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类某种程度就是被困住，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被困在陆地上。如果愿意把海洋当作一扇窗，就能借由这个窗口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海给了我这样的能力告诉很多人，也许可以转过头来海阔天空。你不一定要到海上生活或工作，可是生命里不能没有一片更开阔的领域，不能没有这样的梦想，不能守着既有的就以为那是全世界。
在法国纪录片《海洋》中，观众透过镜头，得以见识到一个一般人难以抵达的领域。那是一个光用想象都觉得迷人又神秘的世界。而吊诡的是，正是不了解，加深了这种神秘，以及人与海洋的隔阂。这种隔阂包括了，纪录片中写实的海洋受伤状态，和虚拟的“灭绝动物博物馆”，它们短暂地穿插于目眩神迷的海底世界食物链之中，仿似一则预言，甚至让人有一种错觉：那是还存在的世界，还是致往日的一阕挽歌？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人类对陆地的开发已接近临界点，未来的发展必然走向海洋。占地球表面积70%以上的海洋，是陆生动物人类必须开始去了解的世界，这已不是邻海不邻海的问题了。
台湾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多年来致力于海洋书写与海洋文化推广，透过海洋相关的人事物，搭建起海洋与陆地之间的一座座桥梁，他期望岸上的人们走过桥梁，看见海，认识海，尊重海。因为，海洋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取之不竭，包容所有的伤害。“当我们还没有机会去亲近海洋，去相信这个天堂存在，那是多大的感伤，天堂已在萎缩当中。”
廖鸿基现在每周都会受邀到台湾各地的中小学演讲，讲述他所认识的海洋、海洋生物以及海洋文化。在一次演讲中，他遇到了一个高三女生，没有被安排来听演讲的她，见到廖鸿基时一直掉眼泪。她说，面对着庞大的升学压力，觉得生命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阅读廖鸿基的文章总会落泪许久。廖鸿基对她说：“我们都是海的孩子，赶快走过这一关，我们要出海去了。”
给被困住的生命一扇门窗
廖鸿基生长于台湾东部的山海小城——花莲。海，是陪伴他成长不可或缺的场域。小时候与阿嬷到海边看日出、捡石头，与同龄孩子在海边戏浪玩水，学游泳，甚至，“每当莫名其妙地想做坏事，或莫名其妙感觉无聊时，就会走海滩看海”。花莲的高山与大海，是他不忍分离的原点。十二、三岁第一次离家，从“后山”北上到“山前”求学，车子一过清水断崖，他便嚎啕大哭。后来如愿回到花莲，顺利考上花莲高中。花莲高中就在海崖上，崖下是鸟踏石仔渔村。有次在海边看见渔船出航，廖鸿基心想：“如果能够交换，愿意立刻成为那渔人，航行出海。”
35岁那年，廖鸿基正式成为讨海人。在那之前，他“被一连串这辈子最麻烦的挫折缠困，后知后觉，加上面对变故不成熟的认知及态度，脾气又执拗自负”，生命走到了临界点。这样的心境，廖鸿基曾把它写进短篇小说《古井》中，那时的他在岸上的生命干燥、枯萎，害羞、木讷、没有自信、讲话结巴……如同小说中的父亲一样不善表达，“心底隐隐有一股想把自己关闭起来与世隔离的冲动”。于是，他又开始走海滩，开始出海，开始潜逃。
当年老渔人曾经问廖鸿基：“少年家，为什么出来讨海？为着鱼，还是为着海？”多年后，他在散文《海脚》中说：“那年成为海脚，部分原因是因为浪漫向往大海，主要缘由是自我放逐。”而“戒严时代，航行出海谈何容易，唯一机会就是成为讨海人，在沿海渔船上当人家海脚。”（一、二十吨级沿海小渔船，除了船长，同艘船上同个渔季一起作业的船员们，一律称作“海脚”。）
在晕船半年之后，他终于适应了海上生活，在这片摇晃不定的领域里，他站得更稳了，他在海上获得自信，也变得越来越开朗。“面对浩瀚而宏伟的环境，人就会自觉渺小。我在海上生活这些年，不止能力上的改变，思想上的改变，也从原本急躁的个性变成温和的。我比较熟的朋友告诉我说，我连讲话的语调都不一样了。一些老渔人对我的影响也蛮大的。在海上遇到状况，甚至是威胁到生命安全的危险时，老渔人都相当冷静。我在海上二十多年，海洋是我主要的生活领域，我的成长受海很大的影响。” 这段自我放逐，让廖鸿基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走出了困顿。
廖鸿基说，那位高三女生后来考上了好的学校，她曾写信感谢他那天给了她向海的一扇门。“人类某种程度就是被困住，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被困在陆地上。如果愿意把海洋当作一扇窗，就能借由这个窗口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海给了我这样的能力告诉很多人，也许可以转过头来海阔天空。你不一定要到海上生活或工作，可是生命里不能没有一片更开阔的领域，不能没有这样的梦想，不能守着既有的就以为那是全世界。海洋对海岛，也有这样的隐喻。”
