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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小说中，不乏方言现象。语言在书面上停留得久了，会板滞，会僵化，总需要活水来激它，方言口语却是活的，会衍生，会变化，会繁殖，会流传，不论主流文化怎样一次次轻视、排挤、压迫、打击它，它仍一次次毫无意见地回来，来激活、营养、挽救文学，使文学语言一次次退去暮气，变得年轻。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方言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因为该小说中用了一些陕西的方言土语，他担心上海读者读不懂这部小说。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这样认为：北方人或许听不懂南方土语，南方人却未必读不懂北方方言。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全书从叙述到对话基本用的都是西北方言，至今未听南方人说有阅读障碍。时至今日，南方人于京腔京韵甚至京骂也皆了然，凡与普通话接近的，阅读上皆不成问题，上海作家赵长天说得很明白："北方方言比如四川话，口语和文字可以一一对应地表达，东北话和普通话就更加接近了。南方方言却有很多不能找到理想的对应文字。"
说到小说中用方言，许多人会想到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能耐着性子把这部小说读下来的怕不多，有人将问题归因于书中对白皆用吴语，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八章《清代后期小说》第二节《〈海上花列传〉与一般倡优小说》即说："此书的语言，是用普通话作叙述，用苏州话写对白。对不懂吴语的人来说，确实很难读，它的流传范围不广，即与此有关。"这个意见并不尽然，《海上花列传》其实是中国古代非常难得的一部极具现实主义意味而又可以用现代派的目光去关注的作品，它非常接近生活原生态，许多巧妙却又藏在暗中，表面看上去无波无澜，使得许多喜欢看情节起伏大起大落的读者难识其好处，至于其中的吴语对白，恰恰别有味道，即使一个从未到南方去过的人，慢慢读解，也会渐生会心的微笑。张爱玲对这部小说有所认识，知道这部书不是多数读者所能欣赏得了的，也曾为这部书有过"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而感到惋惜，并看出"不能全怪吴语对白"，但为了使人们还能想起这部书，她还是将书中的吴语对白译成"国语"，改为《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两册推出白话版。张爱玲的文字是不用说的，她的写作实践为白话文学做出了贡献，但她所译的《海上花列传》却不用看，不看也可以知道，一旦将书中的吴语对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原书许多趣味也不可能再有了。
并非只有《海上花列传》使用方言，除去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一类暂且不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可以说皆有方言。既是白话小说，使用方言也是自然，白话文著作的语言本就是從民间来的，有人读《别本拍案惊奇》，惊异地发现，其中不少俗语竟与莆田方言相同。
推广普通话，就如再造巴别塔，其中自有大意义，是再怎么肯定也不为过的。可是，从文学方面看，似乎也有遗憾。文学的好处之一，就在于语言的丰富多彩，摇曳多姿，各种方言自有其妙，用到好处，是别处语言所不能代替的。
如果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有文言之美，那么，像《西游记》第六七回"行者又笑道：'越不停当！但说要了田，就要养马当差，纳粮办草，黄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杀人也'"就有方言口语之妙，若是去掉《西游记》中的"骨冗"、"倒踏门"、"孩儿们"等方言口语，若是将书中人物颇具方言情趣的许多说话去掉或更换，即使不大失其趣，至少也会大异其趣。
因为吴承恩是淮安人，许多人认为《西游记》中所用方言应是淮安方言，但也有人于书中发现湖南话，便论证书中多有湖南土语，又有人就书中多用"儿尾"方言，"儿尾"方言又是杭州地方特色的方言，结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由杭州艺人用杭州吴语唱了好几百年，吴承恩又在浙江长兴做过官，得出结论"《西游记》所运用的基本方言应是杭州吴语方言"（参见杨子华《从"耍子儿"谈〈西游记〉中的杭州方言》，《运城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其实，语言是流动的，不知别处情况如何，像《西游记》"骨冗"一词在东北口语之中就有保留，仍在使用，如"沙下有泉在骨冗"；这个词上下两字还可以叠，如"心中有什么东西骨骨冗冗的"，提起这个词，东北人不用心译，自然心领神会，甚至会发会心一笑，就像鲁迅在《门外文谈》说的："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杨子华争《西游记》为吴语方言未必周全，但他的一些话却可以为《西游记》的语言多源提供支持。如："只是片面地以为作者是什么地方人，作品的方言也必然是什么地方的方言。