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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香玉》选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被选入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选修），笔者在几次执教此文的过程中，总是困惑于几个问题，现提出来探讨，请教同行。
一、关于“欣赏”
课本在小说之后有一段“欣赏”，说：“作者以‘冷’‘热’‘温’三种色调结构小说。胶州黄生，孤寂地住在清冷的道观中，是为‘冷’；香玉为牡丹花神，婉转妩媚，感情挚烈，是为‘热’；绛雪为耐冬所化，友善清雅，贞静自持，是为‘温’。在清冷的环境中，孤独的黄生得与香玉相爱，小说的色调为之一‘热’。当二人正情热如火之时，香玉急遭劫难，仿佛如一盆‘冷’水泼来。此时黄生幸得绛雪相伴为友，于冷寂中，尚得‘温’情。绛雪逃过劫难，又得香玉复生，黄生的境遇由‘冷’渐‘热’。三人的爱情达到了高潮，这是小说色彩最为浓烈之时。然而，几经周折，几经生死，三人才得以团圆，才臻于此境，‘热’中又透出悲凉。最后，三人相依而死，色调重化为‘冷’，小说也在读者的无限叹息中结束。”《教师教学用书》也采用这一说法。
对此种结构说法，乍一看觉得很有些创意，但仔细琢磨，叫人有点困惑。
1.“冷”“热”“温”是三种温度的感觉，也用来描述色彩给人的冷暖感觉。“赏析”中用“冷”“热”“温”三种色彩的感觉来陈述小说的结构方式，实在让人费解，因为两者风牛马不相及，尽管后文有解说，也不免牵强。
2.在“三种色调结构小说”的解说中，对“冷”“热”“温”的修饰对象也是杂糅在一起，混为一谈：黄生的孤寂用“冷”，冷清的道观用“冷”，香玉的劫难用“冷”，三人相依而死用“冷”。显然这几个“冷”中，有的指心情，有的指环境，有的指情节或境遇。又如香玉感情挚烈是“热”，黄生与香玉相爱是“热”，香玉复生是“热”，这几个“热”有的指性情，有的指情节。再如绛雪“友善清雅，贞静自持”是为“温”，这是指人物性情，“黄生幸得绛雪相伴为友，于冷寂中，尚得‘温’情”，这是指人物的境遇。这样错杂使用同一个词，是否有偷换概念之嫌？
3.把绛雪定性为“友善清雅，贞静自持，是为‘温’”，有失精准。从文本中种种迹象看，绛雪应该是友善开朗，潇洒爽直，是为“热”。理由如下：①文中“耐冬”是山茶花，开红花（红裳者），此为“热”。②“绛雪”之“绛”为深红色，此也为“热”。③“绛姐性殊落落”之“落落”一词，形容性格开朗，举止潇洒自然。文本中她的一系列言谈举止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这一点——第1自然段黄生“每使邀绛雪来”，而绛雪“辄不至”；第2自然段绛雪说“与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昼夜狎昵，则妾所不能矣”，直言不讳地指出与黄生交往的原则，后来寂寞黄生提出“欲与狎”，则曰“相见之欢，何必在此”；第3自然段结尾，香玉化鬼与黄生相聚，绛雪落落大方地说“妹来大好！我被汝家男子纠缠死矣”；第4自然段当香玉变法术强使绛雪出来时，绛雪又笑又骂，“婢子来，助桀为虐耶”；第5自然段香玉复活与黄生团聚时，笑着说“日日代人作妇，今幸退而为友”。如此言语，岂是“清雅”“贞静”之“温”言，而非“开朗”“洒脱”“爽直”之“热”语呢？
4.“三人的爱情达到了高潮”一说也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绛雪与黄生是“相伴为友”，另一方面又冒出“三人的爱情”之说。小说中绛雪与黄生的关系暧昧，“赏析”中评起来也显得暧昧不清。
二、题目与主题
（一）题目
小说的题目取名“香玉”，一般说来其主人公也该是香玉，但就全文情节、主题来看，黄生与绛雪也该是，而且描述黄生的笔墨也是最多，也是通过他，把“爱情”“友情”两大主题演绎得轰轰烈烈，摇曳多姿；可作者为何给小说取名“香玉”，而不取名“黄生”或“黄生与花仙”，或“香玉与绛雪”，或“牡丹与耐冬”或“人妖情未了”等等之类呢？
（二）主题