走在边缘，不断航出去
在学习海上生活技能的同时，廖鸿基也开始记录海上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描写讨海生活的文章于1996年结集为《讨海人》出版。《讨海人》还原了一个变幻、惊险、力量与智慧并存、鱼与人皆有情的世界，廖鸿基被丰富多彩的海洋样貌驱动着书写热情，以细微观察和生动描写所呈现的陌生世界，一下子掀开了台湾海洋文学的新页。
而在当年，会从事海上工作的，大概都是在陆地上走不下去；台湾沿海渔业也已经走过好光景，渔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讨海人》等早期作品没有表现过的讨海生活的另一面，廖鸿基在近作《漏网新鱼》中才道出：“当时心境曾经十分消沉孤寂，甚至是犹豫挣扎”，彷徨于自己为什么走到这样的地步。“这个社会的主流在陆地上，而且是在城市里。所以从年轻时候走海滩、走海岸、到海上去，我一直都走在边缘，走到岛屿的边缘，走到人世的边缘，也走在自己的边缘，摸索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当你碰触到别人不曾碰触到的界限，也许在自己的努力下，可以让原本的主流价值往边缘挪动。”
年轻时的廖鸿基，曾有许多次到外地工作的机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花莲。他似乎抗拒着进入“山前”的主流世界，而宁愿守住边陲角落的“后山”。直到2000年，到垦丁执行邻近海域鲸豚类生态调查计划，他才第一次真正跨出去，踏上了人生的另一座平台。“虽然垦丁跟花莲不过才200多公里的距离，可是这一步走出去，我发现那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垦丁是珊瑚礁海域，那里的海流、海况、生物，跟花莲的大山大海，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过去那么的设限是不对的。目前我会把原点当作永远的故乡，不管跑得再远我会回到原点，可是我航行出去的每一片领域都可以是我新的家。”
第二年，廖鸿基登上远洋渔船，从高雄港西南航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跨过赤道、斜越印度洋、旁过好望角、横渡南大西洋，在阿根廷沿海渔场停留了14天之后，掉头再横越南大西洋，于南非开普敦上岸，他的海洋版图进一步扩展。这一次远航，也是廖鸿基生命中很重要的转捩点，心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也看清自己过去对海洋那种虚荣、过度浪漫的想象，从而更现实地看待生命，看待人跟海洋的关系。“我曾经跟我女儿讲过，如果我有一天出海不回来的话，就不用去找我。我要她想象我是很快乐的，很欢喜地留在那个领域。就是来一场所谓‘永不靠岸的航行’。后来去了远洋之后，60多天的考验而已，让我非常想念陆地的一切。我发现那个梦太浪漫了，它并不真实。”
2005年，廖鸿基再次远航，随货柜船从高雄港出发，经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北大西洋、北海，沿途泊靠新加坡港、埃及赛德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英国佛列斯多港，再返航。这两次远航，他其实都在处理陆地与海洋这两个深远隔阂的世界之间断不了的牵扯。复杂难懂的离岸心情，返航途中的忧郁，抵岸时的欢喜又茫然，没有一场陆上旅行能比它深刻。廖鸿基说，航海是一场逃离、陷落之后，再挣扎着回来的过程。“陆地生活是安定、有糖有蜜的日子，每趟出航可以说是背弃繁华、远离热闹。可是航海会吸引我的是，每一次这样辛苦地出走，能够看见的，能够经历的，都不是陆地生活能够给予的。也是因为这样的付出，才会有不同的故事。”
廖鸿基说，他是一个必须用感受和生活经验来写作的人，所以每一次的出航，每一片舷外风景，都透过书写留存了下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尝试着多元表达，例如在《海洋游侠》中建构台湾尾海域大翅鲸盛况的历史现场，记述远洋渔船经历的《漂岛》中写实与梦境的穿梭造就一种如小说般的氛围，《后山鲸书》和《飞鱼·百合》则以诗质的文字表达自己对海洋与海岛的礼赞。他不断探寻着文学的疆界。
