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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曾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历来备受文学界推崇，然其文在周作人眼中却是“一无可取”的“坏文章”。本文究其原因为：两人的生活理想、政治追求和处世态度以及其文学观的差异是造成周氏无法认同韩愈的缘由之所在。
【关键词】
周作人 韩愈 生活理想 政治追求 处世态度
【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517（2014）01—0046—03
文学家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坦言：有两种臭味是我所不大喜欢的，一是道学家气，一是八大家气。韩愈身为八大家之首曾被苏轼称颂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身为古文运动的领袖长期以来一直备受推崇的韩文公的文章在周氏眼中却是“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甚至是“一无可取”的“坏文章”。其原因何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周作人和韩愈的生活理想、政治追求和处世态度及其文学观的差异来究其原因。
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陶公的闲适是我的一理想。由此不难看出周氏喜爱陶潜的生活态度，其《吃茶》、《谈酒》、《乌篷船》、《苦雨》等佳作中，表现的是一种不谙人间愁苦的陶然之境，一种悠然闲适的人生兴味，而隐居香山的那段日子，自然是实现了他的生活理想。
与周作人的闲适遁世的生活理想相对，韩愈则是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积极入世的。建功立业是他一生的强烈愿望，出仕是他唯一的选择，退隐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韩愈多次考试不第之后，被迫离开长安，他写信给朋友解释自己“退归”的理由说：“惧足下以吾退归，因谓之我不复能自强不息……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也。” 儒家的入世精神在韩愈身上得到某种极致的体现，甚至“退”在韩愈那里，也成了另一种意义的“进”，是“进”的新的起点。
生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强烈反差，必然造成思想上的背离，由此造成的文学观与文章呈现出的风格相去甚远也是毋庸置疑的，周氏对韩文公的所作所为、所写文章的厌恶与鄙弃的根源即在于此。
从周氏向往隐逸的陶然之境的生活理想，可看出他实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不可否认，“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曾积极地融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里，创作的那些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内容的作品，迸发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芒，贯注着浮躁凌厉的战斗意气。然而，他的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太短了，“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思想上的进与退，斗与隐的矛盾逐日加深。
自1928年起，他身体里的“绅士鬼”打败了“流氓鬼”，政治由此于他失去了吸引力，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他希望苟全性命于乱世，选择“闭户读书”。“我看，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其另一文《关于命运》中的一段话佐证了他的立场：“万物都逃不脱命运……我们没有这样的本领只好消极地努力，随时反省，不能减轻也总不要去增长累世的恶业，以水为鉴，不到政治文学坛上去跳旧式的戏，庶几下可对得起子孙……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大，无论怎样挣扎不知究有何用？”
三十年代中期的周作人，不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推崇“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和“全身保性”的严推之，企图与政治划清界限。
与周氏的逃遁、自保截然相反的是韩愈“天下舍我其谁”的自负和他欲“做就一番惊天动地、伟烈超常的大事业，青史留名”的抱负。然而，韩愈自十九岁到长安应举，困顿了整整九年，毫无成就，终因贫困潦倒被迫离京。陷于困顿的韩愈，一反其好奇反俗的性格，在环境的重压下，他不断地向有权势的官僚上书，以吹捧对方，使之赏识自己，其文流露出的媚态可想而知。他曾经三上宰相书求仕进。其文辞恳切，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行文之才可见一斑，其积极入仕之志管中亦可窥。然其类“情隘辞戚，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宁独如此而已，湍湍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 之言，以周氏的自诩为贵族的姿态来看，肯定认为其求哀乞怜是件“略不知耻”的事情。而韩愈在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时写给别人希望别人能帮他做些宣传以扩大自己的声誉之文《应科目时与人书》言：“阁下其亦怜察之。”这样的请求哀怜体察之态也是不令人喜欢的。韩愈此类文书将媚态发挥得最淋漓的一文是《上李尚书书》，这是贞元十九年，韩愈为求新任，竟投拜在臭名昭著的权奸李实门下，在此文中竟用“愈来京师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这样肉麻、谄媚的语言来吹捧李实，以使自己的仕途畅。通常人看此文尚且会鄙视，更何况向来排斥科举取士。
