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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关于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有很多。马克斯·韦伯和查尔斯·蒂利等著名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过许多研究。有些研究从物质的角度出发，有些则从精神意识的路径进行分析。事实上，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与暴力也有着重要的关系。查尔斯·蒂利所提出的财政——军事模型，就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暴力在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模型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政治模型，与历史实践并不完全契合。
【关键词】：国家形成与发展；暴力；查尔斯·蒂利
一、引言
要谈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与暴力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要涉及的便是国家的定义？
韦伯认为，从根本上说，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给近代国家下定义，只能根据它与任何其他政治团体相比，所特有的手段，即暴力的使用。因而，韦伯关于国家的定义是这样的：“近代国家是组织支配权的强制牲团体，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内，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也就是说，在韦伯看来，国家即在一定疆域内，能够合法的垄断暴力使用权。
韦伯虽然将国家的形成归因于新教改革的重大作用，这一点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所体现。但是，其关于国家的定义显然对后来者有很大的启发，尤其是国家对暴力使用权的合法垄断。
查尔斯·蒂利对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和韦伯关于近代国家的定义极为相似：“权力相对集中，组织职能相对分化，对居住在一片广裹而连贯的领土上的人口来说，主要的暴力手段或多或少地被这些组织中的官员成功地进行了集中控制。”
那么，暴力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二、蒂利的财政——军事模型
蒂利根据对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历史研究，阐述了暴力的组织手段在特定政府形式的发展和变化中的作用。他以财政——军事模型，来解释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在蒂利看来，国家的形成是一种路径依赖。统治者与控制资本和强制手段的臣民之间的交易形塑了国家的组织结构，帮助国家打败政敌，并增强了国家的力量，镇压臣民的抗税和反抗。[1]
蒂利认为，国家形成的理论次序是：“某位大领主有效地发动了一场战争并成功地主宰了某一资源富裕的领土，然而战争迫使他在该领土上不断强化对作战手段的汲取——包括人力、武器、粮食、住宿、运输、补给品以及购买这些战争物资所需的资金。因此，在完善其战争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汲取能力。这种汲取活动如果进行得很成功，就会帮助清除或者压制该领主的地方政敌，或者使之归顺；最终的结果便是缔造出了一个国家。作为一项副产品，这一过程创造出了各种形式的组织：征税机构、警察部队、法院、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结果，这些组织又帮助推动了国家建设。”
从蒂利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者的汲取能力越强，则其财政收入就越多，而战争能力也就越强。随着战争能力和汲取能力的增强，财政收入也会不断增加。在蒂利看来，战争能力与汲取能力是成正比的，都与财政收入的多寡有关。
财政收入显然是蒂利分析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是，这一点在历史实践中也并非绝对。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古今中外，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能力，在有些时候并非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富裕的北宋王朝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处于弱势的一方，而辽、夏两国虽然没有北宋富裕，却依旧能够在长期战争中打败北宋。也就是说北宋王朝并没有将丰厚的财政收入转化为军事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宋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制约了将财政收入转化为国家暴力能力的过程。
同样，以英国和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为例，当无敌舰队覆灭时，西班牙显然要比英国富裕。西班牙作为先发的殖民国家，最终被后发的英国所超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西班牙统治者并没有充分利用其丰厚的财政收入。相比于增强使用暴力的能力（战争能力），西班牙统治者更喜欢享受奢侈的生活。
而从另一组数据来看，西班牙统治者从其殖民地汲取的收入也日趋减少，这意味着统治者汲取能力的下降。皇室在殖民地的矿产收入，从16世纪早期的30%下降到1650年的1.2%。哈布斯堡王朝在其殖民地采取监护征赋制，即支持任命的“征服者”远航美洲，并赋予其监护征赋权，在占领区奴役印第安人，攫取当地人所拥有和开采的金银。然而，这样的一种制度，并没有让西班牙统治者的财富不断增加，而是日趋减少。其原因在于，监护征赋制巩固了美洲殖民地贵族精英的权力。[2]在自身利益和统治者的利益之间，这些殖民地的政治精英顯然选择了自身利益。
从以上的两个事例可以说明，蒂利的财政——军事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理想化的政治模型。
财政——军事模型中的主角，国家的统治者和地方精英（被统治者所吸纳而进入政治体系），在意愿上是否具有一致性？统治者制定的国家制度，能否有效的推动财政收入转化为国家暴力能力？统治者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的财政收入？当控制税收和军队的政治精英与统治者意见相左时，他们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遵守统治者的命令？
这些疑问给蒂利的财政——军事模型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
三、总结
也许，正如拉克曼所说的：“规模最大或人口最多的领土，或财政收入最多的国家，通常在收税和执行法律的能力上不如小国和穷国，当然也包括扩展疆土的能力。”[3]
也就是说，财政收入较高的国家，其使用暴力的能力不一定比穷国强。因为国家的统治者不一定会充分利用征收的税入，即使统治者想要充分利用这些税收也不一定能够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来进行。统治者所建立的国家制度，也并不一定有利于财政收入转化为暴力能力。而当统治者和政治精英的意愿不一致时，政治精英也不一定会遵守统治者的意志。
因此，暴力虽然在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蒂利的财政——军事模型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政治模型，无法完全与社会历史实践相契合。至少，我们无法证明财政收入与国家暴力能力的正相关关系。