海洋无疑给了廖鸿基非常多礼物，但面对不断消逝的物事，他渐渐发现，“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没有任何形式的记录或礼物能完整留住现场。任何收集，无论如何留下，或留下什么，最后，终是得还回去。”而书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还回去”的方式。“文学创作是一种整理。在生活中我经由感官留在心里的这些情感、情绪，我把它整理出来，其实是透过书写把它还回去。我发现这样有舍有得，把它还回去的同时也得到更多。”
航行，是为了靠岸
早在讨海后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鬼头刀》中，廖鸿基就表示：“出海的心情就像那只跃起的飞鱼，自由地在另一个世界里飞翔，逃开陆地上的琐琐碎碎。但是，逃避得了吗？海洋终究是飞鱼生活的家园，就像港湾终究是船筏航行的终点。”每一次航行，都需以回返证明它的存在与完成。
而借由航行，与陆地拉开一段距离后，廖鸿基获得了一个迥异于陆上的视野，得以更清楚地看见岛屿，看见自己。回看台湾，他发现岛屿上的人们与海洋竟有着深远的隔阂，不懂得自己有着优越的海洋资源，把海岸和海洋当作化外之地，更无从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海洋文化。他知道，必须回到陆地，让岛屿上的人回过头来，看见海。除了想分享自己从海洋所得到的养分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对海洋的依赖将越来越重。“陆地上的资源大概开发到一个临界点了，接下来一定是向海发展。将来谁能够掌握海域资源，谁就会变得强大，未来海洋专业有可能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专业。我们华人社会是比较拒海的，觉得海是危险的，这样下去我们将失去竞争力。可是很吊诡的是，又不是今天想、明天就能够下去，它要克服许许多多的限制。所以必须在现在一步一步地倡导海洋的重要性，介绍海洋文化，以及海上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年轻人看见海而愿意进一步接触，把海洋当作自己当然的生活领域。”
1996年，廖鸿基拥有了自己的渔船，但也从此卸下了讨海人的身份。这一年，他组成了“寻鲸小组”，执行“花莲沿海鲸类生态调查计划”。在30个工作航次中，共调查并记录到8种鲸豚，这次计划的记录书写成《鲸生鲸世》。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原来台湾海域拥有如此丰富的鲸豚资源。
次年，廖鸿基开始推动赏鲸活动，并在赏鲸船上担任海洋生态解说员，他希望透过赏鲸活动改变鲸豚在台湾的位置。“台湾有个现成的例子。大约二、三十年前，所有的鸟都是惊弓之鸟，但自从有赏鸟活动之后，如今几乎完全改观。从赏鸟的那个关键时刻开始，鸟在台湾已经改变了它的位置。在赏鲸船上工作的老渔人常常感叹：过去怎么会去杀这么可爱的动物呢？他们过去都杀过海豚，可是他们在更近的距离观察它们、跟它们接近之后，才发现过去没看到的部分。我早就希望台湾经由赏鲸活动，学会尊重鲸豚，然后扩及尊重大海。”到现在，每年约有十万人次出海赏鲸。
1998年，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创会，廖鸿基是发起人之一也是创会董事长。基金会以“关怀台湾海洋环境、生态与文化”为宗旨，期望“以缤纷的海洋生态之美、以繁复多样的海域环境、以岛屿原本丰美但已经退潮的海洋文化，架构更多道岛屿和海洋间的桥梁”。在黑潮时期，廖鸿基推动了“海滩废弃物监测计划”和“福尔摩沙海岸巡礼计划”。一直走海滩的他，深深觉得海岸就如同海岛的门户，“是脚步的终点，却也是视野无限延伸的起点”。他所看到的台湾，却把这扇门关上了。“绕岛时从海上看到滨海有那么多的工业区，海岸线被很多消波块围住，显而易见，这个海岛把海岸当作是边陲角落，就把污染最重的、垃圾处理厂等等都推到海边去。如果把它当作是当然发展的领域，海岸线应该是门口而不是边陲角落。”
任期满了之后，廖鸿基转为担任黑潮的顾问，他不允许自己停留，又投入到更多开创性的工作中去。他的航行不断，他的书写也持续着，几乎每年一本、至今近二十本作品出版，在质与量上，廖鸿基无疑是台湾海洋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而他却表示，这只是这个社会对海洋重视不足所留下的空间。“这样四面环海的海岛，有着这么好的舞台，照理说最下游的艺文展现应该十分发达，海洋文化应该很强。可是很离奇的都不见了，所以才留下空间给我们吧。海洋书写会被看见，大概就是因为没有人从事；黑潮基金会能存在这么多年也是因为有存在的必要。”
驱动他不断书写，除了因为“海底事，识不完”之外，更因着一份回馈的情义。“一直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太有使命感了。也许那是文学应该避讳的。可是我又觉得，文学不应该只是娱乐读者或者娱乐自己，它应该有它的目的，一定有它可以改变社会的价值。因为我在这片舞台获得了创作养分，就像父母善待我所以我会孝顺父母一样，我一定会很在意我的父母是否受到伤害，这是自然的情义。而海洋文学是海洋教育里一座感性的桥梁。我想透过海洋文学让这个海岛转过头来在海上看台湾，从海上看见自己，认识自己是海岛子民。尊重海就是尊重自己，这是一种对位关系。”