“十一岁时还在读《中庸》上半卷，勉强读完经书，八股文凑得起三四百字，可是考不上一个秀才，成绩可想而知” 的周作人，对他来说，韩愈以文为载体，跪拜颂扬，想挤入仕族的行为是遭人唾弃的，是为正派人士所不屑的。想必这是周氏厌恶韩文公的一大理由。
面对现世的不平，两者所选择的处世态度亦截然相异。“沉默是一切的最好的表示。‘吾爱——吾爱’的私语尚不是恋爱的终极成就，天乎天乎的呼唤也还不足表示极大的悲哀；在这些时候真的表示应是化石般的，死的沉寂。” 这是周氏的选择。哪怕对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他认为最好的应对也该是沉默，“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唯一适当的对付法”。对于现世的中国他劝人缄默，说：“沉默的好处第一是省力。”“沉默的第二个好处是省事。”“自己想说服别人，或是有所辩解，照例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愈说愈是渺茫，不如及早沉默，虽然不能因此而说服或辩明，但至少是不会增添误会。”“我费了三张纸来提倡沉默，因为这是对于现在中国的适当办法。”
而“不平则鸣”却是韩愈自始至终坚持的处世态度：“大凡物不平则鸣。” 最能体现韩愈“不平则鸣”的处世态度和创作原则的是我们熟悉的《马说》，文中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泄怀才不遇之愤，抒无人赏识之痛。他以千里马自况自喻，借《马说》一吐为快。全文以“愤”为基调，既愤个人的报国无门，更愤执政者对人才的无视和践踏。另一篇为李贺而作的《讳辩》，是为他人鸣不平。李贺上京赶考，但其声名招来嫉妒，有人散布言论说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按子避父讳规定，不应参加进士考试，韩愈为其鸣不平：“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以假设将论敌谬说的荒唐可笑暴露无遗。由上述可看出，“默”与“鸣”之如此迥异的选择亦是周作人不认同韩愈的缘由。 从两者的生活理想、政治追求与处世态度的差异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必定是有出入的。对比两者的文章，不难发现三个对立点：
1.言志与载道的对立
1921年，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提倡“人的文学”，强调散文的“言志”，他将“载道”与“言志”相对，推崇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晚明小品。他的“言志”其实就是要表现真实的自我，抒写真切自然的性情，不事造作。他认为：“文学是没有感情的。” 这和韩愈的“文以载道”的主张相对立。在文学创作理论上，韩愈认为道（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他强调文道合一。他在《寄崔二十六立之》中写道：“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这里的道是儒家“治天下之道”，很显然，韩愈的主张是文学为政治服务。而周作人则主张“人生的艺术”，认为作文追求的是审美性和无功利性。因此他对韩愈的“文以载道”甚至是以文载一己之“功利名禄之道”是很反感的。
2.文学无用论与文学工具论的对立
“文学是无用的东西”是周氏一贯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可言”。倘若硬要说文学有用那也只是“使作者胸怀中的不平因写出而得以平息”。再者说“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
也难怪他在《大人的危害及其他》一文中如是嘲讽韩愈：“当时韩文公挥大笔，作《原道》，谏佛骨，其为国为民之心固可钦佩，但在今日看来不过是他感情用事的闹了一阵，实际于国民生活思想上没有什么好处。”这里“闹了一阵”分明是一种嘲讽。“我们到底是一介中国人，对于本国种种事情未免关心，这原不是坏事，但是没有实力，奈何不得社会一分毫……文字在民俗上有极大地神秘的威力，实际却是无一点教训的效力，无论大家怎样希望文章去治国平天下，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自慰。” “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 从周氏的这一系列作品中的话来看，很显然，他是认为文章于政治是无用的，在政治上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实则无甚用处。因此他对于韩愈以文为经世治国之道为政治服务是以嘲讽的态度观看的。
3.平和素淡、自然质朴与奇肆险怪、虚骄粗犷的对立
自“五四”退潮后，周作人的散文追求一种轻松率性的闲谈风格，透露着舒徐自在，平和素淡的不故作高深、不刻意修饰、语言朴实无华、情感自然流露的“简单味”。