殊不知《西游记》根本不是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而是由说唱'艺人'、整理成话本的'才人'以及再创作作家三结合的集体创作……明代通俗小说作家吴承恩主要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蓝本，并参考了元代杭州人杨景贤(一作景言)的《西游记》杂剧等，才完成了《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由此可以说，《西游记》语言营养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不仅《西游记》，《水浒传》也一样，就"兜答"、"搭识上"、"失惊打怪"、"七上八下"、"热鏊上的蚂蚁"等词语，已有文章指出，这里既有南方方言，也有北方话，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早曾说过，《水浒传》也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仅一个第一人称，《水浒传》中就既有"我"，又有"俺"，还有"洒家"，金圣叹赞《水浒传》"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这"人有其声口"，便得益于各种口语方言，若无这些鲜活的语言，又焉得"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语）。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小说，尤其是文言文之外的白话小说一直不受重视，然而当今有人调侃说，如果把《红楼梦》翻译成文言、甚或翻译成先秦式的文言文，那可实在不敢想象。如今"红学"已成显学，《红楼梦》中的许多语句在词典、修辞、谈论语言艺术的著作中常见，已成经典范例，当年浇灌《红楼梦》语言奇葩的，却是大量北京和江淮等地的方言。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柯玲在《论方言的文学功能》一文中说："其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说岳全传》等作品中保存的当时大量的口语资料，既反映了近代汉语的发展概貌，也说明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读了柯玲的文章可以知道，《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是用北京话写的，《飞跎子传》是用扬州话写的，《儒林外史》是以下江官话为主，而柯玲引袁宾等人编著的《二十世纪近代汉语研究》的话说，《金瓶梅》"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多元语言系统的言语作品集。书中有大量的群众口语、客厅用语、说书人套语和隐语黑话以及行业语，还有少量文言公文用语，是研究明代社会语言难得的原始材料，书中的华北官话、鲁方言、江淮方言、吴方言、还有晋方言，则是研究后期近代汉语形成的有用资料"。可以这么说，如果抽去各种方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也不可想象。
其实，不仅白话文作品，就是后代视为文言的著作，其中也不乏方言。汉代以降，多少诗话和文学史著作论及诗歌源流和影响的时候皆推崇汉乐府，然而汉乐府是和"采风"连在一起的。《汉书·艺文志》："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若无乡土味的语言，又何谈"观风俗。知薄厚"。使汪曾祺感动得多次流泪的《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里中有阿谁"，和今日的口语亦毫无距离，较文人墨客"捻断数根须"所得却更通俗亲切，而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汉乐府民歌从语言到形式对后来的诗歌皆有不小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有了汉乐府民歌的影响，才有了使多少后人折服的《古诗十九首》，刘勰谓《古诗十九首》"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论及《古诗十九首》时也说："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薮》）然而《古诗十九首》却还要向前人致敬，就如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所说："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仅一般文言作品，纵儒家经典，也有许多方言在，这就使人自然会想到《诗经》，"风雅颂"之"风"，许多就是民歌，而且不只一地之歌，其中有郑声，有齐言，有魏语，不遑举例，知《诗经》者可以自其中听到许多远古时候各地的声音。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由此又可以说，在学诗过程中，孔子无形中也从各地方言得到过营养，从而增美其言，进而影响后世。
语言在书面上停留得久了，会板滞，会僵化，总需要活水来激它，方言口语却是活的，会衍生，会变化，会繁殖，会流传，不论主流文化怎样一次次轻视、排挤、压迫、打击它，它仍一次次毫无意见地回来，来激活、营养、挽救文学，使文学语言一次次退去暮气，变得年轻。胡适曾说过，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方言，繁而言之就是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的色彩纷呈的语言。一个个地方永在，一个个地方也总会有一个个地方的别致的语言，语言永远是活的，文学也永远不老。
