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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出生的作家蔡骏，自22岁开始发表小说，连续近十年保持着中国悬疑小说的最高畅销记录，已出版三十余部作品，累计發行1400万册，中国的“东野圭吾”是人们对他的赞誉和寄望。2020年12月1日，作家出版社推出蔡骏首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新作《春夜》。有评论者说这个长篇是蔡骏从类型小说走向雅文学的标识——用这样的概念、框架来圈定乃至定义这个小说，似乎并不准确。当你读了这个小说，就会很清楚这部30万字体量的长篇小说，所诉说的那个“上海是光的存在，是暗的虚无”的“我”的成长和上海的故事，几乎颠覆了你此前所能有的对于纸上小说的全部阅读经验。
虚虚实实，悬疑与现实书写并重，蔡骏就像一个生活摄影师一样，记录着几十年里一个上海人群体日常生活的枝枝叶叶、近几十年上海春申机械厂众生及其子弟的喜乐哀苦，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生活的细节化叙述，尽收笔下。具有切肤之感的鲜活经验，无比强烈、直面现实的日常生活摹写，淋漓尽致地揭示出生活的本来面目，毫无遮掩扑面而来，也让人躲闪不得，清清楚楚让你感受到“直面”二字。但貌似峻切硬砺的现实表象之下，又涌动着人性繁富曲折的复杂面向，并且不失人性的温暖和辉光。芸芸众生的群体面相，宛如幻影，却其实汇集并且呈现着关于生存形态的整体性喻象。
碎片化的现实和生活表象，又集结着社会生活婉曲多折、宏深阔大的总体氛围和内部情势。再日常不过的生活细节，被小说家信手拈来，与虚幻的梦境杂糅，形成真实与虚幻并生的众妙之门。如汉赋般华彩铺排的流畅叙事，与小说暗蕴和层叠的隐喻、象征和复杂意象俱在，并且交相辉映。《春夜》细部具象又不失总体抽象，无比现实又空灵虚幻，作家惯有的悬疑手法仿佛误入般滑入小说……一曲独属于蔡骏的“上海故事”的交响乐，多声部却又主干清晰毫不枝蔓，构成了蔡骏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中主人公成长叙事的独特意蕴，与让人根本无法一言即可定论的复杂的小说美学。
近二十年来或者说新世纪以来，内地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在“城市文学”（比如深圳文学、广州文学等）或文学的“城市想象”（比如上海想象与“北京折叠”、“香港折叠”等的讨论）等方面蔚然成风且引人关注。蔡骏所成长和生活着的上海，成为诸多作家“上海文学想象”打开的地方。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和老牌的现代消费文化城市的代表，是当得起这个名头的。而这个源头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海派小说和海派小说家，张资平、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都是代表。40年代张爱玲、苏青笔下的上海，写就的是新市民传奇和市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20世纪80年代之前，像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中的上海书写，更多是社会主义公共性的表达。一直到王安忆的《长恨歌》，终于开启了上海文学想象新的篇章，在如火如荼的新上海生活里，抚触着老上海的魂灵。金宇澄的《繁花》被目为是对《红楼梦》的致敬，对《海上花列传》及沪上文脉的一脉传承。
当我们正在遗憾20世纪70到8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容回避的长篇体量的“上海文学想象”的小说样本的时候，蔡骏的《春夜》以纵横捭阖、贯穿亚欧、洞穿古今与生死之势，贯耳辟地而来。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所言“这部书不仅写出了上海的历史，更写出了中国当代普通人，无比旺盛的这种生命的原力，这种原力恰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第一推动力”，相信会成为很多人共有的阅读体会。蔡骏在小说《春夜》的开篇题记里，即已明示：“上海是光的存在，是暗的虚无。上海是欲海浮沉的庄严肃穆，风情万种的一本正经，窃窃私语的太虚幻境。上海是静安寺的卡门，淮海路的浮士德……上海是人间喜剧，也是人间悲剧，是所有喜剧、所有悲剧的总和。上海是……两千五百万次方的托梦。”《春夜》里，蔡骏并不仅仅是以地标和文学人物的隐喻来构建他笔下的文学上海，也写尽了上海的日常生活经验，他的确是在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上海书写，与此前的文学书写或者是影视作品给大家带来的经验——上海通常给人感觉是一个小资的，优雅的，受到西方文明影响强烈的，特别市井，尤其家长里短——相区别的一种经验和记忆。
