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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意义上，展览空间可以归结为信息、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纪念性博物馆建筑作为历史推演过程中承载了人类诸多感情的集成空间，如何向参观者诠释这种抽象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丹尼尔·李伯斯金的著名代表作——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充分调动了时间、空间与参观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设计师通过对空间的处理，使建筑自身成为无声的历史“叙述”者，参观者身处其中既可以回忆过去，牢记历史，又能产生对未来深层次的思考。
一概念陈述：博物馆叙事性表达
叙事，源于文学作品的一种表达形式，通常是采用一定的次序，最后传达出一个逻辑连贯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作为基本的信息传达方式充斥于诗歌和散文等文学体裁。叙事具有三个要素：环境、人物、情节，整个过程可看作为叙事者传达于特定环境中人物之间的情节过程。在空间语境下，叙事性与空间体验密切相关，空间组织者在一定的环境中通过语言形式或非语言形式，向参观者传达一个有明确主题的情节——这一过程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观者的体验。
叙事空间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仅就中国古代建筑而言，无论是紫禁城的宏大叙事性场景，抑或是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都多少内涵了一定的叙事可能。人在这些空间中徜徉游走，通过感官知觉体验到空间主题内涵，使物理空间上升到“叙事化”空间——这也是符合当今“人文精神”所需的，近代以来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功能与形式”的指导思想已经与现实有所脱节，当代空间设计思想也需要将更多的目光放在空间体验上来。
具体到博物馆的使用环境中，博物馆空间的叙事性设计本质上是构建展示内涵和情感体验的有效途径，通过一个叙事性题材创造性地将诸多空间编排组合，最终形成具有内在张力与逻辑秩序的叙事空间。这一过程中设计者通过展示空间这一环境媒介，向参观者传达相关情节信息，信息接受者通过感官体验将信息传回大脑并得到升华，从而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一过程与叙事过程相符合，设计者充当的即是叙事者的角色，参观者是事件（情节）接受者，媒介来自于展示空间。
倘若将叙事简单诠释为“讲述者”向“读者”“讲故事”，那么叙事过程或许就会变得浅显易懂了，博物馆的叙事表达也是如此，展览活动的组织设计者，采用了叙述文学中“讲故事”的手法，将一个个情节整理排序，最终向参观者传达信息和内涵。博物馆设计发展至今，具象的陈列展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展示要求和观赏需求，信息化时代单方面输出呆板凝固的文字信息已经不再符合参观需要，人们要求有更全面的感官体验，这也使叙事性表达在博物馆设计中优势凸显。
博物馆空间叙述过程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上面所提到三要素——环境、人物和情节之间的关系。著名建筑师李伯斯金的代表作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设计，则是不折不扣将叙事性表达与空间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以至于很多人称这是一座“事件建筑”。
二犹太博物馆的叙事背景
