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投资者报》记者近日获悉，备受争议的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垃圾焚烧厂将于今年3月开工，届时名称也将改为“海淀区大工村循环经济产业园”。不过，由于垃圾焚烧会产生高致癌物“二噁英”，苏家坨垃圾焚烧厂项目正在遭到周边居民各种形式的反对。
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垃圾产生量以年均8%速度增长，和中国 GDP 增速处在统一水平上。其中，北京市2009年日产生生活垃圾 1.83万吨，投入垃圾处理资金高达百亿元，而全市垃圾日处理能力仅为1.27万吨，且其中80%至90%依靠填埋处理。目前，垃圾填埋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且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垃圾处理厂建设已经是箭在弦上，全面建设正在悄然提速。
高安屯居民面色灰暗
3月份即将上马的苏家坨垃圾焚烧厂，前身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海淀区政府早在2006 年底宣布，准备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南侧，新建一座投资超过8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2007年3月动工。
由于垃圾焚烧会产生高致癌物“二噁英 ”——一种无色无味其毒性据称是氰化钾的 130 倍、砒霜的 900 倍的化学合成物，该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各种形式的反对，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2007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向外通报，建议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随后发布了关于该项目的行政复议决定。
之后，关于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是否建设的各种传闻时见报端。直到2011年1月，海淀区政府最终明确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废止，取而代之的将是苏家坨垃圾焚烧厂。
据业内专家统计，从2007年6月北京由于居民反对叫停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后，到 2011年1月全国共发生了十次因为垃圾焚烧选址引发的群体事件，其中北京三次。
2011年11月9日，西二旗大街聚集了附近多个小区的数百名业主，有人高举“坚决反对在西二旗地区建设垃圾处理厂”的条幅，抗议和围观的人群阻塞了马路，“那天晚上的抗议活动抓走了四个人，现在我们居民跟海淀区市政市容委不存在妥协的可能。”附近居民陈永莉（化名）律师在家里对《投资者报》记者说起当时的情形。
他们此举的目的是对将要筹建的“北京海淀西二旗餐厨垃圾相对集中资源化处理站项目 ”（简称西二旗垃圾站）表示反对。
根据“十一五”规划，北京市将建成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等大型垃圾焚烧综合处理中心。由于选址困难，加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显而易见，随着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迅速觉醒，北京市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面临空前的压力。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目前唯一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它落户在朝阳区金盏乡高安屯村，具体位置是东五环外机场二高速转角处以东，小坝河与温榆河交汇处以西。
从马各庄东站下车，走过约一公里长的灰蒙蒙的马路，来到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会有穿过沙漠找到绿洲的感觉，现代化设施、整洁的园区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垃圾焚烧厂外最近的两个村里，地面和空气都令人皱眉。记者现场发现，附近的居民大都面容灰暗。
五公里年油耗百万元
人口密度大，选址离居民区太近，是陈永莉反对在西二旗建垃圾处理厂的主要原因。她拿出环评报告向记者指出，根据《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版），该地块规划建设项目为体育公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11年11月23日发布公示《2011规函市政字0035 号》，将其调整为市政设施用地，建设餐厨垃圾处理站。
政府规划相对滞后，以前政府对这一块考虑得不够，没有预先留出地方，是造成现在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表示，这也造成现在可选的地方比较少。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筹备中的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厂，东侧是回龙观定向安置房，距离仅约200米，陈永莉所在的领秀新硅谷小区距离垃圾处理厂也不超过500米。垃圾处理厂周围居住区密集。
陈永莉反复强调，相关部门刻意回避居民对规划变更和选址的质疑，只是说这个项目安全成熟，从技术、设施到管理一系列控制措施都很完善，不会污染。
居民区离垃圾焚烧厂多远才是安全距离，一直没有可靠标准。“目前，国家环保部的标准是300米以内不能建永久居住项目，现在有的人主张1公里、2公里，没有公认标准，关键是如何监测空气污染物浓度？”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电话中告诉《投资者报》。
徐海云曾参与了北京是门头沟区鲁家山垃圾焚烧项目可行性研究，“鲁家山是扇形收集面，收集面小，而且地方偏远，将来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这最终的代价必将由北京市民承担。”徐海云对《投资者报》记者坦言，鲁家山项目最终能上马，是平衡现实的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由于公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加上一些环保组织的抗议，北京市政府只好选址在一些偏远地区建比较大型的垃圾焚烧项目，实际上更好的选择是在距离垃圾产生地较近，建规模适中的焚烧厂。”徐海云对记者说。
