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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江南;近代;农家经济结构;转型;无锡县
摘 要: 经济结构的转型是近代江南农村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化和现代机器的侵入与一家一户的农桑结合型经营相交织构成了转型时期江南农村经济结构的特有形态;近代江南农家以稻作为主、以蚕桑为辅的生产格局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多种经营和“非农化”是农家经济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1007306
Modern Farm Household Economic Structure in Transition in Jiangnan-Focus on Wuxi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WANG Xiaosi ( School of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jiangnan; modern times; farm household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ition; Wuxi County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Jiangnan is an important respe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region of Jiangnan in modern times. The invasion of market and modern machines intertwined with traditional selfsufficient management mode of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which formed a unique state of rural economic in transition. The productive pattern that relied mainly on rice and was supplemented by silk in most of the farmers' family in the countryside of Wuxi had not yet changed fundamentally; multimanagement and nonfarming was still the tendency of farm household.
乡村经济的近代转型是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为代表的“技术学派”和以马克思主义者陈翰笙为代表的“分配学派” ①
就对中国农村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并为国共两党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近代以来农业的发展历程。江南是我国近代化的先行地区,处于太湖流域核心的苏、锡、常地区更是现代化的前沿地带。本文选取近代江南的经济中心——无锡,以陈翰笙对无锡农村的调查和满铁在荣巷三村的调查以及其它相关调查为主要依据,对近代江南农家经济结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剖析,以期修正对转型过程中的江南乡村经济的认识。
一
近代无锡位居苏南京沪铁路的中枢,南临太湖,北近长江,中贯运河,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就是“物华天宝”之地,“乃为天然适于农业之区”[1]126,是中外闻名的鱼米、桑蚕之乡。
无锡的粮食种植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乾隆时期,这里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稻米集散地,“每年江苏、浙江两省在锡采办之漕米,约在300万石左右,益以消费各地所需,总计当时无锡米市之
集中数,常年在七八百万石之间。”[2]64清朝中
收稿日期: 20091023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7-08D95)
作者简介: 汪效驷(1968),女,安徽桐城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
“技术学派”主张解决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分配学派”主张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以革命的途径解决农村问题。
期,普通乡民就已经与市场发生了联系,在无锡浒墅“关北二二百里以内,居民生齿日繁。积终岁辛勤血汗所出之米、麦、豆粮、花布、鸡豕,完租办赋,养老育幼之资,以有易无。此往彼来,熙熙攘攘,无日蔑有。”[3]在近代以前,浒墅关周围农民生产的粮食商品化已得到充分发展。
蚕桑是无锡农村的主要副业,植桑养蚕从清后期在无锡各乡蔓延以来,就成为许多农家的经营要项。19世纪80年代,无锡“丝茧价格高于其他一切农作物,鲜茧每担(司马秤,合121斤)常在30-60元之间,折合白米6-10石,所以当时有‘养好花蚕发洋财’之说。”[4]11到1913年,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载,无锡农业总户数142 134户,养蚕户142 005户,占99%。桑园占耕地面积的20%,家家栽桑,户户养蚕。”[5]12整个近代,无锡的蚕桑业为“江苏全省之冠”[6]33006,在乡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代以后,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出现了更为普遍迅速的条件。“大约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积累的增加,以无锡为中心的,北接江阴、靖江,南连苏州,东至常熟,西到宜兴、金坛的经济区域已经逐步形成了。”[7]106这对业已分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米、布、蚕丝作为关乎民生日用的基本生活资料,成为大宗贸易的商品,米、布、丝三大码头远近闻名,土布经营方式由以花换布逐渐变为布商向农民放贷原料,收回成本,农民则获取工资。1895年杨氏业勤纱厂的创建揭开了无锡纺织业近代化的序幕,并迎来了20世纪初十多年发展的黄金时期,20年代以后,随着洋布的倾销,逐渐排挤了土布的市场空间。手工副业衰落的趋势明显,陈翰笙的调查表明: “早已衰落的有织布、摇袜、织网花和做花边。这些副业在1929年前后最为兴盛,抗战爆发前就相继衰落或停歇了。”[8]25扎黄钱、织黄麻布和绩麻线等业也难以为继。手工业的无利可图和机器生产的替代终于使无锡农村一些传统手工业消泯于无形。
