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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研究
【编者的话】“读书与研究”栏目，是由“书评”一栏变更而来。其聚焦点凸显在“读书”与“研究”，而与时下的“书评”作一区分。其一，在学风浮躁的当下，作为大学学报的同人，理应倡导读书，注重文本的精读，不能丢掉读书人的基本功；其二，就大学作为教学研究机构者而言，读书与研究，犹如须臾不可分离，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少之不可。开辟这个新栏目，使那些爱读书，有思考，提问题，作研究的读书人，有了一个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对文本的研究得以呈现：有思想、有趣味的心得。当然，它应具有犀利的眼光，独到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辟的分析，而自成学术品格的“生命结晶”，读之使人深思益智。
〔摘要〕副文本理论关注处于正文本边缘的其他文本形式，也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在翻译研究中，译序跋是呈现译作、译者及当时社会语境的最重要的副文本。《林琴南书话》是林纾翻译副文本的大汇集。通过对其中翻译副文本的统计分析，发现：林纾翻译副文本既有指向“书里边”的内容，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有指向“书外边”的内容，折射出了当时历史语境下林纾的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文学比较观以及林纾翻译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副文本；翻译序跋；林纾；翻译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045-05
“副文本（paratext）”这一概念，是法国著名的叙事学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erald Genette）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是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包括序、跋、标题、题词、插图、图画、封面以及其他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促进文本呈现的元素。”[1](44)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由正文本和副文本组成。副文本包围并延长正文本，甚至在正文本中充当结构成分，与正文本共同组成文本。在翻译研究中，副文本也是不可或缺的。塔希尔-居尔萨格拉在《文本并不说明的东西——翻译研究中副文本的应用》中就强调了翻译研究中副文本的积极作用，认为“副文本为深刻理解译作的产生与接受提供了价值参考，是翻译史研究中一个主要的史料来源。[1](47)序跋作为副文本的元素之一，具有广阔的言说空间和指涉范围，并直接与正文本构成“互文”，因此在副文本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翻译副文本的序跋对于翻译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它是译者翻译思想的重要载体，“几乎所有关于翻译的思考都是以译者前言的形式附在具体文本里的”[2](161)，因此是研究与评价译者、译作及当时翻译历史语境的重要依据。“翻译序跋应该成为翻译文学研究的新文本和新角度”，成为“翻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3]。然而，长期以来，翻译界对翻译副文本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作为翻译副文本的序跋更多是被视为翻译研究的参考文献，而不是单独的研究对象；大量的序跋集也仅仅是作为史料而出现，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將以序跋集《林琴南书话》中收录的林纾翻译副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多层面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起译界对序跋研究的重视。
一、作为翻译副文本的序跋集：
《林琴南书话》概况
根据热奈特，按副文本与文本的位置关系、出现的时间关系副文本分别可以分为“内文本”（在文本之内）和“外文本”（在文本之外）、“前副文本”（在文本之前出现）、“原创副文本”（和文本同时出现）和“后副文本”（在文本之后出现）[4]。译序跋是译作文本中非常重要的副文本。所谓译序跋，顾名思义，就是出现在译作文本前、后的序言和跋语，还包括译余剩语、凡例、小引等，它们出现在译本内部，与译本同时出现，属于“内文本”，是“原创副文本”。译序跋主要是关于其人其译的叙述，也会涉及文本的翻译经过、意图乃至出版、传播等内容，为我们理解译作提供了直接依据，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翻译现象打开了一扇窗。
《林琴南书话》可谓就是这样一扇窗。该书由钱谷融主编，吴俊标校，是林纾出版物副文本的大集合。该书分为“异域稗贩”和“中土文录”两部分：“异域稗贩”是林纾翻译副文本，几乎囊括了林纾译作的所有序、跋、识语、小引、译余剩言等副文本，共计79篇；“中土文录”为其文章之论。本文只讨论“异域稗贩”篇的翻译副文本。这些副文本是林纾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晚清民初中国积极向外学习和努力引进外国文学的见证，让读者不但能了解域外作家的生平、创作道路及风格等情况，还能深切感受到译者为中外文学交流所作的不懈努力及翻译的整个心路历程，甚至还能从中窥探出晚清民初的政治和文化症候。因此，序跋集《林琴南书话》不仅为当时的读者，也为后来的林译研究者提供了一把了解林译与晚清民初社会互动的钥匙。