1988年，为了纪念犹太民族在欧洲古代和近代遭遇的种种浩劫，联邦德国决定扩建柏林博物馆犹太人分部，将其改造为一个独立部门，在当时的招标文件上，博物馆不断重复一个理念：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博物馆而又不考虑柏林历史是毫无意义的，同样，一个柏林博物馆缺少了柏林犹太人的体现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犹太部门新馆与柏林博物馆之间虽然相互独立，但內在的穿插同样不可或缺，这成为对招标项目在建筑上的要求。
最终中标并在二十年后落成的柏林犹太博物馆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座被称作是浓缩了生命痛苦和烦恼的稀世作品，不仅是一座建筑，更像是一种符号，它包含了全人类关于犹太历史的记忆和忘却、言语和沉默，终而完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能自己叙述犹太人历史的博物馆——也就是设计师李伯斯金所说的那座“可读的建筑”。
李伯斯金本身也是犹太人，加之父母是二战期间大屠杀的幸存者，家族中又有十三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丧命，出于这种渊源，使他对犹太这个古老而命运多舛的民族有着更加深刻的认同和理解。为了柏林犹太博物馆项目的展开，李伯斯金放弃了美国优厚安逸的工作，举家迁往柏林十余载，“苦有谁以中性立场来看待大屠杀，愿意用统计术语来讨论，那么他无异于接受了纳粹的立场”。赞同于阿多诺的观点，李伯斯金的建筑也注定是一场激烈的“叙述”，毕竟在他看来那些灾难到来的情境，唯有犹太人懂，那是他们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最终李伯斯金以一栋充满叙事性特点的博物馆建筑，向世界上其他族群“具象”了如此错综复杂、恐怖深刻的事件体验。
在柏林博物馆的叙事表达中，参观者可以很明显地分辨出李伯斯金赋予其中的多个情节，这些情节有的独立存在，有的贯穿始终，有的清晰明了，有的暗含所指。因此有人称整个博物馆就是一座充满事件的“情节建筑”，它像一座主题雕塑一般屹立在柏林这座饱含故事的城市之中，更像是一出伟大的“空间戏剧”，不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传达着历史的伤痛。
（一）建筑外观
李伯斯金的叙事从建筑外观就已经人手，作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代表作，这部作品外观的创作灵感就充满了解构意味：看似随意折叠弯曲的外形，实则为解构变形的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图1）——这一情节来自于著名的犹太符号，这一符号曾是犹太民族的荣耀象征，也是二战期间纳粹强迫每个犹太人携带的“耻辱”证明，它是深植于每个犹太人身心的印记。在李伯斯金的手中扭曲变形后，大卫之星深深地“刻”在了柏林的土地
李伯斯金将这座建筑称作为“Between the line”，内涵在于，从建筑平面来看整座博物馆由两条线组成：一条是曲折而连贯的锯齿状外部形体线，另一条则是断断续续而又笔直贯穿的内部切割线。这就是李伯斯金另一条叙事脉络，他口中所指的线是两条不同思想、信仰，包含不同内容和组织关系的线。就空间而言，一条线代表了水平的展示空间，另一条竖向线则贯穿建筑始终的巨大虚空间；从内容上而言，一条是与犹太人命运不可分割的犹太历史，另一条则是象征在灾难里分崩离析却无法忽视的犹太灵魂；而从现场参观者的感受角度来看，一条是还能触碰到的悲恸，另一条则是不在灾难现场的庆幸。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与历史、命运与思考、文化与情感，以及纪念与期望融汇一体，两条线象征着两条贯穿博物馆始终的叙事情节，在柏林城市中既是有形的城市轨迹，又在无形中与柏林的历史文脉紧密联系。 整个建筑的外墙由镀锌铁皮组成各种不规则形状，这些造型由表及里，一直渗透到博物馆内部，以至于整座建筑所有的线、空间都是琐碎而不规则的，犹如一道道伤痕刻在了建筑上。这一创作方式同样可以看作是对情节的叙述——在设计之初，李伯斯金收到了官方给与的大捆资料，都是在二战前居住在柏林的犹太人资料，他们曾真切地活在这座城市中，之后又背井离乡、经历磨难。李伯斯金将这些人的住址用点分布于建筑立面的图纸上，再用线及几何图形相链接，相互牵连，留在墙上变成斑驳参差的窗洞，这种非理性的阵列也作为犹太人在这座城市中存在过的印记刻在了这座建筑之上，向参观者讲述真切发生过的灾难。
另一方面，李伯斯金也善于采用其他形式来叙述观点：熟谙音乐的他将作曲家阿诺德·格未完成的歌剧《摩西与亚伦》脚本解构处理，以歌剧为例证表达歌曲的存在导致歌词意思不明，相反，歌曲不存在，歌词意思逐渐清晰明了。这一概念充满非理性意味，最终被他融入立面的形式表达。