蚕桑业的各个生产环节都通过市场来运转。19世纪70年代后期机械缫丝厂在上海等地的陆续兴建,扩大了蚕茧的需求量,专门收购鲜茧焙烘干茧的茧行应运而生,1887年在洛社镇出现了无锡第一家茧行——仁倡茧行,到1910年发展到140家。1904年创办了无锡第一家缫丝厂——裕昌丝厂,1929年发展到50家,蚕农自养自缫的土丝生产的历史走到了尽头,土丝集散,逐步让位于蚕茧。丝市变成蚕茧市场了。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东风,无锡成为华东地区的原茧集散地。据1933年的调查:“苏省丝产,甲于全国,而无锡尤为苏省最盛之育茧制丝区域,每年产销总值,计有二、三千万元之巨。”[9]37一方面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日益衰落乃至消失,另一方面是蚕桑业在农家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锡乡村经济的近代转型就这样在副业领域悄悄展开了,吴柏均将其解释为“养蚕业对家庭棉纺织业的替代”[10]25,棉纺织业和蚕桑业的此消彼长最终使后者成为近代无锡农家最重要的家庭副业。
与此同时,传统耕作业的个别环节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由机器代替了人力,最典型的是灌溉,已经由戽水机代替了脚踏水车。
以上数字说明,11个调查村戽水工具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人力和畜力戽水工具的逐步下降和淘汰,而机器戽水工具发展较快较普遍。这不仅是11个调查村的情况,而且反映了整个无锡地区农田灌溉的实况。据相关调查,“无锡戽水机开始于清末,……1933年至1937年全县机船数量经常保持有1300-1600只。抗战期中,戽水机损坏达30%。”[12]427戽水机船发展较早较普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接近工业城市,易于获得机器戽水工具,资本主义经济也易于向农村伸长。特别是经营戽水机利润较大,这是戽水工具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的机器动力在乡村的出现,对乡村生产的近代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无锡农村的生产模式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农场经营在整个江南地区几乎绝迹。一方面是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和现代机器对农业生产的逐步渗入,另一方面,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难以被打破,这构成了转型中的江南农村经济的一般状态。
蚕桑与稻作农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民往往在二者之间徘徊,进行着“偏向于谁?”的艰难抉择。那么,在蚕桑与稻作之间,农民选择的倾向性和大致走向如何?换言之,蚕桑业是否能以自身的收益优势超过或取代传统的粮食种植业?这对认识转型中的乡村经济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二
近代无锡以民族工商业的兴盛而著称,在20世纪30年代曾号称“小上海”,工业的发展和扩张必然对乡村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无锡蚕丝业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就被纳入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市场贸易的轨道,再加上1908年沪宁铁路的竣工为无锡蚕茧外销提供了便利条件,导致了近代无锡蚕丝业的迅猛发展,植桑养蚕的农户在很长时间里均占绝大多数。跟种植业和其他副业相比,蚕桑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养蚕的主要特点是时间短,收入多,周转快,养蚕只要一个月,秋茧18天,而且均在农闲季节,桑树多系桑农自植,育茧工作由妇女与一般劳力均可承担,桑业与工资两项无需支出,农民以此项收入作为春、秋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农村中有‘养不怕的蚕,种田不养蚕,田角就要荒’的说法。”[8]34人多地少的困境、现金收入对于农家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使妇女劳动力得到充分发挥等因素决定了许多农家热衷于植桑养蚕,养茧规模迅速扩大,茧价开始回升,养蚕农户迅速增加,桑田所占比重有所增加,
陈翰笙调查的四个村,桑田所占农田比例在20%左右,这说明了蚕桑业在乡村经济中已占相当大的份额,“农民把它与稻麦并列,有‘一年两熟蚕,相抵半年粮’、‘蚕业丰,一年足’之称。”[8]33但是,从纵向上看,农桑用地所占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显示蚕桑业并无超越或取代粮食种植业。
从收益看,蚕桑业所占比重更是有限的,据陈翰笙的调查,“以1929年调查村茧总值以每户平均计算为74.97元,合糙米1000多斤,相当三四亩的稻田收益,平常年成的蚕桑收入也很大,也要占农副业生产收入的10%以上。”[8]33蚕桑业固然是农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它远远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农家粮食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考察近代无锡的粮食种植业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这一点。
