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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史记》中的刺客作为中国先秦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长期以来颇受后人关注,也多有争议。《刺客列传》所载的五名刺客在春秋战国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相继登场,用刺杀这一激越的行为手段为我们定格下一幅幅悲壮淋漓的历史画面,在先秦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关键词:史记 刺客形象 崇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史记》中的人物“传”、“纪”集中反映了从春秋后期到西汉前期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司马迁不仅以“实录”的精神真实地再现了这个悲惨而又雄壮的历史时代,而且精心塑造了一大批光炳千秋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中,司马迁特别推崇的无疑就有刺客这一群体。
刺客,很早便具有一种与正统相抗衡的亚文化伦理。作为以突袭手段毁灭特定对象的杀手,刺客是一个不可一概论之的特殊人物群体。这是一批生活在民间、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的武士。《史记》中的列传分为专传、合传、附传、类传四种。《刺客列传》属于类传,采用这种方式为人物作传是司马迁的首创,这一类的传文是按行事相类或属性相同加以编排的,运用到《刺客列传》中,使得刺客的群体形象和文化精神特征非常明显、醒目。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骆宾王《易水送别》),“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陶渊明《咏荆轲》)。自太史公后,后人从未停止过对这一特殊群体形象的追溯、凭吊、缅怀、赞叹。本文试从“崇高”这个层面上对《史记》中的刺客形象及其精神气质进行分析,以便对刺客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获得全新的美感体验。
崇高主要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姿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进而使人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越,引起人们产生敬仰和赞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人的精神境界的一种审美范畴。
下面我们就来剖析一下《史记》刺客形象中涉及崇高的文本元素。
一 强悍的力量与高超的武技
击秦皇于博浪沙的东海力士,使的是“百二十斤”的铁椎;锤杀晋鄙的朱亥用的是袖藏的“四十斤”铁椎;再者是专诸,《史记》虽然没有正面提及他的力量或者武技,但是我们从他刺杀王僚的结果——“王僚立死”可以推断,专诸使用的是藏于鱼腹之中的匕首,其武器之精巧细小可见,用这样小巧的一把匕首一刺之下可以使人“立死”,这一刺的力道和准确度可想而知;而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相府“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在戒备森严的相府中,聂政不仅一举击杀侠累,还“所击杀者数十人”,这样的武技怎能不令人喟然叹服。“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对刺客们强大力量与超人武技的渲染描写,既是对先民“尚力”思想的反映,亦可看出司马迁对个人武力的期许与赞赏。
二 讷言沧豪的人物形象
史记中的人物语言描写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而在诸刺客中,朱亥、曹沫、专诸从头到尾都只说过一句话:当信陵君拜求朱亥时,朱亥说“此乃臣效命之秋也”;曹沫劫齐桓公时, “君其图之”;公子光请求专诸时,专诸说“王僚可杀也”。三人具体话语虽不同,但一样如金铁之掷地有声,苍莽杀伐之气立现。
《刺客列传》中,没有正面描述刺客们任何一人的衣着相貌,但是从文字的整体氛围感知,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把刺客们想象成这样一副相貌:虬髯盘错,须发如戟,目冷如水,静如山岳,动如奔雷。而在后世民间传说故事以及祠庙楼台塑像中,专诸、聂政、荆轲等刺客亦不约而同的是一副目深口大、虎背熊腰、英武有力的粗豪汉子形象。
三 恢弘刚毅的人物性格
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割地辱国,虽然因鲁庄公喜爱他而“犹复以为将”,但曹沫的心里,无疑是有屈辱感的,所以才会有他在齐鲁会盟这样庄严的场合劫齐王的举动,这一方面是对鲁庄公厚爱的报答,另一方面也是刚强之人洗刷自身耻辱的方式。公子光求专诸刺王僚,专诸提出自己所牵挂的是“母老子弱”,当听到“光之身,子之身也”的承诺后,专诸再无一句异议的话,毫不犹豫地将“鱼炙”端上了王僚的宴席。豫让为报主仇,先是“变名姓为刑人”,再“漆身为厉,吞炭为哑”,若不是心中有大悲愤大意愿且刚强坚毅之人怎能如此。聂政为避仇携母姊隐居市井间,对严仲子重金厚礼不为所动,但母亲死后,却毅然决然地奔赴韩国为之报仇,报仇后,为不连累家姊,“皮面决眼,自屠出肠”而死,这又是怎样一种刚烈、激越的情怀。太子丹初求荆轲时,荆轲以“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推辞,而当太子丹情恳意切,一请再请时,则诺然答应;行程准备不足而太子丹却催促时,荆轲可以勃然怒叱,毫不因为对方身份尊荣而压抑自己的真性情;易水河畔一曲高歌,更是唱出了荆轲悲壮高昂的心声;这至情至性的汉子即使行刺失败而断左股被八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那样的镇定自若,慷慨陈词,“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视死如归,气贯长虹!
