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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
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
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
——张岱年
假如一天，孔子醒来，他会怎么看待他身后的世界呢?
我们不必去关注他是满怀欣慰地看到自己的学说已经成为中国正统，还是愤怒于他的思想被肢解被误读被利用；也不必去关注他如何看待自己不断日隆的形象以及在某些特殊时期的被无情打倒。我们要回到日常以及在日常之上关注的东西，从孔子的日常生活中看他是如何思考、如何行事、遭遇了哪些失败、有过哪些人生转捩，看他是如何在艰难困顿之中实现人生理想和教育追求的。
一
毋庸置疑的是，孔子是在他学生对教育现场的还原中走进历史的深处的，是在历代汉儒学者的注释中登上文化的巅峰的。无论是学生的教育现场还原还是汉儒的意义文化诠释，都立基于中国最早的课堂笔记本——《论语》。
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课堂笔记，它不是一个人、一个班级的学生的课堂笔记，而是孔子的所有学生在纪念他们的老师，根据自己记录的、回忆的，甚至从自己一生的经历猛然醒悟得益于孔子老师在若干年前说的一句话，于是就把这句话呈现出来了，于是便有了《论语》。这些学生既有孔老师年轻时候的学生(先进)，也有孔老师晚年时候的学生(后进)。一个人对人生见解的高低、上下、优劣，都是与他的人生阅历有关的。但是，当面对这一本跨度近40年，集中体现一代代学生(有兄弟辈，有儿子辈，还有孙子辈)反之于己的对他们孔老师教育的话语、思想进行追思的《论语》时，我曾经想，如果能够把《论语》五百余则按照生活场景的顺序进行排列，从而来还原出孔子师生对话的场景，把握孔子作为一个老师的基本立场和姿态，将有助于我们对孔子思想的感性认识，而不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教条和结论。傅佩荣先生在《(论语)的读法之二》中提出，要运用诠释学的方法，首先弄清楚《论语》中的每一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它说了什么”；其次，“想要说些什么”；接着，这句话“能够说些什么”；最后，要问这句话“应该是什么意思”。如果依序探讨每一句话“究竟”“想要”“能够”“应该”说了些什么，那么所得的结论就具有基本的学术价值了。
我读《论语》是从抄写开始的。第一次抄写大概是在初一学习《(论语)六则》，读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把陈茂景先生的教学参考书上相关的十几则《论语》抄写下来。有了这么一点喜欢的由头，便有了高中第一次全文抄写《论语》，便有了后来大学里的抄写《论语》；加上正是南怀瑾《论语别裁》红遍学界，在不满足于注释家言之余，开始如冬烘先生一般写《论语》小札。对《论语》的注疏解释，我积累了众多版本，最令我信服的是，马景仑先生解释“人不知而不愠”的“腽”，他从构字法来解释“愠”不是流行的解释“恼怒”，而是“内心中一点点的生气”也没有。这就触发我自己对《论语》的理解——不能简单停留于别人的解释，而要质疑，并求诸己。工作之后，每接手一个班，都会在寒假里布置学生抄写一遍《论语》，以李泽厚《(论语)今读》为底本。学生每抄一遍，我也抄写一遍，至今已经有十余本抄写本了。因为自己的兴趣，加上学生抄写之后可能提出的疑问，我恶补了关于孔子的书，既有李长之《孔子的故事》、钱穆《孔子传》等，也有王健文《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更有李冯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孔子》。
还原出我对孔子和《论语》的接受史的目的，在于我们将不得不思考：我们如何看待孔子，如何学习《论语》?繁杂的教学工作、琐碎的教育细节以及日益恶化的教育环境总是要把人挤兑得“间不容发”，晕头转向，而夜晚翻读《论语》，总有一两句话猝然击碎浮泛而苍白的心，为我敲开一扇不经意之间打开的门；在日益功利的教育现实面前，在教育实践遇见死胡同时，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总有一个形象在脑海中浮现，总能想起他的某一句话，某一个场景，而“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从而迷雾顿开，豁然开朗。原来才知道，孔子正以不可替代、独一无二的形象流淌在一个教师的教育之血中，犹如日日坐在你对面的可爱的老头，关注着你，扶持着你。你还会发现，你所经历的教育环境、教育现实就其本质上来说，与孔子时代并没有什么两样。你所遇到的问题，孔子同样遇到过，甚至比你所遇到的还要严重，还要残酷。
所以，当我们借来了孔老师学生的课堂笔记，怎么来看这本课堂笔记呢?