无锡是近代四大米市之首,粮食作物的种植在农家生产结构中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据20世纪20年代末的调查:“以作物种类言,则水田约占十分之六,桑田约占十分之三,园艺约占十分之一。”[13]9730年代前后对无锡县第四区的调查结果是:“全区共税田50 535有奇,内耕作田数37 257亩;稻田25 289亩,占耕作亩数67.9%。桑田10 273亩,占耕作亩数27.6%。鱼池共计400余只,计1 695亩,占耕作亩数4.5%。”[14]49由此可见,以稻、麦为大宗的粮食种植业的生产结构在近代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
曹幸穗对旧中国苏南农家的副业问题进行过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其对农副业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判断有误,他从上述满铁调查的数据,得出了“对大多数农户来说,种植业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经济的重心在农耕之外的养蚕业及其他工商副业,致使这一带农村中的农业变成了‘副业’”[15]132133的结论,是对历史数据的误读,因为就无锡来说,满铁选择的荣巷三村是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是特例,而不具有代表性,也与前述陈翰笙调查的结果大相迳庭;再者,满铁是共时性的调查,不能反映历时性的状况;还应该看到,即使普通农产品的贩卖在农民纯收入总额中的比重不足一成,也并不表示种植业的收入就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农民种植的粮食大部分都被自家消耗掉了,用于出售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谓“耕田之入,抵消耗之饭食,养蚕所得,抵全年之家用。”[16]1443在捉摸不定的市场面前,农民不大可能将经济重心转向工商副业。所以,仅从近代江南工商业迅猛发展的事实,而武断地得出乡村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已经舍本逐末的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如美国学者李明珠(Lillian M.Li)指出的那样:“在桑树成林而不是散种的无锡,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桑地仅占该县耕地的约20-30%。那里的一般情形是,每户拥有的桑地不超过1-2亩。水稻和小麦仍旧是无锡地区的主要农作物。”[17]155
从稻、麦的亩产量看,在解放前的20年间(1929-1948)其上升的幅度很小,特别是1936年到1948年的十多年时间没有增长。“根据11个村的调查材料,以1929年为100%,1936年水稻为111.7%,小麦为107.6%;1948年水稻为110.2%,小麦为112.3%。以1936年为100%,1948年水稻为98.6%,小麦为104.4%。”[8]7这与一些学者根据近代战乱频仍,农业生产条件受到破坏的实际情况而得出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下降
如章有义在《海关报告中的近代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中指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向玉成在《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探析——兼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论证了同样的观点。
的结论并不一致,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尽管上升的幅度不大,但也没有出现大的滑坡,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稳定和平衡。
那么,蚕桑业为什么没有取代粮食种植业而成为农家的主要产业呢?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严重制约,加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传统社会中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遭到破坏,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就曾经给予中国农业以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不大可能作“舍本逐末”式的选择,相反,受市场的左右,农民往往在“种稻”与“植桑”之间出现较大幅度的摇摆,19世纪70年代起,“成片桑园在无锡陆续出现,并把大块稻田改种桑树。”[4]4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蚕丝业的衰落,改桑田为稻田的事例屡见不鲜。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大萧条中,无锡“农民的桑田,几有一致把他翻作稻田的倾向”[18]133-134。导致桑田面积的急剧减少,“在十九年时,桑田共有251 000余亩,二十年减至150 000余亩,二十二年更激减至84 000余亩。”[19]
所以,无锡农村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蚕桑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在近代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乡村经济的转型已在这种农桑相结合的生产结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代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农家在从事“农桑”生产的同时,得以选择多种类和多形式的经营,以缓解现金不足的压力和保持家庭收支的平衡。
三
近代无锡农家的副业,除了蚕桑以外,较普遍的是动物饲养和果蔬种植,因为这是农家的生活消费所必需的产品,在没有充分的资金购买的情况下,农民往往会不计成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为之。还有一些农家根据自身的地理、历史特点和传统习惯,经营一项或几项其他副业,以作为生产和生活的补充。陈翰笙在调查的村落中对养猪、养羊、养兔作了统计,养猪户较多,几乎达到每户一头,其次是养羊,另有少数农户养兔。[11]316