四 直截了当的刺杀形式
刺客杀人,可以采取许多形式,可以下毒,可以设置机关陷阱狙杀,或者潜伏进住所寻机而动,但我们纵观《刺客列传》,除了豫让采用“伏击”之外,其他人莫不是直趋庭堂,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刺杀举动。曹沫胁迫齐桓公是在齐鲁会盟这么一个大庭广众的场合,专诸刺杀王僚是在酒席上,而“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聂政刺侠累,直奔韩相府上,“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然后大呼,又杀死侍卫数十人。荆轲刺秦王,亦是在秦庭大殿之上、众臣耳目之下。
《刺客列传》中,除聂政是“仗剑至韩”外,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因以匕首刺王僚”,豫让“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荆轲刺秦王用的是“徐夫人匕首”。刺客们似乎对“匕首”这一短小而易于藏匿的武器很是青睐,匕首“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刃可袖者”,用法可以有割、砍、挑、刺、剪、撩、截等多种,而独以“刺”冠而名之为“刺客”。刺,“直伤也”,“刺”时手臂尽力前递,使身体有一种前驱性,其他动作都可以攻守协作,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以身博人的壮烈情怀。
五 一往无前的刺杀勇气及九死不悔的刺杀意志
我们再从主观方面细究一下舍身求成的这种精神。曹沫劫齐王后,“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为什么他能如此镇定从容,甚至连手中唯一的武器都扔了?因为在劫持之前,他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个人的生死安危已置之度外,这是何等的勇敢与气魄;专诸一句“王僚可杀也”后,自始至终再没有说一句话,而是心无旁骛地完成他的刺杀壮举;聂政拒绝了严仲子派遣人马相随,仗剑远行,只身一人闯进戒备森严的韩相府,高声大呼击杀数十人,这又是怎样的胆魄与气概;而荆轲,更是有一个小丑般的人物秦舞阳作为陪衬,秦舞阳十三岁就杀过人,走在街上,人不敢忤视,被誉为燕国的“勇士”,但就是这样一个刺客界的“天才”在秦庭之上却吓得“色变振恐”,还得荆轲“顾笑”、“前谢”解释一番,才掩饰过去,使得刺杀行动不至半途而夭,而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绝顶的修为和无视一切的超卓胆气,入虎狼之秦,如闲庭漫步,秦皇众君臣环拱之下,言笑自若,勇略肝胆,可见一斑。
豫让在恩主智伯被族灭后,逃遁山林,为报仇而发了“魂魄不愧”的誓言,先是易名改姓,自为“刑人”,藉此潜伏行刺,不料事发而被捉拿,赵襄子感其义诚,释放了他,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再次伏击赵襄子,被捕之后自知必死无疑,仍恳请让他在临死之前能用剑刺一下赵襄子的衣服,了却报仇心愿,才能“虽死不恨”。在赵襄子答应后,更是“三跃起”击刺赵襄子之衣,豫让矢志不改、九死不悔的刺杀意志,让本应该敌视他的赵国人都“皆为之泣”。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刺客群体的这些特质,无一不给我们展示出一种磅礴激切的崇高之美。崇高又称壮美、阳刚之美。在古典美学的范围内,“阳刚之美”是由雄性气质升华并引发出来的。强大的武力、豪迈的性情、直率的方式、坚强的意志……至刚至烈至猛至真这些有着强烈雄性烙印的气质特征在标识司马迁对刺客形象的肯定的同时,亦潜在地标识了司马迁对雄性性别的肯定,至此,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联想到司马迁在《史记》中融注的“身世之感”,我们似乎可以嗅出这样一种味道——宫刑使得司马迁在身体性别缺失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精神上对雄性性别的渴望。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
[2]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9年。
[3] 杨庐民、裴 :《〈史记集解〉略论》,郑州大学,2006年。
[4] 曹巍:《〈史记〉中刺客形象所再现的儒家文化精神气质》,《东京文学》,2008年第12期。
作者简介:胡进才,男,1965—,河南西华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关键词:史记 刺客形象 崇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史记》中的人物“传”、“纪”集中反映了从春秋后期到西汉前期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司马迁不仅以“实录”的精神真实地再现了这个悲惨而又雄壮的历史时代,而且精心塑造了一大批光炳千秋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中,司马迁特别推崇的无疑就有刺客这一群体。