二
一旦孔子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便会发现孔子的可爱之处，他有着一切人的一切共性，也有一切人的一切情感和智慧，还有着一切人的一切遭遇以及对遭遇本身的处理，或笨拙或智慧。
孔子在漫长的七十三岁人生中，有过四次伟大而优美的转身。这四次转身注定了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屹立在历史长河的最源头、最高峰。惟有其高，才可流长；惟有其长，方见其力。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晚年的孔子，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喟然长叹，也许有浑浊老泪，也许有诸般感慨。然而，慢慢读，你仍然可以想象到一个老人，经历了世事艰难、纷纭斗争之后，对自己的一生作一总结，他是如何的充满骄傲，是何等的快意!他也许会跟他的孙子辈学生说起自己这一生伟大而优美的转身。第一次发生在他三十岁，他执意退出仕途，设教授徒。第二次发生在他五十一岁，他始出仕，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又为大司寇，成为负责最高国务的长官。在短短的一年之中，升迁得如此之快，鲁君与季氏想要重用孔子的心情是何等迫切!第三次是发生在五十五岁，“堕三都”失败之后，开始周游列国。其实，在三十五岁之后的孔子也有出国的经历，但这一次跟以前犹如“讲学”“走穴”“旅游”不一样的是，他是在对鲁国政治彻底失望的情况下，周游列国，以劝其国君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几乎成为孔子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我每次重读王健文先生《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都不禁流泪。在孔子的最后二十年中，有十四年是周游列国，启程时五十五岁，归鲁时已是垂垂老矣——六十八岁。长路漫漫，长夜迢迢。这十四年，既有雄心勃发，“吾将仕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也有自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丧家之犬”。王健文先生如是描述道：“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大概只能用‘挫败’、‘流离’、‘焦虑’、‘伤怀’来形容。因为不合时宜，所以他的努力注定是失败的，而孔子‘知其不可而为’，让他一生的故事更增添了无可排遣的悲剧意味。”所以，就有了最后的转身，重新回到鲁国，成为专业的、职业的教师。
最初的转身与最后的转身如出一辙，都是转向了教 育。关注这两次转身，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心路历程。他过了30岁，决定要做老师(设教授徒)。孔子为什么做老师?“礼乐崩坏”，也就是世道人心已经大不如前。此时的孔子人生景况如何呢?第一以“设礼”闻名。远近皆问之以“礼”，鲁国国君也来问“礼”于他。他曾担任祭祀祖先、主持丧葬仪式的司仪。第二是他志于“学”，且有“立”。与当时人不太一样的是，少年孔子志于学。而不是追随时代浮泛之风气志于“业”而学。志业而学——孔子称之为小人儒——是以谋求晋身贵族阶层，找到一个工作，获得一份俸禄为追求。而孔子志学而学，是从所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探讨其意义价值之所在，研究其是非得失。是以追求“所学中有道义”为目的的。孔子志于学，使他拥有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从而具有较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第三，此时的孔子做了“委吏”与“乘田”近十年，这一段出仕经历使孔子视界更为开阔，既能够见到异国之君，也能够见识太庙之礼。对世态人心、人情世故在更大可能的情况下接触更多，且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如他曾到太庙充任助祭之役，对不合“礼”之仪式都曾有反斥。于是，在三十岁之后，孔子深切地感受到“礼乐崩坏”，开始设教授徒。如果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就会钦佩孔子作出这一个选择时，内心是如何的忐忑不安，是如何的踌躇满志，是如何的波澜壮阔。作为第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他对来的学生也有学费要求——“束惰”——可以使得他不复出仕、专心于教，为师者可借此为生。孔子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完美的转身，从而向自己的理想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也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三年的从教生涯。