现阶段，海洋教育成为廖鸿基主要的工作，每周奔波于台湾各地，虽然辛苦，但他知道点滴都有累积。“教育的根本是从原点开始，你在这里出生，对周遭的环境先认识起，对这个地方才会有感情，并且以原点为基础向外走出去。海洋教育最难的部分是把它推到基层里头，让整个社会的意识、价值观改变。这种改变往往需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看到效果，但是不能因为慢而不去做，不做的话就永远停在那里。逆风总是觉得很吃力，前进的时候看到目标遥远、很难达到，可是偶尔回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是有所改变的。”廖鸿基有很多文章被收录在中小学的课本里，这是海洋教育推广以后才会看到的现象。
永续平衡点，不过“尊重”二字
廖鸿基说，海洋是现世真正意义上的荒野。不管航海技术多么发达，船再大也不及海大，面对变幻莫测的天候和滔滔海浪，人和船只都渺小至极。到了海上，人跟大自然的关系才回归到较为正常的状态，一阵风、一个锋面，就使得人类不得不逃回陆地上。“出海越多次，离岸越远，我越觉得有必要谦卑和朴素。”
长时间呆在海上，廖鸿基学会了安静地观察，观察海，观察鱼类，观察匆匆而过的鲸豚……“自然观察是通往人生哲学的一座桥梁”，这句话在很多从自然中获取养分的写作者身上都得到印证。从自然反观人世，毕竟是人之为人在自然中行走时心潮起伏的必然。但自然关系原本简单，只有沾染上人的价值观才变得复杂。我曾想，从讨海人变成鲸豚保育者，中间的转折剧烈吗？他又是怎么看鱼与鱼、人与鱼之间的捕食关系的？显然，他的答案确实“简单”得多：“大自然其实是食物链，是猎主、猎物所串成的大系统。就像我在《后山鲸书》里写到，那是海神派出来的游行队伍，一样吃一样，一样追一样，堆叠起来的就是海洋生态。吃与被吃，是生物生存的必需，所以它一定得去猎食，也就相对地有牺牲者。只要不去妨碍每种生命的永续循环，这种牺牲都是合理而且高贵的，因为它原本就是食物链里的一环。人类只是超越了大自然的循环，跳脱了食物链中被猎食的角色。”
曾经有人问廖鸿基：“你这么喜欢海，那你还吃鱼吗？”廖鸿基认为，这两者是不相干的，他不曾反对渔捞，也认为自己从来不曾从猎者转变为保护者。自诩不残忍的人们，只是将杀戮交付某些职业而已。而人类根本没有能力“保护”海洋，但必须懂得“尊重”海洋。“我会选择性地吃。我知道吃这种鱼并不会断绝它们游行队伍的永续循环，所以我会选择吃它；如果我吃这种鱼会造成它无法继续在地球上跟我们一起生活下去的话，我当然就不会吃。有所选择，我想就是最起码的尊重。”有科学家预测，如果人类持续过度捕捞渔业资源，2048年以后，将只剩水母可以食用。
多年在海上生活，廖鸿基知道，在场是直接而伟大的力量。他坚信珍·古德（编注：Jane Goodall，大陆译为“珍·古道尔”）所说的，“唯有接触，才有机会认识；也唯有认识，才有机会关怀。”推动赏鲸活动，其实是希望通过这座桥梁，让人们接触海。“我并不反对人到海上去，到它们的栖息地去做懂得尊重的拜访。接触是最好的基础，从接触到关怀甚至到尊重，是一个必经的、无可跨越的过程。一下子跳到关怀，根本连接触、认识都还没开始，其实那是虚假或虚荣的成分比较多。必须不断学习，才有机会进入到关怀的领域。”
我在访问的最后还是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人类进入海洋，你会担忧吗？”廖鸿基说：“怎么大家一直都觉得，接触就是破坏？你背向它，它败坏得更快，而且怎么损失的你都不知道。台湾的海洋过去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赏鲸的话，今天海豚也许还是我们的渔获之一，台湾也许像日本一样还在杀海豚。可是有了接触之后，更多人知道我们不需要吃那样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大自然里头学习怎么跟大自然相处，去找到那个永续的平衡点。那些败坏、污染，也许都是一个过程，它让我们有一天警醒：人类不要再进步这么快，也许就能得到一个平衡点；先暂缓我们发展的脚步，停下来看看，生活品质其实是包括环境，而不单单是收入。”
虽然现在工作忙碌，但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廖鸿基就会出海去。
推广海洋教育至今，他认为台湾需要一个类似教育中心的营地，让老师带着学生来实际接触多元的海洋教育。所以他与海洋生物博物馆以及海洋专业团体合作，将成立“海洋环境教育中心”，希望发挥最大的海洋教育效应。他一直在做着跟海洋有关，应该去做而没有人在做的事情。
原本想问廖鸿基，现在还有执着的事吗？但，应该不是那样的，他只是很简单的，“一厢情愿”地去做那些他认定的事情。
