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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花儿纳吉”是流传在羌族地区的民歌，歌词具有独特的文学特点：内容实在，形式质朴；多样有致，多变传神；新词新意，直抒感恩。分析“花儿纳吉”歌词的人文精神，其文学人类学特征口传性与仪式性对灾区灾后人文重建具有重要启迪。
关键词：羌族 “花儿纳吉” 人文重建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难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作家、诗人创作了大量有关灾难、灾区的文学作品。羌族作家们更是提笔作书，谱写羌族人民抚慰伤口、艰苦自救、梦想未来的精神文本，如羌族作家张力写出长篇纪实体小说《飘飞的羌红》，羌族诗人羊子创作了长诗《汶川之歌》，这些创作成果无疑会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重心。然而，灾后羌区民间传唱的歌谣，其歌唱形式在灾难后有无影响，歌谣中的文学精神对灾后人文重建的关系如何？就这些民间歌谣的文学问题，本文试对羌区“花儿纳吉”歌词的文学性梳理作一粗浅观察。
“花儿纳吉”的歌词可以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为其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下的文本分析提供可能。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新思路，侧重于口头文学的口传性、过程性和展演性的研究。它可以脱离只限于文本的研究，重新审视原始文明，主张田野作业，从田野中去感受生活，从生活中去体验文学。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羌族人民在创造物资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间文学。羌族民间文学作品是对羌族人民生活真实性的艺术加工。在羌族民间传唱的诸多歌谣中，“花儿纳吉”犹如一束婀娜多姿的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花儿纳吉”是流传在羌族地区的民歌，它具有固定的唱腔，类似宋词中的曲牌名。歌词往往即兴创作，描写质朴，都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演唱者直抒胸臆。“花儿纳吉”的演唱一般发生在羌区举行婚礼之时。婚礼的前一天（俗称“花夜”），当女家“花夜”时，女家将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放上由“老庚”（指女方的好友）带来和新娘自备的糖果、瓜子之类的东西，把迎亲的队伍请来坐在一边，女方的老庚坐一边，其他的大人和小孩围在外边听他们对唱。
一 “花儿纳吉”歌词的文学特点
1 内容实在，形式质朴
“花儿纳吉”歌唱内容较少有幻想成分，一般都是围绕实际生活，表现手法质朴无华。歌唱“花儿纳吉”情景时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往往用命令直陈的口吻，描写了灾后羌族地区结婚仪式的历史传承与独特的婚俗规约。
一张桌子 四个哟方哟 （花儿纳吉）
今晚儿吉哟要坐哟 八姊妹 （吉吉儿舍）
八姊妹哟 八个人陪哟 （花儿纳吉）
八个杯哟吉吉儿舍 要哦九个哟盘哟 (吉吉儿舍)
这种歌唱方式，没有渲染，没有烘托，平铺直叙。“花儿纳吉”所述内容，多为羌族人的乡土话，朴素自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富于表现力，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演唱者就眼前的情景即兴起歌，堂屋中间摆放着两张并拢的八仙桌，桌上放着九盘“干盘子”，即瓜子、花生、核桃、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饱含圆满、吉祥、喜庆之气。歌词内容清晰明了，以高度的乐观而表现出来的激情，体现了羌族人民乐观向上、战胜自然灾难的精神。
2 多样有致，多变传神
“花儿纳吉”不仅内容丰富多彩，歌唱观念健康、纯朴，而且创作形式上多样有致。歌词中表现出极为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运用各种手法来表达歌唱者内心世界的丰富感情，使“花儿纳吉”抒情浓郁，主题深化，给人以美的享受。
大河流水 小河哟清哟（花儿纳吉）
不知小河儿吉哟 有多哟深哟 (吉吉儿舍)
丢了哟石头 试深哟浅哟 (花儿纳吉)
唱个哟山歌儿吉哟 试哥哟心哟 (吉吉儿舍)
“花儿纳吉”的结构形式自由，以表达心中的思绪为目的，在歌唱中夹着无明晰意思的衬词。衬词有多种，往往是些呼声的语气词，一般放在歌词的中间或后面，起到烘托气氛或增强歌曲节奏的作用，如“哟”、“喂”等语气词。
“大河流水小河清，不知小河有多深。丢了石头试深浅，唱个山歌试哥心。”这首“花儿纳吉”，如一支色彩绚丽的画笔，绘出了高山流水背景下羌族青年男女的爱慕图。演唱者对男孩产生爱慕之情，但碍于面子，便唱起“花儿纳吉”向对方做试探。歌词运用映衬、对照、起兴等表现手法。起兴的事物，大多“因所见闻”，如草木、鸟兽、山川、日月、舟车、服用等。演唱者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就眼前事物先行指点，再转入正题。演唱者望着清澈流淌的河水，脉脉含情，喜悦、羞涩之情顿生，将纯洁自然的女子形象惟妙惟肖地歌唱了出来。
3 新词新意，直抒感恩