所以，孔子从三十一岁开始，就已经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教育，他走到哪里，都有学生跟从着他，就把私学办到那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而到了晚年臻于鼎盛，全部精力和理念都集中于教育。
三
让我们一起走进孔老师的课堂吧。
几乎每一则语录都可以还原成孔子的课堂的场景。但最完整的莫过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着孔子坐着，通过后面的情节我们可以知道不是正襟危坐，而是很随意地坐着。孔子就开始说话了：“我不过大你们几岁，不要顾虑到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总是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你们想做些什么事情呢?”于是乎，子路“率尔对曰”可以做个军事家，使百姓勇敢：冉有说可以做个地方官，使百姓富足，但是礼仪方面的要交给君子来做；公西华说我可以做个司仪，来做点祭祀。而曾皙正在弹琴，忽然被老师叫停，要回答问题，他停下，淡淡地说：“我跟他们所说的不一样。”孔老师是如何劝曾皙的呢?“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就是说说自己的志愿罢了。”于是，曾皙就把自己设想的诗意生活场景描述出来了：暮春时节，穿上新装，和五六个青年，去沂水边戏水，在祭坛下乘凉，唱着歌回来。
从这个课堂场景看来，孔子是非常注重“志”的。“盍各言尔志?”“亦各言其志也”。只要能“立志”、“行志”、“守志”，对“志”有着执着的追求，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成人”，达到“圣贤”的境界。孔子一生都是在“克己复礼”，寻求一种合“礼”的世界，期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同世界。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知者知人”。作为君子，必须“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仁以为己任”。这就是孔子的“心之所之”，即一生行为的动机、目的以及内心信念、理想。没有成圣的崇高愿望和毕生追求的坚定意志，理想之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要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于追求完善的人格修养，先有其心志然后才有其行。孔子从自我主体出发。强调“立志”是培养理想人格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将“立志”贯穿于成人培养的全过程。
“各言尔志”的关键是在“各”，是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是自己说自己能做的事，是“自知之明”，是“爱人”之“仁”，是“知人”之“志”。如果没有“各言尔志”的“各”，如果孑L老师像我们今天很多老师以己志去灌输、去强求、去强扭学生之志，那么，孔子时代的学生也将成为“机械时代的复制品”，而失去了“因材施教”的个性。孔子的“对话”论从而带有了鲜明的现代对话教育的色彩，与被目为最先进的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中的对话理论的精髓异曲同工，然而孔子却早了两千多年。他对学生的回答并不直接做出评判，而是启发他们去“各言尔志”，即使如曾皙不想说，他也能够循循善诱地、轻描淡写地说：“也就是自己说说自己的志愿罢了。”所以，颜渊想起自己的老师，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老师的“真诚”。没有教师的真诚，就不会有师生之间的平等，就不会有对教师的“亲”和对师道的“信”。尽管孔子对子路是“哂之”，对曾皙是“吾与点也”，那在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之后，孔子是如何反应的呢?在“曰”之前可以加上什么样的修饰词语呢?尤其是当曾皙得到孔老师的表扬，心存疑惑，问孔老师：“老师你看这三个人说得怎么样呢?”我们亲爱的孔老师说：“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连用三个“也已矣”，那么孔子此时心境如何呢?之所以笑子路，不是说他不能治理，而是说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之所以笑冉有，不是因为他才华不够，而是他容易眼高手低，抓大放小；之所以笑公西华，不是说他才能不够，而是他貌似谦虚，口气不小。在这“三笑”“一喟”之间，尽现孔子作为师者的真诚与修养，即使是批评，也不见做作与扭捏。这一点在批评宰予时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宰予上课没有来，孔老师问宰予为什么不来，同学们说还在宿舍里睡觉呢，孔子就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即使是批评，也叫人心服口服。这就是真诚的力量。
国学大师钱穆说：“其生活之清淡及其师弟子之间讲学心情之真挚而活泼，事隔逾两千年，皆可跃然如见。”孔子总是在日常中施教，并回到日常之中。
四
然而，孔子的老师是谁呢?
