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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我国的经济重心原来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比较落后;但到了唐宋时期,这一基本格局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人口大量减少,生产日益凋蔽;与其相反,南方却人口剧增,生产勃兴,经济地位渐渐地超过了北方,成了全国的重心所在。经过五代十国及两宋时期的发展,南方在全国的经济重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并持续发展到了今天。在这一重心转移过程中,政治的、社会的因素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南方的地理条件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一、土地的开发和高效利用
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汉代的江南地区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可见那时的江南地区虽有广袤的土地,却因人口稀少和生产力的不发达而得不到很好的开发。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南方则相对和平稳定,因而北人南下较多。这不但给南方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工具与生产技术,使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形成了一个高潮,所谓“扬部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湖傍海,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郡、杜之间,不能比也”,[1]描述的就是南朝刘宋时期江南土地得到初步开发的景象。唐宋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陆续不断地大量南迁,对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其垦殖的范围自然就要扩大到条件较为艰难的山陵及湖沼地区。据《元和郡县志》江南道润州下记载,当时润、常,苏、杭、湖、睦六州垦田达五万七千九百三十二顷。这六州均在太湖周围,土地肥沃,六朝时有许多北人迁居,土地已得到过大量开发,唐代又在原有基础上开发出五万多顷土地,足见其开发的对象已不是条件优越的平原,而是低洼的湖沼地。其开发的方法,就是筑堤围田,建立起既能灌溉又能排涝的水网系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旱涝保收的水利条件。这种耕田,就是当时所说的圩田。关于圩田的建设,宋人范成大说得较为清楚,他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2]由于圩田有旱涝不及的好处,所以经过唐、五代及两宋时期的开发,不但太湖流域“耕无废圩,刈无遗垅”,[3]而且江南地区的其它地方,如今安徽、江西、湖北及湖南的许多沼泽洼地,也都纷纷被开辟为圩田,大大提高了江南地区的农业产量。以位于今安徽境内的宁国府和太平州为例,户部侍郎叶衡曾于宋孝宗乾道九年奉旨核实当地圩岸修筑情况,他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里,新筑九里余,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里,延福等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周二百九十余里,通当涂圩共四百八十余里。并高广坚纟致,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4]宁国府和太平州并非江南湖沼最多的地区,圩田尚且如此发达,其它地区的情景也就可以想见了。据有关资料统计,南宋时江南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成圩田,淀山湖周围也被围垦几十万亩。[5]这么大面积圩田的兴修,虽然是唐宋时期江南地区人口剧增对土地需求量日益扩大的产物,但江南地区水乡泽国的环境却是产生这些圩田的地理基础。
二、水利的兴修和土地灌溉
江南多雨水,表现在地理景观上便是多河流湖泊。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无法修建许多水利工程对大量雨水加以利用,往往形成洪涝灾害。汉晋以后,南方人口逐渐增多,生产技术日益提高,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陆续兴建起来。如东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的鉴湖工程可溉田九千余顷,西晋时广陵相陈敏建造的练湖工程可溉田数百顷,就是这一时期水利工程的代表。这些工程虽然已经收到拦蓄洪水以灌溉田地的良好效益,但在当时还不普遍。唐宋时代,一方面是南方劳动力大量增长,生产技术日益提高,为普遍兴建水利工程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唐宋政府对江南粮食需求的增加和江南人口的剧增,也对开发水利以提高土地的产量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江南地区兴修各种河渠湖陂等水利工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三、优越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及发达的交通
在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气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众所周知,江南地区相对中国北方来说,气候温暖,雨水丰沛,一年四季均可有不同作物生长。而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历史上江南地区的气候,隋唐时期比现在还要暖和,北宋虽较寒冷,但南宋时期又趋暖和了。[6]这种有利的气候条件使得江南地区的农作物,特别是作为主要农作物的水稻能够很好生长。在宋代,江南地区的农民已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种的水稻,如陆游在《喜雨》诗中就说:“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领晨炊香。”其自注云:“六十日白,稻名,常以六月下旬熟。”[7]由于江南地区无霜期长,水热资源丰富,农民们便可利用不同品种成熟的早晚使水稻一年再熟,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总产量。庄季裕在《鸡肋篇》中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陆游诗中也有“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之句,[8]可见宋代江南地区种麦已极为普遍。而江南种麦大多是冬种夏收,原来冬闲的土地得到了利用,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当然又提高了许多,这也是北方寒冷气候所无法比拟的。除稻麦以外,江南地区的农民还充分利用优越的气候条件,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见缝插针种植棉花、蚕豆、芝麻及各类蔬菜等经济作物;又利用各种零星土地大种桑树,一年中养蚕多次,使南方的丝织业也很快发展起来,并迅速超越了北方;在丘陵山区,农民们更利用南方充分的湿热条件大种茶树,收获的茶叶不但在国内销路极广,在国际上也是贸易大宗;这样,江南经济如虎添翼,发展速度更快了。