责任编辑：王利强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方言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因为该小说中用了一些陕西的方言土语，他担心上海读者读不懂这部小说。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这样认为：北方人或许听不懂南方土语，南方人却未必读不懂北方方言。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全书从叙述到对话基本用的都是西北方言，至今未听南方人说有阅读障碍。时至今日，南方人于京腔京韵甚至京骂也皆了然，凡与普通话接近的，阅读上皆不成问题，上海作家赵长天说得很明白："北方方言比如四川话，口语和文字可以一一对应地表达，东北话和普通话就更加接近了。南方方言却有很多不能找到理想的对应文字。"
说到小说中用方言，许多人会想到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能耐着性子把这部小说读下来的怕不多，有人将问题归因于书中对白皆用吴语，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八章《清代后期小说》第二节《〈海上花列传〉与一般倡优小说》即说："此书的语言，是用普通话作叙述，用苏州话写对白。对不懂吴语的人来说，确实很难读，它的流传范围不广，即与此有关。"这个意见并不尽然，《海上花列传》其实是中国古代非常难得的一部极具现实主义意味而又可以用现代派的目光去关注的作品，它非常接近生活原生态，许多巧妙却又藏在暗中，表面看上去无波无澜，使得许多喜欢看情节起伏大起大落的读者难识其好处，至于其中的吴语对白，恰恰别有味道，即使一个从未到南方去过的人，慢慢读解，也会渐生会心的微笑。张爱玲对这部小说有所认识，知道这部书不是多数读者所能欣赏得了的，也曾为这部书有过"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而感到惋惜，并看出"不能全怪吴语对白"，但为了使人们还能想起这部书，她还是将书中的吴语对白译成"国语"，改为《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两册推出白话版。张爱玲的文字是不用说的，她的写作实践为白话文学做出了贡献，但她所译的《海上花列传》却不用看，不看也可以知道，一旦将书中的吴语对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原书许多趣味也不可能再有了。
并非只有《海上花列传》使用方言，除去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一类暂且不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可以说皆有方言。既是白话小说，使用方言也是自然，白话文著作的语言本就是從民间来的，有人读《别本拍案惊奇》，惊异地发现，其中不少俗语竟与莆田方言相同。
推广普通话，就如再造巴别塔，其中自有大意义，是再怎么肯定也不为过的。可是，从文学方面看，似乎也有遗憾。文学的好处之一，就在于语言的丰富多彩，摇曳多姿，各种方言自有其妙，用到好处，是别处语言所不能代替的。
如果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有文言之美，那么，像《西游记》第六七回"行者又笑道：'越不停当！但说要了田，就要养马当差，纳粮办草，黄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杀人也'"就有方言口语之妙，若是去掉《西游记》中的"骨冗"、"倒踏门"、"孩儿们"等方言口语，若是将书中人物颇具方言情趣的许多说话去掉或更换，即使不大失其趣，至少也会大异其趣。
因为吴承恩是淮安人，许多人认为《西游记》中所用方言应是淮安方言，但也有人于书中发现湖南话，便论证书中多有湖南土语，又有人就书中多用"儿尾"方言，"儿尾"方言又是杭州地方特色的方言，结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由杭州艺人用杭州吴语唱了好几百年，吴承恩又在浙江长兴做过官，得出结论"《西游记》所运用的基本方言应是杭州吴语方言"（参见杨子华《从"耍子儿"谈〈西游记〉中的杭州方言》，《运城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其实，语言是流动的，不知别处情况如何，像《西游记》"骨冗"一词在东北口语之中就有保留，仍在使用，如"沙下有泉在骨冗"；这个词上下两字还可以叠，如"心中有什么东西骨骨冗冗的"，提起这个词，东北人不用心译，自然心领神会，甚至会发会心一笑，就像鲁迅在《门外文谈》说的："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杨子华争《西游记》为吴语方言未必周全，但他的一些话却可以为《西游记》的语言多源提供支持。如："只是片面地以为作者是什么地方人，作品的方言也必然是什么地方的方言。