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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作心理学告诉我们，生活中印象深刻的境遇、经历和体验，如经反复刺激在作家意识中留下心理沉淀，就会形成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即心理原型。心理原型凝聚着作家的经验、情感和心态，它潜在于作家的意识深处，有意无意地制约着其对题材、人物、情节等的艺术处理。就简·奥斯丁而言，生活处境和心理经历使她对婚恋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关注，并形成了以婚恋上的平等观念、选择渴望为基本内容的心理原型。奥斯丁作品中的形象和主题无不蕴含着她对婚恋的观念、体验、心理、情感和她自身的人格力量，她正是借助人物之间的矛盾表现其婚恋意识的。
关键词：《曼斯菲尔德庄园》 简·奥斯丁 潜意识 人物矛盾 婚恋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曼斯菲尔德庄园》（下文简称《曼》）出版于1814年，它被许多人评价为简·奥斯丁作品中最缺乏吸引力的一部。这部小说赞赏的不是社会自由而是社会静止。它也写了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敏捷迅速和轻松愉快的气质，但却认为它们与幸福和德行无关，认为它们是对美好生活的威慑力量，因而加以拒斥。简·奥斯丁生活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乡村，一个传统保守的父权制社会。当时的女性被认为是低男性一等的“第二性”，她们的天职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奥斯丁不只是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一名淑女，她更是一个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的作家。通过对这部作品中婚恋情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奥斯丁婚姻观的雏形，即爱情是幸福美满婚姻的基础。奥斯丁是一个从感性的生活体验出发描绘生活—特别是她“自己所熟悉的”、关注的恋爱生活的作家，她的小说反映了她的婚恋心态和意识。那么，简·奥斯丁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婚恋意识的呢？
一 作家的潜意识
借助人物间的矛盾来表现自己矛盾的婚恋意识，是奥斯丁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论及作家对自己的意识的表现，我们不免想到弗洛伊德关于现代心理小说的一句名言：“作家用自我观察的方法，将他的自我分裂成许多部分的自我，结果就使自己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现。”虽然弗洛伊德说的是“现代作家的一种倾向”，但这种表现方式却可以在18世纪后期的文学中找到先例。18世纪是欧洲的“理性时代”，也是欧洲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人们在探索客观外界的同时，开始积极探索主观精神。人们通常把奥斯丁的作品归于其中的“理性文学”，认为她较早地在文学上开拓了对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理性作家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也是“理性文学”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小说由两个形象分别代表一个完整自我中的对立意识，以此表现心灵中的矛盾冲突：拉摩卑鄙、邪恶，代表“崩溃的意识”；狄德罗正派、通达，代表“诚实的意识”。借助两者的对话，作家揭示了人物内心中矛盾意识的冲突。作家似无意作出褒贬，只表现两者又矛盾又共存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拉摩既邪恶，又灵敏、活跃；狄德罗虽正派，却呆板乏味。这部小说可谓最早表现人物自身的潜在意识与外现规范之间矛盾冲突的先例。这期间，反映这一矛盾的作品不时出现，如卢梭的《忏悔录》、斯泰恩的小说等；不少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肯定了潜意识，如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等都认为潜意识是不顾有意识的理智而发生作用的慧心和力量。
