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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众史学在学科意义上是研究公众历史书写及通俗传播的学问体系。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与成熟，基于受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借助新媒体技术，社会上关于公众史学内容的传播，一方面其逐渐形成一种以民间“说史”为主的传播方式，极易出现“历史”与“史实”剥离的现象，引起公众对史学正确认识的错位;另一方面，真正的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传播则面临边缘化，其历史科普迎来挑战。
[关键词]公众史学;专业性;传播方式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大大加速了公共信息与资源的流动。与此同时，公众史学传播在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催化下逐渐发酵。公众史学就是面向社会公共领域、以公民大众为中心的史学，其主要发展目标是将史学归还给公众。
公众史学（也有将其译作公共史学的）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Public History。公众史学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在我国，公众史学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其目前学科框架包括六大分支—即公眾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1]。近年来，我国的公众史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对其学科定义和概念，史学界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仍处于探索与建设阶段。一般来说，公众史学在学科意义上是研究公众历史的书写及通俗传播的学问体系[2]。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通俗化普及史学传播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公众史学的具体社会功能受技术手段、理论建设发展等原因所限，仅承担着传统史学传播的任务，更注重对史学现实性与应用性的挖掘。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功能被放大，所以，通俗普及史学成为公众史学传播服务于社会大众的主要内容。
通俗普及史学是指在史学与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史学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通俗传播是通俗普及史学服务于公众的实践路径。当前，新媒体技术已经成为史学通俗传播的重要媒介，这主要体现在其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B站、微博等自媒体平台进行内容传播。而在自媒体平台上，对公众史学进行通俗传播的创作者有自媒体人，有业余的民间说史人，也有部分专业的史学家。他们借助撰写文案、制作视频等手段，逐渐形成一种以民间“说史”为主的传播方式，对公众史学进行通俗科普和传播。与此同时，专业的史学家在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的参与度并不高，仍大多集中于历史的学术研究领域。而目前在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这种民间“说史”为主的传播方式，其创作者受限于专业知识储备、史学技能训练、商业利益等原因，为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产生“历史”与“史实”分离的现象提供了可能，为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传播带来挑战。
一、公众史学传播中的问题
新媒体是目前公众史学进行通俗传播的重要媒介。其自身所拥有的个性化、交互性、群体性等特点很好地解决了公众史学在通俗传播中的群体特殊性、互动性等问题，优化了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路径，进一步满足了公众史学进行通俗传播的现实需要。但新媒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甚至为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传播带来挑战。
（一）最大传播效果与有效资源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以民间“说史”为主，其创作者受限于流量的追求，受制于商业利益，为达受众流量最大化、传播效果最优化，出现唯流量论的公众史学通俗传播内容，偏离了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史实史料内容根本。这种传播方式采用浮夸的文案标题和浅薄的文案内容来吸引受观众阅览，从而提高内容阅读量和播放量，有时甚至把同一历史知识放在不同的浮夸标题下以达到内容可以被多次重复使用的目的，造成公众史学在通俗传播领域出现严重的利益化和娱乐化倾向，最后不可避免地使受众对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打上“泛娱乐化”的印记。这是对历史的去价值化，失去了公众史学通俗化传播的精神内核：知往鉴今，资政育人。
另一方面，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所进行的公众史学内容通俗传播，其内容传播应立足于公众史学的历史知识与资料，基于专业史学家对史料的研究和考证，而史料资源和史实内容在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且经过史学家研究和考证过的史料，更是少之又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依托新媒体进行民间“说史”的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内容。