《教师参考用书》解读说“至情应该是作者歌颂的对象”，因为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发表感慨说“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黄生与香玉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正是作者理想中的“情之至者”；“黄生与绛雪的友情，也是作者要歌颂的至情之一”，“他们的友谊虽不是那么炽烈，却也超尘脱俗，自然真诚”。
我以为教师用书这种解读过于俗套和粗糙，歌颂“至情”可以，为何还要牵扯“爱情”“友情”呢？因为黄生与香玉、绛雪的情分根本就无法用这两个词来概括表述。我以为蒲松龄在小说中要表现的是作为人的黄生其人性中时常被现实生活法则所压抑着的至情至性至欲，而不是“爱情”“友情”两大概念。
1.黄生是个现实中人，娶妻生子，有家有室，只是作为读书人为考取功名，暂时“劳山下清宫……舍读其中”，年终“腊归过岁”。作为现实生活中有家有室之人，外遇“艳丽双绝”就“爱慕弥切”“无限相思”“昼夜狎昵”。这要是作道德评判的话，黄生配不上“爱情”两个字，因为从结尾他儿子的哀与孝中看出他的家庭婚姻生活不会是一团糟。
2.黄生读书道观，忽遇花妖到来，只是给长期处在孤独寂寞境遇中的他一种精神补偿与肉体慰藉罢了，难说是爱情；这也是作者蒲松龄自己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一种幻影。教师用书延引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的话说，蒲松龄长期在缙绅人家坐馆，受雇于人，一年中只有在年节假日返家小住几日，他曾在题为《家居》的诗里感慨说：“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独自生活的寂寞，不免借想象自遣自慰，“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欢喜缘”（《聊斋诗集·逃暑石隐园》），将这等自遣自慰的诗意转化为幻想故事。
3.黄生与香玉、绛雪的交往，小说中虽有“爱妻”“良友”之说，但他们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并非夫妻、朋友的做派。相遇之时，黄生一看“艳丽双绝”就“爱慕弥切”，“归斋冥思”；香玉则“借此与风流士，长作幽会，亦佳”，“遂相狎”，“贪欢忘晓”；仅一夜之交黄生就判香玉“秀外惠中，令人爱而忘死”，“由此夙夜必偕”。交往之中，黄生还想“得陇望蜀”，“每使邀绛雪来，辄不至，生以为恨”，为自己“无福可消双美”而遗恨不已。香玉不在时，绛雪时不时一至，“陪侍郎君”，“慰君寂寞”，“代人作妇”。黄生每次与香玉重逢相聚时，绛雪总是戏谑调侃“妹来大好！我被汝家男子纠缠死矣”；“婢子来，助桀为虐耶”；“日日代人作妇，今幸退而为友”。黄生死的时候，“寄魂”于牡丹下化为“赤芽怒生”，真可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凡此种种，岂是红尘滚滚之中夫妻、朋友之所为？分明是情欲肉欲占主导；黄生逢年过节回到现实的婚姻家庭中，此外就返回太清道观沉浸于情天恨海之中，消受着现实法则下无法实现的人性大解放。 小说展示的“家外有家”“婚外恋情”“红颜知己”“一夫多妻”“亦妻亦友”等想法，作者可能意图突破某些传统的、现实的道德观念，对人生、人性的某些问题做探索。关于这一点，蒲松龄在别的一些作品中也做了积极的探索。《乔女》中的主人公形体丑陋，却心地善良，承受着丑陋带来的不幸。老且贫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亟待续弦的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生“益贤之，向慕尤殷”，她终未相许。然而，当孟生暴卒后，她却前往哭吊，并在孟家遭到侵凌时，挺身而出，为之护理家业，抚育幼子至成人。以丑女作为正面颂扬的主人公已是小说中的超俗之作，写她未许身再嫁，却许之以心，实际上做孟生的没有名分的“未亡人”，作者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却已走出了旧道德的藩篱。《田七郎》写的是社会交往——猎户田七郎受了富家公子的救助之恩，后来又为报恩而拼上性命。这个报恩的故事蕴含了深刻的悲剧内涵，显示出作为社会交往的道德准则：“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表面上是彼此平等的，但由于人有富贵贫贱之别，用以为报的也就不同：“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蒲松龄演绎的这个故事，表现了他对人际道德原则之一的“义”的思考与质疑——知恩报恩的道德准则实际上是片面的、不公平的。（以上两例的有关评述转引自教师用书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