而这与“少小尚伟奇，平生是悲咤”（《县斋有怀》）的韩愈奇肆险怪的文风，又是两个极端。现代学者钱仲联先生说：“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可是周作人却称韩愈奇岖瑰怪的风格为“装腔作势”、“虚骄粗犷”。周氏在其《鳄鱼》一文开篇便道：“读过古文的人大抵记得韩愈的那篇《祭鳄鱼文》，一则因为那文章里装腔作势的好玩，二则……”，又在《杨柳》一文中断言以韩愈为首的八大家一路的作品“一无可取”，理由是：“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可是很不幸的是却易于学，易于模仿”；“好文章学不来，坏的偏偏好学，学好的结局还写成坏文章，学坏文章必然更坏，自然就不通”；“不通而不可救”。周氏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及韩文的“装腔作势”、“虚骄粗犷”，而收入《秉烛谈》的《谈韩文》更称“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一是求统制的道，一是讲腔调的文”。由上显而易见，文风的差异，也是周氏讨厌韩愈的理由之一。
周氏对韩愈的反感与批评，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对唐宋八大家的追慕者桐城派的批判开始，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周作人依然将韩文作为“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的“坏文章”的代表。可以说，周氏的一生几乎都在不失时机地对韩文进行犀利的批判。
正所谓：“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周韩如此之巨大差异，注定了后者在前者那里找不到认同感。
【参考文献】
[1] 李毓芙.成语典故文选上[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2]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选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 唐宋八大家散文[M].北京出版社，2006.
[4]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散文集 苦口甘心[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5] 韩愈.韩愈散文选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6]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7]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散文集 苦茶随笔[M].江苏出版社，2003.
[8] 周作人.周作人文选[M].广州出版社，1996.
[9] 钱理群.周作人传[M].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曾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历来备受文学界推崇，然其文在周作人眼中却是“一无可取”的“坏文章”。本文究其原因为：两人的生活理想、政治追求和处世态度以及其文学观的差异是造成周氏无法认同韩愈的缘由之所在。
【关键词】
周作人 韩愈 生活理想 政治追求 处世态度
【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517（2014）01—0046—03
文学家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坦言：有两种臭味是我所不大喜欢的，一是道学家气，一是八大家气。韩愈身为八大家之首曾被苏轼称颂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身为古文运动的领袖长期以来一直备受推崇的韩文公的文章在周氏眼中却是“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甚至是“一无可取”的“坏文章”。其原因何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周作人和韩愈的生活理想、政治追求和处世态度及其文学观的差异来究其原因。
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陶公的闲适是我的一理想。由此不难看出周氏喜爱陶潜的生活态度，其《吃茶》、《谈酒》、《乌篷船》、《苦雨》等佳作中，表现的是一种不谙人间愁苦的陶然之境，一种悠然闲适的人生兴味，而隐居香山的那段日子，自然是实现了他的生活理想。
与周作人的闲适遁世的生活理想相对，韩愈则是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积极入世的。建功立业是他一生的强烈愿望，出仕是他唯一的选择，退隐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韩愈多次考试不第之后，被迫离开长安，他写信给朋友解释自己“退归”的理由说：“惧足下以吾退归，因谓之我不复能自强不息……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也。” 儒家的入世精神在韩愈身上得到某种极致的体现，甚至“退”在韩愈那里，也成了另一种意义的“进”，是“进”的新的起点。
生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强烈反差，必然造成思想上的背离，由此造成的文学观与文章呈现出的风格相去甚远也是毋庸置疑的，周氏对韩文公的所作所为、所写文章的厌恶与鄙弃的根源即在于此。
