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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面板回归模型，以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以FDI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2003年-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延伸区17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在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均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在FDI流入的初期，对经济增长产生均产生了积极作用，高于整个时段的影响水平。除此之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在地区经济增长的初步阶段有明显效果。
关键词：经济增长;FDI;产业结构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兴业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战略一直保持欢迎积极的态度。如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外商直接投资快速流入的阶段也是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利于我国提高劳动就业率、劳动生产力，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与此同时完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为中国带来各方面的发展。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开始，不断吸引着外国资本来华投资，并且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关于FDI的流入，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以省级和区域的研究。多数的研究显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特殊的贡献作用。
珠江-西江经济带位于中国南部，拥有超过5000万人的地区，包括广东省和广西人民自治区共11市，连通着香港、澳门、云南、贵州，连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东西部环境，资源等原因，珠江-西江经济带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区内经济增长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FDI与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延伸区内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看FDI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姚树洁等（2006）使用1978年-2004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FDI可以改善国内生产效率低下，有利于引进技术学习吸收促进国内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FDI不仅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且会对与东道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产生积极的作用，如黄旭东（2018）等采用1994年-2016年间的季度数据，对46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FDI和进出口等为“一带一路”区域的国家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然而FDI持续流入却因为各种人文、地理因素的原因在国内的不同区域存在配置不均衡问题导致加剧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郑月明等（2004）通过对比东中西部，发现由于我国在吸引FDI的政策性因素及区域所处的环境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和区域间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的FDI在区域上的分布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区域的经济增长。
从国内地区及区域的角度来看，FDI对区域内省市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杨祖义（2018）发现FDI对于东西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东部由于技术和资本条件较为成熟，作为高技术水平代表的FDI對推动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观，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金融条件等供给相对缺乏，加之该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FDI的流入不能很好地改善其产业结构。大部分的学者是肯定FDI可以为地区发展带来正向效应，但近年来的研究也发现FDI也存在着一些负向影响。王冲等（2019）采用系统GMM对长江经济带的10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表明FDI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着抑制性，金融发展的影响表现出现相反的效果，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FDI加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学者对于FDI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数量，而较少关注FDI其本身的质量问题。胡飞（2018）通过对安徽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FDI有助于对先进技术知识的消化吸收进而促进经济和增长模式的转变，反之，低质量的FDI不仅没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抑制其发展，无助于当地的发展。
通过对相关的文献梳理，FDI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都是能起到正向效应的，会因为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产生不同的结果。珠江-西江经济带因其既包含经济高速增长又包括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本文将采用面板数据将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以FDI为解释变量，实证研究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并进行综合评价。
三、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主要用于研究生产要素投入对产出的作用。本文将其作为理论模型，构建FDI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各地区生产函数写成：
其中，GRP表示地区生产总值，FDI表示国际投资，L表示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A表示影响地区生产总值的其他因数，例如，技术进步、地区经济政策调整和国际贸易情况波动等因素。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力和FDI的产出弹性系数。
将（1）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在（2）式的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得：
（3）
其中，i表示地市，t表示年份，GRP表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L表示劳动力投入量，用年末户籍人口数来衡量。FDI表示国外资本投入量，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来衡量。C表示国内资本投入量，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来衡量。R表示企业税负，以当年规模以上企业应交税费来衡量。S表示工业结构，用第二产业产值来衡量。SR表示产业结构偏离度，借鉴干春晖的方法。SA表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三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T表示技术进步，以科技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值来衡量。
基于数据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2003年-2016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延伸区共17个城市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年《广东统计年鉴》和《广西统计年鉴》。 1.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5.0软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珠江-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运用混合回归模型，通过F检验，拒绝原假设即个体效用不应忽略，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然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需要进行Hausman检验。经上述检验结果，不同时期下的三个回归方程都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上表结果可得，2003年-2016年珠江-西江经济带FDI的回归系数为0.0111，表明当FDI增长1%时会引起GDP增长0.0111%，说明在整个期间FDI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可以看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也是正值，表明产业机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显著效果。企业税负的系数为-0.0184，說明企业税负增加1%将导致经济增长降低0.0184%，这从侧面表明税收的会导致企业的活力下降进而降低经济增长，为此政府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既有利保证政府职能又能促进企业活力推动经济增长。劳动力投入量的系数为0.0522，说明劳动力投入量每增加1%，经济增长将提高0.0522%。工业结构的系数为0.7453，当工业产出增加1%，经济增长将增加0.7453%，说明第二产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内资本投入量的系数为-0.0418，表明FDI投资的增加对国内投资起到挤出作用。技术进步的系数为0.2158，政府科技支出投入增加会促进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利实现产学研相结合。