二 借助人物矛盾表现婚恋意识
1 理智与情感意识
简·奥斯丁的小说虽然不被认为是心理小说，但人们公认，她的心理刻画细腻、深刻、匠心独运。在笔者看来，奥斯丁有的小说可作为上述《拉摩的侄儿》式的作品来阅读。试以《理智与情感》为例，这部小说以两姐妹分别代表“理智”和“情感”两种意识。表面上反映的是两个人物的意识冲突，但两人意识时时抵牾，处处有异，并不像生活于同一环境、感情上亲密无间的姐妹。从理智与感情对比的角度，奥斯丁提示了一个女性如何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恋爱与自我保护的问题。埃莉诺与玛丽安对待理智与感情的不同态度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显然，女性依靠感情指导行动比靠理智指导行动更易受伤害，也更危险。究其实质，小说反映的是自我的两种意识——外现的“理智”与潜在的“情感”——在婚恋等方面的矛盾、交锋及至消融。不难看出，姐姐埃丽诺明智、冷静，但不免呆板、功利，深沉得腻人，她的成功不在于确切意义上的理智，而在于她世故地抑制了感情，适应了社会；妹妹玛丽安浪漫、轻率，但坦诚、热情，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小说突出地描述了她痴恋迷离的心理状态。她和威洛比的热恋颇似奥斯丁自述的她21岁的那次恋爱：“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围坐，什么放荡不羁的事都做得出来”。她的失误不在于“滥用情感”，而在于对玩弄人的自然感情的“理智的”社会（包括威洛比）毫无警惕和经验。可见，两姐妹的冲突反映了女性自我面对社会作婚恋抉择时的两种意识的冲突——要么抑制感情，适应社会；要么放纵感情，为社会所玩弄与唾弃。奥斯丁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她不能违背现实：让一个放纵感情的少女不受到理智社会的惩罚，但她又不忍心让体现自己情感意识的玛丽安过于悲惨。于是，她最终别扭地让玛丽安抑制本性，接受了理性意识，嫁给“最乏味的”中年人布兰登，勉强有了个归宿。与此同时，作家把不满的情绪投射到外在于两姐妹的社会，让小说集中视线，抨击造成两姐妹婚恋不幸或曲折的“理智的”社会，正如伊安·瓦特指出的：“小说攻击了不是出于情感，而是出于理智的恶行。”
我们无意把奥斯丁说成专写激情或潜意识心理的作家——那也不符合事实，但也不应忽视她对“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意识，包括激情和潜意识的表现与描写。那个时代，也许还未能为这类描写找到“现代的”形式，但作家们确实是涉及了，而奥斯丁似乎和狄德罗一样，也采用分角色的形式来表现“自我”的两种意识的冲突。有了这种理解，阅读《曼》便“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2 分析范妮和玛丽两个形象的婚恋
和《理智与情感》一样，《曼》出现了两个分量一样重要、意识却截然而异的女主人公—范妮·普莱斯和玛丽·克劳福德。范妮深沉含蓄周全审慎，是理性的化身；玛丽热情大方，活泼坦诚，体现了活力和激情，而男主人公爱德蒙正派敦厚，是两个女主人公的追求对象。小说情节围绕她俩对爱德蒙的恋情展开，以范妮得到爱德蒙为结束。爱德蒙实质上是一个苍白的德行人物，是一个缺乏定见的环境俘虏，他摇摆于两个女子之间。奥斯丁似乎有意将他塑造为女性的婚恋目标和试金石，让不同的婚恋意识在他身上一试锋芒，而让范妮和玛丽分别代表矛盾的婚恋意识—理性和感情，通过两者的冲突及爱德蒙的反应，奥斯丁再现了恋爱中的理性和情感意识及其矛盾状况，揭示了其意义与价值。