也就是说，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对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其在传播的过程中，所编写的文案或拍摄剪辑的视频既要依托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有限史料和史实，又要追求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最大传播效果。这就会让有限的史料资源难以满足民间“说史”追求最大传播效果的需要，限制人气流量的聚集和关注度的提高，进而难以满足受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形成最大传播效果与有效资源之间的矛盾。
（二）“历史”与“史实”不符的问题
所谓的“历史”与“史实”不符的问题，是公众史学通俗传播中存在的最为普遍的问题。由于经过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具备公众史学专业素养的史学家大多活跃于历史学术研究领域，较少涉足公众史学通俗传播领域，因此，在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会出现公众史学专业化内容传播的真空地带。目前，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方式，受限于其创作者专业知识储备、史学技能训练、商业利益等原因，公众史学的历史知识的真实性、价值取向等因素被忽略，进而引起公众对史学正确认识的错位，产生“历史”与“史实”分离的现象，为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传播带来挑战。
如某自媒体短视频以《秦始皇发明一物，如今被大众追捧》为名，虚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拾遗记》作为其所述内容的文献基础，虚构所谓的史实叙述，以引出其商业宣传内容。实际上，在正史《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视频所提的史料记载，仅为“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3]此外，其从《拾遗记》中节选内容“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4]。以此作为内容佐证，而《拾遗记》本质上是文学小说集，不是史书，不具备说服力。这样的现象在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不是个例。这些视频和文案“借用”历史，缺乏历史史实和史料支撑，为迎合商业利益及其他受众口味而将一些备受关注的历史片段进行夸张、世俗化的解读，忽视甚至曲解史实，既不利于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也不利于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传播。 （三）史学民粹化倾向的问题
史学民粹化问题是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中必然产生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当下，基于民众对历史需求的高涨，其所产生的“历史热”为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应用需求。目前，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公众史学通俗传播方式，受传播个性化、交互性、群体性等特点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被个别主观进行曲解。脱离公众史学权威的专业化内容传播，没有史实史料支撑，没有专业化公众史学研究者的参与和专业机构的有效引导和管理，极易让受众产生错误的历史观。葛剑雄先生认为，史学民粹化的倾向，还表现为随意泛化历史，将所有涉及过去的内容都当成历史，自以为了解过去就有资格谈历史，甚至评论、研究历史[5]。而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曲解和异化了公众史学的内涵，重个人化倾向的满足和视觉感官的愉悦，而轻历史内涵的塑造和情操的陶冶，阻碍了公众史学的有效传播。
二、公众史学传播中的问题对策
目前，在国内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公众史学传播的群体，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成果，但就公众史学整体学科体系而论，该领域的研究和成果还有待后续的完善与发展。无论是公众史学在传播中的公众性面相，还是其专业性面相，都有待深入研究。部分从事公众历史理论建构和研究的学者还局限于传统的学院派研究路径，注重公众史学学术理论的建构和挖掘，而轻视公众史学在实践层面的传播与应用，导致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不足。笔者就以上公众史学传播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以期公众史学能有更好的发展。
（一）加大专业人士的融入力度
目前，在公众史学通俗传播领域，公众史学仍然是以讲述“正史”和精英史学为主体，尚未上升至以公众为主体的公众历史。而对“正史”与精英史学来说，其则是以往史学界研究的首要，经过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训练的史学家，甚至史学界，应增强对公众史学的传播参与度，而不是过于专注学科研究領域，忽视了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应让公众史学的传播主动走向公众，满足公众对史学的阅读需求，并承担起更多的公众史学传播的社会和历史责任。如果说公众史学是一座桥梁，那么它连接起来的则是公众史学本身与社会公众，公众史学在本质上不存在公众史学和传统史学之分，该领域的研究专家也没有所谓的公众史学家和传统史学家之分。正如公众史学所倡导的，人人是历史认识者，而公众史学专业人士投身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将有助于公众史学内容的准确传播。
同时，公众史学专业学者融入公众史学传播领域，对公众史学的发展和史学通俗传播的生态净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一些历史学者在立足史学学术研究的专业领域的同时，已经逐渐积极地面向公众史学传播领域，积极回应受众对史学的需求。如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阎崇年先生都开通了微博等新媒体账号，并借助新技术手段，对公众史学的传播提供专业化的内容，拥有几十万粉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于赓哲甚至在自媒体平台B站开通了粉丝号，拍摄视频传播历史知识，满足社会受众对历史的需求。