蔡骏也直言他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上海首先是一个工业的城市，非常宏大的历史叙事本来就应该是上海文学叙事重要的一翼和范畴。大家不应该只关注由摩羯座步入水瓶座时代的上海，也应关注属于上海血脉基因里摩羯而非水瓶的特质。蔡骏本人是摩羯座，《春夜》里与“我”一同成长的另一个少年张海，也是摩羯座，他们的星座性格所对应的上海文学想象中那很“摩羯”的部分，近年来曾经被作家们所不经意间忽略。蔡骏以《春夜》将个体生命和集体记忆里“摩羯”的这部分重新唤起，使其呼之而出。[1]
这部分的成长记忆和文学想象，也是我极为看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春夜》的主要情节线很清晰：在世纪之交，文学少年“我”遇到同为春申机械厂工人子弟的少年张海，两人秘密而执着地探索和破解当年设计永动机的工程师建军被害之谜，寻找失踪的厂长“三浦友和”，两个人从少年到青年，见证了古老工厂的灰飞烟灭——厂长集资百万，却了无踪影，直到小说结尾才在“我”和张海的共同不弃执着寻找之下现身。厂长也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寄居巴黎的他，身上记录和映照着许许多多如他一般在海外求生存的上海人的喜乐哀苦。
关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厂命运的“公共性记忆”——这段历史记忆，曾经被我们尘封在记忆里，不再提起。八九十年代之交，无数的工厂破产，多少工厂的负责人集资，甚至是想搞私有化（很值得庆幸和欣慰，国家后来很快制止和刹住了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之风），然后携款潜逃，彼时的现实生活故事，几乎比小说情节还要曲折……《春夜》中失踪的厂长，很让人欣慰的是他是为了重振工厂、建新厂房而集资，而失败，而不得已只能失踪不见，但他的女儿小荷长大后，与同是工厂子弟的丈夫张海，用张海从外公那里继承来的老房子拆迁款——从五百万中拿出了一百多万，找到每一个出资人，逐一还上了所欠的集资款甚至利息。《春夜》能记录这段上海工厂风起云谲的历史，已是不易，而在这变幻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工厂的工人及其子弟，竟还葆有这样一份人性的辉光——做人应该具有的情、信、义，亦可慰藉生活中时或面临层出不穷的磨折与苦难的我们。 单就《春夜》所提供的这一部分的上海文学想象而言，这个小说的意义就是不容忽视的。蔡骏自言金宇澄的《繁花》写到了两个上海——阿宝的上海和小毛的上海，两个上海都同樣真实，但后者又往往被一般的上海叙事所忽略。蔡骏觉得小毛的上海更重要，因为它“才是真正普罗大众的底色，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上海，还代表过去几十年来的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集体记忆，象征着我们去征服自然，去创造一个世界，恰恰象征着我们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这种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都以上海为一个代表性，浓缩在这座城市当中”[2]，蔡骏希望自己能够去书写出这样的一种力量。
