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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流动到城市的农民打工者数量越来越大，这个群体逐渐成为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据统计，我国目前进城农民工人数为1.4亿左右，占全国9亿农民的15.5%。他们由于流动性大、多数处于性活跃期、社会约束力弱、接受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机会不多、本身文化程度和卫生知识匮乏等原因，逐渐成为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
2006年1月，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部门发布的中国艾滋病疫情的评估报告指出，对流动人口落实防治措施难度大是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那么进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们，他们对于艾滋病这场世纪瘟疫是怎么看的？他们具有这方面的预防知识吗？他们会发生危险的、有可能会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吗？他们对于感染艾滋病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2006年7月，南京大学“共签红丝带”暑期社会实践队联合江苏另外8所高校将近60名同学在15天左右时间里，遍访南京和无锡两地20多个建筑工地、工厂及流动人口聚集地，接触了上千名农民打工者，开展了专门针对他们的艾滋病预防宣传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发放问卷、进行访谈等形式展开了关于两地农民打工者对艾滋病认知态度和防范行为的调查。
农民工的艾滋病印象
无锡市总人口520万左右，却有150万流动人口，现艾滋病感染人数居江苏省第4位，这是我国东部一个经济发达、农民工众多、防止艾滋病形势严峻的典型城市，在无锡市郊某大型建筑工地旁一临时搭建的两层楼宿舍里我们见到了小W。
小W来自四川巴中山区农村的青年人，家里有4口人。他告诉我们，他压力很大：父母亲都50多岁了，而哥哥又是残疾人，家里还有位年迈的奶奶。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小W经济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他是做木工的，因为做木工要安全点，工资还高些。
当我们表明想向他调查一下艾滋病预防的基础知识时，他欣然答应了，但他接下来的回答却让人失望，“输血会感染艾滋病吗？”“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会不会感染艾滋？”他都表示不知道。在回答“在进行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吗”这个问题时，他终于耐不住性子了，他说，这样的问题在他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有。看得出，因为无知的尴尬，他已经稍微有了点抵触情绪。
就在此时，同小W一个宿舍的另外几名工友围了过来，当他们听说我们是来宣传艾滋病时，立刻一哄而笑。而其中一位中年男子，听说我们随身携带的宣传品里有安全套，开始面带羞涩地提出能否看看安全套是什么样子的，在我们打开后，小W十分不解地问：“就这个东西能防病吗？”
曾几何时，我们以为这个“世纪绝症”对大家早已是耳熟能详，但事实上农民工群体中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知晓情况却让人不容乐观。在我们发放的千份问卷中，和小W一样不知道安全套能预防艾滋病的人不在少数，只有61.7%的农民工清楚知道安全套对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性。 小W告诉我们，他早上4点半就得起床干活，晚上6点半才收工，午间夏天休息一个小时，冬天休息半个小时，工作都累得要命，根本就没时间去想其他东西。他还觉得工地上的工人几乎都是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状态，上班、吃饭、睡觉，三点一线，一成不变。不难理解，对于像小W这样在城市里靠艰辛劳动来维持生计的打工者来说，与工作、挣钱相比，艾滋病似乎是离他们很遥远的“小事”。