同时,由于南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交通系统,繁荣的经济共同促成了城市、市镇的兴起及各个城市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城市共同构成了以水运为基础的城市网络的形成。南方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形成网络结构之后,各城市之间展开了频繁的经济交往,从而又形成了城市之间的市场网络。
南方城市间的经济交往,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大的区域:
首先,长江流域各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这一区域的城市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张籍《贾客乐》诗云:“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说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谁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潇湘渚。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9]这首诗反映了商人沿长江贩运于蜀中、金陵的情景。即使是在号称险途的三峡一段,仍然是“月照高塘峡,人随贾客舟”。[10]商人船只过往频繁。与此同时,四川商人纷纷到中下游活动,如唐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巫峡,每岁贾于荆益。”[11]在长江上、下游的商业来往中,江陵地处其中,往往成为中转的商埠,如杜甫《客居》诗云:“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柴门》诗亦云:“众水为长蛇,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今我远游子。”[12],记述的都是吴蜀盐麻经过江陵的流通情况。入宋以后,长江流域城市之间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在中下游段,商船云集,穿梭如织,曾有“昨日倒千樯,今日联百丈”之说。[13]上游与中下游之间,据欧阳修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后蜀之丝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14]足见长江流域城市间的商业往来是多么频繁了。
此外,这一时期城市之间所流通的商品种类也大大增加,如宋代长江流域贸易的商品种类,仅就下游输往上游和上游输往下游而言,据粗略统计,就有纺织品、药物、文化用品、食盐、香药、珠玉、金银、陶瓷器、粮食等几大类数十种。这比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商品种类局于“棉绢纸席之属”[15]的情况,无疑是大大发展了,城市市场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加密切起来。
其次,江淮流域各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江淮流域是全国盐、茶、瓷器等大宗商品最大的集散地,且农业发达,布帛丰富,珠宝杂货,胡商巨贾,盛况空前。因此,江淮之间的商船最多,常常是击舷挂墙,鱼贯而行。如《太平广记》卷44“萧洞玄”条记载:“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庆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16]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不甚枚举,说明江淮流域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也已大幅度增强。
再次,江淮以南区域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这一时期,随着南方城市网络的形成,岭南、福建、湖南、江西的主要都市之间也展开了频繁的经济联系。如岭南都会广州,“交易之徒,素所奔凑。”[17]唐后期广州同江淮直接交往一般通过海运,而福建又是海路的中转站,《太平寰宇记》卷158“恩州”条,记载了广陵、会稽的商船循海东南而至,将吴越南品贩于岭南的史实。不难看出,江淮以南城市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是非常频繁的。
以上说明,唐宋之际,伴随着南方城市网的形成和这一区域内市场流通的发达,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幅度增强,初步形成了城市市场网络。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南方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表现,城市的数量、空间分布、城市网络体系、城市市场商品流通和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变化乃至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总之,唐宋时期,在促成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确实都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动态的经济贸易上,南方城市间初步形成了市场网络,并在与北方城市的贸易中,成为主要的商品发散地。
参考文献:
[1]《宋书孔季恭传附论》卷五四.
[2]《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
[3]吴泳《鹤林集·隆兴府劝农文》卷三九.
[4]《宋史食货志》卷一七三.
[5]该统计数引自范文澜、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五册364页.
[6]见1973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7]《剑南诗稿》卷三九.
[8]《剑南诗稿》卷二七《五月一日作》.
[9](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38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9页.
[10](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273,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页.
[1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12《尔朱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69页.
[12](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221,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5、2341页.
[13](宋)陆游:《剑南诗钞》《将离江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9年.