先说玛丽·克劳福德，这是一个有深刻的感情层次的“情感型”人物。作者借助这个人物表现了人的自然感情面对恋爱抉择时的潜在状况、自然流露及其与理性社会的矛盾冲突、悲剧结局；而对玛丽的刻画明显地涉及了她的潜意识。小说一再写到了玛丽对爱德蒙痴恋的潜意识心理状况，如第9章描述了在索色顿玛丽和爱德蒙头一次挎着胳膊漫步的情形。玛丽“爱得晕头转向”，竟失去了“衡量距离和时间”的标准。她决不承认只走了一刻钟四分之一英里这一客观事实，吵嚷着坚持说道：“噢，我不懂，你说的一英里有多远，但我断定这座树林非常长……我说过我们已经走了一英里，肯定没有说得过分。……“噢，别拿你的表来压我，表往往不是快就是慢，我不能够看到表上多少就相信是多少！”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放浪”的表现，道德上“迷方向”的“暗喻”。这不免严肃得刻板。其实这里是写了“心理时间”的效应，再现了玛丽因充满爱情的快感而虚化了客观现实的迷离的心理状况，动人地表现了玛丽真淳明净的爱情心理、潜意识。又如，第29章中关于玛丽因爱德蒙离家一周而产生的“几乎是每天、每小时”的痛苦思念的描写，呈现了一个热恋女子以爱情贯穿其中，思、悔、恼、妒错综交织的潜意识心理状况。玛丽的情感特征还在于她热情坦诚、毫不掩饰地听凭感情的自然流露。她对爱德蒙爱得热烈、真诚、决无虚饰。第36章，她对与爱德蒙一起排戏的甜美的回忆是扣人心弦的篇章。她在范妮面前一无规避地高声抒发她对爱德蒙的挚爱：“陶醉”、“娇羞”、“精神焕发”、“又笑又骂”，激情炙人，比起讳莫如深的范妮，她显得表里如一，单纯自然。
奥斯丁把玛丽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使读者无不对她合乎人情人性的坦诚大方、真挚痴情，大为激赏。就如特里林指出的：“玛丽·克劳福德的形象旨在引起每一个读者的赞叹，她机警辛辣思维敏捷，体态活泼……她率直、开朗、聪明、好动……她的声音语调像伊丽莎白·班内特一样，令人想见作者本人的声音语调。”可见，玛丽和伊丽莎白一样深得奥斯丁的垂爱，也是她的“光彩夺目的宝贝儿”。这一形象反映了奥斯丁对情感意识的深切体验和充分肯定。
与玛丽形成对照，范妮是一个以“理性”为特征的人物。一般说来，范妮的理性表现为对任何细微现象都要作细致的思考，善于以表面的冷静、不动声色来掩饰强烈的内心活动。她对小至马车夫的一句话、玛丽的一个眼神，大至游览、演戏等事都耿耿于怀，有一番观察、感受和分析。但范妮的理性主要体现在恋爱上，服务于恋爱的目的。许多坪论家对她冠以‘德行”、“理性”的美誉。但通观全书，其“理性意识”的焦点并不在“德行”或理性本身，而在其恋爱目标爱德蒙。表面上看，范妮反对演情感戏剧是出于正派女子的理性考虑，但实际上，她不安的是爱德蒙和玛丽的联手演出，她“觉得这快活是对她的欺侮”、“会使她看了被深深刺痛”。第17、18章，她对纨绔子弟亨利求爱的坚拒使她的理性形象大为增色。但究原因，盖缘于“这颗心早已另属他人”（第33章）。至于她和玛丽，更看不出有德行方面的冲突，一直是她对玛丽充满了情敌之妒。因为玛丽在爱德蒙心中“占了第一位”，“成了她不幸的祸根”，使“她一提到克劳福德小姐就伤心”（第27、37章）。所以，质言之，范妮的“理性”是婚恋的又一种意识和心态，其特征是以理智制约感情，嫉视活泼外露的情感活动，好静斥动。她默坐在不显眼的位子上，暗暗地对亨利和玛丽亚的恋情、耶茨等人的活跃品头论足。偷偷地对爱德蒙一腔情思、对玛丽的热恋妒意盎然，但又把这一切隐蔽得毫无痕迹，谁对它都一无所知。这个形象有处心积虑、令人不胜其烦之虞，但真实地体现了理性意识深沉、细密、功利的特点。范妮的胜利是婚恋矛盾中合乎“理智社会”要求的理性意识对忽视这种要求和力量的情感意识的胜利。
当我们带着上述的眼光读完《曼》时，会感到欣欣然颇有所得。我们可以摒弃“说教”、“假正经”、“不育的女人”等人言的尘垢，又看到了“亲切可爱的简姑”——细腻、明敏，又幽默、坦诚，“她所关注的是人类的幸福、而不是抽象的原则”，因此，她一直在追求真挚的爱情婚姻，并为此迈过了道道坎坷，留下了片片心迹；也因此，她出于“对人性的最透彻的了解”，宽容地把人性的一切——理智或感情，优异或不足，以至激情、潜意识——都视为“自然和精神方面的力量”，显现于笔端人前……几十年里，简·奥斯丁就这样真诚地生活、创作着，写了一部部小说。可以说，在《曼》里，这种真诚又有了更为耀眼的闪现。
参考文献：
[1] 朱虹：《奥斯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
[2] 王国富：《缪华伦·英国古典小说五十讲》，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 简·奥斯丁，张玲、张扬译：《Pride and Prejudice》，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刘霞：《简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道德价值判断》，《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3期。