二、对林译序跋的分析
正如翻译研究包括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序跋也分为内、外两种。周作人根据写作的内外关系把序跋分为两种：序跋的内容一方面指向“书里边”， 涉及作品本身； 另一方面指涉“书外边”， 诸如作家身世、思想、文艺思潮与论争、作品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等等[5]。与其他副文本要素相比，序跋有很大的独立性，它可以游离具体作品而存在并指向“书外边”，所以，翻译序跋不但是研究译本的副文本，还是研究译本产生的外部研究的副文本，为深化翻译史研究提供了契机。
（一）“书里边”——林译序跋分析之一
常言道：会读书者先读序，因为序指向“书里边”，会对作品进行介绍和评价，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作品。叶圣陶就曾说：“序文的责务，最重要的当然是在替作者加一种说明，使作品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很显著地展现于读者心中”[6](2)。因此翻译序跋的主要特征首先是面向读者的译作导读。“去掉译序，是很不好的，读者失去好指针，吃亏不少”[7](3)。林纾也高度重视序跋，把序跋作为文艺批评的一种特殊方法和引导读者正确鉴赏作品、理解作品的一条重要途径来看待的。林译序跋对作品的导读除开故事梗概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题。有些书名直接与作品的主旨相关，但对那些令读者费解的书名，就有必要进行解释或说明。如林纾把美国斯托夫人的Uncle Tom’s Cabin 译成了《黑奴吁天录》，林纾在《序》中写道：“本名《黑奴受逼记》，又名《汤姆家事》……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8](4)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序》中说，“命名不切，宜人之不以为异。今则直标其名曰《奇案开场》”[8](65)。二是阐明作品主旨。序文中对作品主旨的阐明使读者提前有了一种“前理解”，阅读正文本时就会去证实这种理解，从而会大大降低普通读者接受新文学的难度。如林纾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中说，“书言孝子复仇，百死无惮，其志可哀，其事可传，其行尤可用为子弟之鉴。”[8](26)三是提供背景资料。林纾大量的译作序跋，都给译作提供了相当详实的背景资料，为读者解读小说文本作了先行的铺垫。林纾的《洪罕女郎传·跋语》就有如阅读指南：“大抵西人之为小说，多半叙其风俗，后杂入以实事。风俗者不同也，因其不同，而加以点染之方，出以运动之法，等一事也，赫然观听异矣。”[8](40)因为浸染传统思想的国人，很难理解异域言情小说的写作章法，林纾认为“哈葛德之为书，可二十六种，言男女事，机轴只有两法，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8](40)这一习以为常的西方社会“机轴”，显然不合当下的中国国情；这种事先的风情交代，就是为了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和阅读消费文本。
（二）“书外边”——林译序跋分析之二
林纾的翻译序跋不仅有指向“书里边”的内容，更有指向“书外边”的内容，而且指向“书外边”的内容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林译序跋折射出了当时历史语境下林纾的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也反映了林纾的中西文学比较思想及其翻译的心路历程。
1. 历史时代语境下的翻译目的功利性
热奈特发现，“副文本可以让读者了解作者或出版者的目的：这是大多数序言的主要功能” [1]。林译序跋就是明证：林纾在大量的译作序跋中表达了他的翻译目的。正如功能主义目的论所强调的：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与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林纾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经历了列强的侵略和蚕食，林纾时代的部分人从甲午海战和公车上书失败的事件中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从而认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梁启超、严复等由实学的翻译转而开始提倡“小说界革命”，提倡译印政治小说，以达到“救亡”和“启蒙”。在那个年代，众多译者都借序跋来传达个人心志和社会使命。林纾更是如此。他在《译林·序》中说：“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9](4)他把译书当做开启“民智”的途径。“救亡”也是他的翻译目的。林纾在《黑奴吁天录·序》中将国人的命运与书中人物的命运进行类比，以此来警醒国人，他写道，“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8](4)他又在《黑奴吁天录·跋》中说道：“当今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即蠲弃故纸，勤求新学……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8](5)。在《雾中人·叙》中，他“敬告诸读吾书者之青年挚爱学生，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8](46)。林纾在《剑底鸳鸯·序》中写道，“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8](76)他在《深谷美人·叙》中说，“余老矣，羁旅燕京十有四年，译外国史及小说，可九十六种，而小说为多。其中皆名人救世言，余稍微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8](113)。可见，林纾怀有崇高的翻译目的，愿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8](94)，他希望国人通过外国文学作品来了解外国列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师夷长技以制夷”。