为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这样一种文学想象，蔡骏在《春夜》中进行了天马行空、不受拘束的文学实验。首先，是语言上的实验。如汉赋般铺排富丽的语言，多是短句，几乎颠覆了你对于纸上阅读小说的所有既往经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蔡骏有意在进行的文学实验？他以诗性迸发的语言，来对应他所极言想写的那种力量。他也以这样的短促的语言速率和叙事节奏，来对应他想摹写的碎片化的社会现实。不期看到同为“70后”作家的黄孝阳在12月14号所发的微信朋友圈，值得照录在此：“下午收到蔡骏兄的新作《春夜》。吃饭的时候随手翻了几页，感觉是句子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有清脆声响的，有些地方跟《繁花》有眉眼相通处。晚上要好好拜读一下。”——与《繁花》有眉眼相通之处，不差。“句子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有清脆声响的”，是作家直言的他最直觉的观感。
蔡骏在《春夜》的小说叙事中，对自己创作上的变化也作了总结：“老早我欢喜写长句子，现在这篇小说呢，改成短句子，三个字，逗号，四个字，逗号，甚至一两个字，标点符号之间，鲜有超过七八字的。”[3]他还自言小说通篇使用第一人称（一群人的第一人称）而不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将写作难点一一尽述。这其实也是文学实验之一种，叙事者直接现身，对创作过程作出议论。
《春夜》写的是近在身边的现实生活和日常生活经验，却没有落入新写实小说写尽一地鸡毛的既往窠臼，恐怕是以悬疑小说闻名的蔡骏发挥自己此前写作所长而致。蔡骏自己在小说叙事进程中，临近结尾的最后一章，不经意间现身而作出的总结，相当切中肯綮：“再讲故事，悬疑方面，跟我老早小说不好比，但又保留厂长悬念，张海命运悬念，至今还是未知数。推理破案呢，倒是有1990年春申厂的凶杀案，直到神探亨特烧成灰，建军哥哥之死，还是无头悬案。还有一点，这只漫长故事，大半皆是真的，事体是真的，心情是真的，欲望是真的，我也是真的，还有我一家门，从我爸爸直到我儿子，统统是真的。真归真，却不是非虚构，而是如假包换的虚构。”的确，这是一部具有着很多非虚构特质的实实在在的虚构小说。
《春夜》里也叫蔡骏的主人公，有着很多与现实中的蔡骏相同的真实的质素。比如蔡骏的文学作品获奖、北京领奖经历、本人的写作历程以及一些个人爱好和趣味。徐晨亮讲到蔡骏有一个小说叫《绑架》，这个小说是得了《当代》杂志和人文社、贝塔斯曼联合举办的那个奖，蔡骏因为这个缘由坐车到北京来领奖，亦是《春夜》小说中很重要的情节。而也正如大家所共感的，由于这些真实经历的加入，激起了很多读者阅读的兴趣，大家都想按图索骥，从小说中找到更多真实蔡骏的部分。
小说能够虚实相生，所凭藉的因素很多。被多次写到的“托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让小说脱离现实的牵绊和负累，具备离地三尺的文学性，并且能够形成属于蔡骏自己的小说王国。有人注意到了，蔡骏在这个小说里面还借助人物之口讲有两类作家，一类是曾经被那些幽灵托梦的，一类是没有经历过托梦的，前者像卡夫卡、斯蒂芬·金、马尔克斯等，这是不是代表着蔡骏在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到被托梦过的作家的小说谱系里去？是不是代表着被托梦过的小说家就是纯文学作家？再或者作家是否就应该分为被托过梦的和没有被托过梦的？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蔡骏所写的托梦和梦境，成为了《春夜》里一个重要的叙事结构，让主人公可以与小说人物对话，可以通过梦境来推测和揣度悬案和情节的未来走向……正如徐晨亮所言：“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小说里面写到梦境，是作为一种现实生活隐喻，一种象征，表达人物情绪，但托梦在蔡骏《春夜》里很多次直接推动了情节发展，特别有创意，可以说是一个叙事装置，这样对梦的发掘，可能也跟蔡骏一直以来的写作风格有联系。”[4]
蔡骏本人和一众读者评论者，可能都更加注目《春夜》中叙事实验和语言铺排富丽之处。比如那辆老式桑塔纳“红与黑”，贯穿小说始终，不仅是小说故事中的道具，也是地地道道的隐喻和象征，可以无尽地解读。但是，我却觉得那虚实相生、空灵不尽的情境和细节，是最最令人难忘的。比如小荷和“我”去探访小荷爷爷的老宅。潮湿逼仄间，“风里飘来女人声音‘栀子花，白兰花……’。后门外，一盏路灯，照亮石头弹格路，一个老太婆走来，浦东乡下蓝布衣裳，头发花白，皮肤也是雪雪白，手挽一只竹篮子，满满装了白颜色花瓣，散了浓浓香味道，绕指柔般，冲入鼻息。小时光，我常看到这样的老太太，或者农村妇女，挽了竹篮子叫卖，五分铜钿能买一簇，我外婆特别欢喜，白兰花别了衣裳，一房间都是香的。每趟外婆来寻我托梦，此种清香就会充盈梦中，流溢到枕头上，余味缠绕，隔夜都不散。”[5]栀子花，白兰花，外婆托梦始相见，爷爷所讲述的“莲花奶奶”与卖花老太婆的如假包换同为一人……这里面所寄寓的思亲、思念、怀旧和怅惘等情愫，才是最最打动人的。这些或许是蔡骏在今后的小说写作中可以着重加强的一些方面。