果树蔬菜的种植一直是农家的日常生产项目。在无锡调查组调查的1929、1936、1948三个调查年度,果园栽种面积占农业用地的比重分别为0.02%、0.24%和0.93%,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各村都有自身的优势项目,如邵巷村就以种植水蜜桃而闻名,“1940年就开始有水蜜桃,由于获利较大,1948年就成为大发展的一年,其栽种面积就等于该村水稻面积的17.65%,其产值竟等于稻、麦、山芋等主要农作物总产值的34.41%。”唐家荡村的芹菜久负盛名,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29年还只种19.03亩,占农业用地3.54%,到1948年,就增加到35. 95亩,占农业用地6.38%。”[8]24-25靠近无锡城区的张村区村民普遍种植茭白,据土改前夕对“刘潭乡一保与十六保调查,茭白田各占该保总田亩的20%与14%;张村镇小利市约占20%。刘潭乡十五保种植户数约占总户数的29.5%。” [20]413在织布、摇袜等传统家庭手工业衰落的同时,不少地方又兴起了新的种类的手工业,最有代表性的是黄土泾桥的拉丝棉,调查者对此有具体的描述:“黄土泾桥拉丝棉,始自1933年,当时只有一家富农经营,除夫妇二人和一小孩从事外还雇了两个工人,这是资本较多、获利较大的一种副业。一方面向丝厂购入下脚茧(主要是双宫茧),另一方面利用农闲季节,进行加工,拉成丝棉,一年约经营四个多月,能拉25市担下脚茧,除去一切开支,可获利340元。……到1948年,已发展到30多户,从业者达100多人,这时不仅对下脚茧进行加工,而且还采取春季廉价购进原料,进行投机,获取暴利,所以,虽大多数是中农经营,但大都雇佣临时工,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副业。”[8]27此外,具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黄土泾桥的坯砖副业,“以抗日战争前一、二年最盛,从业户占全村农户的70%以上。每年在夏收、秋收之前,各做三个月左右,销路好时,农民兴趣很高,甚至把农业生产置于次要地位。抗战爆发后,销路不畅,加之该村新兴的拉丝棉副业有了发展,从业户就急剧下降,至1948年,继续从业的就只有13户了。”[8]28乡村的独立工匠手工业如白水荡的打铁业、苏巷村的泥水匠业也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从事独立工匠手工业的农民存在转化为小作坊主的趋势,如以惠山为主要产地的传统泥人业“出息不坏,工作又轻便,大率业之久者,非万不得已时不肯再从事农田工作,乃形成一种独立之手工业。”[21]39。在抗战爆发后新兴的家庭作坊手工业有龚项村的酒坊业、毛村的粉坊业等等。土改时期的调查也表明,除了养蚕以外,“他如近城区的种菜、做砖瓦、拉丝棉,滨湖区的酿酒、打铁;张村区的打丝线,新渎区的种植桃树,沿太湖边的捕鱼及养猪、牧羊与各种手工业如木匠、泥水匠、锡匠、铁匠、织袜、绣花、裁缝、理发、漆匠等……及各种摊贩的经营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22]102-103
近代无锡农家的副业具有以下特征:一些传统副业的衰落和另一些新兴副业的兴起是交织在一起的,多种经营是常态;这些副业基本上是小商品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非农化”趋势非常明显,农家的收入构成也说明了这一点。
与上述种植业在农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相适应,农业生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农家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农、副及其他各业收入所占比重如下:
这是11个调查村的综合情况,可以看出,在较长历史时期里,农业生产收入占到农民总收入的50%左右,副业收入占去二成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非农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副业,成为仅次于农业的收入来源。
其它村的个案调查结果也是如此,根据对黄巷村村民收入的统计,田内收入占全收入量的百分数为46.13% ,其余53.87%为田外收入,其中各项收入为:厂工占15.73%,船主及船工占11.03%,手工业占6.42%,蚕茧占4.48%,小贩占1.19%,雇农占0.93%,畜养占0.48%,其他占13.66%。 [23]5黄巷村是离无锡市区较近的乡村,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大,经济结构发生了裂变,促使农家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满铁调查中也能反映无锡乡村居民收入构成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调查人员曾在荣巷三村抽取了20户农家,对其现金收入做了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5看出,蚕茧收入占总收入的45.38%,这虽然不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但足以证明养蚕业所占的重要地位。工资收入占到25.82%,这些工资并非雇佣劳动所得,而是依靠去无锡、上海等城市务工获取的,这项收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质。大多数农家在保持粮食种植业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经营项目和收入来源多样化,工副业收入在现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非农”成分在农家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工业化程度较高、较快的江南地区农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从无锡这个江南区域的典型蓝本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江南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乡村经济结构的近代转型仍然处于缓慢而艰难的情形之中,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型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型经济结构远未成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近代化的步伐。从而也进一步说明,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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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建新
