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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谈起公益，人们往往会想到腰缠万贯的慈善家，仿佛政府以外的公共事务，只是大财主们的事情，连中产阶级都没必要搀和，就更不必说一般人了。
北大教授钱理群讲了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他说：“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不只是大学，整个中国社会也是如此，现在是一个商业时代，人们做事讲究效率，追求实惠，这并没有什么错，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已经穷了很多年，人们刚刚才有点剩余财富的国度。
但是，这不代表就没有比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有意义的事情。一个社会的进步要求每一个人为社会所贡献的多于他从社会所得到的，通常社会制度会保障这一点。而有一些人，他们贡献的比社会制度所要求的还多，我们通常称之为高尚的人。中国自古礼仪立邦，士大夫们诗书传家，知识分子始终怀揣仁者爱人，济世安民的传统。
只可惜，现实总是比理想骨感。在一个经济转轨、社会再造的时代，困惑很多，物欲横流，一些刚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第一次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就像一个被吓坏的小孩子，匆匆忙忙地熄灭理想的篝火，躲在寒冷的黑夜里瑟瑟发抖，觉得这就是社会全部真相。
我们希望写一些真实的、跟公益有关的故事，给他们一个重新举起火把的理由。告诉他们，有一群人，他们的活法与众不同，他们觉得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有关，在别人追逐潮流的时候，他们引领潮流；在别人适应社会的时候，他们改变社会。他们并非不知道社会的顽疾，但他们选择看破后仍然战斗；他们并非只凭一腔热血，而是有策略，有方法，如钟表般精准；他们也并非圣人，他们只是带着七情六欲去做一些于自己的生命而言更有意义的事情。
看破后仍然战斗者，如徐永光，如杨锦麟，如雷闯。
徐永光是希望工程创始人。他从中国公益事业的荒芜期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而后深耕细作，是中国公益界“扛鼎”之人。徐永光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最终选择离开了体制，从事公益。按他的说法，“在体制里，一定要按照那个轨道去做事情，有很多规定动作和规定语言，不自由。”
杨锦麟是一名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拥有162万新浪微博粉丝的杨锦麟常在镜头前直言不讳，针砭时弊。中央打虎拍蝇，他评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贵如黄金”；天津百日祭，他写道：“英雄被遗忘，幸存消防员仍无说法”；巴黎恐怖袭击，他反思欧盟移民政策……目前，他正为自己的公益基金会奔走，“最近太忙了，忙着社会公益活动，比如锦麟公益基金，还有前不久的老兵回家，骨骸归国的活动。”
与徐永光、杨锦麟相比，雷闯是一名没有太多社会资源的普通公民。不断替乙肝病毒携带者“代言”、呼吁。雷闯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理想。他选择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来为乙肝群体发声。 “拍砖”、“乙肝病毒携带者征人吃饭”、“写信请总理吃饭”等行动令人印象深刻，被网友称为“乙肝斗士”。雷闯说：“争取每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都可以有尊严地去生活和工作，包括自己。”
善用策略做公益者，如万涛，如莫凡，如陈统奎。
万涛是一名网络“黑客”。万涛发挥特长创立了网络软件“益云地图”，让公益在互联网“触手可及”。雅安地震时，万涛带领团队火速推出了“信号弹”应用，将物资、交通、人员服务、用水，甚至危险地带的安全标注都显示在地图上，此举得到媒体高度评价。万涛说：“公益也是一个跨界的领域，需要很多不同的知识来武装。”
莫凡是一名美术设计师。他创立主打支教业务的公益组织“麦田教育基金会”，至今在四川、云南、山东等10余个省份建立了资助点，据称，麦田的志愿者数量一度超过2万人。能维持这个庞大的志愿者组织有赖于莫凡为其设计的一整套机构文化，包括各式标志、制服、旗帜、口号等，其机构文化之完善，不亚于大型企业。
陈统奎是一名“新农人”。 陈统奎创立了“火山村荔枝”品牌，带领返乡大学生团队，使用绿色农药种植荔枝的，市场售价曾高达66元一斤，这让当地一批荔枝农户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陈统奎不仅自己“卖荔枝”，还组团跑到全国各地开起了演唱会“回馈粉丝”。他有一句名言：“新农人要跟消费者谈恋爱。”
他们不是伟光正的道德模范，人人都有血有肉。
房涛是一名地方慈善会领导人。她深耕本土，专注创新，力促官办慈善组织市场化，做了大量的工作。聊起工作，房涛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聊起家庭，房涛坦言，自己的时间精力很少能分配到家人。她有一个13岁的可爱女儿，小名叫小宝。“小宝总抱怨我把自己‘捐’掉了。”说起女儿，房涛就像每一个母亲一样，语间止不住的温柔。
王奕鸥是一名成骨不全患者。从小到大，她共骨折了6次，由于频繁骨折，王奕鸥的右腿是向上弯曲的，比左腿短了4厘米。而她的身高也永远停留在11岁时的140厘米。她一度煎熬、挣扎、绝望，但后来，她成立了公益组织“瓷娃娃”，在“冰桶挑战”盛行时，“瓷娃娃”在很短时间内为罕见病群体募集了800余万元善款。她说：“勇敢的人会有特别的明天。”
做公益，真性情者居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性格爱好，知识背景与价值观，我们无法用数字去量化他们为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并未觉得自己做出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如同小说里的仗剑走天涯的侠客，路见不平，坐言起行，跟随着自己的内心而动。
他们身上总有一种或浓或淡的责任感，对历史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自身存在的责任……他们总觉得自己理应有所担当。
