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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思潮，通过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的界定，分析了当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定位出现的过高、过低以及排斥马克思主义等几种错误倾向，阐明了在“跨界”时代对传统文化进行准确定位的几个原则。
【关键词】跨界 传统文化 文化软实力 定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支柱，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引导作用。从80年代的文化热到90年代文化热的第二次悄然升温，以及世纪之交“国学热”的形成，加上当下“跨界”时代的文化创新、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中有一个根本分歧，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争。要客观看待这一论争，必须在新的形势下，用新的观点审视、更新、丰富传统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以下皆同），给它一个恰当、准确的定位，解决好马、中、西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礼记·明堂》注云：“传，传世也。”《汉书·贾山传》师古注引如淳云：“统，继也。”传统文化者，世代相传相继之文化也。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取消的，它是历史的既成事实，不仅保存在各种经典传世之作中，而且积淀于当代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传统文化继承的原则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传承创新便成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和时代精神。然而，人类实践对文化的价值需求处于变化之中，每一阶段实践都可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价值要求，而传统文化自身又不能生长出新价值，实践主体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创造可以满足其需求的具有创新价值的文化，正如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指出的：“历史传统中必有不断之现代化，每一个现代化亦必有历史传统之存在。”这种价值的更新与改造是当下的“跨界”时代对传统文化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经之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化，无可选择地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我们要加紧建设的新型先进文化，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汲取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以加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但是，在如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西化论者鼓吹全盘西化，本土文化论者鼓吹坚持中国固有文化，而马克思主义者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可谓聚讼纷纭。而在当下“跨界”时代浪潮中，究竟要给予传统文化以怎样的定位呢？首先让我们对目前几种错误倾向的原委稍作分析。
一、对传统文化期望值过大，定位过高
近年来，国外许多国家掀起了“儒学复兴”的热潮。例如，日本有许多研究孔孟思想的学会和研究所，他们把研究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结合起来，认为应在新的现代化论的框架中，重新考虑支持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儒教性因素的有效性，主张并激励人们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充分运用儒家思想及伦理精神。在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而在遥远的英美等国家，亦有“新儒学”的复兴。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加赞扬，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可以“成为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在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看来，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先进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理应受到全世界的重视。然而，对于其定位过高，把它作为未来社会的精神主宰，作为当下“跨界”时代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核心与主体，甚至把它当成拯救文明堕落的最后一剂灵丹妙药，却是片面的。确实，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化使人们远离自然，家庭结构的松弛改变了人们的血缘纽带和人际关系，使人们渴望亲情和乡情；过度的欲望、消费，使人们向往淡泊自尊；环境的恶化和都市的喧嚣，使人们倡导回归自然。西方某些学者们期望借助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引入，在高科技的高度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上嫁接一个和谐淳厚的人际关系，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估价和期待。
不过，企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完全化解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是不可能的。首先，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生态危机、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危机、家庭结构的解体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表现出的危机状态，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而在于它的社会结构本身，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使西方摆脱现代化进程所陷入的困境。根本解决矛盾的手段和途径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其次，尽管在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如四大发明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战争、资本和商品的输出、文化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更何况还有大量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和社会理论。再者，也不能将韩国、日本等国家的腾飞归功于儒学，中国几千年来以儒学作为其民族精神的核心，仍然产生了贫困与落后现象，即便是在“内圣外王”的宋代，国家依然是积贫积弱，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进步是根本性的因素。儒学决不是万能的，它能否成为全球精神家园的归宿，还必须审慎地画一个问号。
二、对传统文化一味挑剔，定位过低，甚至主张放弃
持这种主张的人，往往对传统文化一味抨击，而对西方文化和观念意识不加分辨地一味赞赏，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蕴涵着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力量的大小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单凭物质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依凭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软实力来支撑。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保其物质力量长盛不衰；一度领导世界经济潮流，拥有雄厚物质力量而称雄一时的民族，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衰落不堪，被迫将领先地位让给其他新崛起的民族。但是，只要这个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建立于这一文化基础上的聪明才智与顽强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就有生命力，就必定能东山再起，努力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重建辉煌的物质文明。张岱年曾指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来表达，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称为“中华精神”。正是凭借这样一种顽强、宽容的精神，中华民族克服了前进路上一次次挫折，屹然挺立在世界的东方。以上只是中国以儒学为中心多元互补文化的一个方面，传统文化所创造、保存下来的瑰宝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其不加分别的批判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而所谓的“全盘西化”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这种行为又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所以，文化活动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正如伽德默尔（ Hans-Georg Gadamer）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存在于人当下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因而，躲避传统、全盘西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形态的选择上必须给我们的传统文化留出一席之地。