（二）入口内涵
在这座建筑的空间设置中，最离经叛道之处莫过于没有一个明显的入口，参观者必须先来到一旁巴洛克风格的柏林博物馆旧馆，再通过地下通道进入。这一设计其实同样来自于李伯斯金的非语言叙述——新旧两座建筑各自代表了柏林历史以及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历史，这两者蕴含的历史联系貌似一眼可辨，实则盘桓交错、密不可分，在柏林这座城市的根柢中永不磨灭。
（三）轴线叙事
入口前行，参观者面前有三道岔口需做选择，分别通往象征犹太人三种命运的三条轴线
死亡、流亡和共存，而参观者做出选择之时尚前途未卜。跟随参观者的只有头顶上狭长延伸的光带，可以看作是黑暗之中对前路的满怀希望。由此处可看出，李伯斯金对参观者的感官体验拿捏得十分细致，即使不通过语言讲述，单纯的空间布置也能恰到好处地传达展示意愿。
1.死亡
死亡轴线的叙述要点在于轴线末端
独立于主建筑之外的屠杀之塔。参观者推开沉重的黑色金属大门，进入到这座二十米高的黑暗垂直空间中，大门的回声仍四处回荡，暗淡的混凝土墙壁冰冷僵硬。参观者置身于底部空间伸手不见五指，唯一的光线来自于顶部裂缝的反射，在这里看不到星辰阳光。塔底的平面顶端采用尖锐的三角形布局，当参观者走向顶端翘首以望，以期看到更多光芒之时，却发现两边的墙壁愈加逼近和压迫，直至死角，留给参观者的只有无助和绝望。借此震撼无言的叙述方式，李伯斯金向参观者准确传达了欧洲集体意识中最具痛苦回忆的恐怖
种族灭绝大屠杀，那一刻，所有的参观者被抽象还原的恐惧所支配，留下难以磨灭的感受。
2.流亡
另一条主轴叙述了犹太人的流亡，刻画出灾难中的另一种命运。同样在轴线末尾，一排落地的玻璃门打开之后，抵达流亡轴线的中心情节：霍夫曼花园（E.T.A Hoffmanngarden）。这座“花园”中，所有植物被种在四十九根水泥柱顶端，可望而不可及，并永远不能扎根地面，象征犹太一族几千年来流离失所的历史事实，而等到植物长大到盘根错节，又象征流亡世界的犹太人坚强复苏后团结成长。李伯斯金将花园地面和四十九根水泥柱都设计为倾斜的，以至参观者漫游其中有种迷失方向甚至头晕目眩的感觉。引述李伯斯金的话，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纪念那些流离在外，被迫离开柏林的大批犹太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参观者切身体会到德国犹太人家园毁灭后的迷茫，以及流落到一个完全没有渊源的陌生国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共存
自入口处直行，与初进博物馆从地上到地下的经历不同，参观者视线忽然陡然直上，一条漫长的楼梯直通上层，这便是第三条轴线——共生。楼梯连接每一层各个展厅，如同讲述犹太人寻求共生之路这一漫长过程中的每一段篇章。除了楼梯这个空间内最重要的建筑元素，许多不规则的混凝土构件参差穿插在轴线上空，这些混凝土构件在功能上起到支撑作用。李伯斯金将所要叙述的内容蕴涵其中，这些粗犷的斜线横七竖八插入墙体中，正是贯穿犹太民族历史上各种磨难的象征。
漫長的爬升结束后，李伯斯金在轴线末端设置了一道白墙，结合整条轴线的叙述，似乎要强迫参观者进行思考：犹太人与其他族群的艰难共存之路到底留下了什么启示？未来之路又在何方？就此留下一个与参观者互动的情节。
（四）虚空间的讲述
三条轴线之外，博物馆平面上有一条笔直的虚线，如果说曲曲折折的使用空间构成了博物馆的叙事内容，那么这条横贯建筑的虚线则是奠定了整个博物馆的叙事氛围。李伯斯金称这些空间为虚空间，他对这些虚空间的灵感来源于犹太民族的历史和记忆——当一个民族被彻底消灭、个人自由惨遭剥夺，而生命的延续被残忍打断，文化遭遇灭顶之灾且不可扭转之际，一股偌大的虚空便随之诞生。正是这些虚空间的存在彰显了这座博物馆的独特性。
当参观者徜徉在内部空间时，时常被这些神秘的体块所吸引，黑色的体块冰冷僵硬，不可靠近，只能窥探一隅。这些断断续续的虚空间像一把把无形的刀剑一般插入建筑之中，却又与使用空间相互独立。它存在于展厅，却又不属于展厅；它不发出任何言语，却时刻提醒人们它就在那里；它用“不在场”证明了自己的存在，用“空洞”唤醒了参观者的意识。所以有人评论说，如果将整个建筑平面比作一道闪电，那么这道虚空注定是一声巨雷，等待着柏林乃至全世界人历经暴风雨后的清醒。