追问孔子的老师是谁，这个命题本身并不见得有多大价值，但是，一旦当我们以此为突破口，探究孔子的教育教学思想将会产生“洞天石扉，訇然洞开”之感觉。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据考证，都是发生在孔子三十岁开坛设教之后。而且，所有的记载和猜测，都没有能够还原出曾经相对集中教过孔子的老师。所以，孔老师的学生们记下了他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走路，就必然会有我的老师。也就是说，不是他来教我，而是我能够向别人学到我想学的东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正是因为孔子转益多师，师无定师，才真正懂得教育的本质在于对象，教学的本质在于学。所以，“学”从一 开始就被抬高到教育教学的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位置上来。而教师的存在充其量就是启发学生学，鼓励学生学，矫正学生学罢了。这一点也得到孔子的先进学生和后进学生的认同。
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孔子的学生们在编排这本纪念文集时，一定考虑过究竟把五百句段按照什么顺序排放，将哪一句放在最先。我们不妨把孔老师说这句话的情境还原出来。这句话是孔子回答学生提问的。那学生向孔老师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大概是：“孔老师。请问人活着有什么价值呢?”或者是：“孔老师，人生的乐趣在哪里呢?”于是，孔老师就说了这样的“人生三乐”。但后人对这句话的诠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句话成为孔子的学生们极为推崇的一句话，也是孔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反复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构成了孔子教育哲学的本源性基础。这三句话并不宜拆分出来说，而是看作一个整体，着重阐释了“人生为何”的问题，也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这句话可以推断出孔子的教育追求及其价值。这句话告诉我们，以立人为追求，以学会做人(君子)为教育价值的最大化。“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孔子总是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和回答问题。孔子将“学”从一开始就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只有“学”才能知“礼”，只有“学”，才能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只有“学”，才能解决如何做人的难题。
“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乐”，人生之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跟“乐”的区别在哪里呢?哈佛大学曾对美国1500名学生进行过一项调查，询问他们选择自己的专业是出于爱好还是为了赚钱。这项调查累计进行了10年，结果显示：因为爱好而奋斗的245人中有100人成了富翁，而为了金钱而工作的1255名学生中，只有1人成了富翁。可以说245人是因为“乐”，而1255人是因为“好”。“好学”与“乐学”都是主动学习，但“好”往往是带有比较强烈的目的和功利，而“乐”则是以“学”本身为目的。弄清楚这个“乐”对理解孔子思想有重要意义。
这一段话还提出了“学而时习”论。“学”根据《说文》是“觉悟”的意思。刘宝楠说“以觉悟未知也”，觉悟是指心理反应，思想开窍。思维变化。“时”可作“按时”、“时常”、“不时”等，“习”可作“温习”、“实习”、“演习”等。如果理解为“学习了时常温习”，这显然是不符合孔子的原意的，因为孔子是很强调“知行合一”的。“习”是“学”的“演习”。是“行”的层面上进行实践，检验所“学”。“学而时习”的提出，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框架。
这一段话还提出了学习之后的朋友交流的重要性。“有朋自远方来”，不是简单的来了客人，家里要招待，所以很快乐，而是“朋”是志同道合者，志趣相投，情投意合，志同道合者从远方来；另一方面是自己所学有所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志同道合之朋从远方来与自己交流切磋，这是何等的赏心乐事!“我”学有所成，即使别人不了解“我”，不知道“我”的所学，也没有一点点的愠色，这就是“君子”了。
孔子是怎么做的呢?有一次楚国叶县的县令问子路：“孔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子路回答不上来，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呢，他这个人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也正是以自己的学者形象彰显在世人面前。
五
孔子。洋溢着青春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充满挫折的经历，使他更加相信只有自我完善才是达到理想追求的途径；他自我描述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是不是孔子真的就没有“忧”呢?“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忧虑的是，品德不培养，学习不探究，知道道理而不去实行。
正是一个充满挫败感的孔子，丰富和完善了“为师者”的形象。我曾不止一次假设，如果孔子是一个没有什么失败感的老师，会不会造就今天的孔子?孔子的执著在于他坚信自己对理想人格、理想世界的乐观与自信，而他的痛苦也在于己道之不行，他无法改变别人。然而，作为教育者的孔子仍然坚持理想教育，一个人要实现他的“心之所之”，就必须要有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念和毅力。一位隐士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在孔子看来，可能更多的是“知其应可而为之”，不去追求应然世界而屈从于、躬伏于现实世界，那么，孔子也就不会是孔子。这究竟是中国文化肇始之际的悲剧还是喜剧?
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殉道者精神!唱响了中华民族不断挑战现实、不断创造理想之境的号角，使我们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乐观与人世、家国与天下。
“学人者生，像人者死”，学习孔子的教育思想，并不是要完全按照孔子的理解去教育，而是从孔子对教育的痴迷——周勇先生称之为“教学之恋”——来对我们的现实教育作出调整，针对我们的教育现实做出智慧的策略，然而，不管是教育技术多么完备和多么发达，永远都要追寻那种教育之道：一切都要把人放在中心位置，只有立人才是教育的起始，也是终极价值。
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
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
——张岱年
假如一天，孔子醒来，他会怎么看待他身后的世界呢?