殊不知《西游记》根本不是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而是由说唱'艺人'、整理成话本的'才人'以及再创作作家三结合的集体创作……明代通俗小说作家吴承恩主要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蓝本，并参考了元代杭州人杨景贤(一作景言)的《西游记》杂剧等，才完成了《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由此可以说，《西游记》语言营养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不仅《西游记》，《水浒传》也一样，就"兜答"、"搭识上"、"失惊打怪"、"七上八下"、"热鏊上的蚂蚁"等词语，已有文章指出，这里既有南方方言，也有北方话，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早曾说过，《水浒传》也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仅一个第一人称，《水浒传》中就既有"我"，又有"俺"，还有"洒家"，金圣叹赞《水浒传》"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这"人有其声口"，便得益于各种口语方言，若无这些鲜活的语言，又焉得"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语）。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小说，尤其是文言文之外的白话小说一直不受重视，然而当今有人调侃说，如果把《红楼梦》翻译成文言、甚或翻译成先秦式的文言文，那可实在不敢想象。如今"红学"已成显学，《红楼梦》中的许多语句在词典、修辞、谈论语言艺术的著作中常见，已成经典范例，当年浇灌《红楼梦》语言奇葩的，却是大量北京和江淮等地的方言。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柯玲在《论方言的文学功能》一文中说："其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说岳全传》等作品中保存的当时大量的口语资料，既反映了近代汉语的发展概貌，也说明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读了柯玲的文章可以知道，《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是用北京话写的，《飞跎子传》是用扬州话写的，《儒林外史》是以下江官话为主，而柯玲引袁宾等人编著的《二十世纪近代汉语研究》的话说，《金瓶梅》"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多元语言系统的言语作品集。书中有大量的群众口语、客厅用语、说书人套语和隐语黑话以及行业语，还有少量文言公文用语，是研究明代社会语言难得的原始材料，书中的华北官话、鲁方言、江淮方言、吴方言、还有晋方言，则是研究后期近代汉语形成的有用资料"。可以这么说，如果抽去各种方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也不可想象。
其实，不仅白话文作品，就是后代视为文言的著作，其中也不乏方言。汉代以降，多少诗话和文学史著作论及诗歌源流和影响的时候皆推崇汉乐府，然而汉乐府是和"采风"连在一起的。《汉书·艺文志》："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若无乡土味的语言，又何谈"观风俗。知薄厚"。使汪曾祺感动得多次流泪的《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里中有阿谁"，和今日的口语亦毫无距离，较文人墨客"捻断数根须"所得却更通俗亲切，而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汉乐府民歌从语言到形式对后来的诗歌皆有不小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有了汉乐府民歌的影响，才有了使多少后人折服的《古诗十九首》，刘勰谓《古诗十九首》"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论及《古诗十九首》时也说："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薮》）然而《古诗十九首》却还要向前人致敬，就如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所说："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仅一般文言作品，纵儒家经典，也有许多方言在，这就使人自然会想到《诗经》，"风雅颂"之"风"，许多就是民歌，而且不只一地之歌，其中有郑声，有齐言，有魏语，不遑举例，知《诗经》者可以自其中听到许多远古时候各地的声音。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由此又可以说，在学诗过程中，孔子无形中也从各地方言得到过营养，从而增美其言，进而影响后世。
语言在书面上停留得久了，会板滞，会僵化，总需要活水来激它，方言口语却是活的，会衍生，会变化，会繁殖，会流传，不论主流文化怎样一次次轻视、排挤、压迫、打击它，它仍一次次毫无意见地回来，来激活、营养、挽救文学，使文学语言一次次退去暮气，变得年轻。胡适曾说过，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方言，繁而言之就是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的色彩纷呈的语言。一个个地方永在，一个个地方也总会有一个个地方的别致的语言，语言永远是活的，文学也永远不老。
责任编辑：王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