这些神秘的虚空间之中，只有末尾一间可供参观者探其究竟，它以独特的方式默默叙述着犹太人的民族记忆。来自以色列的犹太艺术家马那舍·卡迪希曼在这块虚空间内创作了经典作品——《落叶》，这件装置艺术由上千枚铁质圆盘组成，密密麻麻铺在这个空间的地面上，每一张圆盘上都挖出四个洞，简单勾勒出一张张扭曲绝望的人脸，让参观者不自觉联想到每—个灵魂受难时的惨状。当参观者走进这片区域，踩在铁质“人脸”上相互碰撞发出“铛、铛”的响声，在这个空荡而又充满回声的空间里格外刺耳，好似是这些灵魂发出的绝望悲鸣，控诉着曾经发生在世上的悲剧，深深回荡于每一个观者的内心。
结语
对李伯斯金来说，一方面身为一名犹太人，他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有独特感受和体会，又对这座建筑有真切的感情，正是如此，他的作品才会让参观者产生直抵心灵的同情和反省；另一方面更是作为传达信息的设计者，他同样认为博物馆建筑和城市一样拥有感情，有心也有灵魂，在建筑中可以帮助它们叙述自己的记忆与意义，并最终以叙事的形式让建筑“开口说话”，使参观者体会和感知到其中的内涵，最终唤起和平和人文的渴望。
毋庸置疑，柏林犹太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静态叙事者，虽然默默无言，但每一个到此参观的人都从心底聆听到了犹太民族历史的苦难，并感受到警示意义。
这座建筑的诞生，使李伯斯金之所以成为“李伯斯金”，而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建筑师，他倡导的不是自包豪斯以来的功能至上主义，他的理念更加适合于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柏林犹太纪念馆即是他用独特的无声语言，赋予其建筑使命感，让建筑“开口叙事”，讲述犹太民族几千年来记忆的同时，又激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思考，这也预示了博物馆发展的另一种方向：开始逐渐演变为“观看一理解一反省一品味”的场所，一个通过记忆和事件拓展新思想的综合空间。
随着这个时代的精神产生变化，设计思维也在发生变化，作为空间主体的人与空间这一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革新。单就近代以来，空间就经历了从现代主义的功能至上到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抬头的变化，到如今，人作为空间的一部分也加入其中并占据主导地位，加强了使用主体与环境、信息之间的关系。叙事性表达在博物馆设计中的引入，摆脱了以往一成不变的陈列方式，象征了展示设计尤其是文博展示设计的多元化发展方向，预示了今后人们有更多的空间体验和解读方式。
一概念陈述：博物馆叙事性表达
叙事，源于文学作品的一种表达形式，通常是采用一定的次序，最后传达出一个逻辑连贯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作为基本的信息传达方式充斥于诗歌和散文等文学体裁。叙事具有三个要素：环境、人物、情节，整个过程可看作为叙事者传达于特定环境中人物之间的情节过程。在空间语境下，叙事性与空间体验密切相关，空间组织者在一定的环境中通过语言形式或非语言形式，向参观者传达一个有明确主题的情节——这一过程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观者的体验。
叙事空间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仅就中国古代建筑而言，无论是紫禁城的宏大叙事性场景，抑或是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都多少内涵了一定的叙事可能。人在这些空间中徜徉游走，通过感官知觉体验到空间主题内涵，使物理空间上升到“叙事化”空间——这也是符合当今“人文精神”所需的，近代以来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功能与形式”的指导思想已经与现实有所脱节，当代空间设计思想也需要将更多的目光放在空间体验上来。
具体到博物馆的使用环境中，博物馆空间的叙事性设计本质上是构建展示内涵和情感体验的有效途径，通过一个叙事性题材创造性地将诸多空间编排组合，最终形成具有内在张力与逻辑秩序的叙事空间。这一过程中设计者通过展示空间这一环境媒介，向参观者传达相关情节信息，信息接受者通过感官体验将信息传回大脑并得到升华，从而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一过程与叙事过程相符合，设计者充当的即是叙事者的角色，参观者是事件（情节）接受者，媒介来自于展示空间。