[5] 简·奥斯丁，孙致礼译：《曼斯菲尔德庄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姜苓，女，1978—，辽宁鞍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辽宁科技大学。
关键词：《曼斯菲尔德庄园》 简·奥斯丁 潜意识 人物矛盾 婚恋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曼斯菲尔德庄园》（下文简称《曼》）出版于1814年，它被许多人评价为简·奥斯丁作品中最缺乏吸引力的一部。这部小说赞赏的不是社会自由而是社会静止。它也写了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敏捷迅速和轻松愉快的气质，但却认为它们与幸福和德行无关，认为它们是对美好生活的威慑力量，因而加以拒斥。简·奥斯丁生活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乡村，一个传统保守的父权制社会。当时的女性被认为是低男性一等的“第二性”，她们的天职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奥斯丁不只是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一名淑女，她更是一个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的作家。通过对这部作品中婚恋情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奥斯丁婚姻观的雏形，即爱情是幸福美满婚姻的基础。奥斯丁是一个从感性的生活体验出发描绘生活—特别是她“自己所熟悉的”、关注的恋爱生活的作家，她的小说反映了她的婚恋心态和意识。那么，简·奥斯丁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婚恋意识的呢？
一 作家的潜意识
借助人物间的矛盾来表现自己矛盾的婚恋意识，是奥斯丁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论及作家对自己的意识的表现，我们不免想到弗洛伊德关于现代心理小说的一句名言：“作家用自我观察的方法，将他的自我分裂成许多部分的自我，结果就使自己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现。”虽然弗洛伊德说的是“现代作家的一种倾向”，但这种表现方式却可以在18世纪后期的文学中找到先例。18世纪是欧洲的“理性时代”，也是欧洲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人们在探索客观外界的同时，开始积极探索主观精神。人们通常把奥斯丁的作品归于其中的“理性文学”，认为她较早地在文学上开拓了对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理性作家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也是“理性文学”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小说由两个形象分别代表一个完整自我中的对立意识，以此表现心灵中的矛盾冲突：拉摩卑鄙、邪恶，代表“崩溃的意识”；狄德罗正派、通达，代表“诚实的意识”。借助两者的对话，作家揭示了人物内心中矛盾意识的冲突。作家似无意作出褒贬，只表现两者又矛盾又共存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拉摩既邪恶，又灵敏、活跃；狄德罗虽正派，却呆板乏味。这部小说可谓最早表现人物自身的潜在意识与外现规范之间矛盾冲突的先例。这期间，反映这一矛盾的作品不时出现，如卢梭的《忏悔录》、斯泰恩的小说等；不少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肯定了潜意识，如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等都认为潜意识是不顾有意识的理智而发生作用的慧心和力量。
二 借助人物矛盾表现婚恋意识
1 理智与情感意识