[14](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39,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
[15](梁)沈约:《宋书》卷84《孔觊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60页.
[1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4《萧洞玄》,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7页.
[17] (唐)陆贽:《陆宣公集》卷18《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一、土地的开发和高效利用
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汉代的江南地区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可见那时的江南地区虽有广袤的土地,却因人口稀少和生产力的不发达而得不到很好的开发。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南方则相对和平稳定,因而北人南下较多。这不但给南方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工具与生产技术,使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形成了一个高潮,所谓“扬部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湖傍海,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郡、杜之间,不能比也”,[1]描述的就是南朝刘宋时期江南土地得到初步开发的景象。唐宋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陆续不断地大量南迁,对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其垦殖的范围自然就要扩大到条件较为艰难的山陵及湖沼地区。据《元和郡县志》江南道润州下记载,当时润、常,苏、杭、湖、睦六州垦田达五万七千九百三十二顷。这六州均在太湖周围,土地肥沃,六朝时有许多北人迁居,土地已得到过大量开发,唐代又在原有基础上开发出五万多顷土地,足见其开发的对象已不是条件优越的平原,而是低洼的湖沼地。其开发的方法,就是筑堤围田,建立起既能灌溉又能排涝的水网系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旱涝保收的水利条件。这种耕田,就是当时所说的圩田。关于圩田的建设,宋人范成大说得较为清楚,他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2]由于圩田有旱涝不及的好处,所以经过唐、五代及两宋时期的开发,不但太湖流域“耕无废圩,刈无遗垅”,[3]而且江南地区的其它地方,如今安徽、江西、湖北及湖南的许多沼泽洼地,也都纷纷被开辟为圩田,大大提高了江南地区的农业产量。以位于今安徽境内的宁国府和太平州为例,户部侍郎叶衡曾于宋孝宗乾道九年奉旨核实当地圩岸修筑情况,他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里,新筑九里余,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里,延福等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周二百九十余里,通当涂圩共四百八十余里。并高广坚纟致,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4]宁国府和太平州并非江南湖沼最多的地区,圩田尚且如此发达,其它地区的情景也就可以想见了。据有关资料统计,南宋时江南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成圩田,淀山湖周围也被围垦几十万亩。[5]这么大面积圩田的兴修,虽然是唐宋时期江南地区人口剧增对土地需求量日益扩大的产物,但江南地区水乡泽国的环境却是产生这些圩田的地理基础。
二、水利的兴修和土地灌溉
江南多雨水,表现在地理景观上便是多河流湖泊。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无法修建许多水利工程对大量雨水加以利用,往往形成洪涝灾害。汉晋以后,南方人口逐渐增多,生产技术日益提高,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陆续兴建起来。如东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的鉴湖工程可溉田九千余顷,西晋时广陵相陈敏建造的练湖工程可溉田数百顷,就是这一时期水利工程的代表。这些工程虽然已经收到拦蓄洪水以灌溉田地的良好效益,但在当时还不普遍。唐宋时代,一方面是南方劳动力大量增长,生产技术日益提高,为普遍兴建水利工程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唐宋政府对江南粮食需求的增加和江南人口的剧增,也对开发水利以提高土地的产量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江南地区兴修各种河渠湖陂等水利工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三、优越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及发达的交通
在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气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众所周知,江南地区相对中国北方来说,气候温暖,雨水丰沛,一年四季均可有不同作物生长。而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历史上江南地区的气候,隋唐时期比现在还要暖和,北宋虽较寒冷,但南宋时期又趋暖和了。[6]这种有利的气候条件使得江南地区的农作物,特别是作为主要农作物的水稻能够很好生长。在宋代,江南地区的农民已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种的水稻,如陆游在《喜雨》诗中就说:“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领晨炊香。”其自注云:“六十日白,稻名,常以六月下旬熟。”[7]由于江南地区无霜期长,水热资源丰富,农民们便可利用不同品种成熟的早晚使水稻一年再熟,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总产量。庄季裕在《鸡肋篇》中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陆游诗中也有“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之句,[8]可见宋代江南地区种麦已极为普遍。而江南种麦大多是冬种夏收,原来冬闲的土地得到了利用,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当然又提高了许多,这也是北方寒冷气候所无法比拟的。除稻麦以外,江南地区的农民还充分利用优越的气候条件,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见缝插针种植棉花、蚕豆、芝麻及各类蔬菜等经济作物;又利用各种零星土地大种桑树,一年中养蚕多次,使南方的丝织业也很快发展起来,并迅速超越了北方;在丘陵山区,农民们更利用南方充分的湿热条件大种茶树,收获的茶叶不但在国内销路极广,在国际上也是贸易大宗;这样,江南经济如虎添翼,发展速度更快了。
同时,由于南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交通系统,繁荣的经济共同促成了城市、市镇的兴起及各个城市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城市共同构成了以水运为基础的城市网络的形成。南方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形成网络结构之后,各城市之间展开了频繁的经济交往,从而又形成了城市之间的市场网络。