蔡骏在其作为中国最畅销悬疑作家的华丽转身当中，以《春夜》展现了他的同龄人少有的对当下现实所拥有的强烈触感，和所想表达的生命原力、历史的推动力。他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现实化呈现和虚实相生的艺术表现，既有对当代中国生存图景的喻象和表现，也表现了他想以同时代写作搭建他的当代史写作文学版图的热望。有人说过，一部好的作品，首先得是一部代入感很强的作品，只有读者把主角当成自己，才能最大限度地在阅读中获得快感。蔡骏《春夜》中流淌和展现着现实生活的开放性、流动性以及变化万端的无限可能性，令当代文学经验中曾经缺失的那部分上海文学想象的集体记忆重被唤起。而与当下生活保持平视并且直接介入的姿态，决定了蔡骏《春夜》特有的叙事特色与小说美学。《春夜》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和虚实相生的叙事里面，暗蕴的是蔡骏书写一段上海历史尤其是当代史的热望。
像蔡骏这样清醒而有着独特的小说写作思考的小说家，他自己的创作文字，又何尝不是最好的文学批评文字？《春夜》后记的最后一段：“本书的语言和腔调，最后一章，已有详细交代，不复赘述。我以悬疑小说出道，当然还会继续写下去。《春夜》中的悬疑元素，比比皆是，本书却称不上是悬疑小说。‘托梦’竟成了某些情节的推手，比如张海夺回外公遗产，亦可算魂灵有道，善莫大焉。川沙古宅的‘莲花奶奶’显灵，亦是此例。青花瓷大瓮缸，一首一尾，一男一女，肉身不灭，封印于六百年光阴，大致也是我惯用的风格，却与《春夜》构成混血的杂糅，克里奥尔般的繁衍。张海归来了，故事没有尽头，因为生活没有尽头，历史没有尽头。”[6]我想说的是，看懂了这段文字，我前面的累累数千言，尽可略去不阅。
注释：
[1] 蔡骏语，参见《幽灵与托梦的上海：〈春夜〉新书首发式上的对话》，“蔡骏的罗生门”微信公众号，2020年12月24日。下同。
[2] 蔡骏语，参见《幽灵与托梦的上海：〈春夜〉新书首发式上的对话》。
[3] 蔡骏：《春夜》，第338页，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版。下同。
[4] 徐晨亮语，参见《幽灵与托梦的上海：〈春夜〉新书首发式上的对话》。
[5] 蔡骏：《春夜》，第92页。
[6] 蔡骏：《春夜》后记，第359页。
（责任编辑：钱益清）
虚虚实实，悬疑与现实书写并重，蔡骏就像一个生活摄影师一样，记录着几十年里一个上海人群体日常生活的枝枝叶叶、近几十年上海春申机械厂众生及其子弟的喜乐哀苦，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生活的细节化叙述，尽收笔下。具有切肤之感的鲜活经验，无比强烈、直面现实的日常生活摹写，淋漓尽致地揭示出生活的本来面目，毫无遮掩扑面而来，也让人躲闪不得，清清楚楚让你感受到“直面”二字。但貌似峻切硬砺的现实表象之下，又涌动着人性繁富曲折的复杂面向，并且不失人性的温暖和辉光。芸芸众生的群体面相，宛如幻影，却其实汇集并且呈现着关于生存形态的整体性喻象。
碎片化的现实和生活表象，又集结着社会生活婉曲多折、宏深阔大的总体氛围和内部情势。再日常不过的生活细节，被小说家信手拈来，与虚幻的梦境杂糅，形成真实与虚幻并生的众妙之门。如汉赋般华彩铺排的流畅叙事，与小说暗蕴和层叠的隐喻、象征和复杂意象俱在，并且交相辉映。《春夜》细部具象又不失总体抽象，无比现实又空灵虚幻，作家惯有的悬疑手法仿佛误入般滑入小说……一曲独属于蔡骏的“上海故事”的交响乐，多声部却又主干清晰毫不枝蔓，构成了蔡骏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中主人公成长叙事的独特意蕴，与让人根本无法一言即可定论的复杂的小说美学。
