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走路上幼儿园，街边种着高大的木棉。摸不准哪一天，红透的花被风摇下来，就啪嗒砸中脑袋，超痛的。小说钻进脑中，大概也是这样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只是想去便利店买根珍奶雪糕，耳机里听着摇摆的闽南语歌曲《金包银》：“别人的性命，是镶金又包银，我的性命不值钱……”可这夏夜猛然落雨，树枝子乱晃，潮湿气味，正面袭来。
　　 我突然看到脑海中漂浮着一个雨中老厝，浸透樟脑丸的气息。水滴闪光，在屋檐流动。这房子突然从湿地上长出，但同时，它早存在于多年之前。然后房子的一角塌了。怯怯往里看，内面有许多我认识又不认识的人，在这座似是而非的岛屿。他们动起来。雨水很大，视野模糊，而我也不过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走了一分钟。我闻到气味的时候，就明白这篇《大厝雨暝》在落笔前已经完成了。里面的人，本不是我的亲人，但现在是了，他们开始牵动我的心。我开始害羞地爱着他们了。
　　 想来，夜里我时不时会梦到同一座岛屿。一旦入梦，我就清醒，对这片岛异常熟悉，记得自己来过几次，去过哪几个部分。脑海中的那座岛屿，并不完全等于现实中的故乡，但无论在梦境或白日梦里，它都对我发出带着海水气味的讯号。
　　 《浓雾戏台》也诞生于某个突然击中我的瞬间。我在初秋的夜晚走过歌仔戏台，看到演员们因为停电在外面卸妆。那一眼交汇，冒出一个气泡，带来了一个故事。于是我把它摆放在脑海中的岛屿上。
　　 我好像提到了许多次我的岛屿。回到现实，如今我拥有的是一个已经沉没的故乡。鼓浪屿的崩塌，从断成两半的邻居开始。多年前那晚，台风终于过去，潮湿的空气里竟然涌出黄烟，女孩的叫声如同尖刀划破夜空，也刻进我大脑内壁——她的房子倒塌了，她的阿爸压在深处。我们暴冲过去，大雨开始滂沱，橘色灯光倾泻在胶黑雨衣上。厝边邻居们乌沉沉地聚在一起，低语。那时候旧故乡开始崩落的碎片，连同那声暗夜尖叫，劈中了幼年的我。
　　 儿时的我突然意识到，似乎永远都在的故乡，也是会消失的。不论如何抗争，鼓浪屿终于变成了别的模样。从有预感，到真正失去，大约是十五年。选择了爱就要面对失去，这是在世为人的悲哀。
　　 或许写作者，就是一名痛苦而感恩的先知，一名负伤的治疗者。凝视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承受生命之恩，也承受生命的重担。我没看见明晰的理性框架浮出脑海，但在那片天光蒙昧的水域已有座裸露的岛屿。它是活的，凭己意生长着的，有庞大的根系深入海底。于是潮湿的植物气息迎面而来，携带着海风、碎砖屑、夜雨和紧贴皮肤的湿衣。故乡的逐渐消亡势不可挡，但我仿佛找到了方法留住它。甚至，比尘世中的那个更好。我切慕着一座有根基的岛屿，那更美的家乡，可以降临在心上和笔尖。
　　 有时候我的故事诱发自瞬间的气味，正如特雷弗提到过“一瞥的艺术”。相比之下，《恩典的喜宴》这篇文章更多来自预先明确的设计。我之前从未有乡村经验，直到这三年被现实震撼教育。乡村带着一股活泼而残酷的劲头，极大地拓宽了我脑海里的中国。我搬到河南淮阳两三年了，却不知如何摘下当地风土里长出的故事，直到有机会写了篇记录当地事件的非虚构作品，才学会模仿和构造出氛围、场景和语气。当然外在的壳不重要，情节也不是最主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感到人心的变化是最困难的。苦难的击打，有时候可能来自让人回转的爱。
　　 写了厦门，写了河南。我体会到空间对我施加的影响。生活过的厦门、淮阳、上海、伦敦、曼城、阿姆斯特丹，像是几口屋前深井，塞满了微风、星辰、灯盏、溪流、光影和人声。我正在试着把它们汲取出来，握在掌心。
　　 土地上的人们，对我也很重要，但我感到不好意思。他人比我更有趣，我却不想从人身上强夺故事。不做掠夺者，于是只能安静地等待，偷偷张望，或许有些人可以允许我陪他们度过一段生命，给我留下一些记忆，就像儿时，我每天等候鸽群的影子从木桌上滑过。
　　 伍尔夫说过，写作者要注视那坐在火车角落里的布朗夫人。我猜想自己要是有幸能上火车，遇到这位永恒的布朗夫人，大概无法抢救她，改造她，或是开导她。我能做的只是把自己毛茸茸的大脑袋悄悄靠在布朗太太的肩头。火车在向前开，许多事我也掌控不来，小老太，让我陪你坐一会儿吧。
　　 练习写作这段时间，从没觉得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任意妄为，倒觉得自己是个仆从，不敢辜负被托付于我的故事，只想把它們一个个擦亮，放置在对的地方。也总感觉故事里的人们，在温柔敦促着我。
　　 谈了创作，其实内心有点慌，觉得自己不配谈创作。我还只是练习者，有时候故事压过了我，有时候我努力构筑故事。但与之前在商业世界里争分夺秒的日子不同，现在的我已经习惯忠心地为文字工作付出时间，即使一无所获。我愿意耐心，愿意等待，不计回报。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