依据上表的结果，基于2003年-2009年实证结果的视角与2003-2016年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前期阶段，FDI增长1%，经济增长将增长0.0132%，FDI较于全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劳动力投入量的系数分别为0.1183和0.0416，均低于分别对应全时段的系数，表明在地区经济增长的初步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劳动力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会略低;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和技术进步，都高于分别对应全时段的系数，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在地区经济增长的初步阶段有更为突出的作用;特别是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先进技术的引入更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企业税负和国内投资的系数在不同时期均为负数，表明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始终存在并且验证税负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2003年-2016年的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FDI对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影响，得到的以下结论：FDI在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均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在FDI流入的初期，对经济增长产生均产生了积极作用，高于整个时段的影响水平。除此之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在地区经济增长的初步阶段有明显效果。
为了更好地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发展，第一，FDI流入初期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和投资空间，当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之后，随着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FDI的效应开始减弱。地区政府为更好引资，结合地区发展需求，应选择性地引进发达国家投资，将有助于提升国内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水平，同时，国外资本有着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利于提升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第二，地区政府在为引进外资创造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应将国内企业纳入考量范围，合理政府税收安排为国内投资创造空间，激发企业的生产活力。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应加强科学技术的财政投入，为创新新型企业提供必要条件。第二，积极改善FDI流入的地区不平衡问题。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延伸区包括广西民族自治区、广东省、云南省和贵州省等相关城市，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广东拥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和相对完善的产业结构，能吸引更多的FDI，为此应该加强区域间的技术合作和合理分配产业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配套的服务设施和条件。
参考文献：
[1]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35-46.
[2]黄旭东，石蓉荣.“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和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GVAR模型的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8，37（03）：492 -508.
[3]郑月明，曾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FDI的区域差异分析[J].经济问题，2004（12）：23-25.
[4]杨祖义.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影响的Sys-GMM分析——基于省级行业动态面板数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8（08）：85-93+149.
[5]王冲，李雪松.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J/OL].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10[2019-03-07].
[6]胡飞.对外贸易、FDI对安徽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J].蚌埠学院学报，2018，7（06）：37-41.
[7]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
关键词：经济增长;FDI;产业结构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兴业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战略一直保持欢迎积极的态度。如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外商直接投资快速流入的阶段也是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利于我国提高劳动就业率、劳动生产力，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与此同时完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为中国带来各方面的发展。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开始，不断吸引着外国资本来华投资，并且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关于FDI的流入，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以省级和区域的研究。多数的研究显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特殊的贡献作用。
珠江-西江经济带位于中国南部，拥有超过5000万人的地区，包括广东省和广西人民自治区共11市，连通着香港、澳门、云南、贵州，连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东西部环境，资源等原因，珠江-西江经济带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区内经济增长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FDI与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延伸区内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看FDI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姚树洁等（2006）使用1978年-2004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FDI可以改善国内生产效率低下，有利于引进技术学习吸收促进国内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FDI不仅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且会对与东道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产生积极的作用，如黄旭东（2018）等采用1994年-2016年间的季度数据，对46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FDI和进出口等为“一带一路”区域的国家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然而FDI持续流入却因为各种人文、地理因素的原因在国内的不同区域存在配置不均衡问题导致加剧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郑月明等（2004）通过对比东中西部，发现由于我国在吸引FDI的政策性因素及区域所处的环境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和区域间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的FDI在区域上的分布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区域的经济增长。
从国内地区及区域的角度来看，FDI对区域内省市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杨祖义（2018）发现FDI对于东西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东部由于技术和资本条件较为成熟，作为高技术水平代表的FDI對推动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观，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金融条件等供给相对缺乏，加之该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FDI的流入不能很好地改善其产业结构。大部分的学者是肯定FDI可以为地区发展带来正向效应，但近年来的研究也发现FDI也存在着一些负向影响。王冲等（2019）采用系统GMM对长江经济带的10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表明FDI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着抑制性，金融发展的影响表现出现相反的效果，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FDI加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学者对于FDI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数量，而较少关注FDI其本身的质量问题。胡飞（2018）通过对安徽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FDI有助于对先进技术知识的消化吸收进而促进经济和增长模式的转变，反之，低质量的FDI不仅没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抑制其发展，无助于当地的发展。