刺客,很早便具有一种与正统相抗衡的亚文化伦理。作为以突袭手段毁灭特定对象的杀手,刺客是一个不可一概论之的特殊人物群体。这是一批生活在民间、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的武士。《史记》中的列传分为专传、合传、附传、类传四种。《刺客列传》属于类传,采用这种方式为人物作传是司马迁的首创,这一类的传文是按行事相类或属性相同加以编排的,运用到《刺客列传》中,使得刺客的群体形象和文化精神特征非常明显、醒目。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骆宾王《易水送别》),“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陶渊明《咏荆轲》)。自太史公后,后人从未停止过对这一特殊群体形象的追溯、凭吊、缅怀、赞叹。本文试从“崇高”这个层面上对《史记》中的刺客形象及其精神气质进行分析,以便对刺客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获得全新的美感体验。
崇高主要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姿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进而使人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越,引起人们产生敬仰和赞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人的精神境界的一种审美范畴。
下面我们就来剖析一下《史记》刺客形象中涉及崇高的文本元素。
一 强悍的力量与高超的武技
击秦皇于博浪沙的东海力士,使的是“百二十斤”的铁椎;锤杀晋鄙的朱亥用的是袖藏的“四十斤”铁椎;再者是专诸,《史记》虽然没有正面提及他的力量或者武技,但是我们从他刺杀王僚的结果——“王僚立死”可以推断,专诸使用的是藏于鱼腹之中的匕首,其武器之精巧细小可见,用这样小巧的一把匕首一刺之下可以使人“立死”,这一刺的力道和准确度可想而知;而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相府“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在戒备森严的相府中,聂政不仅一举击杀侠累,还“所击杀者数十人”,这样的武技怎能不令人喟然叹服。“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对刺客们强大力量与超人武技的渲染描写,既是对先民“尚力”思想的反映,亦可看出司马迁对个人武力的期许与赞赏。
二 讷言沧豪的人物形象
史记中的人物语言描写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而在诸刺客中,朱亥、曹沫、专诸从头到尾都只说过一句话:当信陵君拜求朱亥时,朱亥说“此乃臣效命之秋也”;曹沫劫齐桓公时, “君其图之”;公子光请求专诸时,专诸说“王僚可杀也”。三人具体话语虽不同,但一样如金铁之掷地有声,苍莽杀伐之气立现。
《刺客列传》中,没有正面描述刺客们任何一人的衣着相貌,但是从文字的整体氛围感知,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把刺客们想象成这样一副相貌:虬髯盘错,须发如戟,目冷如水,静如山岳,动如奔雷。而在后世民间传说故事以及祠庙楼台塑像中,专诸、聂政、荆轲等刺客亦不约而同的是一副目深口大、虎背熊腰、英武有力的粗豪汉子形象。
三 恢弘刚毅的人物性格
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割地辱国,虽然因鲁庄公喜爱他而“犹复以为将”,但曹沫的心里,无疑是有屈辱感的,所以才会有他在齐鲁会盟这样庄严的场合劫齐王的举动,这一方面是对鲁庄公厚爱的报答,另一方面也是刚强之人洗刷自身耻辱的方式。公子光求专诸刺王僚,专诸提出自己所牵挂的是“母老子弱”,当听到“光之身,子之身也”的承诺后,专诸再无一句异议的话,毫不犹豫地将“鱼炙”端上了王僚的宴席。豫让为报主仇,先是“变名姓为刑人”,再“漆身为厉,吞炭为哑”,若不是心中有大悲愤大意愿且刚强坚毅之人怎能如此。聂政为避仇携母姊隐居市井间,对严仲子重金厚礼不为所动,但母亲死后,却毅然决然地奔赴韩国为之报仇,报仇后,为不连累家姊,“皮面决眼,自屠出肠”而死,这又是怎样一种刚烈、激越的情怀。太子丹初求荆轲时,荆轲以“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推辞,而当太子丹情恳意切,一请再请时,则诺然答应;行程准备不足而太子丹却催促时,荆轲可以勃然怒叱,毫不因为对方身份尊荣而压抑自己的真性情;易水河畔一曲高歌,更是唱出了荆轲悲壮高昂的心声;这至情至性的汉子即使行刺失败而断左股被八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那样的镇定自若,慷慨陈词,“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视死如归,气贯长虹!