2. 特定文化系统中的翻译规范
“翻译规范”这一概念是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引入翻译研究的。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会在原文（原语）和译文（译语）两套规范系统之间做出取舍。图里指出，研究翻译规范可根据两种材料：一是译文本身，因为译文是翻译规范的集中体现；二是翻译文本以外的材料，主要是准理论或批评文章[10](40)；图里也把译者言论看作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资源[11]。译作的序言跋语连同诸如译者的书信、传记等“外围文字”已构成翻译话语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2]。翻译序跋这些“小文本”为解读社会文化“大文本”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因为任何时代的文学翻译总会受到译入语文化系统各元素的影响和制约，翻译序跋则在一定程度上正可以反映译入语文化对译者的制约及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
在当时社会文化规范下，梁启超倡导译印政治小说，以求“救亡”和“启蒙”。在这种功利性翻译目的的驱动下，绝大多数译者选择的不是“充分性”（adequacy）而是“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初始规范。林纾，这位在清末民初文坛的领军人物，就是当时翻译规范的典型代表。他采取的就是当时的主流翻译规范，“可接受性”翻译。在“译什么”和“怎么译”的问题上，林纾在序跋中也给出了充分的答案。在初始规范的引导下，译者林纾选择那些对中国当时社会大有裨益的作品进行翻译，无论是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还是言情小说，林纾都会通过序跋的解读，与爱国、尚武、启蒙联系起来。如《伊索寓言》、《雾中人》等。在翻译方法上，林纾采取述译的方式。 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林纾写道，“书中歌曲六七首，存其旨而易其辞”；“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8](43-44)，“删节纲目”[8](76)。在翻译语言上，鉴于晚清语境下购买小说者的“百分之九十”均为“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9](336)，为了便于读者的接受，林纾与其他译者一道，采取了文言。因此，采取文言的“述译”是当时主流的翻译方式，是一种倾向于译语文化的翻译规范。
3. 中西文学比较思想
林纾的中西文学比较思想是其翻译过程的副产品。在以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人情来诠释（译述）西洋小说的同时，林纾在序跋中对中西小说进行了有意识的比较，发现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9](4)。他把《史记·大宛传》与《斐洲烟水愁城录》、《红楼梦》与《孝女耐儿传》及《水浒传》与《块肉余生述》进行了比较。林纾在《斐洲烟水愁城录·序》中提出：“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史迁传大宛，其中杂沓十余国……凡长篇巨制，苟得一贯串精意，即无虑委散。《大宛传》固极绵说，然前半用博望侯为之引线，随处均著一张骞，则随处均联络。……哈氏此书，……观其着眼，必描写洛巴革为全篇之枢纽。此即史迁联络法也。”[8](31)在《孝女耐儿传·序》中将迭更司作品与《石头记》对比，指出：“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8](77)。“此书（《块肉余生述》）伏脉至细，一语必离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著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珠，得是事之来源……施耐庵著《水浒》，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8](83)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外文学比较的过程中，林纾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学作为比较背景，以促进国人对外国小说的理解和认识。
4. 林纾的“译”路历程
对作家而言，序跋是一个作家长途跋涉中的点点印痕，其毕生所写的序跋加在一起往往就是一个作家的成长史、艺术史和心灵史的写照。对于译者而言，译序跋则见证了译者翻译生涯的心路历程。从林译序跋署名来看：林纾1898年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及《序》中均署名为冷红生，其口译者也署笔名，而从1901年《译林·序》、《黑奴吁天录·跋》中林纾就堂堂正正地署上真名。这一變化反映了初试牛刀的林纾在当时“翻译”为“君子弗为”、“小说”为“小道”的文化语境中缺乏自信，持谨慎态度，然而《巴黎茶花女遗事》“不胫走万本”极大地鼓舞了林纾，从此他用古文翻译西洋小说，提升了小说的地位。