但是，他们预防艾滋病情况并不让人乐观。小W和他的工友们住在卫生条件极其糟糕的临时宿舍里：屋子旁边是一条吸引了无数蚊虫、奇臭无比的水沟；在宿舍侧边是公用厕所，洗澡的工人们和上厕所的工人同处一室，即便坐在离厕所有20米外的宿舍二楼里，也能隐约闻到厕所里的怪味。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农民工们还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小W说，他曾经和别人共用过毛巾、脸盆和牙刷，同宿舍的人忘了带了，就借给他们用。小W把借牙刷当做友善的表现，却不知道疾病某一时刻就会产生。像刷牙、拔牙这样容易传播艾滋病的途径，小W根本不知晓，更谈不上自我保护了。
具备基本的艾滋病预防知识是预防艾滋病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艾滋病如洪水猛兽般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蔓延的时代，一个对艾滋病一无所知的人，谁敢说在这场世纪瘟疫面前是绝对安全的呢？
找“小姐”与艾滋病
赛虹桥街道是南京市雨花区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整个南京市进城农民工的主要聚集地之一。据该街道办卫生办公室主任袁坤介绍，赛虹桥每天农民工流动量在3000人左右，这些是没有固定居所的流动人口，而有固定居所长期在该地区居住的农民工，大概在6万人左右。
见到老王就是在赛虹桥街道某一条相当纵深的小巷子里，居住在这里的几乎全是来南京打工的农民工。这里房价便宜，一般是5到10元一晚，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通常可以住10 到15人，但卫生和治安就没啥保障了，丢东西是常有的事。
我们正在给一名妇女做问卷时，老王出现了，他光着膀子。当听说做的是有关艾滋病方面的调研时，他显示出很大的兴趣，把我们拉到一旁，悄悄地说他经常找“小姐”，并且现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有点痒痒，看来他误以为我们是医院来的了。
老王来自江苏苏北农村，30多岁，现在孤身一人在南京，前几个星期刚失去了一份送煤气的工作，至今还在找活干。
他丝毫不掩饰他找过“小姐”的事实，并且认为他现在有点痒痒可能就跟找“小姐”有关系。当记者向他宣传说，要是找“小姐”，最好带安全套时，他说出的话让人吓了一跳，“我宁愿死了也不带安全套”，他就觉得“没有那个（套）男的干得舒服，有的话就不爽了”。说这些时，他眼光很坚定，夹有一丝的不屑一顾。
农民打工者中像老王有过找“小姐”等高危行为的有多少呢？在我们此次调查的发放问卷中，有9.0%的农民工承认自己找过“小姐”，但有42.5%的农民工承认自己周围认识的人有 找“小姐”的经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有过高危性行为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民工找的“小姐”一般都是在建筑工地、工厂，以及外来人口聚集地附近的浴室、发廊、出租屋等地方，还有在一些专门集中做性服务行业的地方，比如在广场或者偏僻的马路边，价格多在30元到100元之间。
老王说，他找“小姐”一般只找二三十元一次的那种，他通常三四天就会找一次“小姐”，而且从来不带套。有一次他发现有个“小姐”在里面放了个东西（指安全套），“我一看到，就气了，凭啥要我花钱带这玩意做那个？”他激动的表情让人体会到了他当时的怒不可遏。 像老王这样有过高危性行为却没有预防措施的人并不在少数。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承认自己找过“小姐”的农民工中，只有71.8%的人认为必须使用安全套，而有28.2%的人选择是否用要看情况和不必要使用。
在相当部分有过找“小姐”等高危性行为的农民打工者中，的确存在不使用安全套的危险情形，他们中有些可能是不知道怎么预防，有些是知道了怎么预防也不想用。个中的原因值得深思，老王知道带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但为了一时之乐，他就是不愿意用。对于他们这部分农民工来说，找“小姐”是孤身在外而又多属于青壮年的他们在城市生存的另一种形式。他们急需某种发泄，当这种发泄成为了一种必需时，寻乐的心里可能远超出了要预防的心里，得病在此时已变得无意识，而艾滋病往往就在这时偷偷潜入。
我们在无锡青祁桥附近遇到的来自江西的已经在外打工5年的马大叔，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他对艾滋病预防知识根本一无所知。马大叔目前在某工地做搬运钢筋的小工，每天的收入大概40来块，他觉得一个男人在外面不找“小姐”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觉得像在无锡，能找到“小姐”的地方太多，一个小时30元，也不算贵。