摘 要: 经济结构的转型是近代江南农村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化和现代机器的侵入与一家一户的农桑结合型经营相交织构成了转型时期江南农村经济结构的特有形态;近代江南农家以稻作为主、以蚕桑为辅的生产格局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多种经营和“非农化”是农家经济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
中图分类号: K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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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100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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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Jiangnan is an important respe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region of Jiangnan in modern times. The invasion of market and modern machines intertwined with traditional selfsufficient management mode of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which formed a unique state of rural economic in transition. The productive pattern that relied mainly on rice and was supplemented by silk in most of the farmers' family in the countryside of Wuxi had not yet changed fundamentally; multimanagement and nonfarming was still the tendency of farm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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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无锡位居苏南京沪铁路的中枢,南临太湖,北近长江,中贯运河,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就是“物华天宝”之地,“乃为天然适于农业之区”[1]126,是中外闻名的鱼米、桑蚕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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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效驷(1968),女,安徽桐城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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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派”主张解决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分配学派”主张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以革命的途径解决农村问题。
期,普通乡民就已经与市场发生了联系,在无锡浒墅“关北二二百里以内,居民生齿日繁。积终岁辛勤血汗所出之米、麦、豆粮、花布、鸡豕,完租办赋,养老育幼之资,以有易无。此往彼来,熙熙攘攘,无日蔑有。”[3]在近代以前,浒墅关周围农民生产的粮食商品化已得到充分发展。
蚕桑是无锡农村的主要副业,植桑养蚕从清后期在无锡各乡蔓延以来,就成为许多农家的经营要项。19世纪80年代,无锡“丝茧价格高于其他一切农作物,鲜茧每担(司马秤,合121斤)常在30-60元之间,折合白米6-10石,所以当时有‘养好花蚕发洋财’之说。”[4]11到1913年,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载,无锡农业总户数142 134户,养蚕户142 005户,占99%。桑园占耕地面积的20%,家家栽桑,户户养蚕。”[5]12整个近代,无锡的蚕桑业为“江苏全省之冠”[6]33006,在乡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代以后,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出现了更为普遍迅速的条件。“大约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积累的增加,以无锡为中心的,北接江阴、靖江,南连苏州,东至常熟,西到宜兴、金坛的经济区域已经逐步形成了。”[7]106这对业已分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米、布、蚕丝作为关乎民生日用的基本生活资料,成为大宗贸易的商品,米、布、丝三大码头远近闻名,土布经营方式由以花换布逐渐变为布商向农民放贷原料,收回成本,农民则获取工资。1895年杨氏业勤纱厂的创建揭开了无锡纺织业近代化的序幕,并迎来了20世纪初十多年发展的黄金时期,20年代以后,随着洋布的倾销,逐渐排挤了土布的市场空间。手工副业衰落的趋势明显,陈翰笙的调查表明: “早已衰落的有织布、摇袜、织网花和做花边。这些副业在1929年前后最为兴盛,抗战爆发前就相继衰落或停歇了。”[8]25扎黄钱、织黄麻布和绩麻线等业也难以为继。手工业的无利可图和机器生产的替代终于使无锡农村一些传统手工业消泯于无形。
