高蹈之处在于，面对复杂的人性和社会，面对自己的人生困境，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能调和儒道佛，创造出一种圣洁、高超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不仅调和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矛盾，而且让他能站立于精神的制高点，去俯瞰现实的困苦，从而产生一种从容面对社会、达观面对苦难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让他对自己的不利处境安然处之，还对那些加害于他的小人产生悲悯心理，深深同情其蝇营狗苟、处心积虑，所以，他对自己的悲惨处境没有痛苦，对世上所有的人也都没有仇恨，“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担当，也有苦恼。如何处理自己与君、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国与家的关系，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古至今，很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两难选择。最后，有的人做了服从皇权、践踏民权的奴才走狗，有的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但是更多的做了忧国忧民、舍己为国的良吏。
如果说进、得、入世是第一人生态度，退、失、出世是第二人生态度，那么，苏轼则创造了第三人生态度——无私、无己、无名的清洁精神，乐观、刚健、豪迈的进取精神，达观、脱俗、超擢的高蹈精神，合三为一，构成一种既积极进取，又达观自适;既保持精神独立，又不放弃现实追求的崇高精神境界，这是一种行走于世而又超然于世的人生观。他的这种精神与稍早于他的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晚于他的明代洪应明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精神——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心境平和，淡泊自然——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由坎坷人生与卓越学识滋养出来的人生观，是一种有别于入世与出世的第三人生态度，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高蹈的人生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精神韧性和张力，激励着，感染着，影响着自那以后的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他们正确面对功名利禄、处理现实与理想矛盾的准绳，汇聚成直面挫折与困难、豪迈行走于人生的无窮精神力量。
孝感市名师、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硕士 颜仁学
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