近二十年来或者说新世纪以来，内地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在“城市文学”（比如深圳文学、广州文学等）或文学的“城市想象”（比如上海想象与“北京折叠”、“香港折叠”等的讨论）等方面蔚然成风且引人关注。蔡骏所成长和生活着的上海，成为诸多作家“上海文学想象”打开的地方。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和老牌的现代消费文化城市的代表，是当得起这个名头的。而这个源头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海派小说和海派小说家，张资平、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都是代表。40年代张爱玲、苏青笔下的上海，写就的是新市民传奇和市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20世纪80年代之前，像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中的上海书写，更多是社会主义公共性的表达。一直到王安忆的《长恨歌》，终于开启了上海文学想象新的篇章，在如火如荼的新上海生活里，抚触着老上海的魂灵。金宇澄的《繁花》被目为是对《红楼梦》的致敬，对《海上花列传》及沪上文脉的一脉传承。
当我们正在遗憾20世纪70到8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容回避的长篇体量的“上海文学想象”的小说样本的时候，蔡骏的《春夜》以纵横捭阖、贯穿亚欧、洞穿古今与生死之势，贯耳辟地而来。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所言“这部书不仅写出了上海的历史，更写出了中国当代普通人，无比旺盛的这种生命的原力，这种原力恰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第一推动力”，相信会成为很多人共有的阅读体会。蔡骏在小说《春夜》的开篇题记里，即已明示：“上海是光的存在，是暗的虚无。上海是欲海浮沉的庄严肃穆，风情万种的一本正经，窃窃私语的太虚幻境。上海是静安寺的卡门，淮海路的浮士德……上海是人间喜剧，也是人间悲剧，是所有喜剧、所有悲剧的总和。上海是……两千五百万次方的托梦。”《春夜》里，蔡骏并不仅仅是以地标和文学人物的隐喻来构建他笔下的文学上海，也写尽了上海的日常生活经验，他的确是在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上海书写，与此前的文学书写或者是影视作品给大家带来的经验——上海通常给人感觉是一个小资的，优雅的，受到西方文明影响强烈的，特别市井，尤其家长里短——相区别的一种经验和记忆。
蔡骏也直言他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上海首先是一个工业的城市，非常宏大的历史叙事本来就应该是上海文学叙事重要的一翼和范畴。大家不应该只关注由摩羯座步入水瓶座时代的上海，也应关注属于上海血脉基因里摩羯而非水瓶的特质。蔡骏本人是摩羯座，《春夜》里与“我”一同成长的另一个少年张海，也是摩羯座，他们的星座性格所对应的上海文学想象中那很“摩羯”的部分，近年来曾经被作家们所不经意间忽略。蔡骏以《春夜》将个体生命和集体记忆里“摩羯”的这部分重新唤起，使其呼之而出。[1]
这部分的成长记忆和文学想象，也是我极为看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春夜》的主要情节线很清晰：在世纪之交，文学少年“我”遇到同为春申机械厂工人子弟的少年张海，两人秘密而执着地探索和破解当年设计永动机的工程师建军被害之谜，寻找失踪的厂长“三浦友和”，两个人从少年到青年，见证了古老工厂的灰飞烟灭——厂长集资百万，却了无踪影，直到小说结尾才在“我”和张海的共同不弃执着寻找之下现身。厂长也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寄居巴黎的他，身上记录和映照着许许多多如他一般在海外求生存的上海人的喜乐哀苦。
关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厂命运的“公共性记忆”——这段历史记忆，曾经被我们尘封在记忆里，不再提起。八九十年代之交，无数的工厂破产，多少工厂的负责人集资，甚至是想搞私有化（很值得庆幸和欣慰，国家后来很快制止和刹住了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之风），然后携款潜逃，彼时的现实生活故事，几乎比小说情节还要曲折……《春夜》中失踪的厂长，很让人欣慰的是他是为了重振工厂、建新厂房而集资，而失败，而不得已只能失踪不见，但他的女儿小荷长大后，与同是工厂子弟的丈夫张海，用张海从外公那里继承来的老房子拆迁款——从五百万中拿出了一百多万，找到每一个出资人，逐一还上了所欠的集资款甚至利息。