4.黄生对两位花妖确实动了情，尤其是对香玉。当香玉被即墨蓝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之时，“恨极，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洟”；“香玉长离，使人寝食俱废”，“辗转床头，泪凝枕席”；与绛雪相对之时，又会动情地说：“久不哭香玉，卿能从我哭乎？”“二人乃往，临穴洒涕”。甚至想把耐冬和牡丹“移至其家”，好生培植看护，免得“被恶人夺去”。后来他妻子死后，他干脆就“入山不归”了；死后还“寄魂于此”，与牡丹、耐冬共生死。黄生的这份痴情、至情感动了花神，让香玉复活，也感动两位花妖为之殉情。我以为蒲松龄要展示给读者的是黄生作为一个“骚雅士”的真性情——恋就恋了，爱就爱了，恨就恨了，欲就欲了，生就生了，死就死了……以炽热的生命热情，共享生命的欢乐与灿烂，在对传统爱情、婚姻、家庭伦理的反叛中，“人类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宣泄与抒发”（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从这个意义上讲，400年之后同样来自山东的莫言写《红高粱》，其欲表现的主题及表现方式是否多少受蒲松龄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且看金元浦、杨茂义《读者：文学的上帝——接受美学与文本解读》一文对《红高粱》的一段点评：“‘移出背景’是《红高粱》对现实日常语境的反叛。日常生活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以及历史文化为背景的，景物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构成背景。但《红高粱》中，一望无际的红高粱正是人物活动的空间，也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这种背景因为没有外显的人文色彩会使读者感到新奇，并且暂时忘记了世俗生活中的种种规则，忘记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斗，甚至忘记被人们在现实中称做善与美的东西。当读者领略到其中豪侠的和风流的故事后，还会将这个背景看成是理想的乐园，拉开了与世俗生活的距离。因为这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监督，也没有世俗生活中的烦恼忧愁，它给人的是一种可以自由舒展自我的环境。厌恶现实约束的读者还会将它当做精神自由的家园。而它所产生的恰恰是精神世界的浪漫主义和审美主义。”
《香玉》就是采用“移出背景”的方法，让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远离日常喧嚣的语境，换成道观、黑夜、梦境，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反叛，为人物提供男欢女爱的活动天地，一个可以自由舒展自我的环境，也激发人物去爱、去恨、去生、去死，尽最大可能张扬自己的生命。而道观、黑夜、梦境的背景往往带有神秘的掩饰性，可蒲松龄并不是为了掩饰遮蔽，恰恰是为了暴露，展示人们渴望的那种自由舒展的至情至性。如果说《红高粱》展示的是生命意志的“狂野性”，那么《香玉》呈现的则是生命潜质的“妖艳性”——两位花妖“艳丽双绝”、来去无踪自不必说，就是那黄生也沾上妖气，实现人鬼依傍倾情对话，最后还彻底妖化为牡丹下怒生的“赤芽”，“一放五叶”，三年后长成了不开花的公牡丹，居于白牡丹与耐冬之间，了却了他“无福可消双美”的宿愿，最后他被“斫去”，白牡丹与耐冬也相继憔悴而死。