“花儿纳吉”不仅在结婚仪式上“盘唱”，在男女爱情间“传唱”，还在灾后羌寨恢复重建中“酣唱”。而且，演唱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表现的乃是羌族人民对国家、社会的感激之情，对生活、未来的美好憧憬。表现手段上继承“花儿纳吉”直抒胸臆的传统歌唱方式。
1949年哟/来了中国共产党哟/给了人民一碗哟饭哟/救济了贫苦哟农民哟/免去农民皇粮哟国税哟/解决了农民的医疗救助哟/实施了退耕还林补助/粮食直补贫困救助/农房重建补助爱心捐助/快实行60岁以上人的养老保险/农民都办了一折通哟/交通信息全覆盖哟/新中国好、共产党好哟/羌族人民永远拥护中国共产党。
这首“花儿纳吉”是汶川特大地震一年后，羌区百姓新改词的“花儿纳吉”，它梳理了新中国建立后羌族人民生活发展变化的过程，表达了羌区群众对国家和社会的无限感激之情。这种富于时代感的思想情怀，通过“歌唱”的形式，运用言简意赅的口语，直抒胸臆地表述出来，给人以真切的感受，展示出较强的艺术表现力。
二 “花儿纳吉”歌词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是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文学的永恒主题是人类的自我关怀，“花儿纳吉”歌词为文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重新梳理羌民族人文精神的“认知田野”。“深描”和“还原”是文学人类学在研究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特点，通过对“花儿纳吉”歌词的“深描”和“还原”，能够对羌族人民的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生活感知意识更为清晰地认识，从而了解其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的价值与作用。
“花儿纳吉”中数字的运用展演了羌民族独特的数字崇拜思想，反映出羌族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和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口头传诵性和仪式展演性。在本文的第一首“花儿纳吉”中出现了三个数字，分别是“四”、“八”、“九”。桌子有四方，四方坐着八姊妹，八姊妹旁有八个“老庚”陪，桌上摆放着八个杯。首先，“四”和“八”在文学作品中的“所指”为“双”。根据人类历史早期对数字的理解，一般认为“双则和，和则满”。其实，除了表达美满、团圆、吉利之意，其主要目的更是羌族长期以来对自身环境、对身份认同的仪式性表演。“九”个盘子，说明婚宴准备已达极致，家族作为羌民族最大的身份认同单位，具有最大荣誉感。婚礼的隆重，双数极数的运用乃是一种宣言，一种对家族身份认同的仪式化展演过程。
文学起源于神话思维和口耳相传的宗教、礼仪活动，具体到诗，它一方面起源于服务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另一方面起源于民间歌谣，这是所谓诗歌分为“圣诗”和“俗诗”的“二重起源观点”。按叶舒宪的说法，最早的诗不仅具有口传性，而且具有仪式性和群体性。“花儿纳吉”作为一种民间歌谣，除记录羌族仪式性的家族身份认同的人文意义外，还具有对纯真价值、理想人格塑造的文学表达性元素。“花儿纳吉”的演唱文本以民间口头事物和羌族传统爱情意识为源泉，随意起兴歌唱心中爱意，是研究了解羌民族的民族志资料之一，是考量羌民族文化的活态文本，符合对羌族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珍视与保护的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
“花儿纳吉”歌曲中新词的出现，表现的是羌族民间文学作品口头文学的时代性，其实质为羌族人民所表达的集体情绪与国家想象。羌族人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创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大量优美的文学艺术，记录着各时代中羌族人民的命运。集体情绪是人类心理的基本特征，它是人的本能和动机与知觉的集合。集体情绪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充分反映创造这一作品的民族集体智慧、思维特征、历史记忆、审美理想等。经历了大地震后幸存下来的羌族儿女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无限感恩，心中难免激起一种集体情绪。“花儿纳吉”作为羌族人民集体意识展演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准确描述并提炼出新的民族情感，真切感受到国家对羌族地区和羌族人民的关怀，同时也唱出对国家想象的重新塑造，期望美好的未来生活。
三 灾后人文重建的思考
一曲曲“花儿纳吉”歌唱的是羌族人民心中的思绪，集体的意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羌族灾区恢复重建之时，从“花儿纳吉”歌词中可以听到羌族儿女对人文重建的心声。 “花儿纳吉”作为羌族婚礼仪式的表演歌谣，其本身就是羌族文化的“贮存器”。震前受“现代化”的文化冲击，部分地区的“花儿纳吉”歌唱已受影响。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快速实施，对羌民族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亟待珍视。在物质文化恢复的同时，必须加大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力度。作为一种羌族民间口头歌谣的文学形式，其人文性不仅仅限于其口传性、仪式性，更重要的在其歌唱的文化性。今天传唱的“花儿纳吉”具有抚慰、宣泄、心理救治之功能，同时，也是一种关怀、祈祷与祝福，其文学的独特功应该加以重视并发挥其作用。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便是民族性，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学都是民族性的生动展示。“花儿纳吉”是发现羌族当代审美追求变化轨迹的珍贵资料，羌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情感、审美意识、纯真奔放等充满诗意般艺术想象力的“花儿纳吉”歌曲，成为灾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来源。