廖鸿基说，自己其实比较喜欢单打独斗，大多时候一个人做事其实更有效率。他似乎还是以前那个走海滩的少年，走到岛屿的边缘，倚通往海洋的门扉而立，只是不再彷徨。海洋给他的开阔，让他可以不断出发，也不断回返。
在法国纪录片《海洋》中，观众透过镜头，得以见识到一个一般人难以抵达的领域。那是一个光用想象都觉得迷人又神秘的世界。而吊诡的是，正是不了解，加深了这种神秘，以及人与海洋的隔阂。这种隔阂包括了，纪录片中写实的海洋受伤状态，和虚拟的“灭绝动物博物馆”，它们短暂地穿插于目眩神迷的海底世界食物链之中，仿似一则预言，甚至让人有一种错觉：那是还存在的世界，还是致往日的一阕挽歌？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人类对陆地的开发已接近临界点，未来的发展必然走向海洋。占地球表面积70%以上的海洋，是陆生动物人类必须开始去了解的世界，这已不是邻海不邻海的问题了。
台湾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多年来致力于海洋书写与海洋文化推广，透过海洋相关的人事物，搭建起海洋与陆地之间的一座座桥梁，他期望岸上的人们走过桥梁，看见海，认识海，尊重海。因为，海洋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取之不竭，包容所有的伤害。“当我们还没有机会去亲近海洋，去相信这个天堂存在，那是多大的感伤，天堂已在萎缩当中。”
廖鸿基现在每周都会受邀到台湾各地的中小学演讲，讲述他所认识的海洋、海洋生物以及海洋文化。在一次演讲中，他遇到了一个高三女生，没有被安排来听演讲的她，见到廖鸿基时一直掉眼泪。她说，面对着庞大的升学压力，觉得生命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阅读廖鸿基的文章总会落泪许久。廖鸿基对她说：“我们都是海的孩子，赶快走过这一关，我们要出海去了。”
给被困住的生命一扇门窗
廖鸿基生长于台湾东部的山海小城——花莲。海，是陪伴他成长不可或缺的场域。小时候与阿嬷到海边看日出、捡石头，与同龄孩子在海边戏浪玩水，学游泳，甚至，“每当莫名其妙地想做坏事，或莫名其妙感觉无聊时，就会走海滩看海”。花莲的高山与大海，是他不忍分离的原点。十二、三岁第一次离家，从“后山”北上到“山前”求学，车子一过清水断崖，他便嚎啕大哭。后来如愿回到花莲，顺利考上花莲高中。花莲高中就在海崖上，崖下是鸟踏石仔渔村。有次在海边看见渔船出航，廖鸿基心想：“如果能够交换，愿意立刻成为那渔人，航行出海。”
35岁那年，廖鸿基正式成为讨海人。在那之前，他“被一连串这辈子最麻烦的挫折缠困，后知后觉，加上面对变故不成熟的认知及态度，脾气又执拗自负”，生命走到了临界点。这样的心境，廖鸿基曾把它写进短篇小说《古井》中，那时的他在岸上的生命干燥、枯萎，害羞、木讷、没有自信、讲话结巴……如同小说中的父亲一样不善表达，“心底隐隐有一股想把自己关闭起来与世隔离的冲动”。于是，他又开始走海滩，开始出海，开始潜逃。
当年老渔人曾经问廖鸿基：“少年家，为什么出来讨海？为着鱼，还是为着海？”多年后，他在散文《海脚》中说：“那年成为海脚，部分原因是因为浪漫向往大海，主要缘由是自我放逐。”而“戒严时代，航行出海谈何容易，唯一机会就是成为讨海人，在沿海渔船上当人家海脚。”（一、二十吨级沿海小渔船，除了船长，同艘船上同个渔季一起作业的船员们，一律称作“海脚”。）
在晕船半年之后，他终于适应了海上生活，在这片摇晃不定的领域里，他站得更稳了，他在海上获得自信，也变得越来越开朗。“面对浩瀚而宏伟的环境，人就会自觉渺小。我在海上生活这些年，不止能力上的改变，思想上的改变，也从原本急躁的个性变成温和的。我比较熟的朋友告诉我说，我连讲话的语调都不一样了。一些老渔人对我的影响也蛮大的。在海上遇到状况，甚至是威胁到生命安全的危险时，老渔人都相当冷静。我在海上二十多年，海洋是我主要的生活领域，我的成长受海很大的影响。” 这段自我放逐，让廖鸿基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走出了困顿。
廖鸿基说，那位高三女生后来考上了好的学校，她曾写信感谢他那天给了她向海的一扇门。“人类某种程度就是被困住，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被困在陆地上。如果愿意把海洋当作一扇窗，就能借由这个窗口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海给了我这样的能力告诉很多人，也许可以转过头来海阔天空。你不一定要到海上生活或工作，可是生命里不能没有一片更开阔的领域，不能没有这样的梦想，不能守着既有的就以为那是全世界。海洋对海岛，也有这样的隐喻。”
走在边缘，不断航出去