从周氏向往隐逸的陶然之境的生活理想，可看出他实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不可否认，“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曾积极地融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里，创作的那些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内容的作品，迸发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芒，贯注着浮躁凌厉的战斗意气。然而，他的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太短了，“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思想上的进与退，斗与隐的矛盾逐日加深。
自1928年起，他身体里的“绅士鬼”打败了“流氓鬼”，政治由此于他失去了吸引力，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他希望苟全性命于乱世，选择“闭户读书”。“我看，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其另一文《关于命运》中的一段话佐证了他的立场：“万物都逃不脱命运……我们没有这样的本领只好消极地努力，随时反省，不能减轻也总不要去增长累世的恶业，以水为鉴，不到政治文学坛上去跳旧式的戏，庶几下可对得起子孙……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大，无论怎样挣扎不知究有何用？”
三十年代中期的周作人，不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推崇“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和“全身保性”的严推之，企图与政治划清界限。
与周氏的逃遁、自保截然相反的是韩愈“天下舍我其谁”的自负和他欲“做就一番惊天动地、伟烈超常的大事业，青史留名”的抱负。然而，韩愈自十九岁到长安应举，困顿了整整九年，毫无成就，终因贫困潦倒被迫离京。陷于困顿的韩愈，一反其好奇反俗的性格，在环境的重压下，他不断地向有权势的官僚上书，以吹捧对方，使之赏识自己，其文流露出的媚态可想而知。他曾经三上宰相书求仕进。其文辞恳切，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行文之才可见一斑，其积极入仕之志管中亦可窥。然其类“情隘辞戚，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宁独如此而已，湍湍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 之言，以周氏的自诩为贵族的姿态来看，肯定认为其求哀乞怜是件“略不知耻”的事情。而韩愈在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时写给别人希望别人能帮他做些宣传以扩大自己的声誉之文《应科目时与人书》言：“阁下其亦怜察之。”这样的请求哀怜体察之态也是不令人喜欢的。韩愈此类文书将媚态发挥得最淋漓的一文是《上李尚书书》，这是贞元十九年，韩愈为求新任，竟投拜在臭名昭著的权奸李实门下，在此文中竟用“愈来京师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这样肉麻、谄媚的语言来吹捧李实，以使自己的仕途畅。通常人看此文尚且会鄙视，更何况向来排斥科举取士。
“十一岁时还在读《中庸》上半卷，勉强读完经书，八股文凑得起三四百字，可是考不上一个秀才，成绩可想而知” 的周作人，对他来说，韩愈以文为载体，跪拜颂扬，想挤入仕族的行为是遭人唾弃的，是为正派人士所不屑的。想必这是周氏厌恶韩文公的一大理由。
面对现世的不平，两者所选择的处世态度亦截然相异。“沉默是一切的最好的表示。‘吾爱——吾爱’的私语尚不是恋爱的终极成就，天乎天乎的呼唤也还不足表示极大的悲哀；在这些时候真的表示应是化石般的，死的沉寂。” 这是周氏的选择。哪怕对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他认为最好的应对也该是沉默，“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唯一适当的对付法”。对于现世的中国他劝人缄默，说：“沉默的好处第一是省力。”“沉默的第二个好处是省事。”“自己想说服别人，或是有所辩解，照例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愈说愈是渺茫，不如及早沉默，虽然不能因此而说服或辩明，但至少是不会增添误会。”“我费了三张纸来提倡沉默，因为这是对于现在中国的适当办法。”
而“不平则鸣”却是韩愈自始至终坚持的处世态度：“大凡物不平则鸣。” 最能体现韩愈“不平则鸣”的处世态度和创作原则的是我们熟悉的《马说》，文中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泄怀才不遇之愤，抒无人赏识之痛。他以千里马自况自喻，借《马说》一吐为快。全文以“愤”为基调，既愤个人的报国无门，更愤执政者对人才的无视和践踏。另一篇为李贺而作的《讳辩》，是为他人鸣不平。李贺上京赶考，但其声名招来嫉妒，有人散布言论说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按子避父讳规定，不应参加进士考试，韩愈为其鸣不平：“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以假设将论敌谬说的荒唐可笑暴露无遗。由上述可看出，“默”与“鸣”之如此迥异的选择亦是周作人不认同韩愈的缘由。 从两者的生活理想、政治追求与处世态度的差异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必定是有出入的。对比两者的文章，不难发现三个对立点：
1.言志与载道的对立