蚕桑业的各个生产环节都通过市场来运转。19世纪70年代后期机械缫丝厂在上海等地的陆续兴建,扩大了蚕茧的需求量,专门收购鲜茧焙烘干茧的茧行应运而生,1887年在洛社镇出现了无锡第一家茧行——仁倡茧行,到1910年发展到140家。1904年创办了无锡第一家缫丝厂——裕昌丝厂,1929年发展到50家,蚕农自养自缫的土丝生产的历史走到了尽头,土丝集散,逐步让位于蚕茧。丝市变成蚕茧市场了。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东风,无锡成为华东地区的原茧集散地。据1933年的调查:“苏省丝产,甲于全国,而无锡尤为苏省最盛之育茧制丝区域,每年产销总值,计有二、三千万元之巨。”[9]37一方面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日益衰落乃至消失,另一方面是蚕桑业在农家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锡乡村经济的近代转型就这样在副业领域悄悄展开了,吴柏均将其解释为“养蚕业对家庭棉纺织业的替代”[10]25,棉纺织业和蚕桑业的此消彼长最终使后者成为近代无锡农家最重要的家庭副业。
与此同时,传统耕作业的个别环节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由机器代替了人力,最典型的是灌溉,已经由戽水机代替了脚踏水车。
以上数字说明,11个调查村戽水工具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人力和畜力戽水工具的逐步下降和淘汰,而机器戽水工具发展较快较普遍。这不仅是11个调查村的情况,而且反映了整个无锡地区农田灌溉的实况。据相关调查,“无锡戽水机开始于清末,……1933年至1937年全县机船数量经常保持有1300-1600只。抗战期中,戽水机损坏达30%。”[12]427戽水机船发展较早较普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接近工业城市,易于获得机器戽水工具,资本主义经济也易于向农村伸长。特别是经营戽水机利润较大,这是戽水工具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的机器动力在乡村的出现,对乡村生产的近代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无锡农村的生产模式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农场经营在整个江南地区几乎绝迹。一方面是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和现代机器对农业生产的逐步渗入,另一方面,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难以被打破,这构成了转型中的江南农村经济的一般状态。
蚕桑与稻作农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民往往在二者之间徘徊,进行着“偏向于谁?”的艰难抉择。那么,在蚕桑与稻作之间,农民选择的倾向性和大致走向如何?换言之,蚕桑业是否能以自身的收益优势超过或取代传统的粮食种植业?这对认识转型中的乡村经济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二
近代无锡以民族工商业的兴盛而著称,在20世纪30年代曾号称“小上海”,工业的发展和扩张必然对乡村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无锡蚕丝业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就被纳入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市场贸易的轨道,再加上1908年沪宁铁路的竣工为无锡蚕茧外销提供了便利条件,导致了近代无锡蚕丝业的迅猛发展,植桑养蚕的农户在很长时间里均占绝大多数。跟种植业和其他副业相比,蚕桑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养蚕的主要特点是时间短,收入多,周转快,养蚕只要一个月,秋茧18天,而且均在农闲季节,桑树多系桑农自植,育茧工作由妇女与一般劳力均可承担,桑业与工资两项无需支出,农民以此项收入作为春、秋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农村中有‘养不怕的蚕,种田不养蚕,田角就要荒’的说法。”[8]34人多地少的困境、现金收入对于农家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使妇女劳动力得到充分发挥等因素决定了许多农家热衷于植桑养蚕,养茧规模迅速扩大,茧价开始回升,养蚕农户迅速增加,桑田所占比重有所增加,
陈翰笙调查的四个村,桑田所占农田比例在20%左右,这说明了蚕桑业在乡村经济中已占相当大的份额,“农民把它与稻麦并列,有‘一年两熟蚕,相抵半年粮’、‘蚕业丰,一年足’之称。”[8]33但是,从纵向上看,农桑用地所占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显示蚕桑业并无超越或取代粮食种植业。
从收益看,蚕桑业所占比重更是有限的,据陈翰笙的调查,“以1929年调查村茧总值以每户平均计算为74.97元,合糙米1000多斤,相当三四亩的稻田收益,平常年成的蚕桑收入也很大,也要占农副业生产收入的10%以上。”[8]33蚕桑业固然是农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它远远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农家粮食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考察近代无锡的粮食种植业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这一点。
无锡是近代四大米市之首,粮食作物的种植在农家生产结构中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据20世纪20年代末的调查:“以作物种类言,则水田约占十分之六,桑田约占十分之三,园艺约占十分之一。”[13]9730年代前后对无锡县第四区的调查结果是:“全区共税田50 535有奇,内耕作田数37 257亩;稻田25 289亩,占耕作亩数67.9%。桑田10 273亩,占耕作亩数27.6%。鱼池共计400余只,计1 695亩,占耕作亩数4.5%。”[14]49由此可见,以稻、麦为大宗的粮食种植业的生产结构在近代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
