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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霸手”贪官何以繁衍不息
一些“一把手”变成了“一霸手”，在他们掌控的地方和部门，把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专制，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受到践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是“用人失察，边腐边升”。一些人在当“一把手”之前就已经染指腐败，由于善于伪装，被“带病”提拔。这些人在没当“一把手”时，对上级领导，往往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甚至表现得奴性十足。但当他们当上“一把手”后，便一反常态，由“羊”变“狼”，原形毕露。
二是“监督疲软，好人变坏”。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根红苗壮”、来自社会下层的“苦孩子”，在被提拔以前还是比较清廉和谦虚的。但他们当上“一把手”后，便忘乎所以。“下级监督不敢，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群众监督太难，舆论监督空喊”，监督被流于形式。于是一些贪官在落网后，痛定思痛，发出“我是一把手，无人监督我”的感叹。
三是“权大无边，不知所措”。在一些地方，以“提高工作效率，防止推诿扯皮”为名，领导个人的作用被强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被个人“拍板”代替。什么“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问责制”“一把手工程”“一把手组阁”等等，许多“一把手”人、财、物大权独揽，以权谋私的现象应运而生。
四是“缺乏教育，难以自持”。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才走向反面的。他们错把“专制”当成时髦，加以推崇，把自己打造成了“土皇帝”。
——摘自人民网
文艺不能放弃真正的道德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解和高扬文艺批判精神的斗争可以说是贯穿整个中国文艺发展过程的一根中轴线。而道德批判则是文艺批判精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有些作家受到了这种放逐真正的道德批判的影响，在文艺创作中出现了半个世纪前匈牙利现代文艺批评家卢卡契所批评的反常、病态的艺术现象：在欲望的支配与放纵中甘心降落到“下半身写作”，身体与灵魂发生了“断裂”，涌动着“从肉身开始，到肉身结束”式的“动物凶猛”。
在当前中国文艺的各种道德批判中，既有抽象的道德批判，也有真正的道德批判。而有些文艺的道德批判之所以陷入抽象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误区，是因为这些道德批判不是建立在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的基础上。
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未完成时。科学发展不仅是历史的全面进步，而且是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也是当前文艺的道德批判的根本标准。
——摘自《光明日报》
慈善事业怎么就那么难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退休后，担任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四处“化缘”募捐。几个月下来，张保庆禁不住感慨：“募捐难！”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所面临的“募捐难”，也正是中国整个慈善事业面临的困境。据统计，目前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而美国慈善捐赠的85%来自民众。
为什么一向自视为乐善好施的国人，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度那么低呢？除了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大环境的制约等因素外，国内一些公益性募捐机构自身工作没做好，形象欠佳，让一些想做公益事业的人对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缺乏信任是重要原因。
其根源在于现行的政府包办社会慈善事业的模式。目前，我国的社会慈善事业仍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府包办的模式，政府主导的或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慈善机构维持垄断格局。不但提高了慈善事业的成本，也使慈善事业依附于政府，无法变成真正的社会活动。
现在迫切需要打破垄断格局，大力培育发展民间慈善组织，以唤醒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农民工体制的三大后患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视角看，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农民工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将会产生无穷的后患，这种制度安排是必须改革的。
1.排除农民工的工人阶级队伍是不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
在同一个企业里，城市和乡村两种户籍身份不同的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待遇不同，企业对他们的管理方式也不同，实际上形成了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局面。有的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多年了，生活习惯、思想观念还是农民，工业化、现代化对他们的影响甚小。工人队伍的这种状况，同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2.现行的农民工制度是农村把青壮年劳力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把劳动后伤残病弱者退到农村，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都抛给农村，这是一种城乡不等价、不合理的交换形式，也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数千万农民工，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城市，为城市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相比而言，输出农民工多的农村却并没有相应富庶起来。