我们不必去关注他是满怀欣慰地看到自己的学说已经成为中国正统，还是愤怒于他的思想被肢解被误读被利用；也不必去关注他如何看待自己不断日隆的形象以及在某些特殊时期的被无情打倒。我们要回到日常以及在日常之上关注的东西，从孔子的日常生活中看他是如何思考、如何行事、遭遇了哪些失败、有过哪些人生转捩，看他是如何在艰难困顿之中实现人生理想和教育追求的。
一
毋庸置疑的是，孔子是在他学生对教育现场的还原中走进历史的深处的，是在历代汉儒学者的注释中登上文化的巅峰的。无论是学生的教育现场还原还是汉儒的意义文化诠释，都立基于中国最早的课堂笔记本——《论语》。
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课堂笔记，它不是一个人、一个班级的学生的课堂笔记，而是孔子的所有学生在纪念他们的老师，根据自己记录的、回忆的，甚至从自己一生的经历猛然醒悟得益于孔子老师在若干年前说的一句话，于是就把这句话呈现出来了，于是便有了《论语》。这些学生既有孔老师年轻时候的学生(先进)，也有孔老师晚年时候的学生(后进)。一个人对人生见解的高低、上下、优劣，都是与他的人生阅历有关的。但是，当面对这一本跨度近40年，集中体现一代代学生(有兄弟辈，有儿子辈，还有孙子辈)反之于己的对他们孔老师教育的话语、思想进行追思的《论语》时，我曾经想，如果能够把《论语》五百余则按照生活场景的顺序进行排列，从而来还原出孔子师生对话的场景，把握孔子作为一个老师的基本立场和姿态，将有助于我们对孔子思想的感性认识，而不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教条和结论。傅佩荣先生在《(论语)的读法之二》中提出，要运用诠释学的方法，首先弄清楚《论语》中的每一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它说了什么”；其次，“想要说些什么”；接着，这句话“能够说些什么”；最后，要问这句话“应该是什么意思”。如果依序探讨每一句话“究竟”“想要”“能够”“应该”说了些什么，那么所得的结论就具有基本的学术价值了。
我读《论语》是从抄写开始的。第一次抄写大概是在初一学习《(论语)六则》，读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把陈茂景先生的教学参考书上相关的十几则《论语》抄写下来。有了这么一点喜欢的由头，便有了高中第一次全文抄写《论语》，便有了后来大学里的抄写《论语》；加上正是南怀瑾《论语别裁》红遍学界，在不满足于注释家言之余，开始如冬烘先生一般写《论语》小札。对《论语》的注疏解释，我积累了众多版本，最令我信服的是，马景仑先生解释“人不知而不愠”的“腽”，他从构字法来解释“愠”不是流行的解释“恼怒”，而是“内心中一点点的生气”也没有。这就触发我自己对《论语》的理解——不能简单停留于别人的解释，而要质疑，并求诸己。工作之后，每接手一个班，都会在寒假里布置学生抄写一遍《论语》，以李泽厚《(论语)今读》为底本。学生每抄一遍，我也抄写一遍，至今已经有十余本抄写本了。因为自己的兴趣，加上学生抄写之后可能提出的疑问，我恶补了关于孔子的书，既有李长之《孔子的故事》、钱穆《孔子传》等，也有王健文《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更有李冯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孔子》。
还原出我对孔子和《论语》的接受史的目的，在于我们将不得不思考：我们如何看待孔子，如何学习《论语》?繁杂的教学工作、琐碎的教育细节以及日益恶化的教育环境总是要把人挤兑得“间不容发”，晕头转向，而夜晚翻读《论语》，总有一两句话猝然击碎浮泛而苍白的心，为我敲开一扇不经意之间打开的门；在日益功利的教育现实面前，在教育实践遇见死胡同时，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总有一个形象在脑海中浮现，总能想起他的某一句话，某一个场景，而“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从而迷雾顿开，豁然开朗。原来才知道，孔子正以不可替代、独一无二的形象流淌在一个教师的教育之血中，犹如日日坐在你对面的可爱的老头，关注着你，扶持着你。你还会发现，你所经历的教育环境、教育现实就其本质上来说，与孔子时代并没有什么两样。你所遇到的问题，孔子同样遇到过，甚至比你所遇到的还要严重，还要残酷。
所以，当我们借来了孔老师学生的课堂笔记，怎么来看这本课堂笔记呢?
