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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骥教授在近几年内相继推出《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等著作，2009年12月又领衔撰写和出版学术力作《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作为作者在以前几本著作的学术基础之上的登高之作，该著展现出作者在该学科领域的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力和难得的学术高度。
该著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在于全面地透视了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国际环境，揭示了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面临的种种影响和挑战。当前，研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越来越凸显出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可是，不能仅就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来论述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本身要求说清楚它面临的背景和种种挑战。该著很好地回应和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它将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全球化潮流联系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观察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和环境，从而能够正确地、科学地、有力地说明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挑战。该著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具体的和周详的。例如，该著研究了西方政治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了国外宗教思潮尤其是宗教基要主义、宗教界“谋求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的倾向、“宗教多元并存”的倾向、“泛宗教化倾向”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了西方传媒尤其是美国媒体利用SARS事件对中国的大量负面报道、德国媒体对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一些事件的歪曲报道以及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策略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了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对中国国民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中国信息主权的挑战和对中国文化利益的侵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了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尤其是跨国文化公司挤压中国本土文化市场主体的生存空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面临被掠夺的危险等构成的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它还研究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和西方国家文化扩张的新战略、苏东剧变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我国已经出版的所有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面临的种种影响和挑战的研究，以及对其国际条件和原因的研究，就其全面性、系统性和理论深度而言，该著是名列前茅的。
该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是关于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战略的倡议富于针对性和可运用性。由于该著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面临的种种影响和挑战。并且看准了它的国际条件和原因，所以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战略。该著提出，要加强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特别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品格与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探索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要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建设，特别要加强国民的文化认同，即关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关于政治文化的认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同时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要加强国家文化立法与文化管理体系建设，特别要健全和完善文化法律体系框架，既要制定一部体现文化发展战略方向及要求的基本法，又要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文化专门法，还要建立和健全文化管理决策机制，优化文化安全管理的行政组织体系；要加强网络信息的管理与建设，特别要大力加强网络中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建设，要利用网络大力宣传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法律法规的建设；要推进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特别要调整国家文化产业的结构。使文化产业占据“高端”的位置，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塑造文化产业品牌；要加强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建设，特别要改革对外文化传播的体制，整合对外文化传播的资源，推动对外媒体集团化、规模化发展，树立中国媒体可信、可亲的形象，增强对外文化传播的时效性，提升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善于利用国外媒体传播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还要推进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设，特别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倡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坚持文化自主，抵制文化霸权。这些内容建立在上述关于影响和挑战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所以富于针对性。而且它作为一种倡议、建议和观念，同当前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反映了当前人们实践的要求。富于可运用性。它的这一特点和优点，同我党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一致的。
该著的第三个特点和优点，是严格的学术规范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是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研究基础，既是作者自己以往的研究工作奠定的基础，也是学术界共同奠定的基础。研究工作需要反映这样的基础。该著援引了大量国内外学术成果中有益的资料和观点，并且注明了出处，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工作规律和严格的学术规范。它在研究过程中运用相关的理论，如文化安全理论、国家利益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作为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使论述过程展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责任编辑：文 心]
该著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在于全面地透视了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国际环境，揭示了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面临的种种影响和挑战。当前，研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越来越凸显出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可是，不能仅就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来论述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本身要求说清楚它面临的背景和种种挑战。该著很好地回应和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它将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全球化潮流联系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观察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和环境，从而能够正确地、科学地、有力地说明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挑战。该著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具体的和周详的。例如，该著研究了西方政治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了国外宗教思潮尤其是宗教基要主义、宗教界“谋求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的倾向、“宗教多元并存”的倾向、“泛宗教化倾向”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了西方传媒尤其是美国媒体利用SARS事件对中国的大量负面报道、德国媒体对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一些事件的歪曲报道以及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策略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了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对中国国民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中国信息主权的挑战和对中国文化利益的侵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了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尤其是跨国文化公司挤压中国本土文化市场主体的生存空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面临被掠夺的危险等构成的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它还研究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和西方国家文化扩张的新战略、苏东剧变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我国已经出版的所有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面临的种种影响和挑战的研究，以及对其国际条件和原因的研究，就其全面性、系统性和理论深度而言，该著是名列前茅的。
该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是关于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战略的倡议富于针对性和可运用性。由于该著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面临的种种影响和挑战。并且看准了它的国际条件和原因，所以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战略。该著提出，要加强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特别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品格与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探索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要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建设，特别要加强国民的文化认同，即关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关于政治文化的认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同时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要加强国家文化立法与文化管理体系建设，特别要健全和完善文化法律体系框架，既要制定一部体现文化发展战略方向及要求的基本法，又要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文化专门法，还要建立和健全文化管理决策机制，优化文化安全管理的行政组织体系；要加强网络信息的管理与建设，特别要大力加强网络中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建设，要利用网络大力宣传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法律法规的建设；要推进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特别要调整国家文化产业的结构。使文化产业占据“高端”的位置，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塑造文化产业品牌；要加强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建设，特别要改革对外文化传播的体制，整合对外文化传播的资源，推动对外媒体集团化、规模化发展，树立中国媒体可信、可亲的形象，增强对外文化传播的时效性，提升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善于利用国外媒体传播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还要推进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设，特别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倡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坚持文化自主，抵制文化霸权。这些内容建立在上述关于影响和挑战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所以富于针对性。而且它作为一种倡议、建议和观念，同当前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反映了当前人们实践的要求。富于可运用性。它的这一特点和优点，同我党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一致的。
该著的第三个特点和优点，是严格的学术规范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是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研究基础，既是作者自己以往的研究工作奠定的基础，也是学术界共同奠定的基础。研究工作需要反映这样的基础。该著援引了大量国内外学术成果中有益的资料和观点，并且注明了出处，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工作规律和严格的学术规范。它在研究过程中运用相关的理论，如文化安全理论、国家利益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作为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使论述过程展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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