通过对相关的文献梳理，FDI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都是能起到正向效应的，会因为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产生不同的结果。珠江-西江经济带因其既包含经济高速增长又包括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本文将采用面板数据将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以FDI为解释变量，实证研究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并进行综合评价。
三、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主要用于研究生产要素投入对产出的作用。本文将其作为理论模型，构建FDI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各地区生产函数写成：
其中，GRP表示地区生产总值，FDI表示国际投资，L表示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A表示影响地区生产总值的其他因数，例如，技术进步、地区经济政策调整和国际贸易情况波动等因素。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力和FDI的产出弹性系数。
将（1）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在（2）式的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得：
（3）
其中，i表示地市，t表示年份，GRP表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L表示劳动力投入量，用年末户籍人口数来衡量。FDI表示国外资本投入量，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来衡量。C表示国内资本投入量，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来衡量。R表示企业税负，以当年规模以上企业应交税费来衡量。S表示工业结构，用第二产业产值来衡量。SR表示产业结构偏离度，借鉴干春晖的方法。SA表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三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T表示技术进步，以科技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值来衡量。
基于数据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2003年-2016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延伸区共17个城市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年《广东统计年鉴》和《广西统计年鉴》。 1.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5.0软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珠江-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运用混合回归模型，通过F检验，拒绝原假设即个体效用不应忽略，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然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需要进行Hausman检验。经上述检验结果，不同时期下的三个回归方程都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上表结果可得，2003年-2016年珠江-西江经济带FDI的回归系数为0.0111，表明当FDI增长1%时会引起GDP增长0.0111%，说明在整个期间FDI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可以看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也是正值，表明产业机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显著效果。企业税负的系数为-0.0184，說明企业税负增加1%将导致经济增长降低0.0184%，这从侧面表明税收的会导致企业的活力下降进而降低经济增长，为此政府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既有利保证政府职能又能促进企业活力推动经济增长。劳动力投入量的系数为0.0522，说明劳动力投入量每增加1%，经济增长将提高0.0522%。工业结构的系数为0.7453，当工业产出增加1%，经济增长将增加0.7453%，说明第二产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内资本投入量的系数为-0.0418，表明FDI投资的增加对国内投资起到挤出作用。技术进步的系数为0.2158，政府科技支出投入增加会促进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利实现产学研相结合。
依据上表的结果，基于2003年-2009年实证结果的视角与2003-2016年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前期阶段，FDI增长1%，经济增长将增长0.0132%，FDI较于全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劳动力投入量的系数分别为0.1183和0.0416，均低于分别对应全时段的系数，表明在地区经济增长的初步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劳动力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会略低;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和技术进步，都高于分别对应全时段的系数，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在地区经济增长的初步阶段有更为突出的作用;特别是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先进技术的引入更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企业税负和国内投资的系数在不同时期均为负数，表明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始终存在并且验证税负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2003年-2016年的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FDI对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影响，得到的以下结论：FDI在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均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在FDI流入的初期，对经济增长产生均产生了积极作用，高于整个时段的影响水平。除此之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在地区经济增长的初步阶段有明显效果。
为了更好地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发展，第一，FDI流入初期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和投资空间，当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之后，随着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FDI的效应开始减弱。地区政府为更好引资，结合地区发展需求，应选择性地引进发达国家投资，将有助于提升国内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水平，同时，国外资本有着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利于提升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第二，地区政府在为引进外资创造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应将国内企业纳入考量范围，合理政府税收安排为国内投资创造空间，激发企业的生产活力。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应加强科学技术的财政投入，为创新新型企业提供必要条件。第二，积极改善FDI流入的地区不平衡问题。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延伸区包括广西民族自治区、广东省、云南省和贵州省等相关城市，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广东拥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和相对完善的产业结构，能吸引更多的FDI，为此应该加强区域间的技术合作和合理分配产业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配套的服务设施和条件。
参考文献：
[1]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35-46.
[2]黄旭东，石蓉荣.“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和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GVAR模型的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8，37（03）：492 -508.
[3]郑月明，曾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FDI的区域差异分析[J].经济问题，2004（12）：23-25.
[4]杨祖义.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影响的Sys-GMM分析——基于省级行业动态面板数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8（08）：85-93+149.
[5]王冲，李雪松.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J/OL].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10[2019-03-07].
[6]胡飞.对外贸易、FDI对安徽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J].蚌埠学院学报，2018，7（06）：37-41.
[7]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