小说的情节发展由人与妖交、人与魔通，转化为人也妖化，至情相随，“爱而忘死”，生死相依，隐喻“怜香惜玉”。小说结尾“为情死”，“两殉之”，隐喻“香消玉损”，曾经的“香风洋溢”“贪欢忘晓”，如今是“寂然已杳”；曾经的香玉之炽热、绛雪之温润，如今是“连袂人何处”？空山无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取名“香玉”也是相当妥帖的。
一、关于“欣赏”
课本在小说之后有一段“欣赏”，说：“作者以‘冷’‘热’‘温’三种色调结构小说。胶州黄生，孤寂地住在清冷的道观中，是为‘冷’；香玉为牡丹花神，婉转妩媚，感情挚烈，是为‘热’；绛雪为耐冬所化，友善清雅，贞静自持，是为‘温’。在清冷的环境中，孤独的黄生得与香玉相爱，小说的色调为之一‘热’。当二人正情热如火之时，香玉急遭劫难，仿佛如一盆‘冷’水泼来。此时黄生幸得绛雪相伴为友，于冷寂中，尚得‘温’情。绛雪逃过劫难，又得香玉复生，黄生的境遇由‘冷’渐‘热’。三人的爱情达到了高潮，这是小说色彩最为浓烈之时。然而，几经周折，几经生死，三人才得以团圆，才臻于此境，‘热’中又透出悲凉。最后，三人相依而死，色调重化为‘冷’，小说也在读者的无限叹息中结束。”《教师教学用书》也采用这一说法。
对此种结构说法，乍一看觉得很有些创意，但仔细琢磨，叫人有点困惑。
1.“冷”“热”“温”是三种温度的感觉，也用来描述色彩给人的冷暖感觉。“赏析”中用“冷”“热”“温”三种色彩的感觉来陈述小说的结构方式，实在让人费解，因为两者风牛马不相及，尽管后文有解说，也不免牵强。
2.在“三种色调结构小说”的解说中，对“冷”“热”“温”的修饰对象也是杂糅在一起，混为一谈：黄生的孤寂用“冷”，冷清的道观用“冷”，香玉的劫难用“冷”，三人相依而死用“冷”。显然这几个“冷”中，有的指心情，有的指环境，有的指情节或境遇。又如香玉感情挚烈是“热”，黄生与香玉相爱是“热”，香玉复生是“热”，这几个“热”有的指性情，有的指情节。再如绛雪“友善清雅，贞静自持”是为“温”，这是指人物性情，“黄生幸得绛雪相伴为友，于冷寂中，尚得‘温’情”，这是指人物的境遇。这样错杂使用同一个词，是否有偷换概念之嫌？
3.把绛雪定性为“友善清雅，贞静自持，是为‘温’”，有失精准。从文本中种种迹象看，绛雪应该是友善开朗，潇洒爽直，是为“热”。理由如下：①文中“耐冬”是山茶花，开红花（红裳者），此为“热”。②“绛雪”之“绛”为深红色，此也为“热”。③“绛姐性殊落落”之“落落”一词，形容性格开朗，举止潇洒自然。文本中她的一系列言谈举止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这一点——第1自然段黄生“每使邀绛雪来”，而绛雪“辄不至”；第2自然段绛雪说“与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昼夜狎昵，则妾所不能矣”，直言不讳地指出与黄生交往的原则，后来寂寞黄生提出“欲与狎”，则曰“相见之欢，何必在此”；第3自然段结尾，香玉化鬼与黄生相聚，绛雪落落大方地说“妹来大好！我被汝家男子纠缠死矣”；第4自然段当香玉变法术强使绛雪出来时，绛雪又笑又骂，“婢子来，助桀为虐耶”；第5自然段香玉复活与黄生团聚时，笑着说“日日代人作妇，今幸退而为友”。如此言语，岂是“清雅”“贞静”之“温”言，而非“开朗”“洒脱”“爽直”之“热”语呢？
4.“三人的爱情达到了高潮”一说也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绛雪与黄生是“相伴为友”，另一方面又冒出“三人的爱情”之说。小说中绛雪与黄生的关系暧昧，“赏析”中评起来也显得暧昧不清。
二、题目与主题
（一）题目
小说的题目取名“香玉”，一般说来其主人公也该是香玉，但就全文情节、主题来看，黄生与绛雪也该是，而且描述黄生的笔墨也是最多，也是通过他，把“爱情”“友情”两大主题演绎得轰轰烈烈，摇曳多姿；可作者为何给小说取名“香玉”，而不取名“黄生”或“黄生与花仙”，或“香玉与绛雪”，或“牡丹与耐冬”或“人妖情未了”等等之类呢？
（二）主题
《教师参考用书》解读说“至情应该是作者歌颂的对象”，因为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发表感慨说“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黄生与香玉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正是作者理想中的“情之至者”；“黄生与绛雪的友情，也是作者要歌颂的至情之一”，“他们的友谊虽不是那么炽烈，却也超尘脱俗，自然真诚”。