林纾的翻译生涯从1898年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直到1924年逝世，前后26年。钱钟书把林纾的翻译生涯分为两个时期。“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之间的界标。[13](788)以《离恨天》为界，从林译序跋来研究林纾的“译”路历程：在79篇副文本中，以《离恨天·译余剩语》为界，前期共64篇（少于150字的《序》、《跋》有5篇，占7.8%），后期为15篇（少于150字的则有7篇，占46%）。从序跋数量和序跋篇幅来看，林纾对翻译的热爱从前期到后期是走下坡路的。在翻译前期，林纾往往是每出一译作，即写一序。“他前期的绝大多数译本有自序或旁人序，有跋，有《小引》，有《达旨》，有《例言》，有《译余剩语》……还时常附加暗语和评语。”[13](789)如林译《黑奴吁天录》就有《序》，有《跋》，还有《例言》。前期翻译的林纾“精神饱满”，“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13](789)在副文本中，读者也可以读出林纾与所译作品的亲密关系，“当知畏庐居士正有无穷眼泪寓乎其中也。”[8](17)但在《离恨天》之后的12年里，尽管林纾还不断翻译外国小说，却已没有前期那种热情来写序或跋了，只留了15篇。对翻译序跋的写作从另一方面证明林纾对翻译的态度。他已不像1912年以前那样“亲热、隆重地对待他所译的作品”[13](790)。“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13](789)1916年他在《鹰梯小豪杰·叙》中说：“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8](120)这是他心情的写照。因此，钱钟书说他后期的态度“随便”，甚至是“冷淡、漠不关心”[13](790)。林纾翻译的心路历程由“热情”走向“冷淡”，因为前期的林纾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分子，而辛亥革命以后，拥护“帝制”的林纾认为君主己无，立宪无望，他的理想信仰出现危机，开始消沉了。
三、結语
综上所述，从副文本角度来看，林译序跋不仅是对译作的导读，也是当时语境下林纾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中西文学比较思想及林纾“译”路历程的一面镜子。我们不仅可以深入了解林纾，更能洞察林纾翻译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互文关系。考察译序跋这一副文本，可使翻译副文本与译作、译者、文化语境、翻译规范等之间的张力得以显现。这种张力不但为深化译者、译作研究带来了契机，也为翻译副文本的研究提供广阔的言说空间。本文只是一个翻译副文本的个案研究，正如廖七一指出的，“批判地描述副文本因素可以发现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中相异的概念和定义，……并且了解文本的产生和接受机制。这是既考虑翻译文本，又考虑论述译文的原话语的方法论。”[1]因此，翻译副文本研究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角度，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批评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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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Paratexts and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Lin Shu’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ranslation Works
WEN Yue-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411201，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paratext focuses on the text forms at the edge of a text, which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to translation studie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ranslation work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atexts concerning the translated work,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Lin Qinnan Shu Hua is a collection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paratexts.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tical study on Lin Shu’s translation paratexts and finds: on the one hand, Lin Shu’s translation paratexts serve as a guide to the translation work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reveal the utilitarianism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norms, the preliminary literature comparison as well as Lin Shu’s translation career.