由于对艾滋病预防知识一无所知，马大叔对在发生高危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完全没有概念。关于艾滋病怎么传播，他形象地“描述”说：“比如你坐过的位置，是得艾滋病的人刚坐过的，那你就死定了。”马大叔觉得，带不带安全套对预防艾滋病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要是注定你得病，你就肯定逃不掉。
可以说，这部分既有过高危性行为而又没有预防意识的人，是农民工群体中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群。
农民工逐渐成为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主要与他们中的某部分人在进行高危性行为时没有采取相应预防措施有关，至于跟他们寻求商业性性行为是否有必然联系，就目前我们进行的调查来说，还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邵京副教授称，可能还需要更加详细、权威的调查，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工从事商业性性行为，所以他们更容易感染艾滋病。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还得防止，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新偏见，流动人口一定会寻找商业性性行为，这种偏见对疾病控制是很不利的。邵京还提醒说，在针对农民工开展的艾滋病预防和干预的工作中，要避免制造针对农民工新的歧视的可能性。
假如得了艾滋病……
安德门劳务市场是南京最大的农民工劳务市场，许多来南京的农民工都会来这里找工作。这个劳务市场白天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即使到了晚上关门，从劳务市场门口到不远处安德门地铁站这一条大街上，还是会聚集了很多或在聊天、或在休息的农民工。
我们就是在安德门劳务市场门口外遇到王然的。当时他光着上身，一身黝黑的皮肤，不高大但很结实，说话带有很浓的安徽口音。他是2003年来南京打工的，他无奈地说，他现在经济情况已十分窘迫，工作找不到，钱花光了，现在天天睡马路。
王然以前有个老婆，但嫌他穷跟有钱人跑了，之后他就去找“小姐”，还为此得过性病，但没看医生，只吃了几片药就好了。在问到万一真得了艾滋病会怎么办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不会再考虑任何事了，反正是要死的人了。能做点好事就做点好事，有人惹我，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王然说，如果知道自己得病，他还会继续找“小姐”，因为他恨女人。“我对女人有一种恨，如果我得了艾滋病，看到不顺眼的，特别是娱乐场所的那些不正规的女人，我也不会叫她有好下场的。”
王然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找工作上都曾有过坎坷的经历，才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有5%的农民工会选择在得艾滋病后会故意去传播给别人，这样的比例虽然不多，但这种心态比得艾滋病本身更可怕。不少农民工在城市受到过歧视，也经历过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待遇，一旦得了艾滋病，他们就有可能不放过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前些年发生在某些城市的“艾滋针”事件就是这种想法的表现。
得了艾滋病会去传播尽管典型但毕竟是极少数，吴旺代表了农民工中更多的人。吴旺38岁，有着浓浓的眉、棱角分明的脸，典型的东北人，见到他时，他刚到南京，还在找活干，以前也跑过很多地方，他以前在海口打工时有一位得了艾滋病的朋友。
像他这样遇到过艾滋病的人是怎么看待自己万一染上这种世纪绝症的呢。吴旺的回答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假设我自己得了艾滋病，那我自行了断！我不需要去治疗，也不需去要给人添麻烦，也不需要叫他们看不起。”说这些时，他眼神很坚毅，也很残酷。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很多都像吴旺一样，他们从事艰辛的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生存有时候都成问题，医疗和卫生这些事情，他们自然更顾不上了。看病难是现今社会的一大痼疾，对于农民工中钱挣得很少而又没有医疗保险的很多人来说，得了很多看不起的病，他们的想法都是放弃治疗，更何况得了在很多人看来是“很不光彩”而又无法治愈的艾滋病呢？