我以为教师用书这种解读过于俗套和粗糙，歌颂“至情”可以，为何还要牵扯“爱情”“友情”呢？因为黄生与香玉、绛雪的情分根本就无法用这两个词来概括表述。我以为蒲松龄在小说中要表现的是作为人的黄生其人性中时常被现实生活法则所压抑着的至情至性至欲，而不是“爱情”“友情”两大概念。
1.黄生是个现实中人，娶妻生子，有家有室，只是作为读书人为考取功名，暂时“劳山下清宫……舍读其中”，年终“腊归过岁”。作为现实生活中有家有室之人，外遇“艳丽双绝”就“爱慕弥切”“无限相思”“昼夜狎昵”。这要是作道德评判的话，黄生配不上“爱情”两个字，因为从结尾他儿子的哀与孝中看出他的家庭婚姻生活不会是一团糟。
2.黄生读书道观，忽遇花妖到来，只是给长期处在孤独寂寞境遇中的他一种精神补偿与肉体慰藉罢了，难说是爱情；这也是作者蒲松龄自己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一种幻影。教师用书延引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的话说，蒲松龄长期在缙绅人家坐馆，受雇于人，一年中只有在年节假日返家小住几日，他曾在题为《家居》的诗里感慨说：“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独自生活的寂寞，不免借想象自遣自慰，“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欢喜缘”（《聊斋诗集·逃暑石隐园》），将这等自遣自慰的诗意转化为幻想故事。
3.黄生与香玉、绛雪的交往，小说中虽有“爱妻”“良友”之说，但他们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并非夫妻、朋友的做派。相遇之时，黄生一看“艳丽双绝”就“爱慕弥切”，“归斋冥思”；香玉则“借此与风流士，长作幽会，亦佳”，“遂相狎”，“贪欢忘晓”；仅一夜之交黄生就判香玉“秀外惠中，令人爱而忘死”，“由此夙夜必偕”。交往之中，黄生还想“得陇望蜀”，“每使邀绛雪来，辄不至，生以为恨”，为自己“无福可消双美”而遗恨不已。香玉不在时，绛雪时不时一至，“陪侍郎君”，“慰君寂寞”，“代人作妇”。黄生每次与香玉重逢相聚时，绛雪总是戏谑调侃“妹来大好！我被汝家男子纠缠死矣”；“婢子来，助桀为虐耶”；“日日代人作妇，今幸退而为友”。黄生死的时候，“寄魂”于牡丹下化为“赤芽怒生”，真可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凡此种种，岂是红尘滚滚之中夫妻、朋友之所为？分明是情欲肉欲占主导；黄生逢年过节回到现实的婚姻家庭中，此外就返回太清道观沉浸于情天恨海之中，消受着现实法则下无法实现的人性大解放。 小说展示的“家外有家”“婚外恋情”“红颜知己”“一夫多妻”“亦妻亦友”等想法，作者可能意图突破某些传统的、现实的道德观念，对人生、人性的某些问题做探索。关于这一点，蒲松龄在别的一些作品中也做了积极的探索。《乔女》中的主人公形体丑陋，却心地善良，承受着丑陋带来的不幸。老且贫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亟待续弦的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生“益贤之，向慕尤殷”，她终未相许。然而，当孟生暴卒后，她却前往哭吊，并在孟家遭到侵凌时，挺身而出，为之护理家业，抚育幼子至成人。以丑女作为正面颂扬的主人公已是小说中的超俗之作，写她未许身再嫁，却许之以心，实际上做孟生的没有名分的“未亡人”，作者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却已走出了旧道德的藩篱。《田七郎》写的是社会交往——猎户田七郎受了富家公子的救助之恩，后来又为报恩而拼上性命。这个报恩的故事蕴含了深刻的悲剧内涵，显示出作为社会交往的道德准则：“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表面上是彼此平等的，但由于人有富贵贫贱之别，用以为报的也就不同：“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蒲松龄演绎的这个故事，表现了他对人际道德原则之一的“义”的思考与质疑——知恩报恩的道德准则实际上是片面的、不公平的。（以上两例的有关评述转引自教师用书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