3.农民工制度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本来只是权宜之计，以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种农民工制度对2010年要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分不利，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很不利的。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海尔集团的“斜坡球理论”
海尔集团从斜坡上流动的小球这一极普通的生活现象中，悟出了企业人才发展的规律“斜坡球理论”，即海尔发展定律。
斜坡上的球体好比一个员工个体，球周围代表员工发展的舞台，斜坡代表着企业发展规模和商场竞争程度。
促使一个员工实现自己的目标及前景有两个动力：内在动力是个人素质的提高，这是根本；球体外在动力是企业的激励机制，是外部的推动力。同时，也存在两种阻力，内在阻力是员工的惰性，外在阻力是发展中的困难。员工施展才华的舞台取决于两个方面：球体半径——员工的能力；球体的弹性——员工活力的发挥程度。
企业发展规模越大，商场竞争越激烈，斜坡的角度越大，人才的竞争越激烈，人才的素质要求就越高。企业根据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如适应服从、充分参与、自我实现等，分别给予不同的动力——激励机制（如员工升迁，就有管理职务、专业职务、技术职务、技能职务等）。
这一理念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不进则退，作为企业或员工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克服阻力和惰性，才能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否则，只能滑落和淘汰。
——摘自《商友》
“真话运动”与“惩罚真话”
为什么讲真话还要冠之以“运动”的称号？是因为不若此，真话就难以在社会中普及。反过来说，假话这种恶疾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社会生活。
在一些领域中，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如果有人说了真话，轻则被认为是反常、不懂事，重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假话，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领域，从而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假话，比如虚假不实的统计数据，文件公文中大量与实际状况不符或严重背离的文字，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等。这些假话与对有效信息的控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灰色环境。
在我们的社会中，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总是凌驾于真假的两分法之上。也就是说，你即使说的是假话，但只要内容是“正确的”，就会受到鼓励和赞扬。
对假话的默许与褒赏，与对真话的残酷和打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代的文字狱，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文革”中这种定点清除，就更是举不胜举。而在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今天，对真话的打击开始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常说要“敢于讲真话”。讲真话，还要敢于说明讲真话的困难。由此可见，开展真话运动，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保护真话的制度环境。
——摘自《北京日报》
一些“一把手”变成了“一霸手”，在他们掌控的地方和部门，把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专制，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受到践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是“用人失察，边腐边升”。一些人在当“一把手”之前就已经染指腐败，由于善于伪装，被“带病”提拔。这些人在没当“一把手”时，对上级领导，往往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甚至表现得奴性十足。但当他们当上“一把手”后，便一反常态，由“羊”变“狼”，原形毕露。
二是“监督疲软，好人变坏”。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根红苗壮”、来自社会下层的“苦孩子”，在被提拔以前还是比较清廉和谦虚的。但他们当上“一把手”后，便忘乎所以。“下级监督不敢，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群众监督太难，舆论监督空喊”，监督被流于形式。于是一些贪官在落网后，痛定思痛，发出“我是一把手，无人监督我”的感叹。
三是“权大无边，不知所措”。在一些地方，以“提高工作效率，防止推诿扯皮”为名，领导个人的作用被强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被个人“拍板”代替。什么“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问责制”“一把手工程”“一把手组阁”等等，许多“一把手”人、财、物大权独揽，以权谋私的现象应运而生。
四是“缺乏教育，难以自持”。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才走向反面的。他们错把“专制”当成时髦，加以推崇，把自己打造成了“土皇帝”。
——摘自人民网
文艺不能放弃真正的道德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解和高扬文艺批判精神的斗争可以说是贯穿整个中国文艺发展过程的一根中轴线。而道德批判则是文艺批判精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有些作家受到了这种放逐真正的道德批判的影响，在文艺创作中出现了半个世纪前匈牙利现代文艺批评家卢卡契所批评的反常、病态的艺术现象：在欲望的支配与放纵中甘心降落到“下半身写作”，身体与灵魂发生了“断裂”，涌动着“从肉身开始，到肉身结束”式的“动物凶猛”。
在当前中国文艺的各种道德批判中，既有抽象的道德批判，也有真正的道德批判。而有些文艺的道德批判之所以陷入抽象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误区，是因为这些道德批判不是建立在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的基础上。
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未完成时。科学发展不仅是历史的全面进步，而且是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也是当前文艺的道德批判的根本标准。
——摘自《光明日报》
慈善事业怎么就那么难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退休后，担任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四处“化缘”募捐。几个月下来，张保庆禁不住感慨：“募捐难！”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所面临的“募捐难”，也正是中国整个慈善事业面临的困境。据统计，目前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而美国慈善捐赠的85%来自民众。