四 结语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花儿纳吉”歌词唱出了羌族人民讴歌生活、抒发情怀的民族智慧、族群记忆与认同，以及民族审美等羌族独特语境下的人文价值。羌族的歌，无一不浸透着羌族人民的意志和感情，体现他们的理想愿望、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如何在灾后人文重建中发挥“花儿纳吉”歌词的口传性与仪式性特色？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观察，仪式性（即“花儿纳吉”演唱的场所和方式）展演的是羌族人民的愿望及精神情绪，口传性（即“花儿纳吉”演唱的传播手段）是适合羌族人民表达集体需要的工具。因此，彰显羌族民族特色，对体现羌族人民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的“花儿纳吉”进行有效的保护，建立一种“以羌族民众为主体”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成为启迪灾后人文重建决策者们心智和情感的文化读本。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及时保护和支持“花儿纳吉”这种富含族群记忆“原生土壤”的民间歌谣，恢复和发展“花儿纳吉”的演唱活动、礼仪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历史记忆的传承。“花儿纳吉”将会随着灾后重建中不断形成的新的民族精神、人文观念、道德观念等人文价值观继续传唱下去。
注：本文为“西南民族大学青年重点项目”（和谐社会构建与羌族旅游历史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7SQZ006。
参考文献：
[1] 李明：《羌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2]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喻子涵：《灾难诗的文学人类学特征解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玉堂，男，1980—，四川北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羌族 “花儿纳吉” 人文重建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难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作家、诗人创作了大量有关灾难、灾区的文学作品。羌族作家们更是提笔作书，谱写羌族人民抚慰伤口、艰苦自救、梦想未来的精神文本，如羌族作家张力写出长篇纪实体小说《飘飞的羌红》，羌族诗人羊子创作了长诗《汶川之歌》，这些创作成果无疑会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重心。然而，灾后羌区民间传唱的歌谣，其歌唱形式在灾难后有无影响，歌谣中的文学精神对灾后人文重建的关系如何？就这些民间歌谣的文学问题，本文试对羌区“花儿纳吉”歌词的文学性梳理作一粗浅观察。
“花儿纳吉”的歌词可以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为其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下的文本分析提供可能。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新思路，侧重于口头文学的口传性、过程性和展演性的研究。它可以脱离只限于文本的研究，重新审视原始文明，主张田野作业，从田野中去感受生活，从生活中去体验文学。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羌族人民在创造物资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间文学。羌族民间文学作品是对羌族人民生活真实性的艺术加工。在羌族民间传唱的诸多歌谣中，“花儿纳吉”犹如一束婀娜多姿的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花儿纳吉”是流传在羌族地区的民歌，它具有固定的唱腔，类似宋词中的曲牌名。歌词往往即兴创作，描写质朴，都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演唱者直抒胸臆。“花儿纳吉”的演唱一般发生在羌区举行婚礼之时。婚礼的前一天（俗称“花夜”），当女家“花夜”时，女家将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放上由“老庚”（指女方的好友）带来和新娘自备的糖果、瓜子之类的东西，把迎亲的队伍请来坐在一边，女方的老庚坐一边，其他的大人和小孩围在外边听他们对唱。
一 “花儿纳吉”歌词的文学特点
1 内容实在，形式质朴