（二）建立公众史学实践平台
公众史学作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门学科，理论和实践两者都要兼顾，往往对公众史学实践的轻视会导致公众史学传播各种问题的衍生，并阻碍其发展。公众史学学科框架有六大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几乎每个分支内容都是要以实践操作为基础的。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所进行的公众史学通俗传播，其所体现的零散性、个体化、商业化的特性不足以支撑起公众史学自身系统及其紧密的实践操作体系。类似于公众史学的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等实践，通过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操作也是难以开展的。
当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新媒体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为技术支撑所进行的公众史学实践平台建设已不再是难题。因此，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建设类似于公众历史书写数据库、影像与口述历史数据库、公众史学运行操作的app等一系列实践平台，可以丰富公众史学的实践操作层面，有利于公众史学的传播。
（三）完善监督审核机制
目前，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传播形式，仍然是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主要方式。对其内容传播监督审核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是公众史学传播过程频繁出现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完善公众史学在利用新媒体进行通俗传播中的监督审核机制，是解决公众史学目前传播问题的关键。
一方面，传播机构要借助新媒体，对以民间“说史”为主的公众史学传播方式，以不同分类、分区，有针对性地打造不同层级的专业内容监督审核机制。如在新媒体平台的历史领域，传播机构可以在相关文案审核阶段引入经过史学职业技能训练、具备公众史学专业储备和素养的研究人员或者研究专家学者对相关公众史学传播内容进行专业审核，避免公众史学通俗传播所滋生的“历史”与“史实”不符问题、史学民粹化倾向问题，甚至杜绝为追求新媒体流量而罔顾史实史料的恶劣现象。另一方面，借助新媒体，传播机构要有效运用专业学者的公众史学专业素养和史学知识，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受众培养正确的历史观，尊重史实和史料，提高历史知识储备与素养，从而达到以史为鉴、以史明思，进一步提高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钱茂伟.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J].浙江学刊，2014（01）：80-86.
[3][汉]司马迁.史记[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7.
[4][晋]王嘉撰，[南朝·梁]肖绮录.拾遗记：十卷[M].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5]葛剑雄.警惕“历史热”背后的史学民粹化倾向[J].探索与争鸣，2020（09）：33-35.
[关键词]公众史学;专业性;传播方式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大大加速了公共信息与资源的流动。与此同时，公众史学传播在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催化下逐渐发酵。公众史学就是面向社会公共领域、以公民大众为中心的史学，其主要发展目标是将史学归还给公众。
公众史学（也有将其译作公共史学的）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Public History。公众史学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在我国，公众史学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其目前学科框架包括六大分支—即公眾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1]。近年来，我国的公众史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对其学科定义和概念，史学界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仍处于探索与建设阶段。一般来说，公众史学在学科意义上是研究公众历史的书写及通俗传播的学问体系[2]。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通俗化普及史学传播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公众史学的具体社会功能受技术手段、理论建设发展等原因所限，仅承担着传统史学传播的任务，更注重对史学现实性与应用性的挖掘。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功能被放大，所以，通俗普及史学成为公众史学传播服务于社会大众的主要内容。
通俗普及史学是指在史学与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史学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通俗传播是通俗普及史学服务于公众的实践路径。当前，新媒体技术已经成为史学通俗传播的重要媒介，这主要体现在其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B站、微博等自媒体平台进行内容传播。而在自媒体平台上，对公众史学进行通俗传播的创作者有自媒体人，有业余的民间说史人，也有部分专业的史学家。他们借助撰写文案、制作视频等手段，逐渐形成一种以民间“说史”为主的传播方式，对公众史学进行通俗科普和传播。与此同时，专业的史学家在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的参与度并不高，仍大多集中于历史的学术研究领域。而目前在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这种民间“说史”为主的传播方式，其创作者受限于专业知识储备、史学技能训练、商业利益等原因，为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产生“历史”与“史实”分离的现象提供了可能，为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传播带来挑战。