二
一旦孔子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便会发现孔子的可爱之处，他有着一切人的一切共性，也有一切人的一切情感和智慧，还有着一切人的一切遭遇以及对遭遇本身的处理，或笨拙或智慧。
孔子在漫长的七十三岁人生中，有过四次伟大而优美的转身。这四次转身注定了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屹立在历史长河的最源头、最高峰。惟有其高，才可流长；惟有其长，方见其力。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晚年的孔子，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喟然长叹，也许有浑浊老泪，也许有诸般感慨。然而，慢慢读，你仍然可以想象到一个老人，经历了世事艰难、纷纭斗争之后，对自己的一生作一总结，他是如何的充满骄傲，是何等的快意!他也许会跟他的孙子辈学生说起自己这一生伟大而优美的转身。第一次发生在他三十岁，他执意退出仕途，设教授徒。第二次发生在他五十一岁，他始出仕，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又为大司寇，成为负责最高国务的长官。在短短的一年之中，升迁得如此之快，鲁君与季氏想要重用孔子的心情是何等迫切!第三次是发生在五十五岁，“堕三都”失败之后，开始周游列国。其实，在三十五岁之后的孔子也有出国的经历，但这一次跟以前犹如“讲学”“走穴”“旅游”不一样的是，他是在对鲁国政治彻底失望的情况下，周游列国，以劝其国君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几乎成为孔子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我每次重读王健文先生《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都不禁流泪。在孔子的最后二十年中，有十四年是周游列国，启程时五十五岁，归鲁时已是垂垂老矣——六十八岁。长路漫漫，长夜迢迢。这十四年，既有雄心勃发，“吾将仕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也有自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丧家之犬”。王健文先生如是描述道：“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大概只能用‘挫败’、‘流离’、‘焦虑’、‘伤怀’来形容。因为不合时宜，所以他的努力注定是失败的，而孔子‘知其不可而为’，让他一生的故事更增添了无可排遣的悲剧意味。”所以，就有了最后的转身，重新回到鲁国，成为专业的、职业的教师。
最初的转身与最后的转身如出一辙，都是转向了教 育。关注这两次转身，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心路历程。他过了30岁，决定要做老师(设教授徒)。孔子为什么做老师?“礼乐崩坏”，也就是世道人心已经大不如前。此时的孔子人生景况如何呢?第一以“设礼”闻名。远近皆问之以“礼”，鲁国国君也来问“礼”于他。他曾担任祭祀祖先、主持丧葬仪式的司仪。第二是他志于“学”，且有“立”。与当时人不太一样的是，少年孔子志于学。而不是追随时代浮泛之风气志于“业”而学。志业而学——孔子称之为小人儒——是以谋求晋身贵族阶层，找到一个工作，获得一份俸禄为追求。而孔子志学而学，是从所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探讨其意义价值之所在，研究其是非得失。是以追求“所学中有道义”为目的的。孔子志于学，使他拥有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从而具有较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第三，此时的孔子做了“委吏”与“乘田”近十年，这一段出仕经历使孔子视界更为开阔，既能够见到异国之君，也能够见识太庙之礼。对世态人心、人情世故在更大可能的情况下接触更多，且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如他曾到太庙充任助祭之役，对不合“礼”之仪式都曾有反斥。于是，在三十岁之后，孔子深切地感受到“礼乐崩坏”，开始设教授徒。如果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就会钦佩孔子作出这一个选择时，内心是如何的忐忑不安，是如何的踌躇满志，是如何的波澜壮阔。作为第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他对来的学生也有学费要求——“束惰”——可以使得他不复出仕、专心于教，为师者可借此为生。孔子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完美的转身，从而向自己的理想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也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三年的从教生涯。