多数受访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厂建设应考虑垃圾运输的成本。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测算，建设一个日处理量 1600 吨的垃圾焚烧厂，如果与垃圾转运站的距离每增加5公里，年运费光油耗就增加至少130万元。由于垃圾清运的责任主要落在市区环卫公司，实际上还是政府买单。
“政府规划部门单方面主导垃圾处理厂选址，也是造成选址争议的原因。有些项目事前缺乏与周边居民的充分沟通，甚至到了真正准备开工建设的环节，才让公众得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岳东北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亚洲垃圾焚烧“典范”的日本，在垃圾焚烧场所选址方面，除了考虑自然因素与环境因素外，还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形成一个规范的做法，就是提出多个建设方案备选，多次确定候补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与分析评价，采取民众反对声音较小、社会接受程度较高的方案。
在赵由才看来，尽管中国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也会听取相关专家和居民的意见，但“由于体制的差异，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没有（日本）那么充分和顺畅”。
占地少处理快 发展焚烧是关键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垃圾填埋场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预计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根据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意见》（2009）的要求，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今后每年要降低1至2个百分点，2012年下降到5%，2015年力争实现生活垃圾零增长；此外还明确提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为2：3：5，到2015年要调整到4：3：3。很明显，调整处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发展焚烧。
“要实现上述目标，不加速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国内顶级环境门户网站蓝白蓝网总经理李建军告诉《投资者报》，而“垃圾焚烧厂肯定是北京市今后建设的重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填埋、堆肥和焚烧。“与填埋相比，焚烧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减量快、占地小、技术比较成熟，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徐海云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城市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记者了解到，生活垃圾在高达850度的焚烧炉中燃烧后，垃圾能减量50%～80% ，经分类处理后燃烧甚至可减量90%。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首都东京就将近60座。
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垃圾焚烧做得最好，焚烧处理占比约为55%。“如果不算回收利用的垃圾，焚烧的比例高达80%左右。”徐海云表示。
除了“减量快”优势，垃圾焚烧厂尤为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以高安屯为例，2002年建设的垃圾填埋场，设计日处理1000吨，但占地高达600亩，而旁边2008年新建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1600吨，占地只有70亩。
垃圾处理经济账
“垃圾填埋场全部是政府投资，而垃圾焚烧发电厂则一般采用 BOT（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建设，建设成本由市场上具备相关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企业承担。”李建军对投资者报说，“垃圾焚烧厂虽然每吨处理量固定投资高达30万元到40万元，但特许经营具有现金流稳定、风险低的特点，依然受到市场的追捧。”
李建军为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以一个1000吨/日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固定投资大致是3至4亿元，焚烧发电作为循环经济项目上网电价高达0.75元/度，几乎可与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等运营费用相抵，再加上从政府获得 150～160元/吨的居民垃圾处理费，扣除企业针对炉渣、飞灰等排放物的治污成本，企业可实现70～80元/吨的净利润，全年净利润约为2500万～2600万元。
此外，政府还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通常“垃圾焚烧厂的成本回收期在10～15年，而特许经营期一般在20～25年”。
以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每年发电2.2亿千瓦，光供电收入就有1.65亿元。“BOT 协议由政府和企业具体商定，牵涉土地使用、废物排放、电网接入等方方面面，但一句话，企业一方肯定不会亏。”李建军表示。
赵由才对垃圾焚烧的BOT模式颇有微词，“政府既想快速处理垃圾，又不愿多花钱，采用这种非常功利的模式，难免出现问题。”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的公益性更强。