4.黄生对两位花妖确实动了情，尤其是对香玉。当香玉被即墨蓝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之时，“恨极，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洟”；“香玉长离，使人寝食俱废”，“辗转床头，泪凝枕席”；与绛雪相对之时，又会动情地说：“久不哭香玉，卿能从我哭乎？”“二人乃往，临穴洒涕”。甚至想把耐冬和牡丹“移至其家”，好生培植看护，免得“被恶人夺去”。后来他妻子死后，他干脆就“入山不归”了；死后还“寄魂于此”，与牡丹、耐冬共生死。黄生的这份痴情、至情感动了花神，让香玉复活，也感动两位花妖为之殉情。我以为蒲松龄要展示给读者的是黄生作为一个“骚雅士”的真性情——恋就恋了，爱就爱了，恨就恨了，欲就欲了，生就生了，死就死了……以炽热的生命热情，共享生命的欢乐与灿烂，在对传统爱情、婚姻、家庭伦理的反叛中，“人类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宣泄与抒发”（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从这个意义上讲，400年之后同样来自山东的莫言写《红高粱》，其欲表现的主题及表现方式是否多少受蒲松龄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且看金元浦、杨茂义《读者：文学的上帝——接受美学与文本解读》一文对《红高粱》的一段点评：“‘移出背景’是《红高粱》对现实日常语境的反叛。日常生活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以及历史文化为背景的，景物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构成背景。但《红高粱》中，一望无际的红高粱正是人物活动的空间，也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这种背景因为没有外显的人文色彩会使读者感到新奇，并且暂时忘记了世俗生活中的种种规则，忘记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斗，甚至忘记被人们在现实中称做善与美的东西。当读者领略到其中豪侠的和风流的故事后，还会将这个背景看成是理想的乐园，拉开了与世俗生活的距离。因为这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监督，也没有世俗生活中的烦恼忧愁，它给人的是一种可以自由舒展自我的环境。厌恶现实约束的读者还会将它当做精神自由的家园。而它所产生的恰恰是精神世界的浪漫主义和审美主义。”
《香玉》就是采用“移出背景”的方法，让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远离日常喧嚣的语境，换成道观、黑夜、梦境，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反叛，为人物提供男欢女爱的活动天地，一个可以自由舒展自我的环境，也激发人物去爱、去恨、去生、去死，尽最大可能张扬自己的生命。而道观、黑夜、梦境的背景往往带有神秘的掩饰性，可蒲松龄并不是为了掩饰遮蔽，恰恰是为了暴露，展示人们渴望的那种自由舒展的至情至性。如果说《红高粱》展示的是生命意志的“狂野性”，那么《香玉》呈现的则是生命潜质的“妖艳性”——两位花妖“艳丽双绝”、来去无踪自不必说，就是那黄生也沾上妖气，实现人鬼依傍倾情对话，最后还彻底妖化为牡丹下怒生的“赤芽”，“一放五叶”，三年后长成了不开花的公牡丹，居于白牡丹与耐冬之间，了却了他“无福可消双美”的宿愿，最后他被“斫去”，白牡丹与耐冬也相继憔悴而死。
小说的情节发展由人与妖交、人与魔通，转化为人也妖化，至情相随，“爱而忘死”，生死相依，隐喻“怜香惜玉”。小说结尾“为情死”，“两殉之”，隐喻“香消玉损”，曾经的“香风洋溢”“贪欢忘晓”，如今是“寂然已杳”；曾经的香玉之炽热、绛雪之温润，如今是“连袂人何处”？空山无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取名“香玉”也是相当妥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