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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南通市区的语言生态系统出发，调查了南通市区的青少年对南通话的语言态度、南通话的使用能力和南通话的使用频率及场合。调查结果显示，南通市区青少年对南通话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是使用场合多集中于家庭，所交流的对象多为熟悉的人，南通话的使用能力很有限。
关键词： 南通话 市区青少年 现状分析
1.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极大地影响地方文化未来的发展。多数资料证明，目前多种方言都在呈现弱化的趋势，甚至面临濒危的境地。南通地区濒江临海，是逐渐由水成陆形成，各时期又接受了各地移民，因此南通地区方言极其复杂。南通市区的方言——南通话与北部的如东话和如海话为代表的泰如片不能交流，与南部的启海话和通东话等吴方言也不能交流，与金沙话虽然能交流，但是在发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南通话曾被建议单独划出吴方言区成为一个“方言岛”。那么，南通话的使用现状将直接影响南通话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普通话广泛推行、全民学英语、方言日渐弱化的大环境下，南通话的现状如何？有没有弱化的趋向？弱化或不弱化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要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就很必要在南通市区做一次语言现状调查。青少年不仅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驱动力，而且是地方文化的传承人。青少年对方言的态度、能力和使用直接影响着某一地方方言和地方文化未来的发展。鉴于此，本文将调查南通市区青少年对南通话的语言态度、语言使用及语言能力等情况，分析南通话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2.调查对象
为了提高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了解南通话现状的动态变化，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年龄上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从南通市区抽取小学四年级（10-11周岁）56份、初中二年级（14-15周岁）54份和高中二年级（16-17周岁）49份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59份，回收问卷153份，有效率为96.2%，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问卷共设置16道选择题和一道开放式主观题，内容涉及测试者的基本信息、对南通话的语言态度、南通话的语言能力、南通话的使用场合或频率等。
3.统计结果
3.1南通话的语言态度（单位%）
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在社会认同、感情等因素的影响下，对一种语言的社会价值所形成的认识和评价”[1]。从上表可以看出，认为南通话好听的青少年占总人数比例呈现弱化的趋势，与小学生相比，高中生只有少部分人认为南通话很优美好听。但是认为南通话很有用的人数越来越多，高中生超过半数人认为南通话有用。喜欢南通话的人数将近一半，没有太大的年龄变化。大多数小学生认为自己会无意识地模仿南通话，这跟小学生有强烈的好奇心的天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愿意模仿南通话的初中生与高中生则快速下滑，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一部分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南通话，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汉语与英语占了他们很大的时间与精力，导致他们无再多精力模仿学习南通话。不喜欢南通话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很小，说明大多数青少年在主观上并不厌恶南通话。不过认为南通话对未来的学习、工作无帮助的青少年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与认为南通话有用似乎形成了矛盾。在后来的访谈中，高中生作了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南通话对生活很有用，但是在工作过程中，英语又成为主要的工作语言。由此可见，将近半数的青少年对南通话持积极肯定的语言态度。
3.2南通话的语言能力（单位%）
总体数据表明，大部分青少年对自己使用南通话的能力都不太自信。认为自己能准确流利地使用南通话的人数比例呈现增长的趋势，认为自己能较准确使用南通话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有不少高中生能听懂，认为自己听不懂也不会说的青少年人数较少。因此，南通市区的青少年掌握南通话的能力有待提高。
3.3南通话的使用场所或频率（单位%）
数据显示，参与测试的所有青少年在学校与老师交流时几乎不用南通话，普通话成为交流的主要载体，但是与同学进行交流时南通话的使用频率略有提高。但是在家里，几乎有半数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选择用南通话与父母交流。在公关场合，与同学或熟人交流时，虽然使用南通话交流的小学生人数较少，但是初中生与高中生人数却较多，但同时在与工作人员交流时，大多数青少年都进行了语码转换。所以，南通市区青少年会有意或无意地择地点、择对象地选用语言，在南通话可以交流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回避使用南通话，但在其他时间或场合，则选择普通话或其他语言。
4.原因讨论
4.1语言政策的权威指导
“普通话”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末。1902年，学者吴汝纶在与日本人的谈话中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与留日学生拟定了一份简章，其中也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同年11月，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因此，南通市区的普通话推广教育一定走在全国的前列，南通市区学校的青少年重普通话轻方言就在情理之中。
4.2英语权威地位的超大影响
目前，英语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拥有世界语言霸主地主。英语被90多个国家用作官方语言，同时也被许多如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国家作为第二语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得中国也不能抗拒英语的权威影响。在世界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中，英语起着非常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英语也是各类考试中的重要衡量指标，成为考大学、找到自己心仪工作或得到梦想的提拔等的关键因素。正是英语的国内国际地位使得目前南通市区青少年将英语作为语言学习中的重中之重。
5.结语
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地方语言在社会现实中是一种举足轻重的语言变体，在社会语言学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2]。而且，“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和谐性，语言文化多样化的社会更趋于和谐稳定”[3]。因此，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构建合理有效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政策不但有利于维护南通地区语言的多样性，而且有利于南通建设多元化社会，维护南通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南通市区的青少年虽然对南通话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对南通话的掌握程度都不高，使用南通话的场合和频率也有限，如果不能适时地采取措施在青少年中传播推广南通话，那么南通话的前景不容乐观。
参考文献：
[1]倪传斌，王志刚，王际平，等.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调查[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4）：56-66.
[2]李明.地方语言的特征、功能和社会意义[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50-56.