Key words：paratext；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ranslation works; Lin Shu; translation
【编者的话】“读书与研究”栏目，是由“书评”一栏变更而来。其聚焦点凸显在“读书”与“研究”，而与时下的“书评”作一区分。其一，在学风浮躁的当下，作为大学学报的同人，理应倡导读书，注重文本的精读，不能丢掉读书人的基本功；其二，就大学作为教学研究机构者而言，读书与研究，犹如须臾不可分离，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少之不可。开辟这个新栏目，使那些爱读书，有思考，提问题，作研究的读书人，有了一个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对文本的研究得以呈现：有思想、有趣味的心得。当然，它应具有犀利的眼光，独到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辟的分析，而自成学术品格的“生命结晶”，读之使人深思益智。
〔摘要〕副文本理论关注处于正文本边缘的其他文本形式，也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在翻译研究中，译序跋是呈现译作、译者及当时社会语境的最重要的副文本。《林琴南书话》是林纾翻译副文本的大汇集。通过对其中翻译副文本的统计分析，发现：林纾翻译副文本既有指向“书里边”的内容，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有指向“书外边”的内容，折射出了当时历史语境下林纾的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文学比较观以及林纾翻译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副文本；翻译序跋；林纾；翻译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045-05
“副文本（paratext）”这一概念，是法国著名的叙事学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erald Genette）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是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包括序、跋、标题、题词、插图、图画、封面以及其他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促进文本呈现的元素。”[1](44)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由正文本和副文本组成。副文本包围并延长正文本，甚至在正文本中充当结构成分，与正文本共同组成文本。在翻译研究中，副文本也是不可或缺的。塔希尔-居尔萨格拉在《文本并不说明的东西——翻译研究中副文本的应用》中就强调了翻译研究中副文本的积极作用，认为“副文本为深刻理解译作的产生与接受提供了价值参考，是翻译史研究中一个主要的史料来源。[1](47)序跋作为副文本的元素之一，具有广阔的言说空间和指涉范围，并直接与正文本构成“互文”，因此在副文本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翻译副文本的序跋对于翻译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它是译者翻译思想的重要载体，“几乎所有关于翻译的思考都是以译者前言的形式附在具体文本里的”[2](161)，因此是研究与评价译者、译作及当时翻译历史语境的重要依据。“翻译序跋应该成为翻译文学研究的新文本和新角度”，成为“翻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3]。然而，长期以来，翻译界对翻译副文本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作为翻译副文本的序跋更多是被视为翻译研究的参考文献，而不是单独的研究对象；大量的序跋集也仅仅是作为史料而出现，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將以序跋集《林琴南书话》中收录的林纾翻译副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多层面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起译界对序跋研究的重视。
一、作为翻译副文本的序跋集：
《林琴南书话》概况
根据热奈特，按副文本与文本的位置关系、出现的时间关系副文本分别可以分为“内文本”（在文本之内）和“外文本”（在文本之外）、“前副文本”（在文本之前出现）、“原创副文本”（和文本同时出现）和“后副文本”（在文本之后出现）[4]。译序跋是译作文本中非常重要的副文本。所谓译序跋，顾名思义，就是出现在译作文本前、后的序言和跋语，还包括译余剩语、凡例、小引等，它们出现在译本内部，与译本同时出现，属于“内文本”，是“原创副文本”。译序跋主要是关于其人其译的叙述，也会涉及文本的翻译经过、意图乃至出版、传播等内容，为我们理解译作提供了直接依据，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翻译现象打开了一扇窗。
《林琴南书话》可谓就是这样一扇窗。该书由钱谷融主编，吴俊标校，是林纾出版物副文本的大集合。该书分为“异域稗贩”和“中土文录”两部分：“异域稗贩”是林纾翻译副文本，几乎囊括了林纾译作的所有序、跋、识语、小引、译余剩言等副文本，共计79篇；“中土文录”为其文章之论。本文只讨论“异域稗贩”篇的翻译副文本。这些副文本是林纾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晚清民初中国积极向外学习和努力引进外国文学的见证，让读者不但能了解域外作家的生平、创作道路及风格等情况，还能深切感受到译者为中外文学交流所作的不懈努力及翻译的整个心路历程，甚至还能从中窥探出晚清民初的政治和文化症候。因此，序跋集《林琴南书话》不仅为当时的读者，也为后来的林译研究者提供了一把了解林译与晚清民初社会互动的钥匙。