南方城市间的经济交往,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大的区域:
首先,长江流域各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这一区域的城市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张籍《贾客乐》诗云:“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说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谁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潇湘渚。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9]这首诗反映了商人沿长江贩运于蜀中、金陵的情景。即使是在号称险途的三峡一段,仍然是“月照高塘峡,人随贾客舟”。[10]商人船只过往频繁。与此同时,四川商人纷纷到中下游活动,如唐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巫峡,每岁贾于荆益。”[11]在长江上、下游的商业来往中,江陵地处其中,往往成为中转的商埠,如杜甫《客居》诗云:“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柴门》诗亦云:“众水为长蛇,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今我远游子。”[12],记述的都是吴蜀盐麻经过江陵的流通情况。入宋以后,长江流域城市之间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在中下游段,商船云集,穿梭如织,曾有“昨日倒千樯,今日联百丈”之说。[13]上游与中下游之间,据欧阳修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后蜀之丝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14]足见长江流域城市间的商业往来是多么频繁了。
此外,这一时期城市之间所流通的商品种类也大大增加,如宋代长江流域贸易的商品种类,仅就下游输往上游和上游输往下游而言,据粗略统计,就有纺织品、药物、文化用品、食盐、香药、珠玉、金银、陶瓷器、粮食等几大类数十种。这比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商品种类局于“棉绢纸席之属”[15]的情况,无疑是大大发展了,城市市场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加密切起来。
其次,江淮流域各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江淮流域是全国盐、茶、瓷器等大宗商品最大的集散地,且农业发达,布帛丰富,珠宝杂货,胡商巨贾,盛况空前。因此,江淮之间的商船最多,常常是击舷挂墙,鱼贯而行。如《太平广记》卷44“萧洞玄”条记载:“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庆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16]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不甚枚举,说明江淮流域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也已大幅度增强。
再次,江淮以南区域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这一时期,随着南方城市网络的形成,岭南、福建、湖南、江西的主要都市之间也展开了频繁的经济联系。如岭南都会广州,“交易之徒,素所奔凑。”[17]唐后期广州同江淮直接交往一般通过海运,而福建又是海路的中转站,《太平寰宇记》卷158“恩州”条,记载了广陵、会稽的商船循海东南而至,将吴越南品贩于岭南的史实。不难看出,江淮以南城市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是非常频繁的。
以上说明,唐宋之际,伴随着南方城市网的形成和这一区域内市场流通的发达,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幅度增强,初步形成了城市市场网络。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南方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表现,城市的数量、空间分布、城市网络体系、城市市场商品流通和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变化乃至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总之,唐宋时期,在促成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确实都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动态的经济贸易上,南方城市间初步形成了市场网络,并在与北方城市的贸易中,成为主要的商品发散地。
参考文献:
[1]《宋书孔季恭传附论》卷五四.
[2]《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
[3]吴泳《鹤林集·隆兴府劝农文》卷三九.
[4]《宋史食货志》卷一七三.
[5]该统计数引自范文澜、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五册364页.
[6]见1973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7]《剑南诗稿》卷三九.
[8]《剑南诗稿》卷二七《五月一日作》.
[9](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38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9页.
[10](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273,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页.
[1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12《尔朱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69页.
[12](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221,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5、2341页.
[13](宋)陆游:《剑南诗钞》《将离江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9年.
[14](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39,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
[15](梁)沈约:《宋书》卷84《孔觊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60页.
[1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4《萧洞玄》,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7页.
[17] (唐)陆贽:《陆宣公集》卷18《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