在我们接触的很多访谈对象中，和吴旺想法一样的人还有很多，生活的艰难、现实的残酷使他们无暇顾及这一正在迅速蔓延的世纪绝症，哪怕他们时刻面临这种绝症的威胁。正如吴旺说，在外面闯荡了十几年了，看惯了很多事，他觉得得了艾滋病就像跟老板要工钱一样，这些事情都只能靠自己去解决，没必要去拖累亲人、朋友，也没有必要找政府帮忙，实际上他们也帮不了忙。从他说这些话时的无奈语气，我们能感受到，在中国、在农民工中开展艾滋病预防所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以上访谈刊出均已得到访谈对象的同意，所用农民工的名字均为化名；杨灿君、刘国霞、王宵雪、朱健、许曼、沈英杰、戴福年、周鹏、唐标、王文进等对本文有重要贡献。本次调查承蒙南京爱德基金会大力资助，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本次调查的部分统计结果：
1.在我们所有的1016份问卷调查对象中，58%的人已经结婚。在已结婚的人当中，目前不与配偶在一起的人有39.6%。
2.有93%的农民工听说过艾滋病，只有7%的人表示没有听说过。
3.农民工对非法采血、输血、共用注射器吸毒、性接触、母婴传播等可以传播艾滋病的方式认知比较清楚，选有可能传播的分别占全部调查对象的83.3%、53.2%、86%和76%；但他们对礼节性接吻、共用坐式马桶、共用浴池，游泳池、蚊虫叮咬等是否传染病毒的认识却很模糊，认为这4种行为方式传染艾滋病的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40.6%、35.8%、45.5%、58.1%。
4.有11.6%的农民工偶尔或经常和别人共用一把牙刷；有29.2%的农民工偶尔或经常和别人共用一把剃须刀；有19.9%的会选择到小诊所去拔牙；去小诊所看病时，有19.1%的人表示不会注意小诊所是不是使用一次性注射器。
5.在承认自己找过“小姐”的农民工中，只有2.8%的人认为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很大。
6.有48.9%的农民工赞成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隔离。
7.在问到“是否认为感染艾滋病和个人道德品质有关”时，39.2%的农民工持支持意见，32.6%的持相反意见；26.1%的农民工认为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他的家人也负有责任，应该受到批评，而45%则持对立立场。
8.在问到“如果你的家人感染了艾滋病，你愿意同他一起生活吗”时，59.4%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只有21.3%的表示不愿意，还有19.2%的选了不知道。
2006年1月，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部门发布的中国艾滋病疫情的评估报告指出，对流动人口落实防治措施难度大是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那么进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们，他们对于艾滋病这场世纪瘟疫是怎么看的？他们具有这方面的预防知识吗？他们会发生危险的、有可能会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吗？他们对于感染艾滋病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2006年7月，南京大学“共签红丝带”暑期社会实践队联合江苏另外8所高校将近60名同学在15天左右时间里，遍访南京和无锡两地20多个建筑工地、工厂及流动人口聚集地，接触了上千名农民打工者，开展了专门针对他们的艾滋病预防宣传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发放问卷、进行访谈等形式展开了关于两地农民打工者对艾滋病认知态度和防范行为的调查。
农民工的艾滋病印象
无锡市总人口520万左右，却有150万流动人口，现艾滋病感染人数居江苏省第4位，这是我国东部一个经济发达、农民工众多、防止艾滋病形势严峻的典型城市，在无锡市郊某大型建筑工地旁一临时搭建的两层楼宿舍里我们见到了小W。
小W来自四川巴中山区农村的青年人，家里有4口人。他告诉我们，他压力很大：父母亲都50多岁了，而哥哥又是残疾人，家里还有位年迈的奶奶。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小W经济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他是做木工的，因为做木工要安全点，工资还高些。