所以，孔子从三十一岁开始，就已经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教育，他走到哪里，都有学生跟从着他，就把私学办到那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而到了晚年臻于鼎盛，全部精力和理念都集中于教育。
三
让我们一起走进孔老师的课堂吧。
几乎每一则语录都可以还原成孔子的课堂的场景。但最完整的莫过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着孔子坐着，通过后面的情节我们可以知道不是正襟危坐，而是很随意地坐着。孔子就开始说话了：“我不过大你们几岁，不要顾虑到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总是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你们想做些什么事情呢?”于是乎，子路“率尔对曰”可以做个军事家，使百姓勇敢：冉有说可以做个地方官，使百姓富足，但是礼仪方面的要交给君子来做；公西华说我可以做个司仪，来做点祭祀。而曾皙正在弹琴，忽然被老师叫停，要回答问题，他停下，淡淡地说：“我跟他们所说的不一样。”孔老师是如何劝曾皙的呢?“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就是说说自己的志愿罢了。”于是，曾皙就把自己设想的诗意生活场景描述出来了：暮春时节，穿上新装，和五六个青年，去沂水边戏水，在祭坛下乘凉，唱着歌回来。
从这个课堂场景看来，孔子是非常注重“志”的。“盍各言尔志?”“亦各言其志也”。只要能“立志”、“行志”、“守志”，对“志”有着执着的追求，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成人”，达到“圣贤”的境界。孔子一生都是在“克己复礼”，寻求一种合“礼”的世界，期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同世界。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知者知人”。作为君子，必须“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仁以为己任”。这就是孔子的“心之所之”，即一生行为的动机、目的以及内心信念、理想。没有成圣的崇高愿望和毕生追求的坚定意志，理想之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要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乃至于追求完善的人格修养，先有其心志然后才有其行。孔子从自我主体出发。强调“立志”是培养理想人格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将“立志”贯穿于成人培养的全过程。
“各言尔志”的关键是在“各”，是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是自己说自己能做的事，是“自知之明”，是“爱人”之“仁”，是“知人”之“志”。如果没有“各言尔志”的“各”，如果孑L老师像我们今天很多老师以己志去灌输、去强求、去强扭学生之志，那么，孔子时代的学生也将成为“机械时代的复制品”，而失去了“因材施教”的个性。孔子的“对话”论从而带有了鲜明的现代对话教育的色彩，与被目为最先进的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中的对话理论的精髓异曲同工，然而孔子却早了两千多年。他对学生的回答并不直接做出评判，而是启发他们去“各言尔志”，即使如曾皙不想说，他也能够循循善诱地、轻描淡写地说：“也就是自己说说自己的志愿罢了。”所以，颜渊想起自己的老师，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老师的“真诚”。没有教师的真诚，就不会有师生之间的平等，就不会有对教师的“亲”和对师道的“信”。尽管孔子对子路是“哂之”，对曾皙是“吾与点也”，那在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之后，孔子是如何反应的呢?在“曰”之前可以加上什么样的修饰词语呢?尤其是当曾皙得到孔老师的表扬，心存疑惑，问孔老师：“老师你看这三个人说得怎么样呢?”我们亲爱的孔老师说：“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连用三个“也已矣”，那么孔子此时心境如何呢?之所以笑子路，不是说他不能治理，而是说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之所以笑冉有，不是因为他才华不够，而是他容易眼高手低，抓大放小；之所以笑公西华，不是说他才能不够，而是他貌似谦虚，口气不小。在这“三笑”“一喟”之间，尽现孔子作为师者的真诚与修养，即使是批评，也不见做作与扭捏。这一点在批评宰予时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宰予上课没有来，孔老师问宰予为什么不来，同学们说还在宿舍里睡觉呢，孔子就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即使是批评，也叫人心服口服。这就是真诚的力量。
国学大师钱穆说：“其生活之清淡及其师弟子之间讲学心情之真挚而活泼，事隔逾两千年，皆可跃然如见。”孔子总是在日常中施教，并回到日常之中。
四
然而，孔子的老师是谁呢?