三、不论是将传统文化定位过高还是过低，二者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那就是排斥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1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与方法论，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单纯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理论是一种具有国际意义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属德国人的德意志文化。它属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民，因为它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全世界和人类美好未来而指明道路的学说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并不能因为它开始产生于别的国家或民族而加以拒绝。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接受的，而不是把它作为德国人的文化形态来接受的。第二，对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就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已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本身就应该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它的核心和灵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上努力追寻的境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成功探索和经验积淀，至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次把“三化”结合在一起，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在“跨界”时代和任务根本转换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尤其凸显。第三，至于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全盘西化，这种说法不值一驳。事实恰好相反，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深刻批驳全盘西化的理论，懂得要实事求是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永远不会故步自封，不会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下“跨界”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应遵循以下原则：一，在国际上，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该本着平等对话、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文化交流。既汲取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与提高，中国文化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这也将会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脚步。二，在国内，要加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文化因子，培养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使其既发挥精神家园的作用，又能适应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成为促进我们社会发展的动力。三，对传统文化的定位，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因为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使其具有中国特色，必须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要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定位以及批判、继承的根本原则。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因为，目前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相对薄弱，优秀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精神，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正在逐步淡化；而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产生了有的孩子只知道“猫王”，而不清楚四大发明，只追求享乐而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现象。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同时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将这些成分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去，使其产生优化民族精神的作用，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不过，欲正确决定弃取，解决好外来文化“为我所用”的问题，必先知“我”为何物，才能进行对比和鉴别。如果自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不通国情民情古今之变，何来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若无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该弃的不弃，该取的不取，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关键词】跨界 传统文化 文化软实力 定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支柱，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引导作用。从80年代的文化热到90年代文化热的第二次悄然升温，以及世纪之交“国学热”的形成，加上当下“跨界”时代的文化创新、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中有一个根本分歧，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争。要客观看待这一论争，必须在新的形势下，用新的观点审视、更新、丰富传统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以下皆同），给它一个恰当、准确的定位，解决好马、中、西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礼记·明堂》注云：“传，传世也。”《汉书·贾山传》师古注引如淳云：“统，继也。”传统文化者，世代相传相继之文化也。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取消的，它是历史的既成事实，不仅保存在各种经典传世之作中，而且积淀于当代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传统文化继承的原则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传承创新便成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和时代精神。然而，人类实践对文化的价值需求处于变化之中，每一阶段实践都可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价值要求，而传统文化自身又不能生长出新价值，实践主体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创造可以满足其需求的具有创新价值的文化，正如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指出的：“历史传统中必有不断之现代化，每一个现代化亦必有历史传统之存在。”这种价值的更新与改造是当下的“跨界”时代对传统文化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经之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化，无可选择地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我们要加紧建设的新型先进文化，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汲取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以加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但是，在如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西化论者鼓吹全盘西化，本土文化论者鼓吹坚持中国固有文化，而马克思主义者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可谓聚讼纷纭。而在当下“跨界”时代浪潮中，究竟要给予传统文化以怎样的定位呢？首先让我们对目前几种错误倾向的原委稍作分析。
一、对传统文化期望值过大，定位过高
近年来，国外许多国家掀起了“儒学复兴”的热潮。例如，日本有许多研究孔孟思想的学会和研究所，他们把研究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结合起来，认为应在新的现代化论的框架中，重新考虑支持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儒教性因素的有效性，主张并激励人们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充分运用儒家思想及伦理精神。在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而在遥远的英美等国家，亦有“新儒学”的复兴。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加赞扬，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可以“成为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在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看来，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先进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理应受到全世界的重视。然而，对于其定位过高，把它作为未来社会的精神主宰，作为当下“跨界”时代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核心与主体，甚至把它当成拯救文明堕落的最后一剂灵丹妙药，却是片面的。确实，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化使人们远离自然，家庭结构的松弛改变了人们的血缘纽带和人际关系，使人们渴望亲情和乡情；过度的欲望、消费，使人们向往淡泊自尊；环境的恶化和都市的喧嚣，使人们倡导回归自然。西方某些学者们期望借助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引入，在高科技的高度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上嫁接一个和谐淳厚的人际关系，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估价和期待。