在学习海上生活技能的同时，廖鸿基也开始记录海上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描写讨海生活的文章于1996年结集为《讨海人》出版。《讨海人》还原了一个变幻、惊险、力量与智慧并存、鱼与人皆有情的世界，廖鸿基被丰富多彩的海洋样貌驱动着书写热情，以细微观察和生动描写所呈现的陌生世界，一下子掀开了台湾海洋文学的新页。
而在当年，会从事海上工作的，大概都是在陆地上走不下去；台湾沿海渔业也已经走过好光景，渔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讨海人》等早期作品没有表现过的讨海生活的另一面，廖鸿基在近作《漏网新鱼》中才道出：“当时心境曾经十分消沉孤寂，甚至是犹豫挣扎”，彷徨于自己为什么走到这样的地步。“这个社会的主流在陆地上，而且是在城市里。所以从年轻时候走海滩、走海岸、到海上去，我一直都走在边缘，走到岛屿的边缘，走到人世的边缘，也走在自己的边缘，摸索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当你碰触到别人不曾碰触到的界限，也许在自己的努力下，可以让原本的主流价值往边缘挪动。”
年轻时的廖鸿基，曾有许多次到外地工作的机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花莲。他似乎抗拒着进入“山前”的主流世界，而宁愿守住边陲角落的“后山”。直到2000年，到垦丁执行邻近海域鲸豚类生态调查计划，他才第一次真正跨出去，踏上了人生的另一座平台。“虽然垦丁跟花莲不过才200多公里的距离，可是这一步走出去，我发现那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垦丁是珊瑚礁海域，那里的海流、海况、生物，跟花莲的大山大海，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过去那么的设限是不对的。目前我会把原点当作永远的故乡，不管跑得再远我会回到原点，可是我航行出去的每一片领域都可以是我新的家。”
第二年，廖鸿基登上远洋渔船，从高雄港西南航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跨过赤道、斜越印度洋、旁过好望角、横渡南大西洋，在阿根廷沿海渔场停留了14天之后，掉头再横越南大西洋，于南非开普敦上岸，他的海洋版图进一步扩展。这一次远航，也是廖鸿基生命中很重要的转捩点，心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也看清自己过去对海洋那种虚荣、过度浪漫的想象，从而更现实地看待生命，看待人跟海洋的关系。“我曾经跟我女儿讲过，如果我有一天出海不回来的话，就不用去找我。我要她想象我是很快乐的，很欢喜地留在那个领域。就是来一场所谓‘永不靠岸的航行’。后来去了远洋之后，60多天的考验而已，让我非常想念陆地的一切。我发现那个梦太浪漫了，它并不真实。”
2005年，廖鸿基再次远航，随货柜船从高雄港出发，经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北大西洋、北海，沿途泊靠新加坡港、埃及赛德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英国佛列斯多港，再返航。这两次远航，他其实都在处理陆地与海洋这两个深远隔阂的世界之间断不了的牵扯。复杂难懂的离岸心情，返航途中的忧郁，抵岸时的欢喜又茫然，没有一场陆上旅行能比它深刻。廖鸿基说，航海是一场逃离、陷落之后，再挣扎着回来的过程。“陆地生活是安定、有糖有蜜的日子，每趟出航可以说是背弃繁华、远离热闹。可是航海会吸引我的是，每一次这样辛苦地出走，能够看见的，能够经历的，都不是陆地生活能够给予的。也是因为这样的付出，才会有不同的故事。”
廖鸿基说，他是一个必须用感受和生活经验来写作的人，所以每一次的出航，每一片舷外风景，都透过书写留存了下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尝试着多元表达，例如在《海洋游侠》中建构台湾尾海域大翅鲸盛况的历史现场，记述远洋渔船经历的《漂岛》中写实与梦境的穿梭造就一种如小说般的氛围，《后山鲸书》和《飞鱼·百合》则以诗质的文字表达自己对海洋与海岛的礼赞。他不断探寻着文学的疆界。
海洋无疑给了廖鸿基非常多礼物，但面对不断消逝的物事，他渐渐发现，“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没有任何形式的记录或礼物能完整留住现场。任何收集，无论如何留下，或留下什么，最后，终是得还回去。”而书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还回去”的方式。“文学创作是一种整理。在生活中我经由感官留在心里的这些情感、情绪，我把它整理出来，其实是透过书写把它还回去。我发现这样有舍有得，把它还回去的同时也得到更多。”
航行，是为了靠岸