四 直截了当的刺杀形式
刺客杀人,可以采取许多形式,可以下毒,可以设置机关陷阱狙杀,或者潜伏进住所寻机而动,但我们纵观《刺客列传》,除了豫让采用“伏击”之外,其他人莫不是直趋庭堂,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刺杀举动。曹沫胁迫齐桓公是在齐鲁会盟这么一个大庭广众的场合,专诸刺杀王僚是在酒席上,而“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聂政刺侠累,直奔韩相府上,“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然后大呼,又杀死侍卫数十人。荆轲刺秦王,亦是在秦庭大殿之上、众臣耳目之下。
《刺客列传》中,除聂政是“仗剑至韩”外,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因以匕首刺王僚”,豫让“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荆轲刺秦王用的是“徐夫人匕首”。刺客们似乎对“匕首”这一短小而易于藏匿的武器很是青睐,匕首“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刃可袖者”,用法可以有割、砍、挑、刺、剪、撩、截等多种,而独以“刺”冠而名之为“刺客”。刺,“直伤也”,“刺”时手臂尽力前递,使身体有一种前驱性,其他动作都可以攻守协作,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以身博人的壮烈情怀。
五 一往无前的刺杀勇气及九死不悔的刺杀意志
我们再从主观方面细究一下舍身求成的这种精神。曹沫劫齐王后,“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为什么他能如此镇定从容,甚至连手中唯一的武器都扔了?因为在劫持之前,他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个人的生死安危已置之度外,这是何等的勇敢与气魄;专诸一句“王僚可杀也”后,自始至终再没有说一句话,而是心无旁骛地完成他的刺杀壮举;聂政拒绝了严仲子派遣人马相随,仗剑远行,只身一人闯进戒备森严的韩相府,高声大呼击杀数十人,这又是怎样的胆魄与气概;而荆轲,更是有一个小丑般的人物秦舞阳作为陪衬,秦舞阳十三岁就杀过人,走在街上,人不敢忤视,被誉为燕国的“勇士”,但就是这样一个刺客界的“天才”在秦庭之上却吓得“色变振恐”,还得荆轲“顾笑”、“前谢”解释一番,才掩饰过去,使得刺杀行动不至半途而夭,而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绝顶的修为和无视一切的超卓胆气,入虎狼之秦,如闲庭漫步,秦皇众君臣环拱之下,言笑自若,勇略肝胆,可见一斑。
豫让在恩主智伯被族灭后,逃遁山林,为报仇而发了“魂魄不愧”的誓言,先是易名改姓,自为“刑人”,藉此潜伏行刺,不料事发而被捉拿,赵襄子感其义诚,释放了他,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再次伏击赵襄子,被捕之后自知必死无疑,仍恳请让他在临死之前能用剑刺一下赵襄子的衣服,了却报仇心愿,才能“虽死不恨”。在赵襄子答应后,更是“三跃起”击刺赵襄子之衣,豫让矢志不改、九死不悔的刺杀意志,让本应该敌视他的赵国人都“皆为之泣”。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刺客群体的这些特质,无一不给我们展示出一种磅礴激切的崇高之美。崇高又称壮美、阳刚之美。在古典美学的范围内,“阳刚之美”是由雄性气质升华并引发出来的。强大的武力、豪迈的性情、直率的方式、坚强的意志……至刚至烈至猛至真这些有着强烈雄性烙印的气质特征在标识司马迁对刺客形象的肯定的同时,亦潜在地标识了司马迁对雄性性别的肯定,至此,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联想到司马迁在《史记》中融注的“身世之感”,我们似乎可以嗅出这样一种味道——宫刑使得司马迁在身体性别缺失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精神上对雄性性别的渴望。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
[2]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9年。
[3] 杨庐民、裴 :《〈史记集解〉略论》,郑州大学,2006年。
[4] 曹巍:《〈史记〉中刺客形象所再现的儒家文化精神气质》,《东京文学》,2008年第12期。
作者简介:胡进才,男,1965—,河南西华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单位:周口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