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投入资金高达百亿元，然而95%是用于末端治理，也就是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而在发达国家，2/3的钱花在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上。
监管成最大难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引进的焚烧设备和技术已达先进水平，管理上还是要落后不少。”徐海云坦言，“以二噁英检测为例，二噁英无法实时监测，国外有的是每年检测一次，有的是两年检测一次，国内的新标准倾向于半年检测一次，但中国目前还做不到随机抽检，检测数据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记者了解到，对于二噁英排放中国环保部目前采用的标准和欧盟有所不同，前者为1.0，后者为0.1，单位是（ng-TEQ/Nm－3），标示垃圾焚烧烟气中二噁英排放浓度。近年来，迫于舆论压力，中国的新标准可能向欧盟靠拢。
标准可以制定得很高，但监管跟不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政府连完全市场化的食品企业都监管不好，对于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垃圾焚烧厂，环保部门很难有所作为。
徐海云也向记者指出“对于超标排放的处罚措施还没有出来”。2009年，中科院研究团队曾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噁英排放，结果发现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有16%的厂家甚至达不到中国标准。
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垃圾学院陈立雯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难以掩饰对现状的担忧，“目前国内的垃圾焚烧厂，包括北京在内，管理和监督相当糟糕。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分类就直接焚烧，导致气体排放不稳定，炉渣的危害性很高，而在国内炉渣只是被当做普通垃圾进行填埋或者烧砖。”
最令陈立雯感到不满的是，她以个人和公益组织身份多次向环保部门申请对二噁英检测数据公开，都没有得回应。《投资者报》记者近日试图采访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管理人员，被告知必须通过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而管委会又把记者推到其上级朝阳区市政市容委，记者与管委会再三沟通并发去采访提纲后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对此，徐海云表示，在信息公开方面，日本的垃圾焚烧厂甚至能够做到焚烧处理过程对参观公众完全开放。“国外垃圾焚烧的优势是发展时间比较长，比如日本最早的垃圾发电站1965年建于大阪市，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健全，这方面国内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追得上的。”
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垃圾产生量以年均8%速度增长，和中国 GDP 增速处在统一水平上。其中，北京市2009年日产生生活垃圾 1.83万吨，投入垃圾处理资金高达百亿元，而全市垃圾日处理能力仅为1.27万吨，且其中80%至90%依靠填埋处理。目前，垃圾填埋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且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垃圾处理厂建设已经是箭在弦上，全面建设正在悄然提速。
高安屯居民面色灰暗
3月份即将上马的苏家坨垃圾焚烧厂，前身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海淀区政府早在2006 年底宣布，准备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南侧，新建一座投资超过8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2007年3月动工。
由于垃圾焚烧会产生高致癌物“二噁英 ”——一种无色无味其毒性据称是氰化钾的 130 倍、砒霜的 900 倍的化学合成物，该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各种形式的反对，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2007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向外通报，建议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随后发布了关于该项目的行政复议决定。
之后，关于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是否建设的各种传闻时见报端。直到2011年1月，海淀区政府最终明确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废止，取而代之的将是苏家坨垃圾焚烧厂。
据业内专家统计，从2007年6月北京由于居民反对叫停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后，到 2011年1月全国共发生了十次因为垃圾焚烧选址引发的群体事件，其中北京三次。
2011年11月9日，西二旗大街聚集了附近多个小区的数百名业主，有人高举“坚决反对在西二旗地区建设垃圾处理厂”的条幅，抗议和围观的人群阻塞了马路，“那天晚上的抗议活动抓走了四个人，现在我们居民跟海淀区市政市容委不存在妥协的可能。”附近居民陈永莉（化名）律师在家里对《投资者报》记者说起当时的情形。
他们此举的目的是对将要筹建的“北京海淀西二旗餐厨垃圾相对集中资源化处理站项目 ”（简称西二旗垃圾站）表示反对。
