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国民性问题从甲午以后成为热议问题，知识分子在批判国民性的同时往往会提出解决方法。但是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只专注于通过教育这一手段来改善国民性，却看不到造成国民奴隶性的根本原因。邹容在其唯一作品《革命军》中仍以较大篇幅谈论国民性的问题，国民教育思想与前人相比有质的飞跃，不局限于革命，更注重革命之后的教育。
【关键词】邹容;国民教育，奴隶根性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1-0062-02
《革命军》作为邹容唯一的作品，出版后便引起社会上巨大的反响。近些年来，有关于邹容的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邹容国民教育思想的目的进行探讨，二是对邹容国民教育思想进行阐述，三是分析邹容国民思想主要来源。由于邹容英年早逝，只留下《革命军》这一作品，所以本文将以此作为主要文本依据，对邹容的国民教育思想做以简单的分析与评论。
国民性的改造，即实现人的现代化，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大都赞成国民性改造思潮始于甲午战争战后和戊戌维新时期，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在近代初期就有国民性改造的萌芽。[1]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三十多年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的直接原因，促使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将眼光由器物方面的现代化逐渐转到思想方面来，从而抓住了“国民性改造”这根救命稻草。
甲午战争结束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最新把目光转到国民性这个问题上来，其代表性人物为严复与梁启超。严复是关注国民性问题的第一人，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并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国民性改造理论。而对严复所介绍的国民性学说大加发挥并宣扬的则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对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做出了更多的论述。也正是由于梁启超的《新民说》，国民性改造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了热门话题。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终究是为了保皇，所以他的国民教育思想也是为了其最终目的“保皇”而服务。
严复认为：“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只有“智仁勇之民兴”，“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2]78他的意思啊是国家的落后，政府的腐败都是因为民众国民性低下的原因，如果想国家富强，必须要等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以后才可行。后来梁启超把这个思想在《新民说》中发挥到了极致。他在《新民说》中得出结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新国家”，故“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8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地位大大提高，并视为决定国家的根本，这是一种单向决定论，改良派只看到国民性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却看不到中国国民素质低下，奴隶根性的根本原因，这是改良派的致命缺陷。所以早在梁启超《新民说》发表之时，其学生蒋百里用笔名“飞生”在《浙江潮》上发表了《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批评恩师梁启超的结论“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4]
随后而起的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年轻一代主要为邹容与陈天华，两者都以激进的革命思想闻名。在国民性问题上，陈天华认为教育是救国之本，只有教育才可以启迪民智，培养人才，才能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所以他提倡普及教育，学习外国的先进教育方法，其核心就是培养人才来救国。但是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其国民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对外国教育的借鉴上的，他在论著中对国民教育思想提出了许多颇有见识的建议，但他并没有將国民教育的问题拿来做一个专门的讨论，他的国民教育主张是单纯为了革命的需要。陈天华不是单纯地为了改造国民性而提倡国民教育，他的主张培养人才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改良当时的社会。他在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时，每时每刻都和他的革命活动，政治活动亦步亦趋，所以说他的国民教育思想是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并随着其政治思想而改变。
邹容的国民教育思想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5]59国民教育不仅仅是促进革命的手段，也是其最终目的。在当时大多数革命者都将教育当成一种完成革命的手段的时候，邹容却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革命并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巩固革命的成果，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和造就现代化的“四有”公民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但是遗憾的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只看到了邹容《革命军》激进的排满性而大肆宣传，而没有认识到邹容所宣传的国民教育的重要性，所以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派内部并产生了分裂而被保皇派，立宪派有机可乘，最终放弃了领导权，将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拱手让人，最终使革命功败垂成，这正是没有认识到“革命之后须有教育”的重要性，两次复辟的倒行逆施便可以证明革命之后的国民教育还未跟上革命的脚步，还处于滞后的阶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为了救亡图存，爱国者们做了许多尝试，思想上的新陈代谢异常迅速，当时的时代就是“狂飙式的年代”，而邹容正是陈旭麓先生所说的那种“狂飙式的人物”。[6]
1894年兴中会成立后，革命党人拥有了自己的组织，但此时的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阶级基础主要是海外华侨。随后经过一系列革命活动和宣传，加上康、梁维新运动的失败，一部分人转向了革命，革命党的力量有所扩大。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所回忆的：“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骂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若天渊”。[7]91
