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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初王鉴在《染香庵跋画》中推举文征明、沈周、唐寅、仇英四位画家为明中期画坛巨擘,即后来画史上所指的“明四家”或“吴门四家”。仇英在画坛的崛起。不仅打破了“院体”和“浙派”垄断画坛的局面而且标志着明代绘画独立面貌的形成。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大仓人,久富苏州。史料上很少提及他的生平。因受家庭的影响,仇英最初以漆工为生,不到20岁时,已开始着力于上水,人物画的创作。他的山水作品,多作青绿重彩。正如董其昌所称“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
仇英,师承周臣,从南宋“院体”入手。后又汲取文人画之长。他扎实的功底,精湛的画技,使作品具有浓重的行家气息,与沈周、文征明典型的文人画格调有着迥然不同。其师周臣也是一位职业画家,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画工、画臣之流。在当时文人眼中,这些人是没有文化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周臣善画山水,笔法纯熟,清秀尖劲,构图清旷周密。可与明初戴进并驱。仇英在绘画上的成就与周臣这位好老师的赏识与培养,并结识文征明,唐寅以及其弟子门生等画坛名流并受他们的器重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仇英精研“六法”,人物、山水、走兽、皆画等具能。临古功深,“精丽艳逸,无惭古人。”更可贵的是他在继承唐宋以来优秀绘画的基础上汲取了民间艺术和文人画的长处优点,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其画的山水、人物刻画严谨,笔法工整,形象生动,设色浓郁,但并非一味细谨雕凿,炫耀富丽,而是比较含蓄蕴藉,追求幽淡高雅的格调。造型准确,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对人物的精神,刻画都极其自然。他与晚明的陈洪绶的人物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漆匠出身的仇英才能得到文人学士的高度欣赏和推崇。清方薰评价“仇实父以不能文,在三公间少逊一筹。然天赋不凡,六法深诣,用意之作,实可夺伯驹,龙眠之席。”仇英的画是“用意”之作,具有隽永雅致的格调,是备受文人画家赞誉的根本原因。
仇英刻苦学习,潜心创作,专心致志。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记载:“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仇英的艺术成就,在于他能够把工笔重彩的人物画和青绿设色的山水画,这些容易变为流俗的艺术,改造成为能够符合文人士大夫口味的艺术。文人画家们以古典的纯朴,反对近世的纤巧;以水墨的淡雅,反对世俗的艳丽;以内涵的深邃,反对知识的浅薄。仇英恰到好处的吸收了士大夫的主张,同时又保存了他的工匠艺术的本色。在纤细。精巧、艳丽之中,得古朴、典雅之趣,而其艺术技巧,又令士大夫们可望而不可即。
仇英实为一个画坛多面手,山水、花卉、界画、人物、侍女无所不能,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而其山水,尤其是细笔青绿山水最为出色。
仇英在青绿山水上尤有建树,以南宋二赵为源,兼取赵孟頫和文征明,深得青绿之精微,形成了工整清丽的独特面貌。同时不拘于一路画风,广集博彩,为我所用。明张丑在《清明书画舫》说他的《湖上仙山图》:“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深合之,种钟臻妙。”可见,仇实父实为一个能博采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形成自家风格的大家。他的青绿山水作品,多以神境为主题;然而,他减弱了景色的神秘虚幻的色彩,注意烘染可游可居的环境氛围,将幻想与现实,仙境和人世加以调和和沟通,意境瑰丽而又宁和。通观他的青绿山水,继承了三赵又超越了前人,融合了宋元明各家之长,又形成了工而不佻,妍而又甜、精致秀雅的自己风格,从而建立起青绿山水的新典范。
仇英的人物画、历史画故事以及仕女画都具有浓厚的古典主义倾向,人物造型准确,流丽生动,布景娴雅,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在题材的广泛性、风格的多样性方面是明四家中其他三家所不及的。在当时人物画衰落不振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仇英有如此宽阔的视野和恢弘的气度,实为难得,这与他的经历,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他来自民间,并一生始终是以职业画家或民间艺人的方式从事艺术活动。他没有也不可能将自己仅限定在以“书画自娱”的文人士大夫的圈子中,而能以坦荡的心态师前人或同代名家之长,化古人迹。又受到文人名流的赏识和熏陶,眼光不俗。使其自身艺术超越一般民间画工又能满足士大夫优雅的品味,未落入学青绿者“只得其工不能得其雅”的流弊。虽一生都在汲取文人画家的审美观,在作品中注入笔墨情趣,但由于他自身漆工的烙印,始终保持了他脱胎于民间画家的个人风格。
仇英的艺术成熟期在短短的20年里,他临摹、仿制的明画和自己创作的山水、人物、侍女、界画、鞍马等作品的数量很多。他是我国古代将毕生精力都献给绘画艺术的伟大画家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