不过，企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完全化解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是不可能的。首先，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生态危机、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危机、家庭结构的解体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表现出的危机状态，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而在于它的社会结构本身，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使西方摆脱现代化进程所陷入的困境。根本解决矛盾的手段和途径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其次，尽管在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如四大发明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战争、资本和商品的输出、文化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更何况还有大量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和社会理论。再者，也不能将韩国、日本等国家的腾飞归功于儒学，中国几千年来以儒学作为其民族精神的核心，仍然产生了贫困与落后现象，即便是在“内圣外王”的宋代，国家依然是积贫积弱，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进步是根本性的因素。儒学决不是万能的，它能否成为全球精神家园的归宿，还必须审慎地画一个问号。
二、对传统文化一味挑剔，定位过低，甚至主张放弃
持这种主张的人，往往对传统文化一味抨击，而对西方文化和观念意识不加分辨地一味赞赏，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蕴涵着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力量的大小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单凭物质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依凭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软实力来支撑。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保其物质力量长盛不衰；一度领导世界经济潮流，拥有雄厚物质力量而称雄一时的民族，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衰落不堪，被迫将领先地位让给其他新崛起的民族。但是，只要这个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建立于这一文化基础上的聪明才智与顽强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就有生命力，就必定能东山再起，努力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重建辉煌的物质文明。张岱年曾指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来表达，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称为“中华精神”。正是凭借这样一种顽强、宽容的精神，中华民族克服了前进路上一次次挫折，屹然挺立在世界的东方。以上只是中国以儒学为中心多元互补文化的一个方面，传统文化所创造、保存下来的瑰宝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其不加分别的批判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而所谓的“全盘西化”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这种行为又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所以，文化活动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正如伽德默尔（ Hans-Georg Gadamer）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存在于人当下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因而，躲避传统、全盘西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形态的选择上必须给我们的传统文化留出一席之地。
三、不论是将传统文化定位过高还是过低，二者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那就是排斥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1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与方法论，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单纯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理论是一种具有国际意义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属德国人的德意志文化。它属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民，因为它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全世界和人类美好未来而指明道路的学说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并不能因为它开始产生于别的国家或民族而加以拒绝。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接受的，而不是把它作为德国人的文化形态来接受的。第二，对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就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已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本身就应该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它的核心和灵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上努力追寻的境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成功探索和经验积淀，至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次把“三化”结合在一起，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在“跨界”时代和任务根本转换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尤其凸显。第三，至于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全盘西化，这种说法不值一驳。事实恰好相反，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深刻批驳全盘西化的理论，懂得要实事求是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永远不会故步自封，不会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下“跨界”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应遵循以下原则：一，在国际上，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该本着平等对话、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文化交流。既汲取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与提高，中国文化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这也将会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脚步。二，在国内，要加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文化因子，培养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使其既发挥精神家园的作用，又能适应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成为促进我们社会发展的动力。三，对传统文化的定位，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因为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使其具有中国特色，必须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要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定位以及批判、继承的根本原则。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因为，目前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相对薄弱，优秀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精神，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正在逐步淡化；而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产生了有的孩子只知道“猫王”，而不清楚四大发明，只追求享乐而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现象。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同时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将这些成分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去，使其产生优化民族精神的作用，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不过，欲正确决定弃取，解决好外来文化“为我所用”的问题，必先知“我”为何物，才能进行对比和鉴别。如果自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不通国情民情古今之变，何来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若无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该弃的不弃，该取的不取，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