《春夜》能记录这段上海工厂风起云谲的历史，已是不易，而在这变幻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工厂的工人及其子弟，竟还葆有这样一份人性的辉光——做人应该具有的情、信、义，亦可慰藉生活中时或面临层出不穷的磨折与苦难的我们。 单就《春夜》所提供的这一部分的上海文学想象而言，这个小说的意义就是不容忽视的。蔡骏自言金宇澄的《繁花》写到了两个上海——阿宝的上海和小毛的上海，两个上海都同樣真实，但后者又往往被一般的上海叙事所忽略。蔡骏觉得小毛的上海更重要，因为它“才是真正普罗大众的底色，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上海，还代表过去几十年来的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集体记忆，象征着我们去征服自然，去创造一个世界，恰恰象征着我们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这种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都以上海为一个代表性，浓缩在这座城市当中”[2]，蔡骏希望自己能够去书写出这样的一种力量。
为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这样一种文学想象，蔡骏在《春夜》中进行了天马行空、不受拘束的文学实验。首先，是语言上的实验。如汉赋般铺排富丽的语言，多是短句，几乎颠覆了你对于纸上阅读小说的所有既往经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蔡骏有意在进行的文学实验？他以诗性迸发的语言，来对应他所极言想写的那种力量。他也以这样的短促的语言速率和叙事节奏，来对应他想摹写的碎片化的社会现实。不期看到同为“70后”作家的黄孝阳在12月14号所发的微信朋友圈，值得照录在此：“下午收到蔡骏兄的新作《春夜》。吃饭的时候随手翻了几页，感觉是句子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有清脆声响的，有些地方跟《繁花》有眉眼相通处。晚上要好好拜读一下。”——与《繁花》有眉眼相通之处，不差。“句子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有清脆声响的”，是作家直言的他最直觉的观感。
蔡骏在《春夜》的小说叙事中，对自己创作上的变化也作了总结：“老早我欢喜写长句子，现在这篇小说呢，改成短句子，三个字，逗号，四个字，逗号，甚至一两个字，标点符号之间，鲜有超过七八字的。”[3]他还自言小说通篇使用第一人称（一群人的第一人称）而不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将写作难点一一尽述。这其实也是文学实验之一种，叙事者直接现身，对创作过程作出议论。
《春夜》写的是近在身边的现实生活和日常生活经验，却没有落入新写实小说写尽一地鸡毛的既往窠臼，恐怕是以悬疑小说闻名的蔡骏发挥自己此前写作所长而致。蔡骏自己在小说叙事进程中，临近结尾的最后一章，不经意间现身而作出的总结，相当切中肯綮：“再讲故事，悬疑方面，跟我老早小说不好比，但又保留厂长悬念，张海命运悬念，至今还是未知数。推理破案呢，倒是有1990年春申厂的凶杀案，直到神探亨特烧成灰，建军哥哥之死，还是无头悬案。还有一点，这只漫长故事，大半皆是真的，事体是真的，心情是真的，欲望是真的，我也是真的，还有我一家门，从我爸爸直到我儿子，统统是真的。真归真，却不是非虚构，而是如假包换的虚构。”的确，这是一部具有着很多非虚构特质的实实在在的虚构小说。
《春夜》里也叫蔡骏的主人公，有着很多与现实中的蔡骏相同的真实的质素。比如蔡骏的文学作品获奖、北京领奖经历、本人的写作历程以及一些个人爱好和趣味。徐晨亮讲到蔡骏有一个小说叫《绑架》，这个小说是得了《当代》杂志和人文社、贝塔斯曼联合举办的那个奖，蔡骏因为这个缘由坐车到北京来领奖，亦是《春夜》小说中很重要的情节。而也正如大家所共感的，由于这些真实经历的加入，激起了很多读者阅读的兴趣，大家都想按图索骥，从小说中找到更多真实蔡骏的部分。