简·奥斯丁的小说虽然不被认为是心理小说，但人们公认，她的心理刻画细腻、深刻、匠心独运。在笔者看来，奥斯丁有的小说可作为上述《拉摩的侄儿》式的作品来阅读。试以《理智与情感》为例，这部小说以两姐妹分别代表“理智”和“情感”两种意识。表面上反映的是两个人物的意识冲突，但两人意识时时抵牾，处处有异，并不像生活于同一环境、感情上亲密无间的姐妹。从理智与感情对比的角度，奥斯丁提示了一个女性如何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恋爱与自我保护的问题。埃莉诺与玛丽安对待理智与感情的不同态度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显然，女性依靠感情指导行动比靠理智指导行动更易受伤害，也更危险。究其实质，小说反映的是自我的两种意识——外现的“理智”与潜在的“情感”——在婚恋等方面的矛盾、交锋及至消融。不难看出，姐姐埃丽诺明智、冷静，但不免呆板、功利，深沉得腻人，她的成功不在于确切意义上的理智，而在于她世故地抑制了感情，适应了社会；妹妹玛丽安浪漫、轻率，但坦诚、热情，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小说突出地描述了她痴恋迷离的心理状态。她和威洛比的热恋颇似奥斯丁自述的她21岁的那次恋爱：“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围坐，什么放荡不羁的事都做得出来”。她的失误不在于“滥用情感”，而在于对玩弄人的自然感情的“理智的”社会（包括威洛比）毫无警惕和经验。可见，两姐妹的冲突反映了女性自我面对社会作婚恋抉择时的两种意识的冲突——要么抑制感情，适应社会；要么放纵感情，为社会所玩弄与唾弃。奥斯丁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她不能违背现实：让一个放纵感情的少女不受到理智社会的惩罚，但她又不忍心让体现自己情感意识的玛丽安过于悲惨。于是，她最终别扭地让玛丽安抑制本性，接受了理性意识，嫁给“最乏味的”中年人布兰登，勉强有了个归宿。与此同时，作家把不满的情绪投射到外在于两姐妹的社会，让小说集中视线，抨击造成两姐妹婚恋不幸或曲折的“理智的”社会，正如伊安·瓦特指出的：“小说攻击了不是出于情感，而是出于理智的恶行。”
我们无意把奥斯丁说成专写激情或潜意识心理的作家——那也不符合事实，但也不应忽视她对“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意识，包括激情和潜意识的表现与描写。那个时代，也许还未能为这类描写找到“现代的”形式，但作家们确实是涉及了，而奥斯丁似乎和狄德罗一样，也采用分角色的形式来表现“自我”的两种意识的冲突。有了这种理解，阅读《曼》便“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2 分析范妮和玛丽两个形象的婚恋
和《理智与情感》一样，《曼》出现了两个分量一样重要、意识却截然而异的女主人公—范妮·普莱斯和玛丽·克劳福德。范妮深沉含蓄周全审慎，是理性的化身；玛丽热情大方，活泼坦诚，体现了活力和激情，而男主人公爱德蒙正派敦厚，是两个女主人公的追求对象。小说情节围绕她俩对爱德蒙的恋情展开，以范妮得到爱德蒙为结束。爱德蒙实质上是一个苍白的德行人物，是一个缺乏定见的环境俘虏，他摇摆于两个女子之间。奥斯丁似乎有意将他塑造为女性的婚恋目标和试金石，让不同的婚恋意识在他身上一试锋芒，而让范妮和玛丽分别代表矛盾的婚恋意识—理性和感情，通过两者的冲突及爱德蒙的反应，奥斯丁再现了恋爱中的理性和情感意识及其矛盾状况，揭示了其意义与价值。
先说玛丽·克劳福德，这是一个有深刻的感情层次的“情感型”人物。作者借助这个人物表现了人的自然感情面对恋爱抉择时的潜在状况、自然流露及其与理性社会的矛盾冲突、悲剧结局；而对玛丽的刻画明显地涉及了她的潜意识。小说一再写到了玛丽对爱德蒙痴恋的潜意识心理状况，如第9章描述了在索色顿玛丽和爱德蒙头一次挎着胳膊漫步的情形。玛丽“爱得晕头转向”，竟失去了“衡量距离和时间”的标准。她决不承认只走了一刻钟四分之一英里这一客观事实，吵嚷着坚持说道：“噢，我不懂，你说的一英里有多远，但我断定这座树林非常长……我说过我们已经走了一英里，肯定没有说得过分。……“噢，别拿你的表来压我，表往往不是快就是慢，我不能够看到表上多少就相信是多少！”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放浪”的表现，道德上“迷方向”的“暗喻”。这不免严肃得刻板。其实这里是写了“心理时间”的效应，再现了玛丽因充满爱情的快感而虚化了客观现实的迷离的心理状况，动人地表现了玛丽真淳明净的爱情心理、潜意识。又如，第29章中关于玛丽因爱德蒙离家一周而产生的“几乎是每天、每小时”的痛苦思念的描写，呈现了一个热恋女子以爱情贯穿其中，思、悔、恼、妒错综交织的潜意识心理状况。玛丽的情感特征还在于她热情坦诚、毫不掩饰地听凭感情的自然流露。她对爱德蒙爱得热烈、真诚、决无虚饰。第36章，她对与爱德蒙一起排戏的甜美的回忆是扣人心弦的篇章。她在范妮面前一无规避地高声抒发她对爱德蒙的挚爱：“陶醉”、“娇羞”、“精神焕发”、“又笑又骂”，激情炙人，比起讳莫如深的范妮，她显得表里如一，单纯自然。