一、公众史学传播中的问题
新媒体是目前公众史学进行通俗传播的重要媒介。其自身所拥有的个性化、交互性、群体性等特点很好地解决了公众史学在通俗传播中的群体特殊性、互动性等问题，优化了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路径，进一步满足了公众史学进行通俗传播的现实需要。但新媒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甚至为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传播带来挑战。
（一）最大传播效果与有效资源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以民间“说史”为主，其创作者受限于流量的追求，受制于商业利益，为达受众流量最大化、传播效果最优化，出现唯流量论的公众史学通俗传播内容，偏离了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史实史料内容根本。这种传播方式采用浮夸的文案标题和浅薄的文案内容来吸引受观众阅览，从而提高内容阅读量和播放量，有时甚至把同一历史知识放在不同的浮夸标题下以达到内容可以被多次重复使用的目的，造成公众史学在通俗传播领域出现严重的利益化和娱乐化倾向，最后不可避免地使受众对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打上“泛娱乐化”的印记。这是对历史的去价值化，失去了公众史学通俗化传播的精神内核：知往鉴今，资政育人。
另一方面，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所进行的公众史学内容通俗传播，其内容传播应立足于公众史学的历史知识与资料，基于专业史学家对史料的研究和考证，而史料资源和史实内容在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且经过史学家研究和考证过的史料，更是少之又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依托新媒体进行民间“说史”的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内容。
也就是说，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对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其在传播的过程中，所编写的文案或拍摄剪辑的视频既要依托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有限史料和史实，又要追求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最大传播效果。这就会让有限的史料资源难以满足民间“说史”追求最大传播效果的需要，限制人气流量的聚集和关注度的提高，进而难以满足受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形成最大传播效果与有效资源之间的矛盾。
（二）“历史”与“史实”不符的问题
所谓的“历史”与“史实”不符的问题，是公众史学通俗传播中存在的最为普遍的问题。由于经过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具备公众史学专业素养的史学家大多活跃于历史学术研究领域，较少涉足公众史学通俗传播领域，因此，在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会出现公众史学专业化内容传播的真空地带。目前，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方式，受限于其创作者专业知识储备、史学技能训练、商业利益等原因，公众史学的历史知识的真实性、价值取向等因素被忽略，进而引起公众对史学正确认识的错位，产生“历史”与“史实”分离的现象，为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传播带来挑战。
如某自媒体短视频以《秦始皇发明一物，如今被大众追捧》为名，虚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拾遗记》作为其所述内容的文献基础，虚构所谓的史实叙述，以引出其商业宣传内容。实际上，在正史《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视频所提的史料记载，仅为“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3]此外，其从《拾遗记》中节选内容“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4]。以此作为内容佐证，而《拾遗记》本质上是文学小说集，不是史书，不具备说服力。这样的现象在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不是个例。这些视频和文案“借用”历史，缺乏历史史实和史料支撑，为迎合商业利益及其他受众口味而将一些备受关注的历史片段进行夸张、世俗化的解读，忽视甚至曲解史实，既不利于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也不利于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传播。 （三）史学民粹化倾向的问题
史学民粹化问题是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中必然产生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当下，基于民众对历史需求的高涨，其所产生的“历史热”为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应用需求。目前，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公众史学通俗传播方式，受传播个性化、交互性、群体性等特点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被个别主观进行曲解。脱离公众史学权威的专业化内容传播，没有史实史料支撑，没有专业化公众史学研究者的参与和专业机构的有效引导和管理，极易让受众产生错误的历史观。葛剑雄先生认为，史学民粹化的倾向，还表现为随意泛化历史，将所有涉及过去的内容都当成历史，自以为了解过去就有资格谈历史，甚至评论、研究历史[5]。而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曲解和异化了公众史学的内涵，重个人化倾向的满足和视觉感官的愉悦，而轻历史内涵的塑造和情操的陶冶，阻碍了公众史学的有效传播。