当我们表明想向他调查一下艾滋病预防的基础知识时，他欣然答应了，但他接下来的回答却让人失望，“输血会感染艾滋病吗？”“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会不会感染艾滋？”他都表示不知道。在回答“在进行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吗”这个问题时，他终于耐不住性子了，他说，这样的问题在他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有。看得出，因为无知的尴尬，他已经稍微有了点抵触情绪。
就在此时，同小W一个宿舍的另外几名工友围了过来，当他们听说我们是来宣传艾滋病时，立刻一哄而笑。而其中一位中年男子，听说我们随身携带的宣传品里有安全套，开始面带羞涩地提出能否看看安全套是什么样子的，在我们打开后，小W十分不解地问：“就这个东西能防病吗？”
曾几何时，我们以为这个“世纪绝症”对大家早已是耳熟能详，但事实上农民工群体中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知晓情况却让人不容乐观。在我们发放的千份问卷中，和小W一样不知道安全套能预防艾滋病的人不在少数，只有61.7%的农民工清楚知道安全套对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性。 小W告诉我们，他早上4点半就得起床干活，晚上6点半才收工，午间夏天休息一个小时，冬天休息半个小时，工作都累得要命，根本就没时间去想其他东西。他还觉得工地上的工人几乎都是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状态，上班、吃饭、睡觉，三点一线，一成不变。不难理解，对于像小W这样在城市里靠艰辛劳动来维持生计的打工者来说，与工作、挣钱相比，艾滋病似乎是离他们很遥远的“小事”。
但是，他们预防艾滋病情况并不让人乐观。小W和他的工友们住在卫生条件极其糟糕的临时宿舍里：屋子旁边是一条吸引了无数蚊虫、奇臭无比的水沟；在宿舍侧边是公用厕所，洗澡的工人们和上厕所的工人同处一室，即便坐在离厕所有20米外的宿舍二楼里，也能隐约闻到厕所里的怪味。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农民工们还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小W说，他曾经和别人共用过毛巾、脸盆和牙刷，同宿舍的人忘了带了，就借给他们用。小W把借牙刷当做友善的表现，却不知道疾病某一时刻就会产生。像刷牙、拔牙这样容易传播艾滋病的途径，小W根本不知晓，更谈不上自我保护了。
具备基本的艾滋病预防知识是预防艾滋病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艾滋病如洪水猛兽般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蔓延的时代，一个对艾滋病一无所知的人，谁敢说在这场世纪瘟疫面前是绝对安全的呢？
找“小姐”与艾滋病
赛虹桥街道是南京市雨花区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整个南京市进城农民工的主要聚集地之一。据该街道办卫生办公室主任袁坤介绍，赛虹桥每天农民工流动量在3000人左右，这些是没有固定居所的流动人口，而有固定居所长期在该地区居住的农民工，大概在6万人左右。
见到老王就是在赛虹桥街道某一条相当纵深的小巷子里，居住在这里的几乎全是来南京打工的农民工。这里房价便宜，一般是5到10元一晚，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通常可以住10 到15人，但卫生和治安就没啥保障了，丢东西是常有的事。
我们正在给一名妇女做问卷时，老王出现了，他光着膀子。当听说做的是有关艾滋病方面的调研时，他显示出很大的兴趣，把我们拉到一旁，悄悄地说他经常找“小姐”，并且现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有点痒痒，看来他误以为我们是医院来的了。
老王来自江苏苏北农村，30多岁，现在孤身一人在南京，前几个星期刚失去了一份送煤气的工作，至今还在找活干。
他丝毫不掩饰他找过“小姐”的事实，并且认为他现在有点痒痒可能就跟找“小姐”有关系。当记者向他宣传说，要是找“小姐”，最好带安全套时，他说出的话让人吓了一跳，“我宁愿死了也不带安全套”，他就觉得“没有那个（套）男的干得舒服，有的话就不爽了”。说这些时，他眼光很坚定，夹有一丝的不屑一顾。
农民打工者中像老王有过找“小姐”等高危行为的有多少呢？在我们此次调查的发放问卷中，有9.0%的农民工承认自己找过“小姐”，但有42.5%的农民工承认自己周围认识的人有 找“小姐”的经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有过高危性行为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民工找的“小姐”一般都是在建筑工地、工厂，以及外来人口聚集地附近的浴室、发廊、出租屋等地方，还有在一些专门集中做性服务行业的地方，比如在广场或者偏僻的马路边，价格多在30元到100元之间。