二、对林译序跋的分析
正如翻译研究包括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序跋也分为内、外两种。周作人根据写作的内外关系把序跋分为两种：序跋的内容一方面指向“书里边”， 涉及作品本身； 另一方面指涉“书外边”， 诸如作家身世、思想、文艺思潮与论争、作品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等等[5]。与其他副文本要素相比，序跋有很大的独立性，它可以游离具体作品而存在并指向“书外边”，所以，翻译序跋不但是研究译本的副文本，还是研究译本产生的外部研究的副文本，为深化翻译史研究提供了契机。
（一）“书里边”——林译序跋分析之一
常言道：会读书者先读序，因为序指向“书里边”，会对作品进行介绍和评价，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作品。叶圣陶就曾说：“序文的责务，最重要的当然是在替作者加一种说明，使作品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很显著地展现于读者心中”[6](2)。因此翻译序跋的主要特征首先是面向读者的译作导读。“去掉译序，是很不好的，读者失去好指针，吃亏不少”[7](3)。林纾也高度重视序跋，把序跋作为文艺批评的一种特殊方法和引导读者正确鉴赏作品、理解作品的一条重要途径来看待的。林译序跋对作品的导读除开故事梗概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题。有些书名直接与作品的主旨相关，但对那些令读者费解的书名，就有必要进行解释或说明。如林纾把美国斯托夫人的Uncle Tom’s Cabin 译成了《黑奴吁天录》，林纾在《序》中写道：“本名《黑奴受逼记》，又名《汤姆家事》……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8](4)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序》中说，“命名不切，宜人之不以为异。今则直标其名曰《奇案开场》”[8](65)。二是阐明作品主旨。序文中对作品主旨的阐明使读者提前有了一种“前理解”，阅读正文本时就会去证实这种理解，从而会大大降低普通读者接受新文学的难度。如林纾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中说，“书言孝子复仇，百死无惮，其志可哀，其事可传，其行尤可用为子弟之鉴。”[8](26)三是提供背景资料。林纾大量的译作序跋，都给译作提供了相当详实的背景资料，为读者解读小说文本作了先行的铺垫。林纾的《洪罕女郎传·跋语》就有如阅读指南：“大抵西人之为小说，多半叙其风俗，后杂入以实事。风俗者不同也，因其不同，而加以点染之方，出以运动之法，等一事也，赫然观听异矣。”[8](40)因为浸染传统思想的国人，很难理解异域言情小说的写作章法，林纾认为“哈葛德之为书，可二十六种，言男女事，机轴只有两法，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8](40)这一习以为常的西方社会“机轴”，显然不合当下的中国国情；这种事先的风情交代，就是为了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和阅读消费文本。
（二）“书外边”——林译序跋分析之二
林纾的翻译序跋不仅有指向“书里边”的内容，更有指向“书外边”的内容，而且指向“书外边”的内容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林译序跋折射出了当时历史语境下林纾的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也反映了林纾的中西文学比较思想及其翻译的心路历程。
1. 历史时代语境下的翻译目的功利性
热奈特发现，“副文本可以让读者了解作者或出版者的目的：这是大多数序言的主要功能” [1]。林译序跋就是明证：林纾在大量的译作序跋中表达了他的翻译目的。正如功能主义目的论所强调的：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与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林纾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经历了列强的侵略和蚕食，林纾时代的部分人从甲午海战和公车上书失败的事件中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从而认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梁启超、严复等由实学的翻译转而开始提倡“小说界革命”，提倡译印政治小说，以达到“救亡”和“启蒙”。在那个年代，众多译者都借序跋来传达个人心志和社会使命。林纾更是如此。他在《译林·序》中说：“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9](4)他把译书当做开启“民智”的途径。“救亡”也是他的翻译目的。林纾在《黑奴吁天录·序》中将国人的命运与书中人物的命运进行类比，以此来警醒国人，他写道，“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8](4)他又在《黑奴吁天录·跋》中说道：“当今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即蠲弃故纸，勤求新学……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8](5)。在《雾中人·叙》中，他“敬告诸读吾书者之青年挚爱学生，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8](46)。林纾在《剑底鸳鸯·序》中写道，“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8](76)他在《深谷美人·叙》中说，“余老矣，羁旅燕京十有四年，译外国史及小说，可九十六种，而小说为多。其中皆名人救世言，余稍微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8](113)。可见，林纾怀有崇高的翻译目的，愿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8](94)，他希望国人通过外国文学作品来了解外国列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师夷长技以制夷”。