早在讨海后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鬼头刀》中，廖鸿基就表示：“出海的心情就像那只跃起的飞鱼，自由地在另一个世界里飞翔，逃开陆地上的琐琐碎碎。但是，逃避得了吗？海洋终究是飞鱼生活的家园，就像港湾终究是船筏航行的终点。”每一次航行，都需以回返证明它的存在与完成。
而借由航行，与陆地拉开一段距离后，廖鸿基获得了一个迥异于陆上的视野，得以更清楚地看见岛屿，看见自己。回看台湾，他发现岛屿上的人们与海洋竟有着深远的隔阂，不懂得自己有着优越的海洋资源，把海岸和海洋当作化外之地，更无从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海洋文化。他知道，必须回到陆地，让岛屿上的人回过头来，看见海。除了想分享自己从海洋所得到的养分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对海洋的依赖将越来越重。“陆地上的资源大概开发到一个临界点了，接下来一定是向海发展。将来谁能够掌握海域资源，谁就会变得强大，未来海洋专业有可能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专业。我们华人社会是比较拒海的，觉得海是危险的，这样下去我们将失去竞争力。可是很吊诡的是，又不是今天想、明天就能够下去，它要克服许许多多的限制。所以必须在现在一步一步地倡导海洋的重要性，介绍海洋文化，以及海上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年轻人看见海而愿意进一步接触，把海洋当作自己当然的生活领域。”
1996年，廖鸿基拥有了自己的渔船，但也从此卸下了讨海人的身份。这一年，他组成了“寻鲸小组”，执行“花莲沿海鲸类生态调查计划”。在30个工作航次中，共调查并记录到8种鲸豚，这次计划的记录书写成《鲸生鲸世》。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原来台湾海域拥有如此丰富的鲸豚资源。
次年，廖鸿基开始推动赏鲸活动，并在赏鲸船上担任海洋生态解说员，他希望透过赏鲸活动改变鲸豚在台湾的位置。“台湾有个现成的例子。大约二、三十年前，所有的鸟都是惊弓之鸟，但自从有赏鸟活动之后，如今几乎完全改观。从赏鸟的那个关键时刻开始，鸟在台湾已经改变了它的位置。在赏鲸船上工作的老渔人常常感叹：过去怎么会去杀这么可爱的动物呢？他们过去都杀过海豚，可是他们在更近的距离观察它们、跟它们接近之后，才发现过去没看到的部分。我早就希望台湾经由赏鲸活动，学会尊重鲸豚，然后扩及尊重大海。”到现在，每年约有十万人次出海赏鲸。
1998年，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创会，廖鸿基是发起人之一也是创会董事长。基金会以“关怀台湾海洋环境、生态与文化”为宗旨，期望“以缤纷的海洋生态之美、以繁复多样的海域环境、以岛屿原本丰美但已经退潮的海洋文化，架构更多道岛屿和海洋间的桥梁”。在黑潮时期，廖鸿基推动了“海滩废弃物监测计划”和“福尔摩沙海岸巡礼计划”。一直走海滩的他，深深觉得海岸就如同海岛的门户，“是脚步的终点，却也是视野无限延伸的起点”。他所看到的台湾，却把这扇门关上了。“绕岛时从海上看到滨海有那么多的工业区，海岸线被很多消波块围住，显而易见，这个海岛把海岸当作是边陲角落，就把污染最重的、垃圾处理厂等等都推到海边去。如果把它当作是当然发展的领域，海岸线应该是门口而不是边陲角落。”
任期满了之后，廖鸿基转为担任黑潮的顾问，他不允许自己停留，又投入到更多开创性的工作中去。他的航行不断，他的书写也持续着，几乎每年一本、至今近二十本作品出版，在质与量上，廖鸿基无疑是台湾海洋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而他却表示，这只是这个社会对海洋重视不足所留下的空间。“这样四面环海的海岛，有着这么好的舞台，照理说最下游的艺文展现应该十分发达，海洋文化应该很强。可是很离奇的都不见了，所以才留下空间给我们吧。海洋书写会被看见，大概就是因为没有人从事；黑潮基金会能存在这么多年也是因为有存在的必要。”
驱动他不断书写，除了因为“海底事，识不完”之外，更因着一份回馈的情义。“一直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太有使命感了。也许那是文学应该避讳的。可是我又觉得，文学不应该只是娱乐读者或者娱乐自己，它应该有它的目的，一定有它可以改变社会的价值。因为我在这片舞台获得了创作养分，就像父母善待我所以我会孝顺父母一样，我一定会很在意我的父母是否受到伤害，这是自然的情义。而海洋文学是海洋教育里一座感性的桥梁。我想透过海洋文学让这个海岛转过头来在海上看台湾，从海上看见自己，认识自己是海岛子民。尊重海就是尊重自己，这是一种对位关系。”