曹幸穗对旧中国苏南农家的副业问题进行过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其对农副业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判断有误,他从上述满铁调查的数据,得出了“对大多数农户来说,种植业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经济的重心在农耕之外的养蚕业及其他工商副业,致使这一带农村中的农业变成了‘副业’”[15]132133的结论,是对历史数据的误读,因为就无锡来说,满铁选择的荣巷三村是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是特例,而不具有代表性,也与前述陈翰笙调查的结果大相迳庭;再者,满铁是共时性的调查,不能反映历时性的状况;还应该看到,即使普通农产品的贩卖在农民纯收入总额中的比重不足一成,也并不表示种植业的收入就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农民种植的粮食大部分都被自家消耗掉了,用于出售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谓“耕田之入,抵消耗之饭食,养蚕所得,抵全年之家用。”[16]1443在捉摸不定的市场面前,农民不大可能将经济重心转向工商副业。所以,仅从近代江南工商业迅猛发展的事实,而武断地得出乡村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已经舍本逐末的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如美国学者李明珠(Lillian M.Li)指出的那样:“在桑树成林而不是散种的无锡,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桑地仅占该县耕地的约20-30%。那里的一般情形是,每户拥有的桑地不超过1-2亩。水稻和小麦仍旧是无锡地区的主要农作物。”[17]155
从稻、麦的亩产量看,在解放前的20年间(1929-1948)其上升的幅度很小,特别是1936年到1948年的十多年时间没有增长。“根据11个村的调查材料,以1929年为100%,1936年水稻为111.7%,小麦为107.6%;1948年水稻为110.2%,小麦为112.3%。以1936年为100%,1948年水稻为98.6%,小麦为104.4%。”[8]7这与一些学者根据近代战乱频仍,农业生产条件受到破坏的实际情况而得出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下降
如章有义在《海关报告中的近代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中指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向玉成在《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探析——兼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论证了同样的观点。
的结论并不一致,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尽管上升的幅度不大,但也没有出现大的滑坡,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稳定和平衡。
那么,蚕桑业为什么没有取代粮食种植业而成为农家的主要产业呢?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严重制约,加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传统社会中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遭到破坏,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就曾经给予中国农业以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不大可能作“舍本逐末”式的选择,相反,受市场的左右,农民往往在“种稻”与“植桑”之间出现较大幅度的摇摆,19世纪70年代起,“成片桑园在无锡陆续出现,并把大块稻田改种桑树。”[4]4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蚕丝业的衰落,改桑田为稻田的事例屡见不鲜。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大萧条中,无锡“农民的桑田,几有一致把他翻作稻田的倾向”[18]133-134。导致桑田面积的急剧减少,“在十九年时,桑田共有251 000余亩,二十年减至150 000余亩,二十二年更激减至84 000余亩。”[19]
所以,无锡农村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蚕桑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在近代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乡村经济的转型已在这种农桑相结合的生产结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代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农家在从事“农桑”生产的同时,得以选择多种类和多形式的经营,以缓解现金不足的压力和保持家庭收支的平衡。
三
近代无锡农家的副业,除了蚕桑以外,较普遍的是动物饲养和果蔬种植,因为这是农家的生活消费所必需的产品,在没有充分的资金购买的情况下,农民往往会不计成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为之。还有一些农家根据自身的地理、历史特点和传统习惯,经营一项或几项其他副业,以作为生产和生活的补充。陈翰笙在调查的村落中对养猪、养羊、养兔作了统计,养猪户较多,几乎达到每户一头,其次是养羊,另有少数农户养兔。[11]316