2. 特定文化系统中的翻译规范
“翻译规范”这一概念是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引入翻译研究的。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会在原文（原语）和译文（译语）两套规范系统之间做出取舍。图里指出，研究翻译规范可根据两种材料：一是译文本身，因为译文是翻译规范的集中体现；二是翻译文本以外的材料，主要是准理论或批评文章[10](40)；图里也把译者言论看作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资源[11]。译作的序言跋语连同诸如译者的书信、传记等“外围文字”已构成翻译话语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2]。翻译序跋这些“小文本”为解读社会文化“大文本”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因为任何时代的文学翻译总会受到译入语文化系统各元素的影响和制约，翻译序跋则在一定程度上正可以反映译入语文化对译者的制约及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
在当时社会文化规范下，梁启超倡导译印政治小说，以求“救亡”和“启蒙”。在这种功利性翻译目的的驱动下，绝大多数译者选择的不是“充分性”（adequacy）而是“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初始规范。林纾，这位在清末民初文坛的领军人物，就是当时翻译规范的典型代表。他采取的就是当时的主流翻译规范，“可接受性”翻译。在“译什么”和“怎么译”的问题上，林纾在序跋中也给出了充分的答案。在初始规范的引导下，译者林纾选择那些对中国当时社会大有裨益的作品进行翻译，无论是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还是言情小说，林纾都会通过序跋的解读，与爱国、尚武、启蒙联系起来。如《伊索寓言》、《雾中人》等。在翻译方法上，林纾采取述译的方式。 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林纾写道，“书中歌曲六七首，存其旨而易其辞”；“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8](43-44)，“删节纲目”[8](76)。在翻译语言上，鉴于晚清语境下购买小说者的“百分之九十”均为“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9](336)，为了便于读者的接受，林纾与其他译者一道，采取了文言。因此，采取文言的“述译”是当时主流的翻译方式，是一种倾向于译语文化的翻译规范。
3. 中西文学比较思想
林纾的中西文学比较思想是其翻译过程的副产品。在以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人情来诠释（译述）西洋小说的同时，林纾在序跋中对中西小说进行了有意识的比较，发现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9](4)。他把《史记·大宛传》与《斐洲烟水愁城录》、《红楼梦》与《孝女耐儿传》及《水浒传》与《块肉余生述》进行了比较。林纾在《斐洲烟水愁城录·序》中提出：“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史迁传大宛，其中杂沓十余国……凡长篇巨制，苟得一贯串精意，即无虑委散。《大宛传》固极绵说，然前半用博望侯为之引线，随处均著一张骞，则随处均联络。……哈氏此书，……观其着眼，必描写洛巴革为全篇之枢纽。此即史迁联络法也。”[8](31)在《孝女耐儿传·序》中将迭更司作品与《石头记》对比，指出：“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8](77)。“此书（《块肉余生述》）伏脉至细，一语必离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著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珠，得是事之来源……施耐庵著《水浒》，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8](83)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外文学比较的过程中，林纾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学作为比较背景，以促进国人对外国小说的理解和认识。
4. 林纾的“译”路历程
对作家而言，序跋是一个作家长途跋涉中的点点印痕，其毕生所写的序跋加在一起往往就是一个作家的成长史、艺术史和心灵史的写照。对于译者而言，译序跋则见证了译者翻译生涯的心路历程。从林译序跋署名来看：林纾1898年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及《序》中均署名为冷红生，其口译者也署笔名，而从1901年《译林·序》、《黑奴吁天录·跋》中林纾就堂堂正正地署上真名。这一變化反映了初试牛刀的林纾在当时“翻译”为“君子弗为”、“小说”为“小道”的文化语境中缺乏自信，持谨慎态度，然而《巴黎茶花女遗事》“不胫走万本”极大地鼓舞了林纾，从此他用古文翻译西洋小说，提升了小说的地位。