小说能够虚实相生，所凭藉的因素很多。被多次写到的“托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让小说脱离现实的牵绊和负累，具备离地三尺的文学性，并且能够形成属于蔡骏自己的小说王国。有人注意到了，蔡骏在这个小说里面还借助人物之口讲有两类作家，一类是曾经被那些幽灵托梦的，一类是没有经历过托梦的，前者像卡夫卡、斯蒂芬·金、马尔克斯等，这是不是代表着蔡骏在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到被托梦过的作家的小说谱系里去？是不是代表着被托梦过的小说家就是纯文学作家？再或者作家是否就应该分为被托过梦的和没有被托过梦的？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蔡骏所写的托梦和梦境，成为了《春夜》里一个重要的叙事结构，让主人公可以与小说人物对话，可以通过梦境来推测和揣度悬案和情节的未来走向……正如徐晨亮所言：“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小说里面写到梦境，是作为一种现实生活隐喻，一种象征，表达人物情绪，但托梦在蔡骏《春夜》里很多次直接推动了情节发展，特别有创意，可以说是一个叙事装置，这样对梦的发掘，可能也跟蔡骏一直以来的写作风格有联系。”[4]
蔡骏本人和一众读者评论者，可能都更加注目《春夜》中叙事实验和语言铺排富丽之处。比如那辆老式桑塔纳“红与黑”，贯穿小说始终，不仅是小说故事中的道具，也是地地道道的隐喻和象征，可以无尽地解读。但是，我却觉得那虚实相生、空灵不尽的情境和细节，是最最令人难忘的。比如小荷和“我”去探访小荷爷爷的老宅。潮湿逼仄间，“风里飘来女人声音‘栀子花，白兰花……’。后门外，一盏路灯，照亮石头弹格路，一个老太婆走来，浦东乡下蓝布衣裳，头发花白，皮肤也是雪雪白，手挽一只竹篮子，满满装了白颜色花瓣，散了浓浓香味道，绕指柔般，冲入鼻息。小时光，我常看到这样的老太太，或者农村妇女，挽了竹篮子叫卖，五分铜钿能买一簇，我外婆特别欢喜，白兰花别了衣裳，一房间都是香的。每趟外婆来寻我托梦，此种清香就会充盈梦中，流溢到枕头上，余味缠绕，隔夜都不散。”[5]栀子花，白兰花，外婆托梦始相见，爷爷所讲述的“莲花奶奶”与卖花老太婆的如假包换同为一人……这里面所寄寓的思亲、思念、怀旧和怅惘等情愫，才是最最打动人的。这些或许是蔡骏在今后的小说写作中可以着重加强的一些方面。
蔡骏在其作为中国最畅销悬疑作家的华丽转身当中，以《春夜》展现了他的同龄人少有的对当下现实所拥有的强烈触感，和所想表达的生命原力、历史的推动力。他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现实化呈现和虚实相生的艺术表现，既有对当代中国生存图景的喻象和表现，也表现了他想以同时代写作搭建他的当代史写作文学版图的热望。有人说过，一部好的作品，首先得是一部代入感很强的作品，只有读者把主角当成自己，才能最大限度地在阅读中获得快感。蔡骏《春夜》中流淌和展现着现实生活的开放性、流动性以及变化万端的无限可能性，令当代文学经验中曾经缺失的那部分上海文学想象的集体记忆重被唤起。而与当下生活保持平视并且直接介入的姿态，决定了蔡骏《春夜》特有的叙事特色与小说美学。《春夜》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和虚实相生的叙事里面，暗蕴的是蔡骏书写一段上海历史尤其是当代史的热望。
像蔡骏这样清醒而有着独特的小说写作思考的小说家，他自己的创作文字，又何尝不是最好的文学批评文字？《春夜》后记的最后一段：“本书的语言和腔调，最后一章，已有详细交代，不复赘述。我以悬疑小说出道，当然还会继续写下去。《春夜》中的悬疑元素，比比皆是，本书却称不上是悬疑小说。‘托梦’竟成了某些情节的推手，比如张海夺回外公遗产，亦可算魂灵有道，善莫大焉。川沙古宅的‘莲花奶奶’显灵，亦是此例。青花瓷大瓮缸，一首一尾，一男一女，肉身不灭，封印于六百年光阴，大致也是我惯用的风格，却与《春夜》构成混血的杂糅，克里奥尔般的繁衍。张海归来了，故事没有尽头，因为生活没有尽头，历史没有尽头。”[6]我想说的是，看懂了这段文字，我前面的累累数千言，尽可略去不阅。
注释：
[1] 蔡骏语，参见《幽灵与托梦的上海：〈春夜〉新书首发式上的对话》，“蔡骏的罗生门”微信公众号，2020年12月24日。下同。
[2] 蔡骏语，参见《幽灵与托梦的上海：〈春夜〉新书首发式上的对话》。
[3] 蔡骏：《春夜》，第338页，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版。下同。
[4] 徐晨亮语，参见《幽灵与托梦的上海：〈春夜〉新书首发式上的对话》。
[5] 蔡骏：《春夜》，第92页。
[6] 蔡骏：《春夜》后记，第359页。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