为什么一向自视为乐善好施的国人，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度那么低呢？除了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大环境的制约等因素外，国内一些公益性募捐机构自身工作没做好，形象欠佳，让一些想做公益事业的人对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缺乏信任是重要原因。
其根源在于现行的政府包办社会慈善事业的模式。目前，我国的社会慈善事业仍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府包办的模式，政府主导的或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慈善机构维持垄断格局。不但提高了慈善事业的成本，也使慈善事业依附于政府，无法变成真正的社会活动。
现在迫切需要打破垄断格局，大力培育发展民间慈善组织，以唤醒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农民工体制的三大后患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视角看，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农民工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将会产生无穷的后患，这种制度安排是必须改革的。
1.排除农民工的工人阶级队伍是不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
在同一个企业里，城市和乡村两种户籍身份不同的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待遇不同，企业对他们的管理方式也不同，实际上形成了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局面。有的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多年了，生活习惯、思想观念还是农民，工业化、现代化对他们的影响甚小。工人队伍的这种状况，同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2.现行的农民工制度是农村把青壮年劳力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把劳动后伤残病弱者退到农村，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都抛给农村，这是一种城乡不等价、不合理的交换形式，也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数千万农民工，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城市，为城市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相比而言，输出农民工多的农村却并没有相应富庶起来。
3.农民工制度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本来只是权宜之计，以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种农民工制度对2010年要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分不利，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很不利的。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海尔集团的“斜坡球理论”
海尔集团从斜坡上流动的小球这一极普通的生活现象中，悟出了企业人才发展的规律“斜坡球理论”，即海尔发展定律。
斜坡上的球体好比一个员工个体，球周围代表员工发展的舞台，斜坡代表着企业发展规模和商场竞争程度。
促使一个员工实现自己的目标及前景有两个动力：内在动力是个人素质的提高，这是根本；球体外在动力是企业的激励机制，是外部的推动力。同时，也存在两种阻力，内在阻力是员工的惰性，外在阻力是发展中的困难。员工施展才华的舞台取决于两个方面：球体半径——员工的能力；球体的弹性——员工活力的发挥程度。
企业发展规模越大，商场竞争越激烈，斜坡的角度越大，人才的竞争越激烈，人才的素质要求就越高。企业根据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如适应服从、充分参与、自我实现等，分别给予不同的动力——激励机制（如员工升迁，就有管理职务、专业职务、技术职务、技能职务等）。
这一理念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不进则退，作为企业或员工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克服阻力和惰性，才能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否则，只能滑落和淘汰。
——摘自《商友》
“真话运动”与“惩罚真话”
为什么讲真话还要冠之以“运动”的称号？是因为不若此，真话就难以在社会中普及。反过来说，假话这种恶疾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社会生活。
在一些领域中，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如果有人说了真话，轻则被认为是反常、不懂事，重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假话，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领域，从而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假话，比如虚假不实的统计数据，文件公文中大量与实际状况不符或严重背离的文字，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等。这些假话与对有效信息的控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灰色环境。
在我们的社会中，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总是凌驾于真假的两分法之上。也就是说，你即使说的是假话，但只要内容是“正确的”，就会受到鼓励和赞扬。
对假话的默许与褒赏，与对真话的残酷和打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代的文字狱，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文革”中这种定点清除，就更是举不胜举。而在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今天，对真话的打击开始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常说要“敢于讲真话”。讲真话，还要敢于说明讲真话的困难。由此可见，开展真话运动，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保护真话的制度环境。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