林纾的翻译生涯从1898年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直到1924年逝世，前后26年。钱钟书把林纾的翻译生涯分为两个时期。“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之间的界标。[13](788)以《离恨天》为界，从林译序跋来研究林纾的“译”路历程：在79篇副文本中，以《离恨天·译余剩语》为界，前期共64篇（少于150字的《序》、《跋》有5篇，占7.8%），后期为15篇（少于150字的则有7篇，占46%）。从序跋数量和序跋篇幅来看，林纾对翻译的热爱从前期到后期是走下坡路的。在翻译前期，林纾往往是每出一译作，即写一序。“他前期的绝大多数译本有自序或旁人序，有跋，有《小引》，有《达旨》，有《例言》，有《译余剩语》……还时常附加暗语和评语。”[13](789)如林译《黑奴吁天录》就有《序》，有《跋》，还有《例言》。前期翻译的林纾“精神饱满”，“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13](789)在副文本中，读者也可以读出林纾与所译作品的亲密关系，“当知畏庐居士正有无穷眼泪寓乎其中也。”[8](17)但在《离恨天》之后的12年里，尽管林纾还不断翻译外国小说，却已没有前期那种热情来写序或跋了，只留了15篇。对翻译序跋的写作从另一方面证明林纾对翻译的态度。他已不像1912年以前那样“亲热、隆重地对待他所译的作品”[13](790)。“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13](789)1916年他在《鹰梯小豪杰·叙》中说：“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8](120)这是他心情的写照。因此，钱钟书说他后期的态度“随便”，甚至是“冷淡、漠不关心”[13](790)。林纾翻译的心路历程由“热情”走向“冷淡”，因为前期的林纾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分子，而辛亥革命以后，拥护“帝制”的林纾认为君主己无，立宪无望，他的理想信仰出现危机，开始消沉了。
三、結语
综上所述，从副文本角度来看，林译序跋不仅是对译作的导读，也是当时语境下林纾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中西文学比较思想及林纾“译”路历程的一面镜子。我们不仅可以深入了解林纾，更能洞察林纾翻译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互文关系。考察译序跋这一副文本，可使翻译副文本与译作、译者、文化语境、翻译规范等之间的张力得以显现。这种张力不但为深化译者、译作研究带来了契机，也为翻译副文本的研究提供广阔的言说空间。本文只是一个翻译副文本的个案研究，正如廖七一指出的，“批判地描述副文本因素可以发现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中相异的概念和定义，……并且了解文本的产生和接受机制。这是既考虑翻译文本，又考虑论述译文的原话语的方法论。”[1]因此，翻译副文本研究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角度，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批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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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Paratexts and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Lin Shu’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ranslation Works
WEN Yue-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411201，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paratext focuses on the text forms at the edge of a text, which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to translation studie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ranslation work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atexts concerning the translated work,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Lin Qinnan Shu Hua is a collection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paratexts.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tical study on Lin Shu’s translation paratexts and finds: on the one hand, Lin Shu’s translation paratexts serve as a guide to the translation work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reveal the utilitarianism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norms, the preliminary literature comparison as well as Lin Shu’s translation career.
Key words：paratext；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ranslation works; Lin Shu; 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