老王说，他找“小姐”一般只找二三十元一次的那种，他通常三四天就会找一次“小姐”，而且从来不带套。有一次他发现有个“小姐”在里面放了个东西（指安全套），“我一看到，就气了，凭啥要我花钱带这玩意做那个？”他激动的表情让人体会到了他当时的怒不可遏。 像老王这样有过高危性行为却没有预防措施的人并不在少数。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承认自己找过“小姐”的农民工中，只有71.8%的人认为必须使用安全套，而有28.2%的人选择是否用要看情况和不必要使用。
在相当部分有过找“小姐”等高危性行为的农民打工者中，的确存在不使用安全套的危险情形，他们中有些可能是不知道怎么预防，有些是知道了怎么预防也不想用。个中的原因值得深思，老王知道带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但为了一时之乐，他就是不愿意用。对于他们这部分农民工来说，找“小姐”是孤身在外而又多属于青壮年的他们在城市生存的另一种形式。他们急需某种发泄，当这种发泄成为了一种必需时，寻乐的心里可能远超出了要预防的心里，得病在此时已变得无意识，而艾滋病往往就在这时偷偷潜入。
我们在无锡青祁桥附近遇到的来自江西的已经在外打工5年的马大叔，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他对艾滋病预防知识根本一无所知。马大叔目前在某工地做搬运钢筋的小工，每天的收入大概40来块，他觉得一个男人在外面不找“小姐”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觉得像在无锡，能找到“小姐”的地方太多，一个小时30元，也不算贵。
由于对艾滋病预防知识一无所知，马大叔对在发生高危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完全没有概念。关于艾滋病怎么传播，他形象地“描述”说：“比如你坐过的位置，是得艾滋病的人刚坐过的，那你就死定了。”马大叔觉得，带不带安全套对预防艾滋病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要是注定你得病，你就肯定逃不掉。
可以说，这部分既有过高危性行为而又没有预防意识的人，是农民工群体中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群。
农民工逐渐成为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主要与他们中的某部分人在进行高危性行为时没有采取相应预防措施有关，至于跟他们寻求商业性性行为是否有必然联系，就目前我们进行的调查来说，还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邵京副教授称，可能还需要更加详细、权威的调查，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工从事商业性性行为，所以他们更容易感染艾滋病。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还得防止，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新偏见，流动人口一定会寻找商业性性行为，这种偏见对疾病控制是很不利的。邵京还提醒说，在针对农民工开展的艾滋病预防和干预的工作中，要避免制造针对农民工新的歧视的可能性。
假如得了艾滋病……
安德门劳务市场是南京最大的农民工劳务市场，许多来南京的农民工都会来这里找工作。这个劳务市场白天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即使到了晚上关门，从劳务市场门口到不远处安德门地铁站这一条大街上，还是会聚集了很多或在聊天、或在休息的农民工。
我们就是在安德门劳务市场门口外遇到王然的。当时他光着上身，一身黝黑的皮肤，不高大但很结实，说话带有很浓的安徽口音。他是2003年来南京打工的，他无奈地说，他现在经济情况已十分窘迫，工作找不到，钱花光了，现在天天睡马路。
王然以前有个老婆，但嫌他穷跟有钱人跑了，之后他就去找“小姐”，还为此得过性病，但没看医生，只吃了几片药就好了。在问到万一真得了艾滋病会怎么办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不会再考虑任何事了，反正是要死的人了。能做点好事就做点好事，有人惹我，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王然说，如果知道自己得病，他还会继续找“小姐”，因为他恨女人。“我对女人有一种恨，如果我得了艾滋病，看到不顺眼的，特别是娱乐场所的那些不正规的女人，我也不会叫她有好下场的。”