“花儿纳吉”歌唱内容较少有幻想成分，一般都是围绕实际生活，表现手法质朴无华。歌唱“花儿纳吉”情景时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往往用命令直陈的口吻，描写了灾后羌族地区结婚仪式的历史传承与独特的婚俗规约。
一张桌子 四个哟方哟 （花儿纳吉）
今晚儿吉哟要坐哟 八姊妹 （吉吉儿舍）
八姊妹哟 八个人陪哟 （花儿纳吉）
八个杯哟吉吉儿舍 要哦九个哟盘哟 (吉吉儿舍)
这种歌唱方式，没有渲染，没有烘托，平铺直叙。“花儿纳吉”所述内容，多为羌族人的乡土话，朴素自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富于表现力，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演唱者就眼前的情景即兴起歌，堂屋中间摆放着两张并拢的八仙桌，桌上放着九盘“干盘子”，即瓜子、花生、核桃、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饱含圆满、吉祥、喜庆之气。歌词内容清晰明了，以高度的乐观而表现出来的激情，体现了羌族人民乐观向上、战胜自然灾难的精神。
2 多样有致，多变传神
“花儿纳吉”不仅内容丰富多彩，歌唱观念健康、纯朴，而且创作形式上多样有致。歌词中表现出极为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运用各种手法来表达歌唱者内心世界的丰富感情，使“花儿纳吉”抒情浓郁，主题深化，给人以美的享受。
大河流水 小河哟清哟（花儿纳吉）
不知小河儿吉哟 有多哟深哟 (吉吉儿舍)
丢了哟石头 试深哟浅哟 (花儿纳吉)
唱个哟山歌儿吉哟 试哥哟心哟 (吉吉儿舍)
“花儿纳吉”的结构形式自由，以表达心中的思绪为目的，在歌唱中夹着无明晰意思的衬词。衬词有多种，往往是些呼声的语气词，一般放在歌词的中间或后面，起到烘托气氛或增强歌曲节奏的作用，如“哟”、“喂”等语气词。
“大河流水小河清，不知小河有多深。丢了石头试深浅，唱个山歌试哥心。”这首“花儿纳吉”，如一支色彩绚丽的画笔，绘出了高山流水背景下羌族青年男女的爱慕图。演唱者对男孩产生爱慕之情，但碍于面子，便唱起“花儿纳吉”向对方做试探。歌词运用映衬、对照、起兴等表现手法。起兴的事物，大多“因所见闻”，如草木、鸟兽、山川、日月、舟车、服用等。演唱者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就眼前事物先行指点，再转入正题。演唱者望着清澈流淌的河水，脉脉含情，喜悦、羞涩之情顿生，将纯洁自然的女子形象惟妙惟肖地歌唱了出来。
3 新词新意，直抒感恩
“花儿纳吉”不仅在结婚仪式上“盘唱”，在男女爱情间“传唱”，还在灾后羌寨恢复重建中“酣唱”。而且，演唱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表现的乃是羌族人民对国家、社会的感激之情，对生活、未来的美好憧憬。表现手段上继承“花儿纳吉”直抒胸臆的传统歌唱方式。
1949年哟/来了中国共产党哟/给了人民一碗哟饭哟/救济了贫苦哟农民哟/免去农民皇粮哟国税哟/解决了农民的医疗救助哟/实施了退耕还林补助/粮食直补贫困救助/农房重建补助爱心捐助/快实行60岁以上人的养老保险/农民都办了一折通哟/交通信息全覆盖哟/新中国好、共产党好哟/羌族人民永远拥护中国共产党。
这首“花儿纳吉”是汶川特大地震一年后，羌区百姓新改词的“花儿纳吉”，它梳理了新中国建立后羌族人民生活发展变化的过程，表达了羌区群众对国家和社会的无限感激之情。这种富于时代感的思想情怀，通过“歌唱”的形式，运用言简意赅的口语，直抒胸臆地表述出来，给人以真切的感受，展示出较强的艺术表现力。
二 “花儿纳吉”歌词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是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文学的永恒主题是人类的自我关怀，“花儿纳吉”歌词为文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重新梳理羌民族人文精神的“认知田野”。“深描”和“还原”是文学人类学在研究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特点，通过对“花儿纳吉”歌词的“深描”和“还原”，能够对羌族人民的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生活感知意识更为清晰地认识，从而了解其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的价值与作用。
“花儿纳吉”中数字的运用展演了羌民族独特的数字崇拜思想，反映出羌族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和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口头传诵性和仪式展演性。在本文的第一首“花儿纳吉”中出现了三个数字，分别是“四”、“八”、“九”。桌子有四方，四方坐着八姊妹，八姊妹旁有八个“老庚”陪，桌上摆放着八个杯。首先，“四”和“八”在文学作品中的“所指”为“双”。根据人类历史早期对数字的理解，一般认为“双则和，和则满”。其实，除了表达美满、团圆、吉利之意，其主要目的更是羌族长期以来对自身环境、对身份认同的仪式性表演。“九”个盘子，说明婚宴准备已达极致，家族作为羌民族最大的身份认同单位，具有最大荣誉感。婚礼的隆重，双数极数的运用乃是一种宣言，一种对家族身份认同的仪式化展演过程。