追问孔子的老师是谁，这个命题本身并不见得有多大价值，但是，一旦当我们以此为突破口，探究孔子的教育教学思想将会产生“洞天石扉，訇然洞开”之感觉。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据考证，都是发生在孔子三十岁开坛设教之后。而且，所有的记载和猜测，都没有能够还原出曾经相对集中教过孔子的老师。所以，孔老师的学生们记下了他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走路，就必然会有我的老师。也就是说，不是他来教我，而是我能够向别人学到我想学的东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正是因为孔子转益多师，师无定师，才真正懂得教育的本质在于对象，教学的本质在于学。所以，“学”从一 开始就被抬高到教育教学的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位置上来。而教师的存在充其量就是启发学生学，鼓励学生学，矫正学生学罢了。这一点也得到孔子的先进学生和后进学生的认同。
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孔子的学生们在编排这本纪念文集时，一定考虑过究竟把五百句段按照什么顺序排放，将哪一句放在最先。我们不妨把孔老师说这句话的情境还原出来。这句话是孔子回答学生提问的。那学生向孔老师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大概是：“孔老师。请问人活着有什么价值呢?”或者是：“孔老师，人生的乐趣在哪里呢?”于是，孔老师就说了这样的“人生三乐”。但后人对这句话的诠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句话成为孔子的学生们极为推崇的一句话，也是孔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反复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构成了孔子教育哲学的本源性基础。这三句话并不宜拆分出来说，而是看作一个整体，着重阐释了“人生为何”的问题，也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这句话可以推断出孔子的教育追求及其价值。这句话告诉我们，以立人为追求，以学会做人(君子)为教育价值的最大化。“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孔子总是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和回答问题。孔子将“学”从一开始就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只有“学”才能知“礼”，只有“学”，才能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只有“学”，才能解决如何做人的难题。
“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乐”，人生之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跟“乐”的区别在哪里呢?哈佛大学曾对美国1500名学生进行过一项调查，询问他们选择自己的专业是出于爱好还是为了赚钱。这项调查累计进行了10年，结果显示：因为爱好而奋斗的245人中有100人成了富翁，而为了金钱而工作的1255名学生中，只有1人成了富翁。可以说245人是因为“乐”，而1255人是因为“好”。“好学”与“乐学”都是主动学习，但“好”往往是带有比较强烈的目的和功利，而“乐”则是以“学”本身为目的。弄清楚这个“乐”对理解孔子思想有重要意义。
这一段话还提出了“学而时习”论。“学”根据《说文》是“觉悟”的意思。刘宝楠说“以觉悟未知也”，觉悟是指心理反应，思想开窍。思维变化。“时”可作“按时”、“时常”、“不时”等，“习”可作“温习”、“实习”、“演习”等。如果理解为“学习了时常温习”，这显然是不符合孔子的原意的，因为孔子是很强调“知行合一”的。“习”是“学”的“演习”。是“行”的层面上进行实践，检验所“学”。“学而时习”的提出，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框架。
这一段话还提出了学习之后的朋友交流的重要性。“有朋自远方来”，不是简单的来了客人，家里要招待，所以很快乐，而是“朋”是志同道合者，志趣相投，情投意合，志同道合者从远方来；另一方面是自己所学有所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志同道合之朋从远方来与自己交流切磋，这是何等的赏心乐事!“我”学有所成，即使别人不了解“我”，不知道“我”的所学，也没有一点点的愠色，这就是“君子”了。
孔子是怎么做的呢?有一次楚国叶县的县令问子路：“孔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子路回答不上来，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呢，他这个人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也正是以自己的学者形象彰显在世人面前。
五
孔子。洋溢着青春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充满挫折的经历，使他更加相信只有自我完善才是达到理想追求的途径；他自我描述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是不是孔子真的就没有“忧”呢?“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忧虑的是，品德不培养，学习不探究，知道道理而不去实行。
正是一个充满挫败感的孔子，丰富和完善了“为师者”的形象。我曾不止一次假设，如果孔子是一个没有什么失败感的老师，会不会造就今天的孔子?孔子的执著在于他坚信自己对理想人格、理想世界的乐观与自信，而他的痛苦也在于己道之不行，他无法改变别人。然而，作为教育者的孔子仍然坚持理想教育，一个人要实现他的“心之所之”，就必须要有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念和毅力。一位隐士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在孔子看来，可能更多的是“知其应可而为之”，不去追求应然世界而屈从于、躬伏于现实世界，那么，孔子也就不会是孔子。这究竟是中国文化肇始之际的悲剧还是喜剧?
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殉道者精神!唱响了中华民族不断挑战现实、不断创造理想之境的号角，使我们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乐观与人世、家国与天下。
“学人者生，像人者死”，学习孔子的教育思想，并不是要完全按照孔子的理解去教育，而是从孔子对教育的痴迷——周勇先生称之为“教学之恋”——来对我们的现实教育作出调整，针对我们的教育现实做出智慧的策略，然而，不管是教育技术多么完备和多么发达，永远都要追寻那种教育之道：一切都要把人放在中心位置，只有立人才是教育的起始，也是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