根据“十一五”规划，北京市将建成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等大型垃圾焚烧综合处理中心。由于选址困难，加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显而易见，随着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迅速觉醒，北京市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面临空前的压力。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目前唯一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它落户在朝阳区金盏乡高安屯村，具体位置是东五环外机场二高速转角处以东，小坝河与温榆河交汇处以西。
从马各庄东站下车，走过约一公里长的灰蒙蒙的马路，来到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会有穿过沙漠找到绿洲的感觉，现代化设施、整洁的园区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垃圾焚烧厂外最近的两个村里，地面和空气都令人皱眉。记者现场发现，附近的居民大都面容灰暗。
五公里年油耗百万元
人口密度大，选址离居民区太近，是陈永莉反对在西二旗建垃圾处理厂的主要原因。她拿出环评报告向记者指出，根据《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版），该地块规划建设项目为体育公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11年11月23日发布公示《2011规函市政字0035 号》，将其调整为市政设施用地，建设餐厨垃圾处理站。
政府规划相对滞后，以前政府对这一块考虑得不够，没有预先留出地方，是造成现在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表示，这也造成现在可选的地方比较少。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筹备中的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厂，东侧是回龙观定向安置房，距离仅约200米，陈永莉所在的领秀新硅谷小区距离垃圾处理厂也不超过500米。垃圾处理厂周围居住区密集。
陈永莉反复强调，相关部门刻意回避居民对规划变更和选址的质疑，只是说这个项目安全成熟，从技术、设施到管理一系列控制措施都很完善，不会污染。
居民区离垃圾焚烧厂多远才是安全距离，一直没有可靠标准。“目前，国家环保部的标准是300米以内不能建永久居住项目，现在有的人主张1公里、2公里，没有公认标准，关键是如何监测空气污染物浓度？”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电话中告诉《投资者报》。
徐海云曾参与了北京是门头沟区鲁家山垃圾焚烧项目可行性研究，“鲁家山是扇形收集面，收集面小，而且地方偏远，将来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这最终的代价必将由北京市民承担。”徐海云对《投资者报》记者坦言，鲁家山项目最终能上马，是平衡现实的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由于公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加上一些环保组织的抗议，北京市政府只好选址在一些偏远地区建比较大型的垃圾焚烧项目，实际上更好的选择是在距离垃圾产生地较近，建规模适中的焚烧厂。”徐海云对记者说。
多数受访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厂建设应考虑垃圾运输的成本。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测算，建设一个日处理量 1600 吨的垃圾焚烧厂，如果与垃圾转运站的距离每增加5公里，年运费光油耗就增加至少130万元。由于垃圾清运的责任主要落在市区环卫公司，实际上还是政府买单。
“政府规划部门单方面主导垃圾处理厂选址，也是造成选址争议的原因。有些项目事前缺乏与周边居民的充分沟通，甚至到了真正准备开工建设的环节，才让公众得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岳东北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亚洲垃圾焚烧“典范”的日本，在垃圾焚烧场所选址方面，除了考虑自然因素与环境因素外，还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形成一个规范的做法，就是提出多个建设方案备选，多次确定候补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与分析评价，采取民众反对声音较小、社会接受程度较高的方案。
在赵由才看来，尽管中国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也会听取相关专家和居民的意见，但“由于体制的差异，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没有（日本）那么充分和顺畅”。
占地少处理快 发展焚烧是关键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垃圾填埋场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预计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根据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意见》（2009）的要求，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今后每年要降低1至2个百分点，2012年下降到5%，2015年力争实现生活垃圾零增长；此外还明确提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为2：3：5，到2015年要调整到4：3：3。很明显，调整处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发展焚烧。
“要实现上述目标，不加速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国内顶级环境门户网站蓝白蓝网总经理李建军告诉《投资者报》，而“垃圾焚烧厂肯定是北京市今后建设的重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填埋、堆肥和焚烧。“与填埋相比，焚烧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减量快、占地小、技术比较成熟，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徐海云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城市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记者了解到，生活垃圾在高达850度的焚烧炉中燃烧后，垃圾能减量50%～80% ，经分类处理后燃烧甚至可减量90%。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首都东京就将近60座。