奥斯丁把玛丽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使读者无不对她合乎人情人性的坦诚大方、真挚痴情，大为激赏。就如特里林指出的：“玛丽·克劳福德的形象旨在引起每一个读者的赞叹，她机警辛辣思维敏捷，体态活泼……她率直、开朗、聪明、好动……她的声音语调像伊丽莎白·班内特一样，令人想见作者本人的声音语调。”可见，玛丽和伊丽莎白一样深得奥斯丁的垂爱，也是她的“光彩夺目的宝贝儿”。这一形象反映了奥斯丁对情感意识的深切体验和充分肯定。
与玛丽形成对照，范妮是一个以“理性”为特征的人物。一般说来，范妮的理性表现为对任何细微现象都要作细致的思考，善于以表面的冷静、不动声色来掩饰强烈的内心活动。她对小至马车夫的一句话、玛丽的一个眼神，大至游览、演戏等事都耿耿于怀，有一番观察、感受和分析。但范妮的理性主要体现在恋爱上，服务于恋爱的目的。许多坪论家对她冠以‘德行”、“理性”的美誉。但通观全书，其“理性意识”的焦点并不在“德行”或理性本身，而在其恋爱目标爱德蒙。表面上看，范妮反对演情感戏剧是出于正派女子的理性考虑，但实际上，她不安的是爱德蒙和玛丽的联手演出，她“觉得这快活是对她的欺侮”、“会使她看了被深深刺痛”。第17、18章，她对纨绔子弟亨利求爱的坚拒使她的理性形象大为增色。但究原因，盖缘于“这颗心早已另属他人”（第33章）。至于她和玛丽，更看不出有德行方面的冲突，一直是她对玛丽充满了情敌之妒。因为玛丽在爱德蒙心中“占了第一位”，“成了她不幸的祸根”，使“她一提到克劳福德小姐就伤心”（第27、37章）。所以，质言之，范妮的“理性”是婚恋的又一种意识和心态，其特征是以理智制约感情，嫉视活泼外露的情感活动，好静斥动。她默坐在不显眼的位子上，暗暗地对亨利和玛丽亚的恋情、耶茨等人的活跃品头论足。偷偷地对爱德蒙一腔情思、对玛丽的热恋妒意盎然，但又把这一切隐蔽得毫无痕迹，谁对它都一无所知。这个形象有处心积虑、令人不胜其烦之虞，但真实地体现了理性意识深沉、细密、功利的特点。范妮的胜利是婚恋矛盾中合乎“理智社会”要求的理性意识对忽视这种要求和力量的情感意识的胜利。
当我们带着上述的眼光读完《曼》时，会感到欣欣然颇有所得。我们可以摒弃“说教”、“假正经”、“不育的女人”等人言的尘垢，又看到了“亲切可爱的简姑”——细腻、明敏，又幽默、坦诚，“她所关注的是人类的幸福、而不是抽象的原则”，因此，她一直在追求真挚的爱情婚姻，并为此迈过了道道坎坷，留下了片片心迹；也因此，她出于“对人性的最透彻的了解”，宽容地把人性的一切——理智或感情，优异或不足，以至激情、潜意识——都视为“自然和精神方面的力量”，显现于笔端人前……几十年里，简·奥斯丁就这样真诚地生活、创作着，写了一部部小说。可以说，在《曼》里，这种真诚又有了更为耀眼的闪现。
参考文献：
[1] 朱虹：《奥斯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
[2] 王国富：《缪华伦·英国古典小说五十讲》，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 简·奥斯丁，张玲、张扬译：《Pride and Prejudice》，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刘霞：《简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道德价值判断》，《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3期。
[5] 简·奥斯丁，孙致礼译：《曼斯菲尔德庄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姜苓，女，1978—，辽宁鞍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辽宁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