倘若将叙事简单诠释为“讲述者”向“读者”“讲故事”，那么叙事过程或许就会变得浅显易懂了，博物馆的叙事表达也是如此，展览活动的组织设计者，采用了叙述文学中“讲故事”的手法，将一个个情节整理排序，最终向参观者传达信息和内涵。博物馆设计发展至今，具象的陈列展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展示要求和观赏需求，信息化时代单方面输出呆板凝固的文字信息已经不再符合参观需要，人们要求有更全面的感官体验，这也使叙事性表达在博物馆设计中优势凸显。
博物馆空间叙述过程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上面所提到三要素——环境、人物和情节之间的关系。著名建筑师李伯斯金的代表作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设计，则是不折不扣将叙事性表达与空间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以至于很多人称这是一座“事件建筑”。
二犹太博物馆的叙事背景
1988年，为了纪念犹太民族在欧洲古代和近代遭遇的种种浩劫，联邦德国决定扩建柏林博物馆犹太人分部，将其改造为一个独立部门，在当时的招标文件上，博物馆不断重复一个理念：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博物馆而又不考虑柏林历史是毫无意义的，同样，一个柏林博物馆缺少了柏林犹太人的体现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犹太部门新馆与柏林博物馆之间虽然相互独立，但內在的穿插同样不可或缺，这成为对招标项目在建筑上的要求。
最终中标并在二十年后落成的柏林犹太博物馆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座被称作是浓缩了生命痛苦和烦恼的稀世作品，不仅是一座建筑，更像是一种符号，它包含了全人类关于犹太历史的记忆和忘却、言语和沉默，终而完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能自己叙述犹太人历史的博物馆——也就是设计师李伯斯金所说的那座“可读的建筑”。
李伯斯金本身也是犹太人，加之父母是二战期间大屠杀的幸存者，家族中又有十三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丧命，出于这种渊源，使他对犹太这个古老而命运多舛的民族有着更加深刻的认同和理解。为了柏林犹太博物馆项目的展开，李伯斯金放弃了美国优厚安逸的工作，举家迁往柏林十余载，“苦有谁以中性立场来看待大屠杀，愿意用统计术语来讨论，那么他无异于接受了纳粹的立场”。赞同于阿多诺的观点，李伯斯金的建筑也注定是一场激烈的“叙述”，毕竟在他看来那些灾难到来的情境，唯有犹太人懂，那是他们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最终李伯斯金以一栋充满叙事性特点的博物馆建筑，向世界上其他族群“具象”了如此错综复杂、恐怖深刻的事件体验。
在柏林博物馆的叙事表达中，参观者可以很明显地分辨出李伯斯金赋予其中的多个情节，这些情节有的独立存在，有的贯穿始终，有的清晰明了，有的暗含所指。因此有人称整个博物馆就是一座充满事件的“情节建筑”，它像一座主题雕塑一般屹立在柏林这座饱含故事的城市之中，更像是一出伟大的“空间戏剧”，不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传达着历史的伤痛。
（一）建筑外观
李伯斯金的叙事从建筑外观就已经人手，作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代表作，这部作品外观的创作灵感就充满了解构意味：看似随意折叠弯曲的外形，实则为解构变形的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图1）——这一情节来自于著名的犹太符号，这一符号曾是犹太民族的荣耀象征，也是二战期间纳粹强迫每个犹太人携带的“耻辱”证明，它是深植于每个犹太人身心的印记。在李伯斯金的手中扭曲变形后，大卫之星深深地“刻”在了柏林的土地