我们想把他们的故事整理出来，编一个《责任中国·公民谱》
北大教授钱理群讲了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他说：“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不只是大学，整个中国社会也是如此，现在是一个商业时代，人们做事讲究效率，追求实惠，这并没有什么错，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已经穷了很多年，人们刚刚才有点剩余财富的国度。
但是，这不代表就没有比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有意义的事情。一个社会的进步要求每一个人为社会所贡献的多于他从社会所得到的，通常社会制度会保障这一点。而有一些人，他们贡献的比社会制度所要求的还多，我们通常称之为高尚的人。中国自古礼仪立邦，士大夫们诗书传家，知识分子始终怀揣仁者爱人，济世安民的传统。
只可惜，现实总是比理想骨感。在一个经济转轨、社会再造的时代，困惑很多，物欲横流，一些刚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第一次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就像一个被吓坏的小孩子，匆匆忙忙地熄灭理想的篝火，躲在寒冷的黑夜里瑟瑟发抖，觉得这就是社会全部真相。
我们希望写一些真实的、跟公益有关的故事，给他们一个重新举起火把的理由。告诉他们，有一群人，他们的活法与众不同，他们觉得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有关，在别人追逐潮流的时候，他们引领潮流；在别人适应社会的时候，他们改变社会。他们并非不知道社会的顽疾，但他们选择看破后仍然战斗；他们并非只凭一腔热血，而是有策略，有方法，如钟表般精准；他们也并非圣人，他们只是带着七情六欲去做一些于自己的生命而言更有意义的事情。
看破后仍然战斗者，如徐永光，如杨锦麟，如雷闯。
徐永光是希望工程创始人。他从中国公益事业的荒芜期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而后深耕细作，是中国公益界“扛鼎”之人。徐永光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最终选择离开了体制，从事公益。按他的说法，“在体制里，一定要按照那个轨道去做事情，有很多规定动作和规定语言，不自由。”
杨锦麟是一名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拥有162万新浪微博粉丝的杨锦麟常在镜头前直言不讳，针砭时弊。中央打虎拍蝇，他评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贵如黄金”；天津百日祭，他写道：“英雄被遗忘，幸存消防员仍无说法”；巴黎恐怖袭击，他反思欧盟移民政策……目前，他正为自己的公益基金会奔走，“最近太忙了，忙着社会公益活动，比如锦麟公益基金，还有前不久的老兵回家，骨骸归国的活动。”
与徐永光、杨锦麟相比，雷闯是一名没有太多社会资源的普通公民。不断替乙肝病毒携带者“代言”、呼吁。雷闯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理想。他选择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来为乙肝群体发声。 “拍砖”、“乙肝病毒携带者征人吃饭”、“写信请总理吃饭”等行动令人印象深刻，被网友称为“乙肝斗士”。雷闯说：“争取每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都可以有尊严地去生活和工作，包括自己。”
善用策略做公益者，如万涛，如莫凡，如陈统奎。
万涛是一名网络“黑客”。万涛发挥特长创立了网络软件“益云地图”，让公益在互联网“触手可及”。雅安地震时，万涛带领团队火速推出了“信号弹”应用，将物资、交通、人员服务、用水，甚至危险地带的安全标注都显示在地图上，此举得到媒体高度评价。万涛说：“公益也是一个跨界的领域，需要很多不同的知识来武装。”
莫凡是一名美术设计师。他创立主打支教业务的公益组织“麦田教育基金会”，至今在四川、云南、山东等10余个省份建立了资助点，据称，麦田的志愿者数量一度超过2万人。能维持这个庞大的志愿者组织有赖于莫凡为其设计的一整套机构文化，包括各式标志、制服、旗帜、口号等，其机构文化之完善，不亚于大型企业。
陈统奎是一名“新农人”。 陈统奎创立了“火山村荔枝”品牌，带领返乡大学生团队，使用绿色农药种植荔枝的，市场售价曾高达66元一斤，这让当地一批荔枝农户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陈统奎不仅自己“卖荔枝”，还组团跑到全国各地开起了演唱会“回馈粉丝”。他有一句名言：“新农人要跟消费者谈恋爱。”
他们不是伟光正的道德模范，人人都有血有肉。
房涛是一名地方慈善会领导人。她深耕本土，专注创新，力促官办慈善组织市场化，做了大量的工作。聊起工作，房涛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聊起家庭，房涛坦言，自己的时间精力很少能分配到家人。她有一个13岁的可爱女儿，小名叫小宝。“小宝总抱怨我把自己‘捐’掉了。”说起女儿，房涛就像每一个母亲一样，语间止不住的温柔。
王奕鸥是一名成骨不全患者。从小到大，她共骨折了6次，由于频繁骨折，王奕鸥的右腿是向上弯曲的，比左腿短了4厘米。而她的身高也永远停留在11岁时的140厘米。她一度煎熬、挣扎、绝望，但后来，她成立了公益组织“瓷娃娃”，在“冰桶挑战”盛行时，“瓷娃娃”在很短时间内为罕见病群体募集了800余万元善款。她说：“勇敢的人会有特别的明天。”
做公益，真性情者居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性格爱好，知识背景与价值观，我们无法用数字去量化他们为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并未觉得自己做出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如同小说里的仗剑走天涯的侠客，路见不平，坐言起行，跟随着自己的内心而动。
他们身上总有一种或浓或淡的责任感，对历史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自身存在的责任……他们总觉得自己理应有所担当。
我们想把他们的故事整理出来，编一个《责任中国·公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