[3]姜瑾，季芳.苏州地方特色语言保护研究———对苏州地区语言生态状况的调查[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3）：35-43.
关键词： 南通话 市区青少年 现状分析
1.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极大地影响地方文化未来的发展。多数资料证明，目前多种方言都在呈现弱化的趋势，甚至面临濒危的境地。南通地区濒江临海，是逐渐由水成陆形成，各时期又接受了各地移民，因此南通地区方言极其复杂。南通市区的方言——南通话与北部的如东话和如海话为代表的泰如片不能交流，与南部的启海话和通东话等吴方言也不能交流，与金沙话虽然能交流，但是在发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南通话曾被建议单独划出吴方言区成为一个“方言岛”。那么，南通话的使用现状将直接影响南通话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普通话广泛推行、全民学英语、方言日渐弱化的大环境下，南通话的现状如何？有没有弱化的趋向？弱化或不弱化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要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就很必要在南通市区做一次语言现状调查。青少年不仅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驱动力，而且是地方文化的传承人。青少年对方言的态度、能力和使用直接影响着某一地方方言和地方文化未来的发展。鉴于此，本文将调查南通市区青少年对南通话的语言态度、语言使用及语言能力等情况，分析南通话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2.调查对象
为了提高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了解南通话现状的动态变化，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年龄上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从南通市区抽取小学四年级（10-11周岁）56份、初中二年级（14-15周岁）54份和高中二年级（16-17周岁）49份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59份，回收问卷153份，有效率为96.2%，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问卷共设置16道选择题和一道开放式主观题，内容涉及测试者的基本信息、对南通话的语言态度、南通话的语言能力、南通话的使用场合或频率等。
3.统计结果
3.1南通话的语言态度（单位%）
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在社会认同、感情等因素的影响下，对一种语言的社会价值所形成的认识和评价”[1]。从上表可以看出，认为南通话好听的青少年占总人数比例呈现弱化的趋势，与小学生相比，高中生只有少部分人认为南通话很优美好听。但是认为南通话很有用的人数越来越多，高中生超过半数人认为南通话有用。喜欢南通话的人数将近一半，没有太大的年龄变化。大多数小学生认为自己会无意识地模仿南通话，这跟小学生有强烈的好奇心的天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愿意模仿南通话的初中生与高中生则快速下滑，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一部分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南通话，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汉语与英语占了他们很大的时间与精力，导致他们无再多精力模仿学习南通话。不喜欢南通话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很小，说明大多数青少年在主观上并不厌恶南通话。不过认为南通话对未来的学习、工作无帮助的青少年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与认为南通话有用似乎形成了矛盾。在后来的访谈中，高中生作了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南通话对生活很有用，但是在工作过程中，英语又成为主要的工作语言。由此可见，将近半数的青少年对南通话持积极肯定的语言态度。
3.2南通话的语言能力（单位%）
总体数据表明，大部分青少年对自己使用南通话的能力都不太自信。认为自己能准确流利地使用南通话的人数比例呈现增长的趋势，认为自己能较准确使用南通话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有不少高中生能听懂，认为自己听不懂也不会说的青少年人数较少。因此，南通市区的青少年掌握南通话的能力有待提高。
3.3南通话的使用场所或频率（单位%）
数据显示，参与测试的所有青少年在学校与老师交流时几乎不用南通话，普通话成为交流的主要载体，但是与同学进行交流时南通话的使用频率略有提高。但是在家里，几乎有半数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选择用南通话与父母交流。在公关场合，与同学或熟人交流时，虽然使用南通话交流的小学生人数较少，但是初中生与高中生人数却较多，但同时在与工作人员交流时，大多数青少年都进行了语码转换。所以，南通市区青少年会有意或无意地择地点、择对象地选用语言，在南通话可以交流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回避使用南通话，但在其他时间或场合，则选择普通话或其他语言。
4.原因讨论
4.1语言政策的权威指导
“普通话”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末。1902年，学者吴汝纶在与日本人的谈话中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与留日学生拟定了一份简章，其中也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新中国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同年11月，教育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中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因此，南通市区的普通话推广教育一定走在全国的前列，南通市区学校的青少年重普通话轻方言就在情理之中。
4.2英语权威地位的超大影响
目前，英语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拥有世界语言霸主地主。英语被90多个国家用作官方语言，同时也被许多如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国家作为第二语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得中国也不能抗拒英语的权威影响。在世界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中，英语起着非常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英语也是各类考试中的重要衡量指标，成为考大学、找到自己心仪工作或得到梦想的提拔等的关键因素。正是英语的国内国际地位使得目前南通市区青少年将英语作为语言学习中的重中之重。
5.结语
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地方语言在社会现实中是一种举足轻重的语言变体，在社会语言学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2]。而且，“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和谐性，语言文化多样化的社会更趋于和谐稳定”[3]。因此，推广普通话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构建合理有效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政策不但有利于维护南通地区语言的多样性，而且有利于南通建设多元化社会，维护南通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南通市区的青少年虽然对南通话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对南通话的掌握程度都不高，使用南通话的场合和频率也有限，如果不能适时地采取措施在青少年中传播推广南通话，那么南通话的前景不容乐观。
参考文献：
[1]倪传斌，王志刚，王际平，等.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调查[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4）：56-66.
[2]李明.地方语言的特征、功能和社会意义[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50-56.
[3]姜瑾，季芳.苏州地方特色语言保护研究———对苏州地区语言生态状况的调查[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3）：3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