王然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找工作上都曾有过坎坷的经历，才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有5%的农民工会选择在得艾滋病后会故意去传播给别人，这样的比例虽然不多，但这种心态比得艾滋病本身更可怕。不少农民工在城市受到过歧视，也经历过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待遇，一旦得了艾滋病，他们就有可能不放过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前些年发生在某些城市的“艾滋针”事件就是这种想法的表现。
得了艾滋病会去传播尽管典型但毕竟是极少数，吴旺代表了农民工中更多的人。吴旺38岁，有着浓浓的眉、棱角分明的脸，典型的东北人，见到他时，他刚到南京，还在找活干，以前也跑过很多地方，他以前在海口打工时有一位得了艾滋病的朋友。
像他这样遇到过艾滋病的人是怎么看待自己万一染上这种世纪绝症的呢。吴旺的回答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假设我自己得了艾滋病，那我自行了断！我不需要去治疗，也不需去要给人添麻烦，也不需要叫他们看不起。”说这些时，他眼神很坚毅，也很残酷。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很多都像吴旺一样，他们从事艰辛的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生存有时候都成问题，医疗和卫生这些事情，他们自然更顾不上了。看病难是现今社会的一大痼疾，对于农民工中钱挣得很少而又没有医疗保险的很多人来说，得了很多看不起的病，他们的想法都是放弃治疗，更何况得了在很多人看来是“很不光彩”而又无法治愈的艾滋病呢？
在我们接触的很多访谈对象中，和吴旺想法一样的人还有很多，生活的艰难、现实的残酷使他们无暇顾及这一正在迅速蔓延的世纪绝症，哪怕他们时刻面临这种绝症的威胁。正如吴旺说，在外面闯荡了十几年了，看惯了很多事，他觉得得了艾滋病就像跟老板要工钱一样，这些事情都只能靠自己去解决，没必要去拖累亲人、朋友，也没有必要找政府帮忙，实际上他们也帮不了忙。从他说这些话时的无奈语气，我们能感受到，在中国、在农民工中开展艾滋病预防所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以上访谈刊出均已得到访谈对象的同意，所用农民工的名字均为化名；杨灿君、刘国霞、王宵雪、朱健、许曼、沈英杰、戴福年、周鹏、唐标、王文进等对本文有重要贡献。本次调查承蒙南京爱德基金会大力资助，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本次调查的部分统计结果：
1.在我们所有的1016份问卷调查对象中，58%的人已经结婚。在已结婚的人当中，目前不与配偶在一起的人有39.6%。
2.有93%的农民工听说过艾滋病，只有7%的人表示没有听说过。
3.农民工对非法采血、输血、共用注射器吸毒、性接触、母婴传播等可以传播艾滋病的方式认知比较清楚，选有可能传播的分别占全部调查对象的83.3%、53.2%、86%和76%；但他们对礼节性接吻、共用坐式马桶、共用浴池，游泳池、蚊虫叮咬等是否传染病毒的认识却很模糊，认为这4种行为方式传染艾滋病的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40.6%、35.8%、45.5%、58.1%。
4.有11.6%的农民工偶尔或经常和别人共用一把牙刷；有29.2%的农民工偶尔或经常和别人共用一把剃须刀；有19.9%的会选择到小诊所去拔牙；去小诊所看病时，有19.1%的人表示不会注意小诊所是不是使用一次性注射器。
5.在承认自己找过“小姐”的农民工中，只有2.8%的人认为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很大。
6.有48.9%的农民工赞成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隔离。
7.在问到“是否认为感染艾滋病和个人道德品质有关”时，39.2%的农民工持支持意见，32.6%的持相反意见；26.1%的农民工认为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他的家人也负有责任，应该受到批评，而45%则持对立立场。
8.在问到“如果你的家人感染了艾滋病，你愿意同他一起生活吗”时，59.4%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只有21.3%的表示不愿意，还有19.2%的选了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