现阶段，海洋教育成为廖鸿基主要的工作，每周奔波于台湾各地，虽然辛苦，但他知道点滴都有累积。“教育的根本是从原点开始，你在这里出生，对周遭的环境先认识起，对这个地方才会有感情，并且以原点为基础向外走出去。海洋教育最难的部分是把它推到基层里头，让整个社会的意识、价值观改变。这种改变往往需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看到效果，但是不能因为慢而不去做，不做的话就永远停在那里。逆风总是觉得很吃力，前进的时候看到目标遥远、很难达到，可是偶尔回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是有所改变的。”廖鸿基有很多文章被收录在中小学的课本里，这是海洋教育推广以后才会看到的现象。
永续平衡点，不过“尊重”二字
廖鸿基说，海洋是现世真正意义上的荒野。不管航海技术多么发达，船再大也不及海大，面对变幻莫测的天候和滔滔海浪，人和船只都渺小至极。到了海上，人跟大自然的关系才回归到较为正常的状态，一阵风、一个锋面，就使得人类不得不逃回陆地上。“出海越多次，离岸越远，我越觉得有必要谦卑和朴素。”
长时间呆在海上，廖鸿基学会了安静地观察，观察海，观察鱼类，观察匆匆而过的鲸豚……“自然观察是通往人生哲学的一座桥梁”，这句话在很多从自然中获取养分的写作者身上都得到印证。从自然反观人世，毕竟是人之为人在自然中行走时心潮起伏的必然。但自然关系原本简单，只有沾染上人的价值观才变得复杂。我曾想，从讨海人变成鲸豚保育者，中间的转折剧烈吗？他又是怎么看鱼与鱼、人与鱼之间的捕食关系的？显然，他的答案确实“简单”得多：“大自然其实是食物链，是猎主、猎物所串成的大系统。就像我在《后山鲸书》里写到，那是海神派出来的游行队伍，一样吃一样，一样追一样，堆叠起来的就是海洋生态。吃与被吃，是生物生存的必需，所以它一定得去猎食，也就相对地有牺牲者。只要不去妨碍每种生命的永续循环，这种牺牲都是合理而且高贵的，因为它原本就是食物链里的一环。人类只是超越了大自然的循环，跳脱了食物链中被猎食的角色。”
曾经有人问廖鸿基：“你这么喜欢海，那你还吃鱼吗？”廖鸿基认为，这两者是不相干的，他不曾反对渔捞，也认为自己从来不曾从猎者转变为保护者。自诩不残忍的人们，只是将杀戮交付某些职业而已。而人类根本没有能力“保护”海洋，但必须懂得“尊重”海洋。“我会选择性地吃。我知道吃这种鱼并不会断绝它们游行队伍的永续循环，所以我会选择吃它；如果我吃这种鱼会造成它无法继续在地球上跟我们一起生活下去的话，我当然就不会吃。有所选择，我想就是最起码的尊重。”有科学家预测，如果人类持续过度捕捞渔业资源，2048年以后，将只剩水母可以食用。
多年在海上生活，廖鸿基知道，在场是直接而伟大的力量。他坚信珍·古德（编注：Jane Goodall，大陆译为“珍·古道尔”）所说的，“唯有接触，才有机会认识；也唯有认识，才有机会关怀。”推动赏鲸活动，其实是希望通过这座桥梁，让人们接触海。“我并不反对人到海上去，到它们的栖息地去做懂得尊重的拜访。接触是最好的基础，从接触到关怀甚至到尊重，是一个必经的、无可跨越的过程。一下子跳到关怀，根本连接触、认识都还没开始，其实那是虚假或虚荣的成分比较多。必须不断学习，才有机会进入到关怀的领域。”
我在访问的最后还是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人类进入海洋，你会担忧吗？”廖鸿基说：“怎么大家一直都觉得，接触就是破坏？你背向它，它败坏得更快，而且怎么损失的你都不知道。台湾的海洋过去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赏鲸的话，今天海豚也许还是我们的渔获之一，台湾也许像日本一样还在杀海豚。可是有了接触之后，更多人知道我们不需要吃那样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大自然里头学习怎么跟大自然相处，去找到那个永续的平衡点。那些败坏、污染，也许都是一个过程，它让我们有一天警醒：人类不要再进步这么快，也许就能得到一个平衡点；先暂缓我们发展的脚步，停下来看看，生活品质其实是包括环境，而不单单是收入。”
虽然现在工作忙碌，但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廖鸿基就会出海去。
推广海洋教育至今，他认为台湾需要一个类似教育中心的营地，让老师带着学生来实际接触多元的海洋教育。所以他与海洋生物博物馆以及海洋专业团体合作，将成立“海洋环境教育中心”，希望发挥最大的海洋教育效应。他一直在做着跟海洋有关，应该去做而没有人在做的事情。
原本想问廖鸿基，现在还有执着的事吗？但，应该不是那样的，他只是很简单的，“一厢情愿”地去做那些他认定的事情。
廖鸿基说，自己其实比较喜欢单打独斗，大多时候一个人做事其实更有效率。他似乎还是以前那个走海滩的少年，走到岛屿的边缘，倚通往海洋的门扉而立，只是不再彷徨。海洋给他的开阔，让他可以不断出发，也不断回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