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洋人相聚与谈，动辄涉及文化。笔者突然发现，大家谈的其实是文化差异。之所以说是“突然发现”，因为马上在钓鱼台5号楼有个会，话题又是“文化”；我料想恐怕还要谈“文化差异”。洋人学者、前些日子过世的克利夫·格尔茨曾统计洋文的“文化”定义有167个。所以，明日与会时再贡献个“文化”定义，大概既无新意，也不会有什么收效。言文化差异则没有那么罗嗦，甚至不需要文绉绉的定义。你进得钓鱼台来，若有许多文化联想或者历史记忆，那你对这边的文化即不陌生。文化历史的联想记忆越深远，你对这厢的文化就越稔熟。跟有历史癖或者怀旧癖的人提钓鱼台，他们脑际出现的则是辽金时代的风光了。不说钓鱼台史迹本身，单单“钓鱼”两个字在中国文化里面就不仅仅描述户外运动。钓鱼让人联想隐逸之士，也让人想到野心家的暂时退避。姜太公钓鱼甚至是中国语言掌故里一喉而二歌的经典歇后语，里面的文化历史蕴涵足以构成博士论文。即便是袁世凯托“足疾”返乡在洹上钓鱼，也不完全等同于伺机再起呢。后来的“上二子”袁克文不是一般的喜欢舞文弄墨，有他随侍，未必没有《红楼梦》里钓鱼的雅趣呢，一样也是蓑衣竹篓的。你跟洋人说这些，他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不是打猎?”“难道非是钓鱼?”打猎在汉族文字里的联想定然没有钓鱼那样丰富。《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垂竿钓鱼或者“占旺相”的四美人钓鱼给中国文人骚客带来的文化联想审美趣味甚至情色的遐想，更是非我族类所能理解体会的了，何况林妹妹的钓鱼还伴着中土的节日筵宴，于洋人又多了一层需要解释的文化内涵。钓鱼台恰巧与40年前的那场“文化革命”有着感性的联系，这点中国通们或许不陌生。毛泽东主席的那句“钓鱼台里无鱼可钓”恐怕即便翻译成英文也难得字里行间的意思的。“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如今跟40岁以下的人说这四句五言，要费口舌呢。钓鱼台如今的神秘色彩，却多少与这位“文化旗手”有关。可见谈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上面这段文字的小结就是：我们时常在有洋人参加的学术会议上谈的“文化”实际是东西文化差异。大家努力做的是想缩小这种差异。而愚见以为，文化这个东西有顽固的特性，与其尝试改造，不如适应或相互妥协。当年利玛窦传教还不得不采用适应的方式呢。
　　笔者之所以觉得谈文化难，是因为细细琢磨一下，无论在汉字里抑或西文里，文化和CULTURE的歧义太多，并且每个时代的人都予之以不同的定义。在汉文的传统文献里，“文化”两个字要是溯源的话可以追到汉朝刘向的《说苑》。至少梁太子萧统的《文选》里出现过。这个考证工作是编《辞源》的人做的，我并不敢掠美。那时节“文化”的意思是“道之显者”，内容是礼乐法度教化。《说文解字》虽然书名字有个“文”字，但许慎的解释是“错画”，是“交象”，并不是后世对文的理解。《康熙字典》里对文的解释是很全面的，而且涉及近代意义上的“文化”的意思。《康熙字典》引《史记谥法》的措词：“经纬天地日文，道德博文日文，勤学好问日文，慈惠爱民日文，愍民惠礼日文，锡民爵位日文。”1902年，英语世界出版了一位姓麦肯奇的人写的一本《十九世纪览要》，此书我藏有原文，杂在书堆里难找出他的全名。好在光绪年上海广学会将之翻译成中文的《泰西新史览要》就在浮头书案，线装十卷，翻检容易，有李提摩太序焉，够权威的。里面将CULTURE翻译成“教化”。民国元年的《新字典》最近商务印书馆以“豪华珍藏本”的形式重印了，我尚未买到。不过，愚藏书里好在有原版，线装、洋装还各有一部。这本字典对“文”的解释不出《康熙字典》窠臼。黎锦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编的《国语辞典》五十年代重印过，里面有“文化”条说：一是“文治教化”；二是“哲学、科学、文艺、道德、风俗、习惯等一切人类努力所得结果之综合体”。《国语词典》1957年再版时更名《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署“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我手里也收着一本。1953年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的《新名词辞典》“文化”条写：“人类从事劳动获得的知识，和利用这些知识创造出来的产物的总体，叫做文化。”时下流行的汉语词典说文化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上面是中文的情形。英文CULTURE的中文翻译情形怎样呢?我手里也有百年来各种英文词典以及各种双语词典。略翻阅一过，发现各时代的解释也出入不小。有的词典还告诉我英语的CULTURE和德文的BILDUNG等同。我顺便一查1920年的《德华词典》，里面的翻译是“教化”。1956年《德华标准大字典》仍是“教育过程”。2000年外研社《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有“文化”之解。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颜惠庆主编《英华大字典》是将CULTURE翻译成“文化”的。直到一二十年前，“文化”概念的混乱没有现在这样大。这跟时代的剧烈变迁和全球化有关，论起来也复杂得很呐，就此打住。
　　顺带一说，文化交流和文化项目交流不是一回事。中西文化交流需要形而上的用心和深化。文化工程互换的完成不代表交流的完成。就好像海德格尔的全集翻译成中文，不代表中文读者就理解了存在主义一样。西方人如果不把《红楼梦》当世界名著，就不能说中国文化他们了解得够多了。文化的翻译一如诗歌的翻译，容易走形，容易失去意义的真谛。这也是没有法子想的事情。文化交流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可以争论，但不干底事。明者自明。澹台灭明是一人还是两人?尧舜是一人还是两人?干卿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