二、公众史学传播中的问题对策
目前，在国内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公众史学传播的群体，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成果，但就公众史学整体学科体系而论，该领域的研究和成果还有待后续的完善与发展。无论是公众史学在传播中的公众性面相，还是其专业性面相，都有待深入研究。部分从事公众历史理论建构和研究的学者还局限于传统的学院派研究路径，注重公众史学学术理论的建构和挖掘，而轻视公众史学在实践层面的传播与应用，导致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不足。笔者就以上公众史学传播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以期公众史学能有更好的发展。
（一）加大专业人士的融入力度
目前，在公众史学通俗传播领域，公众史学仍然是以讲述“正史”和精英史学为主体，尚未上升至以公众为主体的公众历史。而对“正史”与精英史学来说，其则是以往史学界研究的首要，经过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训练的史学家，甚至史学界，应增强对公众史学的传播参与度，而不是过于专注学科研究領域，忽视了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领域，应让公众史学的传播主动走向公众，满足公众对史学的阅读需求，并承担起更多的公众史学传播的社会和历史责任。如果说公众史学是一座桥梁，那么它连接起来的则是公众史学本身与社会公众，公众史学在本质上不存在公众史学和传统史学之分，该领域的研究专家也没有所谓的公众史学家和传统史学家之分。正如公众史学所倡导的，人人是历史认识者，而公众史学专业人士投身公众史学的通俗传播，将有助于公众史学内容的准确传播。
同时，公众史学专业学者融入公众史学传播领域，对公众史学的发展和史学通俗传播的生态净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一些历史学者在立足史学学术研究的专业领域的同时，已经逐渐积极地面向公众史学传播领域，积极回应受众对史学的需求。如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阎崇年先生都开通了微博等新媒体账号，并借助新技术手段，对公众史学的传播提供专业化的内容，拥有几十万粉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于赓哲甚至在自媒体平台B站开通了粉丝号，拍摄视频传播历史知识，满足社会受众对历史的需求。
（二）建立公众史学实践平台
公众史学作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门学科，理论和实践两者都要兼顾，往往对公众史学实践的轻视会导致公众史学传播各种问题的衍生，并阻碍其发展。公众史学学科框架有六大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几乎每个分支内容都是要以实践操作为基础的。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所进行的公众史学通俗传播，其所体现的零散性、个体化、商业化的特性不足以支撑起公众史学自身系统及其紧密的实践操作体系。类似于公众史学的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等实践，通过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操作也是难以开展的。
当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新媒体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为技术支撑所进行的公众史学实践平台建设已不再是难题。因此，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建设类似于公众历史书写数据库、影像与口述历史数据库、公众史学运行操作的app等一系列实践平台，可以丰富公众史学的实践操作层面，有利于公众史学的传播。
（三）完善监督审核机制
目前，借助新媒体，以民间“说史”为主的传播形式，仍然是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主要方式。对其内容传播监督审核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是公众史学传播过程频繁出现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完善公众史学在利用新媒体进行通俗传播中的监督审核机制，是解决公众史学目前传播问题的关键。
一方面，传播机构要借助新媒体，对以民间“说史”为主的公众史学传播方式，以不同分类、分区，有针对性地打造不同层级的专业内容监督审核机制。如在新媒体平台的历史领域，传播机构可以在相关文案审核阶段引入经过史学职业技能训练、具备公众史学专业储备和素养的研究人员或者研究专家学者对相关公众史学传播内容进行专业审核，避免公众史学通俗传播所滋生的“历史”与“史实”不符问题、史学民粹化倾向问题，甚至杜绝为追求新媒体流量而罔顾史实史料的恶劣现象。另一方面，借助新媒体，传播机构要有效运用专业学者的公众史学专业素养和史学知识，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受众培养正确的历史观，尊重史实和史料，提高历史知识储备与素养，从而达到以史为鉴、以史明思，进一步提高公众史学通俗传播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钱茂伟.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J].浙江学刊，2014（01）：80-86.
[3][汉]司马迁.史记[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7.
[4][晋]王嘉撰，[南朝·梁]肖绮录.拾遗记：十卷[M].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5]葛剑雄.警惕“历史热”背后的史学民粹化倾向[J].探索与争鸣，2020（09）：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