[2] 紫都,耿静,鄢爱华,吴门画派-仇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7
[3] 贾德江,中国画名家经典画库-古代部分-仇英,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大仓人,久富苏州。史料上很少提及他的生平。因受家庭的影响,仇英最初以漆工为生,不到20岁时,已开始着力于上水,人物画的创作。他的山水作品,多作青绿重彩。正如董其昌所称“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
仇英,师承周臣,从南宋“院体”入手。后又汲取文人画之长。他扎实的功底,精湛的画技,使作品具有浓重的行家气息,与沈周、文征明典型的文人画格调有着迥然不同。其师周臣也是一位职业画家,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画工、画臣之流。在当时文人眼中,这些人是没有文化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周臣善画山水,笔法纯熟,清秀尖劲,构图清旷周密。可与明初戴进并驱。仇英在绘画上的成就与周臣这位好老师的赏识与培养,并结识文征明,唐寅以及其弟子门生等画坛名流并受他们的器重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仇英精研“六法”,人物、山水、走兽、皆画等具能。临古功深,“精丽艳逸,无惭古人。”更可贵的是他在继承唐宋以来优秀绘画的基础上汲取了民间艺术和文人画的长处优点,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其画的山水、人物刻画严谨,笔法工整,形象生动,设色浓郁,但并非一味细谨雕凿,炫耀富丽,而是比较含蓄蕴藉,追求幽淡高雅的格调。造型准确,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对人物的精神,刻画都极其自然。他与晚明的陈洪绶的人物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漆匠出身的仇英才能得到文人学士的高度欣赏和推崇。清方薰评价“仇实父以不能文,在三公间少逊一筹。然天赋不凡,六法深诣,用意之作,实可夺伯驹,龙眠之席。”仇英的画是“用意”之作,具有隽永雅致的格调,是备受文人画家赞誉的根本原因。
仇英刻苦学习,潜心创作,专心致志。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记载:“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仇英的艺术成就,在于他能够把工笔重彩的人物画和青绿设色的山水画,这些容易变为流俗的艺术,改造成为能够符合文人士大夫口味的艺术。文人画家们以古典的纯朴,反对近世的纤巧;以水墨的淡雅,反对世俗的艳丽;以内涵的深邃,反对知识的浅薄。仇英恰到好处的吸收了士大夫的主张,同时又保存了他的工匠艺术的本色。在纤细。精巧、艳丽之中,得古朴、典雅之趣,而其艺术技巧,又令士大夫们可望而不可即。
仇英实为一个画坛多面手,山水、花卉、界画、人物、侍女无所不能,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而其山水,尤其是细笔青绿山水最为出色。
仇英在青绿山水上尤有建树,以南宋二赵为源,兼取赵孟頫和文征明,深得青绿之精微,形成了工整清丽的独特面貌。同时不拘于一路画风,广集博彩,为我所用。明张丑在《清明书画舫》说他的《湖上仙山图》:“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深合之,种钟臻妙。”可见,仇实父实为一个能博采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形成自家风格的大家。他的青绿山水作品,多以神境为主题;然而,他减弱了景色的神秘虚幻的色彩,注意烘染可游可居的环境氛围,将幻想与现实,仙境和人世加以调和和沟通,意境瑰丽而又宁和。通观他的青绿山水,继承了三赵又超越了前人,融合了宋元明各家之长,又形成了工而不佻,妍而又甜、精致秀雅的自己风格,从而建立起青绿山水的新典范。
仇英的人物画、历史画故事以及仕女画都具有浓厚的古典主义倾向,人物造型准确,流丽生动,布景娴雅,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在题材的广泛性、风格的多样性方面是明四家中其他三家所不及的。在当时人物画衰落不振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仇英有如此宽阔的视野和恢弘的气度,实为难得,这与他的经历,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他来自民间,并一生始终是以职业画家或民间艺人的方式从事艺术活动。他没有也不可能将自己仅限定在以“书画自娱”的文人士大夫的圈子中,而能以坦荡的心态师前人或同代名家之长,化古人迹。又受到文人名流的赏识和熏陶,眼光不俗。使其自身艺术超越一般民间画工又能满足士大夫优雅的品味,未落入学青绿者“只得其工不能得其雅”的流弊。虽一生都在汲取文人画家的审美观,在作品中注入笔墨情趣,但由于他自身漆工的烙印,始终保持了他脱胎于民间画家的个人风格。
仇英的艺术成熟期在短短的20年里,他临摹、仿制的明画和自己创作的山水、人物、侍女、界画、鞍马等作品的数量很多。他是我国古代将毕生精力都献给绘画艺术的伟大画家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
[2] 紫都,耿静,鄢爱华,吴门画派-仇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7
[3] 贾德江,中国画名家经典画库-古代部分-仇英,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