1921年，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提倡“人的文学”，强调散文的“言志”，他将“载道”与“言志”相对，推崇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晚明小品。他的“言志”其实就是要表现真实的自我，抒写真切自然的性情，不事造作。他认为：“文学是没有感情的。” 这和韩愈的“文以载道”的主张相对立。在文学创作理论上，韩愈认为道（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他强调文道合一。他在《寄崔二十六立之》中写道：“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这里的道是儒家“治天下之道”，很显然，韩愈的主张是文学为政治服务。而周作人则主张“人生的艺术”，认为作文追求的是审美性和无功利性。因此他对韩愈的“文以载道”甚至是以文载一己之“功利名禄之道”是很反感的。
2.文学无用论与文学工具论的对立
“文学是无用的东西”是周氏一贯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可言”。倘若硬要说文学有用那也只是“使作者胸怀中的不平因写出而得以平息”。再者说“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
也难怪他在《大人的危害及其他》一文中如是嘲讽韩愈：“当时韩文公挥大笔，作《原道》，谏佛骨，其为国为民之心固可钦佩，但在今日看来不过是他感情用事的闹了一阵，实际于国民生活思想上没有什么好处。”这里“闹了一阵”分明是一种嘲讽。“我们到底是一介中国人，对于本国种种事情未免关心，这原不是坏事，但是没有实力，奈何不得社会一分毫……文字在民俗上有极大地神秘的威力，实际却是无一点教训的效力，无论大家怎样希望文章去治国平天下，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自慰。” “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 从周氏的这一系列作品中的话来看，很显然，他是认为文章于政治是无用的，在政治上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实则无甚用处。因此他对于韩愈以文为经世治国之道为政治服务是以嘲讽的态度观看的。
3.平和素淡、自然质朴与奇肆险怪、虚骄粗犷的对立
自“五四”退潮后，周作人的散文追求一种轻松率性的闲谈风格，透露着舒徐自在，平和素淡的不故作高深、不刻意修饰、语言朴实无华、情感自然流露的“简单味”。
而这与“少小尚伟奇，平生是悲咤”（《县斋有怀》）的韩愈奇肆险怪的文风，又是两个极端。现代学者钱仲联先生说：“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可是周作人却称韩愈奇岖瑰怪的风格为“装腔作势”、“虚骄粗犷”。周氏在其《鳄鱼》一文开篇便道：“读过古文的人大抵记得韩愈的那篇《祭鳄鱼文》，一则因为那文章里装腔作势的好玩，二则……”，又在《杨柳》一文中断言以韩愈为首的八大家一路的作品“一无可取”，理由是：“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可是很不幸的是却易于学，易于模仿”；“好文章学不来，坏的偏偏好学，学好的结局还写成坏文章，学坏文章必然更坏，自然就不通”；“不通而不可救”。周氏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及韩文的“装腔作势”、“虚骄粗犷”，而收入《秉烛谈》的《谈韩文》更称“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一是求统制的道，一是讲腔调的文”。由上显而易见，文风的差异，也是周氏讨厌韩愈的理由之一。
周氏对韩愈的反感与批评，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对唐宋八大家的追慕者桐城派的批判开始，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周作人依然将韩文作为“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的“坏文章”的代表。可以说，周氏的一生几乎都在不失时机地对韩文进行犀利的批判。
正所谓：“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周韩如此之巨大差异，注定了后者在前者那里找不到认同感。
【参考文献】
[1] 李毓芙.成语典故文选上[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2]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选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 唐宋八大家散文[M].北京出版社，2006.
[4]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散文集 苦口甘心[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5] 韩愈.韩愈散文选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6]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7]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散文集 苦茶随笔[M].江苏出版社，2003.
[8] 周作人.周作人文选[M].广州出版社，1996.
[9] 钱理群.周作人传[M].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