李伯斯金将这座建筑称作为“Between the line”，内涵在于，从建筑平面来看整座博物馆由两条线组成：一条是曲折而连贯的锯齿状外部形体线，另一条则是断断续续而又笔直贯穿的内部切割线。这就是李伯斯金另一条叙事脉络，他口中所指的线是两条不同思想、信仰，包含不同内容和组织关系的线。就空间而言，一条线代表了水平的展示空间，另一条竖向线则贯穿建筑始终的巨大虚空间；从内容上而言，一条是与犹太人命运不可分割的犹太历史，另一条则是象征在灾难里分崩离析却无法忽视的犹太灵魂；而从现场参观者的感受角度来看，一条是还能触碰到的悲恸，另一条则是不在灾难现场的庆幸。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与历史、命运与思考、文化与情感，以及纪念与期望融汇一体，两条线象征着两条贯穿博物馆始终的叙事情节，在柏林城市中既是有形的城市轨迹，又在无形中与柏林的历史文脉紧密联系。 整个建筑的外墙由镀锌铁皮组成各种不规则形状，这些造型由表及里，一直渗透到博物馆内部，以至于整座建筑所有的线、空间都是琐碎而不规则的，犹如一道道伤痕刻在了建筑上。这一创作方式同样可以看作是对情节的叙述——在设计之初，李伯斯金收到了官方给与的大捆资料，都是在二战前居住在柏林的犹太人资料，他们曾真切地活在这座城市中，之后又背井离乡、经历磨难。李伯斯金将这些人的住址用点分布于建筑立面的图纸上，再用线及几何图形相链接，相互牵连，留在墙上变成斑驳参差的窗洞，这种非理性的阵列也作为犹太人在这座城市中存在过的印记刻在了这座建筑之上，向参观者讲述真切发生过的灾难。
另一方面，李伯斯金也善于采用其他形式来叙述观点：熟谙音乐的他将作曲家阿诺德·格未完成的歌剧《摩西与亚伦》脚本解构处理，以歌剧为例证表达歌曲的存在导致歌词意思不明，相反，歌曲不存在，歌词意思逐渐清晰明了。这一概念充满非理性意味，最终被他融入立面的形式表达。
（二）入口内涵
在这座建筑的空间设置中，最离经叛道之处莫过于没有一个明显的入口，参观者必须先来到一旁巴洛克风格的柏林博物馆旧馆，再通过地下通道进入。这一设计其实同样来自于李伯斯金的非语言叙述——新旧两座建筑各自代表了柏林历史以及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历史，这两者蕴含的历史联系貌似一眼可辨，实则盘桓交错、密不可分，在柏林这座城市的根柢中永不磨灭。
（三）轴线叙事
入口前行，参观者面前有三道岔口需做选择，分别通往象征犹太人三种命运的三条轴线
死亡、流亡和共存，而参观者做出选择之时尚前途未卜。跟随参观者的只有头顶上狭长延伸的光带，可以看作是黑暗之中对前路的满怀希望。由此处可看出，李伯斯金对参观者的感官体验拿捏得十分细致，即使不通过语言讲述，单纯的空间布置也能恰到好处地传达展示意愿。
1.死亡
死亡轴线的叙述要点在于轴线末端
独立于主建筑之外的屠杀之塔。参观者推开沉重的黑色金属大门，进入到这座二十米高的黑暗垂直空间中，大门的回声仍四处回荡，暗淡的混凝土墙壁冰冷僵硬。参观者置身于底部空间伸手不见五指，唯一的光线来自于顶部裂缝的反射，在这里看不到星辰阳光。塔底的平面顶端采用尖锐的三角形布局，当参观者走向顶端翘首以望，以期看到更多光芒之时，却发现两边的墙壁愈加逼近和压迫，直至死角，留给参观者的只有无助和绝望。借此震撼无言的叙述方式，李伯斯金向参观者准确传达了欧洲集体意识中最具痛苦回忆的恐怖
种族灭绝大屠杀，那一刻，所有的参观者被抽象还原的恐惧所支配，留下难以磨灭的感受。
2.流亡
另一条主轴叙述了犹太人的流亡，刻画出灾难中的另一种命运。同样在轴线末尾，一排落地的玻璃门打开之后，抵达流亡轴线的中心情节：霍夫曼花园（E.T.A Hoffmanngarden）。这座“花园”中，所有植物被种在四十九根水泥柱顶端，可望而不可及，并永远不能扎根地面，象征犹太一族几千年来流离失所的历史事实，而等到植物长大到盘根错节，又象征流亡世界的犹太人坚强复苏后团结成长。李伯斯金将花园地面和四十九根水泥柱都设计为倾斜的，以至参观者漫游其中有种迷失方向甚至头晕目眩的感觉。引述李伯斯金的话，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纪念那些流离在外，被迫离开柏林的大批犹太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参观者切身体会到德国犹太人家园毁灭后的迷茫，以及流落到一个完全没有渊源的陌生国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共存