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垃圾焚烧做得最好，焚烧处理占比约为55%。“如果不算回收利用的垃圾，焚烧的比例高达80%左右。”徐海云表示。
除了“减量快”优势，垃圾焚烧厂尤为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以高安屯为例，2002年建设的垃圾填埋场，设计日处理1000吨，但占地高达600亩，而旁边2008年新建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1600吨，占地只有70亩。
垃圾处理经济账
“垃圾填埋场全部是政府投资，而垃圾焚烧发电厂则一般采用 BOT（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建设，建设成本由市场上具备相关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企业承担。”李建军对投资者报说，“垃圾焚烧厂虽然每吨处理量固定投资高达30万元到40万元，但特许经营具有现金流稳定、风险低的特点，依然受到市场的追捧。”
李建军为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以一个1000吨/日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固定投资大致是3至4亿元，焚烧发电作为循环经济项目上网电价高达0.75元/度，几乎可与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等运营费用相抵，再加上从政府获得 150～160元/吨的居民垃圾处理费，扣除企业针对炉渣、飞灰等排放物的治污成本，企业可实现70～80元/吨的净利润，全年净利润约为2500万～2600万元。
此外，政府还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通常“垃圾焚烧厂的成本回收期在10～15年，而特许经营期一般在20～25年”。
以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每年发电2.2亿千瓦，光供电收入就有1.65亿元。“BOT 协议由政府和企业具体商定，牵涉土地使用、废物排放、电网接入等方方面面，但一句话，企业一方肯定不会亏。”李建军表示。
赵由才对垃圾焚烧的BOT模式颇有微词，“政府既想快速处理垃圾，又不愿多花钱，采用这种非常功利的模式，难免出现问题。”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的公益性更强。
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投入资金高达百亿元，然而95%是用于末端治理，也就是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而在发达国家，2/3的钱花在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上。
监管成最大难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引进的焚烧设备和技术已达先进水平，管理上还是要落后不少。”徐海云坦言，“以二噁英检测为例，二噁英无法实时监测，国外有的是每年检测一次，有的是两年检测一次，国内的新标准倾向于半年检测一次，但中国目前还做不到随机抽检，检测数据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记者了解到，对于二噁英排放中国环保部目前采用的标准和欧盟有所不同，前者为1.0，后者为0.1，单位是（ng-TEQ/Nm－3），标示垃圾焚烧烟气中二噁英排放浓度。近年来，迫于舆论压力，中国的新标准可能向欧盟靠拢。
标准可以制定得很高，但监管跟不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政府连完全市场化的食品企业都监管不好，对于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垃圾焚烧厂，环保部门很难有所作为。
徐海云也向记者指出“对于超标排放的处罚措施还没有出来”。2009年，中科院研究团队曾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噁英排放，结果发现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有16%的厂家甚至达不到中国标准。
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垃圾学院陈立雯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难以掩饰对现状的担忧，“目前国内的垃圾焚烧厂，包括北京在内，管理和监督相当糟糕。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分类就直接焚烧，导致气体排放不稳定，炉渣的危害性很高，而在国内炉渣只是被当做普通垃圾进行填埋或者烧砖。”
最令陈立雯感到不满的是，她以个人和公益组织身份多次向环保部门申请对二噁英检测数据公开，都没有得回应。《投资者报》记者近日试图采访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管理人员，被告知必须通过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而管委会又把记者推到其上级朝阳区市政市容委，记者与管委会再三沟通并发去采访提纲后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对此，徐海云表示，在信息公开方面，日本的垃圾焚烧厂甚至能够做到焚烧处理过程对参观公众完全开放。“国外垃圾焚烧的优势是发展时间比较长，比如日本最早的垃圾发电站1965年建于大阪市，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健全，这方面国内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追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