注释：
[1]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第二章29页
[2]数据取自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第四章83页
[3]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第二章31页
作者简介：张良，男，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国家形成与发展；暴力；查尔斯·蒂利
一、引言
要谈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与暴力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要涉及的便是国家的定义？
韦伯认为，从根本上说，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给近代国家下定义，只能根据它与任何其他政治团体相比，所特有的手段，即暴力的使用。因而，韦伯关于国家的定义是这样的：“近代国家是组织支配权的强制牲团体，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内，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也就是说，在韦伯看来，国家即在一定疆域内，能够合法的垄断暴力使用权。
韦伯虽然将国家的形成归因于新教改革的重大作用，这一点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所体现。但是，其关于国家的定义显然对后来者有很大的启发，尤其是国家对暴力使用权的合法垄断。
查尔斯·蒂利对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和韦伯关于近代国家的定义极为相似：“权力相对集中，组织职能相对分化，对居住在一片广裹而连贯的领土上的人口来说，主要的暴力手段或多或少地被这些组织中的官员成功地进行了集中控制。”
那么，暴力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二、蒂利的财政——军事模型
蒂利根据对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历史研究，阐述了暴力的组织手段在特定政府形式的发展和变化中的作用。他以财政——军事模型，来解释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在蒂利看来，国家的形成是一种路径依赖。统治者与控制资本和强制手段的臣民之间的交易形塑了国家的组织结构，帮助国家打败政敌，并增强了国家的力量，镇压臣民的抗税和反抗。[1]
蒂利认为，国家形成的理论次序是：“某位大领主有效地发动了一场战争并成功地主宰了某一资源富裕的领土，然而战争迫使他在该领土上不断强化对作战手段的汲取——包括人力、武器、粮食、住宿、运输、补给品以及购买这些战争物资所需的资金。因此，在完善其战争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汲取能力。这种汲取活动如果进行得很成功，就会帮助清除或者压制该领主的地方政敌，或者使之归顺；最终的结果便是缔造出了一个国家。作为一项副产品，这一过程创造出了各种形式的组织：征税机构、警察部队、法院、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结果，这些组织又帮助推动了国家建设。”
从蒂利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者的汲取能力越强，则其财政收入就越多，而战争能力也就越强。随着战争能力和汲取能力的增强，财政收入也会不断增加。在蒂利看来，战争能力与汲取能力是成正比的，都与财政收入的多寡有关。
财政收入显然是蒂利分析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是，这一点在历史实践中也并非绝对。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古今中外，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能力，在有些时候并非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富裕的北宋王朝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处于弱势的一方，而辽、夏两国虽然没有北宋富裕，却依旧能够在长期战争中打败北宋。也就是说北宋王朝并没有将丰厚的财政收入转化为军事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宋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制约了将财政收入转化为国家暴力能力的过程。
同样，以英国和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为例，当无敌舰队覆灭时，西班牙显然要比英国富裕。西班牙作为先发的殖民国家，最终被后发的英国所超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西班牙统治者并没有充分利用其丰厚的财政收入。相比于增强使用暴力的能力（战争能力），西班牙统治者更喜欢享受奢侈的生活。
而从另一组数据来看，西班牙统治者从其殖民地汲取的收入也日趋减少，这意味着统治者汲取能力的下降。皇室在殖民地的矿产收入，从16世纪早期的30%下降到1650年的1.2%。哈布斯堡王朝在其殖民地采取监护征赋制，即支持任命的“征服者”远航美洲，并赋予其监护征赋权，在占领区奴役印第安人，攫取当地人所拥有和开采的金银。然而，这样的一种制度，并没有让西班牙统治者的财富不断增加，而是日趋减少。其原因在于，监护征赋制巩固了美洲殖民地贵族精英的权力。[2]在自身利益和统治者的利益之间，这些殖民地的政治精英顯然选择了自身利益。
从以上的两个事例可以说明，蒂利的财政——军事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理想化的政治模型。
财政——军事模型中的主角，国家的统治者和地方精英（被统治者所吸纳而进入政治体系），在意愿上是否具有一致性？统治者制定的国家制度，能否有效的推动财政收入转化为国家暴力能力？统治者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的财政收入？当控制税收和军队的政治精英与统治者意见相左时，他们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遵守统治者的命令？
这些疑问给蒂利的财政——军事模型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
三、总结
也许，正如拉克曼所说的：“规模最大或人口最多的领土，或财政收入最多的国家，通常在收税和执行法律的能力上不如小国和穷国，当然也包括扩展疆土的能力。”[3]
也就是说，财政收入较高的国家，其使用暴力的能力不一定比穷国强。因为国家的统治者不一定会充分利用征收的税入，即使统治者想要充分利用这些税收也不一定能够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来进行。统治者所建立的国家制度，也并不一定有利于财政收入转化为暴力能力。而当统治者和政治精英的意愿不一致时，政治精英也不一定会遵守统治者的意志。
因此，暴力虽然在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蒂利的财政——军事模型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政治模型，无法完全与社会历史实践相契合。至少，我们无法证明财政收入与国家暴力能力的正相关关系。
注释：
[1]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第二章29页
[2]数据取自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第四章83页
[3]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第二章31页
作者简介：张良，男，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