自入口处直行，与初进博物馆从地上到地下的经历不同，参观者视线忽然陡然直上，一条漫长的楼梯直通上层，这便是第三条轴线——共生。楼梯连接每一层各个展厅，如同讲述犹太人寻求共生之路这一漫长过程中的每一段篇章。除了楼梯这个空间内最重要的建筑元素，许多不规则的混凝土构件参差穿插在轴线上空，这些混凝土构件在功能上起到支撑作用。李伯斯金将所要叙述的内容蕴涵其中，这些粗犷的斜线横七竖八插入墙体中，正是贯穿犹太民族历史上各种磨难的象征。
漫長的爬升结束后，李伯斯金在轴线末端设置了一道白墙，结合整条轴线的叙述，似乎要强迫参观者进行思考：犹太人与其他族群的艰难共存之路到底留下了什么启示？未来之路又在何方？就此留下一个与参观者互动的情节。
（四）虚空间的讲述
三条轴线之外，博物馆平面上有一条笔直的虚线，如果说曲曲折折的使用空间构成了博物馆的叙事内容，那么这条横贯建筑的虚线则是奠定了整个博物馆的叙事氛围。李伯斯金称这些空间为虚空间，他对这些虚空间的灵感来源于犹太民族的历史和记忆——当一个民族被彻底消灭、个人自由惨遭剥夺，而生命的延续被残忍打断，文化遭遇灭顶之灾且不可扭转之际，一股偌大的虚空便随之诞生。正是这些虚空间的存在彰显了这座博物馆的独特性。
当参观者徜徉在内部空间时，时常被这些神秘的体块所吸引，黑色的体块冰冷僵硬，不可靠近，只能窥探一隅。这些断断续续的虚空间像一把把无形的刀剑一般插入建筑之中，却又与使用空间相互独立。它存在于展厅，却又不属于展厅；它不发出任何言语，却时刻提醒人们它就在那里；它用“不在场”证明了自己的存在，用“空洞”唤醒了参观者的意识。所以有人评论说，如果将整个建筑平面比作一道闪电，那么这道虚空注定是一声巨雷，等待着柏林乃至全世界人历经暴风雨后的清醒。
这些神秘的虚空间之中，只有末尾一间可供参观者探其究竟，它以独特的方式默默叙述着犹太人的民族记忆。来自以色列的犹太艺术家马那舍·卡迪希曼在这块虚空间内创作了经典作品——《落叶》，这件装置艺术由上千枚铁质圆盘组成，密密麻麻铺在这个空间的地面上，每一张圆盘上都挖出四个洞，简单勾勒出一张张扭曲绝望的人脸，让参观者不自觉联想到每—个灵魂受难时的惨状。当参观者走进这片区域，踩在铁质“人脸”上相互碰撞发出“铛、铛”的响声，在这个空荡而又充满回声的空间里格外刺耳，好似是这些灵魂发出的绝望悲鸣，控诉着曾经发生在世上的悲剧，深深回荡于每一个观者的内心。
结语
对李伯斯金来说，一方面身为一名犹太人，他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有独特感受和体会，又对这座建筑有真切的感情，正是如此，他的作品才会让参观者产生直抵心灵的同情和反省；另一方面更是作为传达信息的设计者，他同样认为博物馆建筑和城市一样拥有感情，有心也有灵魂，在建筑中可以帮助它们叙述自己的记忆与意义，并最终以叙事的形式让建筑“开口说话”，使参观者体会和感知到其中的内涵，最终唤起和平和人文的渴望。
毋庸置疑，柏林犹太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静态叙事者，虽然默默无言，但每一个到此参观的人都从心底聆听到了犹太民族历史的苦难，并感受到警示意义。
这座建筑的诞生，使李伯斯金之所以成为“李伯斯金”，而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建筑师，他倡导的不是自包豪斯以来的功能至上主义，他的理念更加适合于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柏林犹太纪念馆即是他用独特的无声语言，赋予其建筑使命感，让建筑“开口叙事”，讲述犹太民族几千年来记忆的同时，又激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思考，这也预示了博物馆发展的另一种方向：开始逐渐演变为“观看一理解一反省一品味”的场所，一个通过记忆和事件拓展新思想的综合空间。
随着这个时代的精神产生变化，设计思维也在发生变化，作为空间主体的人与空间这一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革新。单就近代以来，空间就经历了从现代主义的功能至上到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抬头的变化，到如今，人作为空间的一部分也加入其中并占据主导地位，加强了使用主体与环境、信息之间的关系。叙事性表达在博物馆设计中的引入，摆脱了以往一成不变的陈列方式，象征了展示设计尤其是文博展示设计的多元化发展方向，预示了今后人们有更多的空间体验和解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