文学起源于神话思维和口耳相传的宗教、礼仪活动，具体到诗，它一方面起源于服务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另一方面起源于民间歌谣，这是所谓诗歌分为“圣诗”和“俗诗”的“二重起源观点”。按叶舒宪的说法，最早的诗不仅具有口传性，而且具有仪式性和群体性。“花儿纳吉”作为一种民间歌谣，除记录羌族仪式性的家族身份认同的人文意义外，还具有对纯真价值、理想人格塑造的文学表达性元素。“花儿纳吉”的演唱文本以民间口头事物和羌族传统爱情意识为源泉，随意起兴歌唱心中爱意，是研究了解羌民族的民族志资料之一，是考量羌民族文化的活态文本，符合对羌族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珍视与保护的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
“花儿纳吉”歌曲中新词的出现，表现的是羌族民间文学作品口头文学的时代性，其实质为羌族人民所表达的集体情绪与国家想象。羌族人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创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大量优美的文学艺术，记录着各时代中羌族人民的命运。集体情绪是人类心理的基本特征，它是人的本能和动机与知觉的集合。集体情绪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充分反映创造这一作品的民族集体智慧、思维特征、历史记忆、审美理想等。经历了大地震后幸存下来的羌族儿女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无限感恩，心中难免激起一种集体情绪。“花儿纳吉”作为羌族人民集体意识展演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准确描述并提炼出新的民族情感，真切感受到国家对羌族地区和羌族人民的关怀，同时也唱出对国家想象的重新塑造，期望美好的未来生活。
三 灾后人文重建的思考
一曲曲“花儿纳吉”歌唱的是羌族人民心中的思绪，集体的意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羌族灾区恢复重建之时，从“花儿纳吉”歌词中可以听到羌族儿女对人文重建的心声。 “花儿纳吉”作为羌族婚礼仪式的表演歌谣，其本身就是羌族文化的“贮存器”。震前受“现代化”的文化冲击，部分地区的“花儿纳吉”歌唱已受影响。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快速实施，对羌民族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亟待珍视。在物质文化恢复的同时，必须加大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力度。作为一种羌族民间口头歌谣的文学形式，其人文性不仅仅限于其口传性、仪式性，更重要的在其歌唱的文化性。今天传唱的“花儿纳吉”具有抚慰、宣泄、心理救治之功能，同时，也是一种关怀、祈祷与祝福，其文学的独特功应该加以重视并发挥其作用。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便是民族性，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学都是民族性的生动展示。“花儿纳吉”是发现羌族当代审美追求变化轨迹的珍贵资料，羌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情感、审美意识、纯真奔放等充满诗意般艺术想象力的“花儿纳吉”歌曲，成为灾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来源。
四 结语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花儿纳吉”歌词唱出了羌族人民讴歌生活、抒发情怀的民族智慧、族群记忆与认同，以及民族审美等羌族独特语境下的人文价值。羌族的歌，无一不浸透着羌族人民的意志和感情，体现他们的理想愿望、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如何在灾后人文重建中发挥“花儿纳吉”歌词的口传性与仪式性特色？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观察，仪式性（即“花儿纳吉”演唱的场所和方式）展演的是羌族人民的愿望及精神情绪，口传性（即“花儿纳吉”演唱的传播手段）是适合羌族人民表达集体需要的工具。因此，彰显羌族民族特色，对体现羌族人民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的“花儿纳吉”进行有效的保护，建立一种“以羌族民众为主体”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成为启迪灾后人文重建决策者们心智和情感的文化读本。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及时保护和支持“花儿纳吉”这种富含族群记忆“原生土壤”的民间歌谣，恢复和发展“花儿纳吉”的演唱活动、礼仪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历史记忆的传承。“花儿纳吉”将会随着灾后重建中不断形成的新的民族精神、人文观念、道德观念等人文价值观继续传唱下去。
注：本文为“西南民族大学青年重点项目”（和谐社会构建与羌族旅游历史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7SQZ006。
参考文献：
[1] 李明：《羌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2]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喻子涵：《灾难诗的文学人类学特征解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玉堂，男，1980—，四川北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