但是由于康、梁等维新派仍不放弃其保皇维新的主张，在海外成立了保皇派，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与革命派争夺海外力量的支持，保皇派的力量仍旧强大，革命党人依旧处于巨大的劣势，此时的革命党人急需一面旗帜，此时《革命军》应运而生，这正是《革命军》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原因。邹容个人方面来说，则是因为其激进的风格，他敢言人之所欲而未言，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所以会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影响。 但是也正是由于邹容的年轻与激进，思考问题以及他的思想便存在一些问题。“邹容的《革命军》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思想的集中和升华。”[5]13通过《革命军》可以发现，邹容的思想成分十分庞杂，凡是对反清革命有利的思想资料他都兼收并蓄，一概加以熔铸提炼。因为他一到日本之后，便被日本的革命风潮所吸引，吸收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和其他留学生的革命思想，而且邹容受《国民报》的影响最大，以至于《革命军》许多地方直接从《国民报》而出，某些段落几乎完全相同。
由于旧民主主义的局限，虽然邹容激烈地冲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但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本质还不充分，这一点则不如同时期的陈天华。邹容没有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同时，明确地提出反帝纲领，也没有在他国民思想中教育国民反帝的内容。邹容呼吁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革命，但是却没有提出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的纲领，没有形成现实的革命军力量。邹容将革命区别为文明革命和野蛮革命，将农民的反抗斗争成为“野蛮革命”，对于广大的下层群众，不看作是依靠对象和拉拢对象，只是想把人民群众纳入 “文明革命”的框架中，反而束缚了群众的手脚。
由于邹容《革命军》中民主革命思想得太过耀眼，人人只见其革命，不见其国民教育思想，激进的革命思想更加符合当时革命党人的需要，他们正是看中了激进革命思想所带来的宣传作用。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及黄兴对《革命军》极其重视，携之参加工作，将之推荐给各界人士，成为同盟会海外重要革命的重要宣传品。
而且许多人认为其革命思想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如鲁迅先生回忆辛亥时期的文字宣传，觉得“那是悲壮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8]205
而忽视了邹容国民教育思想的革命产生了什么问题呢？民国成立没多久，革命成果就被袁世凯窃取，而后引起洪宪帝制和张勋的兩次复辟。更严重的是袁世凯死后不久，南北分裂，中国又一次陷入军阀混战。孙中山先生悲痛地表示“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7]2而在最需要被教育的国民当中，“当时广大城乡的基层民众， 只知皇帝， 不知总统， 只知大清， 不知何为民国。”[9]
参考文献：
[1]俞祖华.启蒙的发轫——魏源“平人心之积患”思想述论[J].社会科学辑刊，1995，（6）：96-101.
[2]赫胥黎，严复译.天演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3]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4]敖福军.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1.
[5]周永林.邹容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6]陈旭麓.谈近代人物研究[C]//傅德华.近代中国人物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467.
[7]孙中山.建国方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8]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马浩瑀.浅析北洋时期政治乱象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多重性[J].文教资料，2015，（13）：67-69.
【关键词】邹容;国民教育，奴隶根性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1-0062-02
《革命军》作为邹容唯一的作品，出版后便引起社会上巨大的反响。近些年来，有关于邹容的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邹容国民教育思想的目的进行探讨，二是对邹容国民教育思想进行阐述，三是分析邹容国民思想主要来源。由于邹容英年早逝，只留下《革命军》这一作品，所以本文将以此作为主要文本依据，对邹容的国民教育思想做以简单的分析与评论。
国民性的改造，即实现人的现代化，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大都赞成国民性改造思潮始于甲午战争战后和戊戌维新时期，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在近代初期就有国民性改造的萌芽。[1]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三十多年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的直接原因，促使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将眼光由器物方面的现代化逐渐转到思想方面来，从而抓住了“国民性改造”这根救命稻草。
甲午战争结束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最新把目光转到国民性这个问题上来，其代表性人物为严复与梁启超。严复是关注国民性问题的第一人，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并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国民性改造理论。而对严复所介绍的国民性学说大加发挥并宣扬的则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对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做出了更多的论述。也正是由于梁启超的《新民说》，国民性改造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了热门话题。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终究是为了保皇，所以他的国民教育思想也是为了其最终目的“保皇”而服务。
严复认为：“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只有“智仁勇之民兴”，“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2]78他的意思啊是国家的落后，政府的腐败都是因为民众国民性低下的原因，如果想国家富强，必须要等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以后才可行。后来梁启超把这个思想在《新民说》中发挥到了极致。他在《新民说》中得出结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新国家”，故“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8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地位大大提高，并视为决定国家的根本，这是一种单向决定论，改良派只看到国民性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却看不到中国国民素质低下，奴隶根性的根本原因，这是改良派的致命缺陷。所以早在梁启超《新民说》发表之时，其学生蒋百里用笔名“飞生”在《浙江潮》上发表了《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批评恩师梁启超的结论“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4]