果树蔬菜的种植一直是农家的日常生产项目。在无锡调查组调查的1929、1936、1948三个调查年度,果园栽种面积占农业用地的比重分别为0.02%、0.24%和0.93%,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各村都有自身的优势项目,如邵巷村就以种植水蜜桃而闻名,“1940年就开始有水蜜桃,由于获利较大,1948年就成为大发展的一年,其栽种面积就等于该村水稻面积的17.65%,其产值竟等于稻、麦、山芋等主要农作物总产值的34.41%。”唐家荡村的芹菜久负盛名,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29年还只种19.03亩,占农业用地3.54%,到1948年,就增加到35. 95亩,占农业用地6.38%。”[8]24-25靠近无锡城区的张村区村民普遍种植茭白,据土改前夕对“刘潭乡一保与十六保调查,茭白田各占该保总田亩的20%与14%;张村镇小利市约占20%。刘潭乡十五保种植户数约占总户数的29.5%。” [20]413在织布、摇袜等传统家庭手工业衰落的同时,不少地方又兴起了新的种类的手工业,最有代表性的是黄土泾桥的拉丝棉,调查者对此有具体的描述:“黄土泾桥拉丝棉,始自1933年,当时只有一家富农经营,除夫妇二人和一小孩从事外还雇了两个工人,这是资本较多、获利较大的一种副业。一方面向丝厂购入下脚茧(主要是双宫茧),另一方面利用农闲季节,进行加工,拉成丝棉,一年约经营四个多月,能拉25市担下脚茧,除去一切开支,可获利340元。……到1948年,已发展到30多户,从业者达100多人,这时不仅对下脚茧进行加工,而且还采取春季廉价购进原料,进行投机,获取暴利,所以,虽大多数是中农经营,但大都雇佣临时工,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副业。”[8]27此外,具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黄土泾桥的坯砖副业,“以抗日战争前一、二年最盛,从业户占全村农户的70%以上。每年在夏收、秋收之前,各做三个月左右,销路好时,农民兴趣很高,甚至把农业生产置于次要地位。抗战爆发后,销路不畅,加之该村新兴的拉丝棉副业有了发展,从业户就急剧下降,至1948年,继续从业的就只有13户了。”[8]28乡村的独立工匠手工业如白水荡的打铁业、苏巷村的泥水匠业也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从事独立工匠手工业的农民存在转化为小作坊主的趋势,如以惠山为主要产地的传统泥人业“出息不坏,工作又轻便,大率业之久者,非万不得已时不肯再从事农田工作,乃形成一种独立之手工业。”[21]39。在抗战爆发后新兴的家庭作坊手工业有龚项村的酒坊业、毛村的粉坊业等等。土改时期的调查也表明,除了养蚕以外,“他如近城区的种菜、做砖瓦、拉丝棉,滨湖区的酿酒、打铁;张村区的打丝线,新渎区的种植桃树,沿太湖边的捕鱼及养猪、牧羊与各种手工业如木匠、泥水匠、锡匠、铁匠、织袜、绣花、裁缝、理发、漆匠等……及各种摊贩的经营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22]102-103
近代无锡农家的副业具有以下特征:一些传统副业的衰落和另一些新兴副业的兴起是交织在一起的,多种经营是常态;这些副业基本上是小商品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非农化”趋势非常明显,农家的收入构成也说明了这一点。
与上述种植业在农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相适应,农业生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农家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农、副及其他各业收入所占比重如下:
这是11个调查村的综合情况,可以看出,在较长历史时期里,农业生产收入占到农民总收入的50%左右,副业收入占去二成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非农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副业,成为仅次于农业的收入来源。
其它村的个案调查结果也是如此,根据对黄巷村村民收入的统计,田内收入占全收入量的百分数为46.13% ,其余53.87%为田外收入,其中各项收入为:厂工占15.73%,船主及船工占11.03%,手工业占6.42%,蚕茧占4.48%,小贩占1.19%,雇农占0.93%,畜养占0.48%,其他占13.66%。 [23]5黄巷村是离无锡市区较近的乡村,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大,经济结构发生了裂变,促使农家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满铁调查中也能反映无锡乡村居民收入构成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调查人员曾在荣巷三村抽取了20户农家,对其现金收入做了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5看出,蚕茧收入占总收入的45.38%,这虽然不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但足以证明养蚕业所占的重要地位。工资收入占到25.82%,这些工资并非雇佣劳动所得,而是依靠去无锡、上海等城市务工获取的,这项收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质。大多数农家在保持粮食种植业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经营项目和收入来源多样化,工副业收入在现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非农”成分在农家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工业化程度较高、较快的江南地区农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从无锡这个江南区域的典型蓝本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江南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乡村经济结构的近代转型仍然处于缓慢而艰难的情形之中,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型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型经济结构远未成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近代化的步伐。从而也进一步说明,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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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