随后而起的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年轻一代主要为邹容与陈天华，两者都以激进的革命思想闻名。在国民性问题上，陈天华认为教育是救国之本，只有教育才可以启迪民智，培养人才，才能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所以他提倡普及教育，学习外国的先进教育方法，其核心就是培养人才来救国。但是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其国民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对外国教育的借鉴上的，他在论著中对国民教育思想提出了许多颇有见识的建议，但他并没有將国民教育的问题拿来做一个专门的讨论，他的国民教育主张是单纯为了革命的需要。陈天华不是单纯地为了改造国民性而提倡国民教育，他的主张培养人才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改良当时的社会。他在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时，每时每刻都和他的革命活动，政治活动亦步亦趋，所以说他的国民教育思想是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并随着其政治思想而改变。
邹容的国民教育思想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5]59国民教育不仅仅是促进革命的手段，也是其最终目的。在当时大多数革命者都将教育当成一种完成革命的手段的时候，邹容却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革命并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巩固革命的成果，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和造就现代化的“四有”公民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但是遗憾的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只看到了邹容《革命军》激进的排满性而大肆宣传，而没有认识到邹容所宣传的国民教育的重要性，所以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派内部并产生了分裂而被保皇派，立宪派有机可乘，最终放弃了领导权，将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拱手让人，最终使革命功败垂成，这正是没有认识到“革命之后须有教育”的重要性，两次复辟的倒行逆施便可以证明革命之后的国民教育还未跟上革命的脚步，还处于滞后的阶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为了救亡图存，爱国者们做了许多尝试，思想上的新陈代谢异常迅速，当时的时代就是“狂飙式的年代”，而邹容正是陈旭麓先生所说的那种“狂飙式的人物”。[6]
1894年兴中会成立后，革命党人拥有了自己的组织，但此时的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阶级基础主要是海外华侨。随后经过一系列革命活动和宣传，加上康、梁维新运动的失败，一部分人转向了革命，革命党的力量有所扩大。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所回忆的：“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骂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若天渊”。[7]91
但是由于康、梁等维新派仍不放弃其保皇维新的主张，在海外成立了保皇派，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与革命派争夺海外力量的支持，保皇派的力量仍旧强大，革命党人依旧处于巨大的劣势，此时的革命党人急需一面旗帜，此时《革命军》应运而生，这正是《革命军》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原因。邹容个人方面来说，则是因为其激进的风格，他敢言人之所欲而未言，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所以会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影响。 但是也正是由于邹容的年轻与激进，思考问题以及他的思想便存在一些问题。“邹容的《革命军》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思想的集中和升华。”[5]13通过《革命军》可以发现，邹容的思想成分十分庞杂，凡是对反清革命有利的思想资料他都兼收并蓄，一概加以熔铸提炼。因为他一到日本之后，便被日本的革命风潮所吸引，吸收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和其他留学生的革命思想，而且邹容受《国民报》的影响最大，以至于《革命军》许多地方直接从《国民报》而出，某些段落几乎完全相同。
由于旧民主主义的局限，虽然邹容激烈地冲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但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本质还不充分，这一点则不如同时期的陈天华。邹容没有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同时，明确地提出反帝纲领，也没有在他国民思想中教育国民反帝的内容。邹容呼吁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革命，但是却没有提出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的纲领，没有形成现实的革命军力量。邹容将革命区别为文明革命和野蛮革命，将农民的反抗斗争成为“野蛮革命”，对于广大的下层群众，不看作是依靠对象和拉拢对象，只是想把人民群众纳入 “文明革命”的框架中，反而束缚了群众的手脚。
由于邹容《革命军》中民主革命思想得太过耀眼，人人只见其革命，不见其国民教育思想，激进的革命思想更加符合当时革命党人的需要，他们正是看中了激进革命思想所带来的宣传作用。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及黄兴对《革命军》极其重视，携之参加工作，将之推荐给各界人士，成为同盟会海外重要革命的重要宣传品。
而且许多人认为其革命思想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如鲁迅先生回忆辛亥时期的文字宣传，觉得“那是悲壮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8]205
而忽视了邹容国民教育思想的革命产生了什么问题呢？民国成立没多久，革命成果就被袁世凯窃取，而后引起洪宪帝制和张勋的兩次复辟。更严重的是袁世凯死后不久，南北分裂，中国又一次陷入军阀混战。孙中山先生悲痛地表示“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7]2而在最需要被教育的国民当中，“当时广大城乡的基层民众， 只知皇帝， 不知总统， 只知大清， 不知何为民国。”[9]
参考文献：
[1]俞祖华.启蒙的发轫——魏源“平人心之积患”思想述论[J].社会科学辑刊，1995，（6）：96-101.
[2]赫胥黎，严复译.天演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3]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4]敖福军.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1.
[5]周永林.邹容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6]陈旭麓.谈近代人物研究[C]//傅德华.近代中国人物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467.
[7]孙中山.建国方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8]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马浩瑀.浅析北洋时期政治乱象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多重性[J].文教资料，2015，（13）：6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